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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的发展特征分析
来源:《地理学报》2022年第10期 作者: 孙俊 汤茂林 潘玉君 武友德 张晓梅 梁栩琪 郭玉珊 宋慧仙 和晓江 牛天有 刘浩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12-13


1 引言


地理学者是地理学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地理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对地理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并形成了几种主要研究范例:①传记研究,聚焦于地理学者的生平、成就、影响;②学术成就梳理,留意地理学者学术成就、影响的梳理与评价;③在学科史、思想史研究中揭示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科或者对人类主要思想如空间与地方思想的影响,并留意建构以地理学者为主线的学科谱系;④通过回忆录披露地理学者的学术生活、学术活动、社会活动等细节;⑤以编撰名录、辞典的方式尽量囊括对地理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信息;⑥讨论某一时期地理学者群体发展状况。

近年地理学史研究的传记转向、社会学转向,特别是地理学者研究“知识—权力”观念的引入,更加彰显了地理学者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多重意义。当前的研究由于多集中于杰出和著名地理学者,而且理论上过多倚重“知识—权力”分析,一方面不能全面反映地理学作为职业化学科的集体努力过程,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权力只能揭示地理学史的知识社会史意义。建构超越“great men”的地理学史书写范例,是重新理解地理学作为一门职业化学科的重要任务。

本文以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当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杰出和著名地理学者,“知识—权力”的分析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则因19121949年是中国地理学古代与近现代转型时期,地理学者发展反映的学科转型特征尚待揭示。文中的地理学者指任职于高等教学、研究机构,从事地理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学者,不包括其他类型人才。19121949年培养的地理学者1949年后仍引领着中国地理学发展,但其社会背景、学科体制、学科结构及相应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发生重要变化,故1949年后中国地理学者的发展应另文详论。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记录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数据的较重要资料有如下类型:①名录史料,如《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等;②传记,如《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等;③回忆录,如《现代中国地理科学家的足迹》等;④当代学者编撰的人物名录、辞典,如《中国现代地理科学人物辞典》等;⑤学科进展综述,其中有代表性进展学者信息,如《中国地理学研究》等;⑥史料汇编,如《中国高校地理学系概览(19121949)》等;⑦其他有地理学者信息的作品,如地理院所研究资料,当时设地理学系的国内高校校览、档案、院系报告,今人多样的研究成果等。最后一类资料虽相对零散,但有的资料尚为独见,仍具参考价值。上述资料除最后一类外,一般都涉及全国地理学者,只是因记录口径(如会员录只载某学会会员等)、学者识别标准(是否地理学者及是否知名地理学者)、记录时段等差异,记录的学者数多寡不一。

2.2 地理学者的识别及相关数据处理方法

基于前述资料,以19121949年事项为限,以如下方法进行地理学者识别:①今人研究及1949年前教育机构公布的教师名册中已明确为地理学者的,遵照之;②各类名录资料中身份不确的,通过查询相关人物信息,凡于地理学发展有明显贡献者均识别为地理学者,其他学科偶尔兼职地理教学者不归入;③临近1949年在国内外取得或正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已有任职或代表性论著发表者均纳入讨论范围。识别身份的资料包括获取的各类纸质、电子文献,以及全国报刊索引、文民国书库、堂近代报刊、大成故纸堆、百链、中华数字书苑等数据库。

基于以上方法,本文获得460位地理学者数据。此外,《地学杂志》刊载的部分中国地学会会员因信息极少,可能有少量地理学者未识别到。曾任职于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卞仲文、陈家杰、成荫、傅秉荣、黄乃仁、麦季球、钱炳寰、石之英、徐茂祥、俞叔垕、朱惠卿等,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录中永久会员或在高校中的普通会员李良骥、吴景东、关懿培、王作揖、侯来福、翟沛宗、蒋幼齐等,史地教育委员会曾教授经济地理的阎守成、杜鑑,因获取信息有限,存疑。

