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尚未在中国占据较大比重的时代，城市因容纳各级地方行政官署和相对密集的人口，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治统合与军事控驭功能上；同时，城市的设置是区域开发的结果，城市本身承担着地区物资集散和自身消费的需要，也发挥着商贸市场功能。因此，中国城市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城市规划布局传达了国家的制度，城市景观显现了传统的礼法观念。可以说，人类历史的进程、动力和文化的载体主要是由城市文明来体现。

城市作为地球表面的一种地理现象主要有两个层面的特征：一个是位置和分布的特征，另一个是城市内部地域差异与功能结构的特征。城市用具体的空间结构来贮存并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因此用地图描绘城市较之文字记述更为细腻、形象，更具感受力。古地图上的城市，基于城市的位置与分布的第一特征，适于用小比例尺度形象画法的地图来表现某一区域内不同功能、等级的城市（镇）的位置和分布，将若干城市（镇）放在相对广阔的地域空间中作为“点”和组群来探究城市（镇）之间如何配置及其相互关系；基于城市内部地域差异与功能结构的第二特征，则适合用大比例尺的城市地图，一般不小于万分之一比例尺，将城市本身（主要是建成区）看作一个“面”的空间区域来分析城市的选址、城市平面布局凸显的形制、空间功能结构及土地利用方式。由此，传达出历代国家制度对城市形制的约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城市形态的影响。所以，不同历史时期绘制的城市地图能够传递出历史发展的层理，映照出社会迈进的脚步。

传统形象画法的地图与大比例尺实测地图在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古地图，主要指用传统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绘制的舆图，着重描绘城市、山川、道路，不强调准确的位置或精确的坐标，而是突出地物的方位，表现相对位置关系；强调界限，反映制度和形态。如：城墙、宫殿、园林、街巷、沟渠、桥梁、衙署、宅院、井泉、市场、作坊、商铺、寺庙、墓地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各类场所的布局配置。实测城市地图，即根据实地测量绘制的地图，强调方位、地形、地物的准确位置以及建筑物的面积。1840年以后中国城市被迫向外国势力开埠，划定租界及外国人居住区，需要准确量算城市内租借地的丈尺面积，从而推动了实测城市地图的问世。本文通过古地图和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的实例比较，谈谈古地图怎样展现城市，又如何用古地图研究城市历史地理。

一、传统古地图显示城市的组群关系

明朝，在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辖域内设置省会、府、州、县等各级地方行政治所城市，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由当地世袭官员管辖的军民府、宣慰司、宣抚司等治所亦可归类于城市；在沿海、边地和长城沿线还设有数量众多的都司、卫、所等军事建制的边城，其功能以军事守御为重，部分兼有地区物产交换之功能，清朝立国以后将这些边城尽数纳入府、厅、州、县体制，成为新的地方建制城市。清朝建立之初，基本上沿用明朝留下的京城和各级地方行政治所城市，在保持城市传统格局和礼制建筑的同时，废除了代表明代藩王制度的王府，而融入了满族自关外带来的八旗驻防制度，对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布局。这一历史现象在京城内和部分八旗驻防城内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王朝时期，城市工商业获得发展机遇的只是在京城和极少数省府城市，大多数地方城市仍处于缓慢的行政机制运转之中，工商业功能很弱小。城市形态和功能基本定型于政治军事性质的城市，注重规整的城市布局和完善的城市防御能力，这构成了中国城市的传统景观特征。

随着清朝康熙以后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各地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历经康、雍、乾三朝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和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建立了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土地垦辟、人口增殖和区域开发以大批新的建制城市（府、厅、州、县）的出现为代表，并且由官府绘制成地图的形式加以确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皇帝命纂修《大清一统志》，谕旨称：“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几万之余，朕将亲览。”《大清一统志》所附各省地图皆由各地方官绘制，造送兵部，以备披览。康熙皇帝对地图的绘制要求甚严，经其亲览后，“发现或一省有大图而无小图，或一省有里数程途而无疆界，或一省有疆界而无里数程途，各省皆不一例”，于是谕大学士等称“各省舆图载入《一统志》事殊重要”，遂退回各省按照统一的凡例重新绘制后造送。康熙朝由各省地方官绘制呈送的《大清一统志》舆图一式两份，一份收贮在中央朝廷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另一份贮藏在内阁大库。目前，这批舆图分别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其种类包括长城以内15直省的通省地舆全图、全省道里总图、各府舆图和各直隶州图。康熙《大清一统志》舆图均采用传统的平立面结合形象画法，用青绿山水画表现立面形象的山峦，以红线表示道路，以近似实际形状的立面城垣描绘治所城市，注记城市因地形高下所导致的主要街道建筑面向的方位，兼及治所城市至四个方向的陆路里程，为我们分析城市位置和分布特征提供了鲜活的图像资料。由于无论全省舆图或分府图、直隶州图均以府城或直隶州城为中心，表现所辖境内的属州州治、属县县治、驿镇等一组城市（镇）群，为我们结合文字资料探究各级城镇之间如何配置及其相互关联提供了便利条件。试举一例如下：

《曲靖府图》（图1），属于康熙二十五年诏谕纂修《大清一统志》后云南巡抚呈送的《云南地舆全图》之一幅，绢本彩绘，纵46.6厘米，横25.8厘米，保存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云南地舆全图》按全省19府分绘，计《镇沅府图》《景东府图》《开化府图》《永北府图》《永昌府图》《蒙化府图》《元江府图》《鹤庆府图》《丽江府图》《云南府图》《武定府图》《曲靖府图》《澄江府图》《广南府图》《楚雄府图》《顺宁府图》《大理府图》《临安府图》《姚安府图》共19幅，每幅地图后附《图说》，用硬纸裱装成经折装，共两册。《图说》叙事年代止于康熙朝。其中，《曲靖府图》图内平彝县注记：“平彝县旧为平彝卫，康熙二十七年裁卫并南宁，三十四年改平彝县，并亦佐县入焉。”据此推知，《云南地舆全图》应绘制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后，不晚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传教士测绘带经纬度数《云南全省图》送达热河行宫之前。

将区域内高等级建制治所城市画在地图中央是中国古代绘制府州县地图的传统，在《曲靖府图》中曲靖军民府城（今曲靖麒麟区）就位于地图的中心。康熙时，曲靖军民府领5州2县（南宁县为府城之附郭县），辖境地处滇东高原，南盘江的支流交水、八达河、块泽河以及北流的车洪江，将高原切割成一百多个呈串珠状的断陷湖盆或冲积坝子，既相对独立，适于耕种，又有水陆道路相连，为州县治所城提供了选址的条件。《曲靖府图》上标绘的“马龙州城”（今马龙县）、“寻甸州城”（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陆凉州城”（今陆良县）、“罗平州城”（今罗平县）、“沾益州城”（今沾益区）、“平彝县城”（今富源县），就分别选址建在沿着河川的平坝里。受地形与河川的约限，这些城市的建筑轴线并不都是面向正南，如：马龙州城，城北有伯刻山，西北有多罗山，城南有杨磨山，唯东北低平，故图内注记“城向东北”；寻甸州城，月狐山在城西北，雨隐毒山在州西，牛栏江流经州东南，故图内注记“城向东南”；沾益州城，背山面河，交水（南盘江）来自城北，东南流绕城而南，州西有石山如龙，西南地势高，故图内注记“城向东北”；罗平州城，楼阁山、白蜡山位于州北，州西八部山罗峰多奇状，九龙河由西向东北汇入块泽河，淤积出罗平坝子，故图内注记“城向东北”。曲靖军民府城、陆凉州城皆处在滇东较宽阔的平坝内，可以遵循古代官式建筑坐北朝南的传统，故图内皆注记“城向南”。平彝县城，原明代平彝卫城址，地处贵州入滇通道，城北皆山，图内亦注记“城向南”。此外，《曲靖府图》上还标绘了“陆凉旧城”“旧沾益城”“旧亦佐县”“旧越州卫”“旧马隆所”“旧木密所”等城址和道路沿途驿镇的分布、形制。青绿山水画法的《曲靖府图》色彩斑斓绚丽，注记详确，一览便知云南曲靖府辖境内府城、州城、县城所处的山川地理环境，城市如何选址，以及道路通联的方向里程，反映了滇东区域的城市组群。