识别出的地理学者均包括姓名、生卒年、籍贯、主要贡献领域、教育经历、工作经历、各类计算起始年等数据。这些数据一般依据原始资料记载。其中,出生年有的是依据原始资料记载的任职时年龄推断而来。各类计算起始、结束年主要通过以下方式确定:①1912年前已有任职记录者,自1912年算起;②1912年后才有任职记录者,以其最早任职年份为起始年;③部分学者缺任职信息,参考与其共同学习、工作学者的任职起始年估测其任职起始年;④缺少任职参考信息学者,以其有研究性成果发表年为起始年;⑤确已任职,以上信息均缺但有出生年信息的学者,以其25岁时的年份为起始年(有详细数据的学者多25岁即开始工作);⑥19121949年间去世的学者,以去世年份为结束年;⑦外国地理学者以其在中国任职年限为断。

根据以上资料及方法,除国外留学只涉及部分学者外,其余涉及全部或绝大部分学者的数据均较为可观(表1),能够反映中国地理学者的发展过程和态势。需说明,少量年龄较大的学者,因无准确的生卒年信息,可能导致测算的19121949年中后期学者总数及各类比例略高于实际情况。


3 地理学者的来源与增长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在来源上可分舆地学者、外聘地理学者和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3种类型。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学习经历复杂,包括有交集关系的国内培养学者、留学培养学者和跨学科学者3类群体。

3.1 舆地学者及其选聘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地理学者群体由舆地学者为主转向现代学制培养的科学地理学者为主的时期。其中,舆地学者对地理学者发展的影响有两种情况:①部分年长已不参与教学、研究的学者,对地理学者培养和发展影响不明显;②部分由当时高等地理教学机构选聘的学者,不仅曾接受传统舆地教育,而且吸收新知,对地理学者培养和发展有贡献。

选聘指中国近代高等地理教育初兴期选聘具有一定地理学知识的人士担任地理教席。选聘学者对中国地理学者培养和发展影响有限。一方面,选聘而来的地理教员大多不具备发展新地理学的要求,有的任职短暂,其学科和学科人才培养贡献少见文献记载。如京师大学堂曾聘请的地理教员谭绍裳、江绍铨,其主要经历是政府职员。另一方面,选聘而来的教员有的年龄已高,有的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去世,不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群体。

3.2 外聘地理学者及其影响

外聘地理学者指聘请到国内任职的外国地理学者,一般从事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国高等地理教育近代化初期,外聘是地理教师主要来源之一。1906年清政府为改变高等学堂世界地理教习“向多求之外国”的现状,要求各省对世界地理“加意讲求,无得缺略”,可见当时高等地理教育对外国地理学者的依赖。

19121949年来华任职于高等地理教学机构的外国地理学者有11位,其中德国7位、美国2位、英国和奥地利各1位。英国罗士培(Percy Roxby19451947年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中国代表期间到多个高校宣讲新地理学,对中国地理学者发展也有影响。

外聘地理学者数量不多,但对中国地理学者的发展有重要影响。①部分外聘地理学者是中国高校地理学系创建者或系主任,相应地理学系的发展及人才培养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如德国克勒脱纳(Wilhelm Credner)、卞沙(Wolfgang Panzer),美国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达伟德(W. W. Davis)等。②外聘地理学者都是接受科学训练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任教有助于科学地理学观念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影响科学地理学者发展。③外聘地理学者是中国地理留学的重要推动者,对留学培养地理学者增长有明显影响。

3.3 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

3.3.1 国内培养地理学者 国内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主要来源于高校。从获得数据来看,19121949年不同高校至少培养了361位地理学者(同一人毕业于不同高校只计1人),占国内地理学者总数的80.40%。其中295毕业于设地理学系高校,占高校培养地理学者总数的81.72%(表2)。可见设地理学系高校是地理学主要人才培养基地,但未设地理学系高校对地理学人才培养也有明显贡献。

设地理学系高校的地理学者培养有如下特征:①办学历史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培养学者较多的高校除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外均有较长办学历史。②办学宗旨对地理学者培养影响显著,大部分学者出自以培养研究型人才和高校教师为宗旨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事实上也以培养研究型人才、高校教师为宗旨之一,其他为数众多但以培养中学师资为宗旨的师范学院对地理学者培养贡献不明显。③地理与地质、气象合系(偶与博物学合系)的高校多分布在综合性大学,培养地理学者最多;与历史学(前期也包括国文)合系且常常分布于师范学院的高校除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外对地理学者培养贡献不明显。④办学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相对来说综合性高校办学条件优越,师范类高校除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外均存在严重办学条件限制。此外,设立地理研究所并进行地理学研究生教育的4所高校对地理学者培养均有重要贡献。19401949年地理学研究生清华大学(含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学籍)培养7名,中央大学培养约10名,浙江大学至少培养20名。东北大学培养了约11位史地学生但部分学生偏重史学。