二、旧实测地图体现城市的发展

中国王朝晚期，便利的水陆交通吸引着城市人口的增长、集聚和城市商业活动的增强，城市建设开始突破了城墙的约限。清朝的城市或者在城门外普遍形成了关厢，或者依托旧城而拓建新城，这一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在实测城市平面图上可获得较之文字记述更为真切的体现。实测城市地图的特点是几乎全部用符号表示地图上的地物，用斑块显示街道、河渠、桥梁和各类建筑物的位置、面积，距离相对准确，使用方位标和比例尺；最初以晕滃法，继之以晕渲法，以后普遍用等高线法表现地形；图上表现的城市内容增加，已建成和未建地段区别明显。

例如，望都县城（图2），位于河北省保定与石家庄之间，地处华北冲积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代形成的南北交通干道由南、北门街直穿县城，在南门和北门外逐渐集聚商铺、市廛形成关厢。本应方形的城垣，因受九龙河侧蚀，使得东北城墙内缩。由于保定位于望都县城东北，联系的道路受方位影响，造成北关外的关厢建筑向东延伸而没有直北发展，即今望都县城铁柏路两侧平房区。

大名县城（图3），地处华北冲积平原，卫河流过县城东南，在县城南门形成码头。受卫河水运吸引，大名县城南门和东门外形成两片建筑面积比较大的关厢，北门、西门外的关厢建筑则比较稀少。南关外的南街是大名县城的商号集中的区域，据民国《大名县志》记载，曾有大名总盐店、银行、银号、洋货庄、洋布庄、药店、煤店等几十号商铺。

（图4），今山东济宁市，地处洸河、泗水汇入南北大运河的水运交通节点。运河绕过济宁城南，有6座分水节制闸，漕船往来，物资中转，与运河管理、运输、税收相关的机构集中在南关外。南关街巷密布，从“税课街”“枣店街”“纸坊街”“打铜巷”“棺材巷”“竹竿巷”“果子巷”等名称即可反映诸多商业、手工业店铺皆落户南关。

上述城市因受水路、陆路交通区位影响，在某个方向的城门外发展出关厢建成区，如果仅凭文字记述而没有城市地图来显示，很难清晰地表现。

另一方面，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城市，开始在中国城市内设置由外国人直接管理的租界。以后，随着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1887年中法《界务专条》，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8年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等条约的签订，又迫使清政府陆续开放天津、南京、镇江、九江、芜湖、汉口、牛庄（后改营口）、芝罘（烟台）、汕头、琼州、台南、淡水、宜昌、温州、沙市、重庆、龙州、蒙自、青岛、大连、威海卫、喀什噶尔、恰克图、亚东等70余座城市为开埠通商口岸城市。这些根据条约规定开放的口岸商埠城市，或者改变了原有中国城市的功能、规模、形态和传统风貌，在中国传统旧城内部或城市边缘产生了一个独具外国特色和治外法权的功能性社区，在形态与管理方式上完全有别于传统中国旧城；或者形成全新的商业性城镇，打破了原有按地方行政建制级序建立的中国城市体系。开埠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给清代中国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社会性质逐步演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政管理和外来文化也被引入开埠通商口岸城市，使中国城市开始迈入近代化历程。

清朝末年，眼见着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政府开放数十座通商口岸城市而攫取了大量资源和财富，清政府在国库空虚、政治统治危机四伏的情势下，宣布中国自行开放若干通商口岸，允许各国商民任便往来，租地设栈，与中国商人一体居住贸易，以辟利源。这类通商口岸城市有别于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约开口岸城市”而称作“自开口岸城市”。从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宣布自开广东香山县拱北商埠，至宣统末年清朝被推翻，自开口岸城市陆续有吴淞、岳州、秦皇岛、三都澳、南宁、武昌、济南、潍县、周村、下关、海州、昆明、湘潭、常德、彰德、洛阳、葫芦岛等。以上具有城市功能形态的商业城镇，至20世纪前半叶已经超过百数，几乎覆盖全国的各个角落，其中不乏外国人为之绘制的城市图。中国古代王朝时期尚未出现对城市建筑土地利用的租让或买卖问题，因此并不太需要准确描绘城市地域的地图。但是，自从外国列强叩开中国的国门，许多中国城市被迫对外开埠、划定外国租界。外国人在与中国政府谈判筹划租界以及租界草创之际，为了设立租界和外国人居住区，营造商会、工厂、码头、货栈、火车站等近代城市功能建筑，需要精确量算开埠城市租界的地籍，用绘制准确的标明建筑面积与地界的实测城市地图作为依据，与中国政府谈判，对地块的选择、地价的标准讨价还价。外国人由此开始在中国城市内测量绘制城市地籍图，采用实测投影控制地图编绘的方法也在中国陆续传播开来。清朝晚期涌现出采用投影实测法绘制的城市地图，无论是用外文还是中文，逐步取代了形象画法的传统城市舆图。中国城市开埠以后，以及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市街道、给排水、电力、交通和各类功能区的规划也更需要大比例尺的实测城市地图来支撑。而这些近代城市图的出现，又首先伴随着外国人在中国城市内的实地测量与绘图的实施。外国人绘制的城市图从沿海逐步深入中国内地，进而影响了中国人自己的城市地图编制。

外国人实测绘制的城市平面图突显了外国租界商埠与传统中国老城的位置关系，开埠城市与传统老城在城市选址、城市形态和功能结构上呈现出极大差异。上述近代城市的类型差异和空间变化只有通过城市平面图才能更直接地表现出来，外国人测绘的城市地图也恰恰能够清晰地反映中国城市迈入近代化的这一历史过程。以下试举数例：

一是镇江府城与英租界。咸丰八年（1858）中英签订《天津条约》，增开镇江为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1861）议定将镇江城西，东自镇屏山街，西至小码头，南起银山门外，北至长江边道路的地区划为英国租界。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的纸本墨印1861年《镇江英租界中国官方平面图》（图5），纵26厘米，横50厘米，中文注记，附英文翻译，显示了镇江英租界四至，以及租界内的道路与土地量算。图内注记：“山下地基逐块分别量明，除镇屏山同江边公路不算外，共计步官弓一百三十亩四分七厘三毫八丝，合领事洋尺九十五亩二分四厘之数相符。以步官弓一亩三分七厘为洋尺一亩，步官弓一亩为洋尺七分三厘，合并签明。”英租界选址在镇江老城西北江南运河口与运粮河口夹持的云台山、银山脚下。昔日云台山向北逼临大江，曾是古代著名的西津渡，江水受山崖阻挡形成深水港湾，适宜建设码头。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正是看中云台山—银山东麓的地理条件，辟租界，筑码头，造货栈，规划道路，营建银行、商馆、饭店。英国领事馆则建于云台山东侧高爽的台地，即今镇江博物馆。1903年4月，英国军事情报科编绘的《镇江城及周边地区图》（CHINKIANG CITY AND ENVIRONS，图6），石印本，纵28厘米，横40厘米，比例尺约1∶19200，清晰地描绘了山地、江河、码头、稻田，用粉红色线条区别了外国人重新整修过的道路和原有道路，反映了镇江府城、英租界与扬子江的空间关系。

二是九江府城与英租界。根据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九江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1861）签订《九江租地约》，划定九江府城西门外，自龙开河口向东，至狮子口西侧十三丈止，为英国租界。1904年1月，艾克赫夫（E. W. Eickhoff）绘制《九江平面图》（图7），纸本色印，用晕滃法表示地形，有图例，比例尺1厘米合75码，纵44厘米，横54厘米，表现了九江开埠后设立英国租界的扬子江码头、规划过的街道，反映了山丘、长江、龙开河口、九江府城、水塘与租界的位置关系。英租界所在地曾是长江靠岸沙洲，龙开河口旧称“湓浦港”，自明代以来一直是江船避风泊地。龙开河口东侧的沙洲受长江江流冲刷侵蚀，逐渐淘深，正适合选建现代港口码头。当年英国人正是看中这一有利的地貌条件，修建了港口码头、仓库、洋行，划为租界，租界内的十字形街道显然是经过规划的。

三是芜湖城与外国人居留地。光绪二年（1876），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芜湖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划定芜湖城北陶家沟至弋矶山麓沿江一带作为英国专管租界。但是由于宿（松）、太（湖）木商帮的木材堆积难迁，租界的建设不顺。1902年，在英国要求下签订《芜湖租界租地章程》，芜湖不设外国专管租界，辟为各国公共通商场，不过规定外国人享有永久租地权。芜湖租界地的划定着眼于弋矶山以南沙洲东侧已经靠岸成陆，西侧濒临长江主航道，受江水侧蚀淘深，适于修建港口码头。