3.3.2 留学培养地理学者 留学是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重要培养方式,至少有176位地理学者曾在国外留学。地理留学生有数量多、任职较早、取得学位较高、学术观念更新迅速等特征,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影响显著。地理学者的留学培养可分3个阶段(表3):①1926年前的初步留学期,留学生数量较少,以留学日本、美国为主,部分学生取得学位较低。②19261940年的留学繁荣期,留学生数量较多,留学国家转向英、美、法、德4国,取得的学位主要是硕士和博士。这一时期地理留学生数量较多,除名额有限的各类官费留学和教会大学选派留学学生外,自费留学生也当占有一定比例。地理留学的繁荣与杰出学者推动有关,、朱家骅等在这一时期力倡地理留学且颇有成效。③19411949年的留学持续发展期,虽受战争影响部分留学项目暂停,留学人数有所减少,但地理留学仍受重视,留学生数量可观。这一时期留学国家集中于美、英两国,取得学位主要是硕士和博士。

3.3.3 跨学科学者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中,约150位学者接受地质、气象、生物、历史等学科的训练,但对地理学有显著贡献,应视为地理学者。其中,毕业于国内未设地理学教学科研机构的82占获得国内教育数据学者总数的22.72%。当时中国地理学多跨学科学者与中国地理学发展状况有关。

首先,中国地理学亲缘学科地质、生物、气象等近代化比地理学早,这些学科的部分学者不仅进行地理研究,而且力倡发展地理学,如丁文江、翁文灏、等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丁文江主持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被誉为“中国自然地理学之发祥地”。其次,中国地理学体制化初期既因人才缺乏,也与杰出跨学科学者影响有关,高校地理学时常与历史、地质、气象等合系,独立的地理学系也依赖同校亲缘学系师资和设备。例如,主张设置融合多学科的地学系[74],涉及多个高校的“史地学派”与有密切关系。再次,当时中国地理学某些领域尚未健全,这些领域的工作多由其他学科学者完成,动物地理、土壤地理尤为典型。最后,当时中国地理研究尚依赖亲缘学科的工作基础,有学者称没有亲缘学科的工作地理研究“无独立发展之可能”。

3.4 地理学者的增长过程

从获取数据来看,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数量持续增长,其过程可分4个阶段(图1):①19121927年波动增长期,地理学者数由33人增长至100人,年均增长4.2人,但年增长数和增长率波动明显;②19281939年持续增长期,地理学者数增长至262人,年增长数和增长率相对稳定,年均增长13.5人;③19401941年急速增长期,两年增长67人,年均增长33.5人,但增长不稳定;④19421949年放缓增长期,年增长数和增长率逐步降低,但仍保持良好态势,年均增长10.2人,至1949年有421位地理学者。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的数量增长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教学与研究机构发展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教学与研究机构发展对地理学者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①不仅聘请大量地理学者,而且为其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②培养地理学者,增强地理学者发展可持续性。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的教学机构主要是高校地理学系;研究机构在1940年前主要是高校地理学系中的研究所或部,1940年后是中国地理研究所。其中,对地理学者发展具有双重影响的是高校地理学系,而且如上地理学者数量增长过程与高校地理学系数量增长过程有一定对应关系。不过,19401941年中国地理学者数量的急速增长应主要与中国地理研究所设立有关。

1940年前后,中国新增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及其师范学院等4个史地系,其聘请王庸、陶绍渊、姚公书、叶粟如、郑励俭、余俊生、沈汝生等地理学者,只有叶粟如似1941年才参加工作,其他6人已有履职经历。反观中国地理研究所,19401942年学者数由40余位增至60余位,有首次任职记录且任职于该所的就有刘培桐、孙承烈、陈永龄等10余人。19401941年中国地理学者的急速增长,应主要与中国地理研究所的设立及学者聘请有关。