1904年的英文《芜湖城市及周围环境图》（图8）系根据1902年中英签订的《芜湖租界租地章程》由外国制图师绘制，纸本彩印，用晕滃法表示地形，纵33.6厘米，横39.6厘米，表现了青弋江口的芜湖老城、十里长街、长江码头的街道规划。图上用粉色显示陶家沟以北至弋矶山之间新的外国人居留地，沿江7个黑色标记用以表示日本三井船业、英国怡和、英商太古轮船、扬子江轮船、德国商会等公司的储货船位；另外，还用数字标记了道台衙门、英国领事馆、天主教耶稣会、美以美教会等。虽然新的外国人居留地还未建成，其与芜湖老城的位置关系已经清楚地画在地图上了。

传统形象画法的城市鸟瞰图虽然也能够通过不同样式建筑物的形态反映城市内部的功能分异，不过与近代通过实地测量绘制的城市图相比，还是后者更能够突显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城市建筑空间的拓展与街道布局的变化。

三、“双城记”——两类城市古旧地图功效的比较

正是在搜集、整理城市专题古地图的工作中，促使笔者不断思考如何利用那些来自传统绘画笔法或测绘之手的城市古旧地图进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接下来，笔者以“双城记”为例，分析传统形象画法和实测绘制的两类城市古旧地图对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功效。

前文已经谈过表现中国城市的古旧地图按绘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这两类城市地图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图上的内容都有较大差别。中国古代用传统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绘制的城市舆图的特点是：突出与官方行政管理相关联的重要建筑物，如官衙、坛庙、仓场、街市等，不讲求图上地物的精确位置、相互距离和比例。凭借传统形象画法的城市地图虽然难以准确量算城市建成区，却能够直观地反映城市外部形态和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配置，使我们能够分析城市的功能分区，尤其是城市鸟瞰图留给人们的印象则更为清晰。这一层面，依据实地测量用符号法绘制的城市地图是难以体察的。

在中国一些地方城市中存在着“双城”现象，即一座城市的内部或外围被江河分隔为用桥渡维系着的两座分别筑有城垣的城镇，其中一座是政治性治所城池，另一座是商业市镇，二者功能不同，却共同组成一个城市整体。对于我们称为“双城记”的这类城市，唯有用形象画法的传统城市舆图，才能够呈现这类城市地域的功能分化，运用历史地理学分析其产生的时代，以及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出现这一城市类型。

明万历四十年（1612），赵秉忠曾编撰《江西舆地图说》一书，采用一图一说的形式，涵盖了江西全省13府1州77县（含附郭县），有彩绘残本和万历四十五年（1617）陈于廷刻本传世。明末出现的彩绘本无图说册叶装《江西全省府县分图》，方位上北下南，每座城市内的功能性建筑均详细标记；清朝则有不止一套彩绘摹本传世并流传到海外，亦仅有地图而无图说。两相比对，清朝摹绘本的方位改为上南下北，图上的注记内容趋于减略。由于彩绘本地图用平立面结合的传统形象画法表现江西府县城池，“双城”现象跃然图上。现以明末彩绘本、清雍正年间彩绘摹本瑞州府高安县及南安府大庾县、上高县、崇仁县共4座双城图为例，与民国年间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编制的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石印本的大庾县、崇仁县、高安县3幅地形图进行比对，从而分析古地图上反映的江西省的双城实例。

1.瑞州府高安县城与南城市河街

高安县城是瑞州府的附郭县，今江西高安市筠阳镇，城址选建在锦江北岸山麓，所谓“负凤山，面锦水”。锦水又名蜀江，今名锦江、筠江。明万历年间彩绘本《瑞州府高安县图》（图9），方位上北下南，描绘锦水北岸的府治北城与水南的南城，两城均筑城垣。图上北城内西北隅标画的“碧落山”即凤山；“瑞州府”衙位于凤山南麓，南唐保大十年（952）刺史王颜始建，宋、元年间屡遭兵燹，明朝正德间郡守邝璠因旧址复建城垣，今大观楼即府衙谯楼；“瑞州府”“布政司”“察院”“府学”“城隍庙”“瑞丰仓”等集中在城内偏西；“高安县”署在府治东1里，隔“进龙池”（今凤凰湖）相望，与“儒学”同处城内东北隅。清雍正年间彩绘摹本《瑞州府图》（图10），方位上南下北，内容简略而且有错字。图上北城西北隅标“毕露山”，系“碧落山”谐音字误；“龙池”脱“进”字；“都司”为清朝绿营领兵官，显然已经改用清朝机构的称谓；北城集中了瑞州府县各类衙署，其功能完全属于军政控守性质；南北两城通过锦水上的两座桥梁相连，西为“浮桥”，东建“石桥”；南城内标记“按察司”“玄妙观”。清雍正年间彩绘摹本《瑞州府图》因避康熙皇帝名讳，改“玄妙观”为“元妙观”，画有“市河”“莲花池”。市河，据正德《瑞州府志》卷二记载：正德八年（1513），瑞州“府既通市河，作石闸引蜀江水自龙化桥入南城，横石桥三，以时蓄泄，贯南城而出，复入锦江”。“市河”必因有市街而得名，“玄妙观”常是江南各地居民聚会、买卖、观戏之所，所以南城主要集中了民宅、商业手工业坊铺，形成商业买卖为主的街市。北城与南城之间由锦水上的两座桥梁相连，因南北二城均修筑城垣，故使瑞州府高安县形成双城形态。

1934年印制的实测《高安县地图》（图11），方位上北下南，显示锦江江水东流，受凤山高地顶托，冲刷北岸，所以北城的南城墙作为长堤阻挡水流始终维修不废；而南岸城墙已然消失，堆积出滩地，明代在南城内开挖市河也正是因为南城处于平缓易于行水的地形。实测地形图难以体现出江西瑞州府高安县北城属于政治军事功能性城市、南城属于商业性市河街镇的双城地域功能分化结构。

2.南安府大庾县城与横浦驿城

大庾县城属于江西南安府的附郭县，今为江西省大余县。城址四面皆山，南濒章江，跨章江即南入广东之大庾岭路。大庾故城在县城西南，西汉时南粤王反叛，武帝遣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复通大庾岭路，筑城于此。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置大庾县，治东山脚下。北宋淳化二年（991）置南安军，始移筑今县治。章江，又名横浦，出县西北聂都山，蜿蜒而东流至大庾县城南，受东山所阻，向东北回转形成湾流，旋又为狮子山所阻，复转而南流。宋南安军城垣因章江之势而呈圆弧形。元朝时章江水大改流，从西门入、东门出，直穿城中，遂形成一水中分、双城对峙的格局。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水北岸改筑新城，不久倾圮。至正十二年（1352），再修新城，次年甃以砖石。明朝沿用新城设置为南安府城，屡经拓修，南濒章江，城垣周回四里余，呈横椭圆形，当地人称“鱼城”。明万历年间彩绘本《南安府大庾县图》（图12），方位上北下南，城内标绘“南安府”“大庾县”“岭北道”“布政司”“清军馆”“千户所”“大备仓”等官署，以及“社学”“周公祠”“东海祠”“宝界寺”“小校场”。

章江南岸原本就有民坊市廛，元朝大水时甚至连城隍庙亦隔在水南，俗称“水南城”，适当大庾岭路咽喉，洋货骈臻，四方贸迁，络绎不绝，市廛倍密，商贾辐辏。明朝设立横浦驿、递运所。东山下因江水回转而形成章江大码头，历代以来无论官员还是行商或百姓从大庾岭陆路下山，往往在南安府东山大码头登船顺章江下到赣州，所以南岸码头一带形成街市。由于这是一条穿越南岭的古代驿道，往来的人非常多，都在传说关于杜丽娘一段凄美的生死恋情故事，当年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路过南安府闻之，写了《还魂记》即《牡丹亭》的故事。嘉靖四十年（1561），鉴于流寇越岭行掠，南安府与大庾县知县呈请在章江南岸别建一城，实际是将现有的民居坊巷和商铺重新修筑城墙围合保护起来，东、南、西为高丈余的城墙，北临章江仅筑矮垣，水南城墙呈半圆形，四方各建一门，城内标绘“横浦驿”“递运所”“水南宫”“寓贤祠”“玄妙观”“城隍庙”，南北两城间以横浦桥相连。

古代南安城作为府级行政治所，章江北岸地势高爽，南岸低洼，而府县衙署建筑依规制必须坐北朝南，所以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的南安府官署集中在章江北岸的北城。章江大码头在南岸，因此民居、商铺、市街、坊巷散布在水南城。