4 中国地理学者的结构及其变化


4.1 学科结构、领域结构及其变化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的学科结构、领域结构表现为数量结构上相对失衡但失衡程度趋于降低,以及培养上自然地理学者强化的态势。数量结构上,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以自然地理、人文—经济地理、区域地理为主,历史地理、地图与测绘、普通地理也有一定数量学者(图2a)。同时,自然地理、人文—经济地理的不同领域学者数量差异明显。自然地理确定的数据中气象气候76人,地质地貌47人,土壤、水利、植物、海洋、水文、生态环境等1~20人(图2b)。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大多涉及多个领域,以能够区分主要领域的74位学者而论,农业地理25人,政治军事地理13人,边疆地理9人,其他领域1~5人(图2c)。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学科分布发生了两次结构性变化(图3):①19121919年,历史地理学者最多,次之为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学者,其他学科学者不多;②19201929年,自然地理学者最多,次之为人文—经济地理、区域地理和历史地理学者,且后3个学科学者数差距不大;③19301949年,地理学者数由自然地理、人文—经济地理、区域地理、历史地理、地图与测绘、普通地理、地理教学渐次降低,且差距扩大。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学科分布的结构性变化与当时地理学者的来源和培养有关。19121919年中国地理学者主要来源于可归为历史地理的舆地学者和多自然地理学者的现代学制培养跨学科学者。19201929年初兴的中国高等地理教育培养了一定数量自然地理、人文—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学者(图3),中国地理学者的学科结构较为平衡。1929年后,中国高等地理教育体系形成,但在人才培养上有侧重自然地理的倾向。

当时中国地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地理学发展应奠基于自然地理学进步基础之上,甚至认为地理学即自然地理学,高等地理教育也“倾向于强化其科学基础,关注科学训练”,人文—经济地理,甚至当时作为地理研究最高形式的区域地理及其人才培养则被弱化。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也使自然地理人才培养更受重视。1929年后,综合性大学地理学系多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并有学者表示当时中国最缺乏“能作实地工作”的地理学者。应用型人才培养本涉及多个地理学学科和领域,但由于当时重要地理学系多地理、地质、气象合系,加之强化地理学“科学基础”的需要,人才培养特别是地理留学多侧重自然方面,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然地理学者培养。尽管如此,1929年后中国高等地理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地理留学培养了地理学主要学科为数可观的学者,使中国地理学主要学科人才基础得以构筑。

4.2 缘结构及其变化

19121949年既是中国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群体的形成时期,又是中国地理学者学缘结构复杂化的时期。在国内,对地理学者增长有贡献的设地理学系高校不断增多(表2),且有11所高校地理学长期与其他学科合系,使中国地理学者在高校与其他学科学者学缘关系日益紧密。未设地理学系高校如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对地理学者培养贡献良多,也表明地理学者与其亲缘学科存在紧密联系。

国际层面上,聘请外国地理学者和派遣留学生,均促进了中国地理学者与外国地理学者的联系。就涉及学者众多的地理留学学者来说,中国地理学者的国际学缘关系持续复杂化。中国地理学者留学国家及其高校除战争时期外不断增多(表3),涉及12国约70所高校,可见当时地理留学分布的留学国家及其地理学高校均较广泛。

4.3 地域结构及其变化

地域分布不均是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发展的总体空间特征。从确定的籍贯数据来看,以当前的政区而论当时中国地理学者的分布可分4类区域(表4):①江苏、浙江、河北、安徽、广东5个沿海省区是集中分布区,60.55%的学者分布在这些省区;②上海、福建、山东3个沿海省市区和河南、湖南、湖北、江西4个中部省区是较多分布区,28.14%的学者分布在这些省市区;③辽宁、吉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12个省市区是较少分布区,只有10.05%的学者分布在这些省市区;④其他7个省区及港澳台地区无地理学者分布。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的地域分布结构存在明显变化过程。19121929年地理学者分布集中于江苏、浙江、湖北、河北等省区,且与其他有地理学者的省区学者数差距不大。这与当时地理学者少,地理人才培养机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沪江大学分布较为分散,以及选聘学者来源广泛等因素有关。1929年后,中国高等地理教育体系形成并影响地理留学,高等地理教育机构创办地集中分布于北京、南京、广州、上海、杭州,且生源地集中于高校周围区域等因素,使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河南等省区地理学者数迅速增长,福建、湖南、上海等省市区也有一定数量地理学者增长,其他地区地理学者数则增长缓慢或没有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自1931东北大学迁办北京19371945年有13个设地理学系高校西迁陕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甘肃等省市区,理论上说对西部地区地理学者数增长应有贡献。但从1938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和19391946年浙江大学史地系、史地部学生籍贯数据来看,设地理学系高校西迁后地理学系招生格局可能未发生根本变化,西部地区学生数量仍然有限,导致地理学者分布格局未随设地理学系高校的西迁而变化。西部地区的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虽培养了一定数量地理学者,但查阅获取的数据相关学者多是东中部地区籍贯。