清朝，南安府城续有增修，仍分为水北老城和水南新城两部分。北城容纳府、县衙门及府学、县学等官署；水南新城为民城。两城间仍以横浦桥相连。清代彩绘摹本《江西舆地图说》之《南安府城图》（局部，图13），方位上南下北，北城标绘“南安府”“大庾县”“参将”，南城仅标记“横浦驿”，南门“驿使门”外即通大庾岭梅关驿路，能够反映出双城的功能差异。

1947年《大庾县实测地形图》（图14），方位上北下南，比例尺5万分之一，显示水北老城和水南新城的城垣、街巷建筑分布区块，街巷名称反映出了老城与南城功能结构的差异性。

3.瑞州府上高县城与南街

上高县城，城址坐落于今江西省锦江中游低山丘陵间的高地上，南临蜀江（即锦江），“新昌、万载四幅之毂”。县城北倚敖峰、镜山，城东屏山连亘，城南隔江有蒙山、大官山，城西坐拥柘湖山，“山下坦夷，蜀江水涨，弥漫如湖”。明万历年间彩绘本《上高县图》（局部，图15），方位上北下南，江北县城画椭圆形城垣雉堞，开5座城门、2座水门，城内标记“上高县”“分巡道”“分守道”“察院”“儒学”等官署；蜀江南岸画半圆形城垣无雉堞，城内注记“南仓”“养济院”“医学”“社学”“佛殿”“真佑观”。清代彩绘摹本《江西舆地图说》之《上高县图》（局部，图16），方位上南下北，描绘上高县城（仅注记“上高县”“县学”）与蜀江南岸的“南街”镇，两城之间以一桥相通，“平政桥在上高县治西，跨蜀江上，旧名通济。宋开禧中易名浮虹，后更名望仙。嘉熙中，徙县前，易名济川。元至治初，复徙县西。明初改名平政。本朝康熙中复圮，乃徙而东；后以往来不便，复还旧所”。平政桥之所以反复迁建，盖因蜀江东流受上高县城周围山岗阻滞，形成弯流，河道多次迁徙，如今从卫星影像上仍能辨认出枯涸断流造成的旧河道牛轭湖。上高县城南平坦，诸溪汇入蜀江，西南通袁州府万载县、分宜县，东北接瑞州府高安县，系驿路所在，水陆往来民商聚集，居停买卖促成繁荣，因此，自宋代以来就在蜀江南岸逐渐形成市街。据《上高县志》卷十《艺文·议修青阳门石桥序》载：“上高中贯河水，县治居河之北，而河之南壤尤广袤，士庶工商之所辐辏，势不能一息不往来其间。”这反映了上高县南北双城间交通之频繁与紧密。而两城功能各异，锦江北岸的县城属于政治管理型区域中心城市，南街则属于商业型市镇。

4.崇仁县城与民城

崇仁县属江西抚州府，地处赣中丘陵向赣抚平原的过渡地带。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仙游山居县东北，龙兴山卧县正北，东塔山处县东南，北塔山在县西北，崇仁河自西向东呈U形环绕县城，分县城为南北两城。史载：“宋祥符间有城，周不及一里，后废，盖因县治瞰溪，难施板筑也。”据1958年以前南城矗立着皇祐二年（1050）重修的太和寺塔推知，宋代崇仁县城址曾位于河南岸，因河滩积沙多，难以板筑城垣。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于河北岸新筑县城，周回4里余。明万历年间彩绘本《抚州府崇仁县图》（图17），方位上北下南，描绘南、北二城，北城的南城垣外画棕褐色高岸，与南岸明显有别，说明崇仁县城已经移建于崇仁河北岸高耸之阶地；城内标绘“崇仁县”“按察司”“布政司”“察院”“儒学”“城隍庙”“府馆”“社仓”“东林寺”，集中了明代县治各类衙署，属于行政官署型治所城市；崇仁河上画德平桥，桥南画南城，城内标记“水次仓”“太和寺（塔）”“善修观”等，应属于集中了商业、手工业店铺与民居的市镇，所以，清代彩绘摹本《崇仁县图》（局部，图18）标为“民城”。