4.4 年龄结构及其变化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年龄结构不断中青年化(图4)。具体表现在:①数量上,50岁以上3个年龄段学者数量变化不大;41~50岁的两个年龄段学者数分别在1935年后、1940年后明显增长;40岁及以下的3个年龄段学者数变化最大,由低年龄段至高年龄段分别在1920年后、1925年后、1930年后迅速增长,但30岁及以下学者数1945年后快速降低(图4a)。②若以40岁及以下为青年学者,41~55岁为中年学者,55岁以上为年长学者,则年长学者比例总体上持续降低,由1912年的45.83%降至1945年的3.41%1949年又略有回升;中年学者比例经历了19121920年、19211935年、19361949年的“上升—降低—上升”过程;青年学者比例1940年前持续上升,1940年后持续降低,但始终在54.17%以上(图4b)。至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形成相对合理的年龄结构。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不同年龄段数量及年龄结构变化,与当时地理学者来源、培养和年龄自然变化均有关系。1920年前,中国地理学者主要来源于舆地学者和早期留学学者,年长学者占较高比例。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高校已培养并聘请了部分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青年学者逐渐成为高校地理学系聘请主要来源。此后,中国高校特别是综合性高校地理学系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地理留学也持续发展,高校地理学系和中国地理研究所聘请的地理学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20世纪40年代聘请的青年地理学者人数仍然持续增长,但此前聘请的部分青年地理学者已步入中年,使得1940年后中年学者数量和比例都快速提升。同时,早期聘请的部分中年学者进入年长学者行列,导致年长学者比例在1945年后有上升趋势。

4.5 性别结构及其变化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性别结构具有如下特征(图5):①数量上,女性学者只有20位左右,占地理学者比例最高是1949年的4.81%。②1925年前中国可能没有女性地理学者,1925刘恩兰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并执教后,中国女性地理学者数持续增长,且女性地理学者占地理学者总数比例有上升态势。③中国女性地理学者发展过程可分两个阶段。19251940年,中国女性地理学者数量增长缓慢,占地理学者总数的比例曾有下降过程;1940年后,中国女性地理学者数量增长较快,占地理学者总数的比例有明显增长但有波动。


5 结语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①学者数量持续增长,至1949年已有为数可观的地理学者群体;②学者来源不断多样化,现代学制培养学者逐渐成为主导性群体,且是持续发展的群体;③地理学者学科与领域结构、学缘结构、地域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虽有失衡特征,但失衡程度趋于降低,且年龄结构已趋合理。这些方面的进步,一方面使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主体由舆地学者转换为现代学制培养的科学地理学者,另一方面使中国科学地理学初步具备了独立发展的人才条件。

本文因篇幅原因未详细讨论中国地理学者发展及其各方面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但可以肯定,高校地理学系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创设和发展对地理学者发展有深刻影响,其中的高校地理学系尤其具有多重影响:①为地理学者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既聘请地理学者,又培养地理学者;②使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持续增长并改变地理学者来源结构,有利于进一步促成中国地理学传统和知识体系的转变;③地理学系受科学观念及学系的办学史、宗旨、条件等因素影响,不同地理学系对地理学者培养的贡献差异明显,且影响着地理学者学科与领域结构、学缘结构、地域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

在中国地理学者发展过程中,杰出地理学者的影响是明显的,以为代表的杰出地理学家不仅从事地理研究,而且通过创办地理机构,倡导地理留学,从事地理教育等方式推动地理学人才培养。早期选聘的舆地学者和外聘地理学者对中国地理学者培养也有影响,大量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则在20世纪20年代后成为高等地理教育最主要的参与者。此外,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中为数众多的跨学科学者表明,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的来源并不遵循单一的学科培养模式。总之,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奠定中国科学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人才基础的同时,表征着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转型。



(本文原刊《地理学报2022年第1026682682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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