1934年《崇仁县实测地形图》（图19），方位上北下南，虽然显示了崇仁县双城所处的河川地貌，但是难以反映南北两城功能上的差异。

综上，这些因城市功能分化导致的“双城记”现象很难用实测地形图一眼看出其城市地域功能是怎么分化的。明代彩绘本舆图固然绘制精细、内容丰富、注记翔实，但是并没有明确“双城”在功能上的地域分异；而清代彩绘摹本地图尽管绘制简约、内容注记有所省略，却用简明的词汇点出两座城镇在功能上的差异，如“民城”“市河”“南街”这些名词，基本涵盖出城镇的主要功能不是衙署集中的政治性治所。显然，清朝人已经较明朝人更加明晰“双城”之中两座城镇在建筑种类、功能、住户身份与职业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双城”之例还有四川的永宁县城与叙永厅城，河南的浚县与滑县城，河南的光州城，浙江的余姚县城等。如果将城市地域放宽一点，湖北的襄阳府城与樊城镇，武昌府与汉阳厅、汉口镇，以及四川的重庆府城与江北厅城、福建的福州府城与南台等，也都可以划作“双城记”来研究。

四、结语

传统形象画法绘制的各级治所省城图、府城图、厅城图、州城图、县城图、八旗驻防城图具有典型特征，表现了清朝地方建制城市的选址、形制和功能结构，借助地图能够对比清代不同级别地方建制城市的营造目的、规制特点，体现清朝地方治所城市沿用前代旧城和新建城市之间的异同，这些都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问题。19、20世纪之交采用投影实测经纬度控制法绘制城市地图传入中国，不仅反映了清朝中叶以来被迫向外国列强开关的历史，表现了开埠城市的平面布局和功能结构、外国租界与中国传统老城的位置关系，同时，也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更真实的城市地貌以及准确量化分析城市功能分区的可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以1900—1901年德意志东亚远征团地形测量员实地测绘的《北京及其附近图》（PEKING UND UMGEBUNG）为例，图上用晕滃法表示地形，显示了清朝北京城东城墙外约1000米距离的东大桥西侧存在一条南北向的土城垣。其北端至东直门外静安庄，转而向西，与元大都光熙门的土城垣相接；其南端断断续续延伸至广渠门外肃王坟（今北京潘家园东里）。这条土城垣应当是明嘉靖年间加筑北京外城时尚未完成的北京外城东城墙的残迹，传统舆图从没有表现过。尽管从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曾经讨论过嘉靖年间增筑的外城墙似不止南城一面，却苦于没有发现其他方位的城垣遗迹作为证据，故而未能在《北京历史地图集》上表示出来。

当然，当时采用近代投影实测绘法绘制的城市地图，不是只有外国人在绘制，中国的官方制图机构、民间制图学社等也纷纷采用。这就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有连续性年代可比的城市地图资料。倘若没有采用投影实测绘法绘制的同一城市地图进行对比，近代中国城市市政建设的某些细节就很难表现出来。

城市古旧地图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应秉持地图考订与城市研究相得益彰的态度，探究古今城市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历史演进，如此才能实现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学术生命的延续常青。笔者认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或途径不外乎文献、地图、卫星影像、田野实地考察，研究视角应包括城市选址、形制、功能、古今演变的脉络，古旧地图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路径则是描述、考证、阐释。

笔者曾经以安康、吉林、舟曲三个城址受灾为例，用地图分析城市扩展建设因选址不当而遭到的本应避免的伤害，并介绍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在减灾防灾中如何发挥现实指导功能，以避免今后因不懂历代城市选址的缘由导致的城市建设中的人为失误，从而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笔者还曾利用清乾隆《京城全图》与民国时期编制的北京城市地图对比，分析古旧地图上北京城内王府、庙宇的分布特点，以及如何被利用为中学、小学的校址，阐释了当前北京东城区、西城区的学区房为什么那样紧张？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这些都说明城市古旧地图、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与当前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前中国城市建设发展迅猛，许多有文物保护价值的街区、建筑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党和国家发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通知，其重点任务包括“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管理”，而古旧城市地图恰恰能够带给人们以历史、空间、位置与形态的记忆，有助于明确哪些是需要保护的城市地段。今后应提倡一座城市选择出一条反映城市生命起源和延续的代表性街道，阐释城市发展肌理；同时，从城市功能分区出发，讲述城市社会生活史，凸显人文关怀。让我们期待更多反映古代、近代城市容貌的古旧地图被发掘出版，也期待有更多深入探索城市古今演化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著述问世。

（本文原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27—4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