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西倚贺兰，东临黄河，南靠六盘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中西交往中的枢纽地位。由于处于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地带的特点，加之又处于中原政权的北方门户，宁夏军事地位突出，历来受古代王朝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研究者很好地运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并进行实地考察，促进了宁夏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为宁夏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本文古代宁夏的时间范围为先秦到清代，空间范围为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辖区域。

一、综合性研究

对宁夏历史地理进行综合性论述的专著有:吴忠礼、鲁人勇和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考证了从先秦到清代宁夏的区域性地名、行政建置、无建置地名、自然地名及人工构造物等。薛正昌《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论述了固原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军事事件、著名人物、地理位置及其战略意义、经济发展概况、民族融合过程、历史文化的发展，讨论了历史时期固原的自然地理、军事地理和文化地理等论题。薛正昌《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对宁夏历代政权建制及其变迁作了梳理，对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缘起、发展和演进过程作了系统的考察研究;对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文化、长城文化、岩画文化、宗教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汪一鸣《宁夏人地关系演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作者多年关注宁夏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结集，通过野外考察对历史时期宁夏的自然环境(气候、森林、沙漠变迁等)和人文地理环境(政区沿革、人口分布、土地利用等)进行了详细考证和研究，纠正了以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何彤慧、王乃昂《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通过野外考察，借鉴环境考古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方法，集成毛乌素沙地包括宁夏古城在内的70余座古城的相关信息(自然和人文环境)，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结合上考证了毛乌素沙地诸多古城的时代和归属。通过梳理和整合不同时期指标获得的信息，进而综合探究其环境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此外，一些通史性著作也涉及宁夏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如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概述了历史时期宁夏地区的政区沿革、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西夏和清朝时期人口状况、元明清时期交通等内容。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过大量考古发掘资料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考证和论述了西夏对包括今宁夏在内的地区农田水利开发、畜牧业发展概况、中央和地方行政建制与变化、疆域的沿革以及以兴庆府和灵州为中心的交通干道。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一)植被和气候

陈加良、文焕然《宁夏历史时期的森林及其变迁》(《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通过历史文献、出土古木等信息，详细论述了宁夏古代森林的变迁。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复原了包括宁夏在内的黄土高原人类历史早期自然环境，特别是森林和草原的分布状况。宁夏农业勘查设计院等《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宁夏植被》，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介绍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宁夏的森林草原区、干草原区、荒漠草原区植被的影响。《宁夏森林的历史变迁》(《宁夏森林》，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回顾和研究了历史时期宁夏森林的变迁。此外，汪一鸣《1000年来贺兰山地区生物多样性及其环境的变化》(《宁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张维慎《人类活动与宁夏森林的变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刘菊湘《关于宁夏森林演变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杨蕤、乔国平《宋夏沿边地区的植被与生态》(《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金勇强《宋夏战争对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的影响》(《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等均梳理了历史时期宁夏贺兰山、大罗山、六盘山等地区的植被状况，认为这些地区有大量森林覆盖，人类活动导致森林破坏。

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局编写的《宁夏气象志》(气象出版社，1995年)论述了宁夏古代对气象认识的发展过程和西夏及明清时期的气象和历史时期宁夏气候变化情况。璩向宁、汪一鸣《近一千年来贺兰山积雪和气候变化》(《地理研究》2006年第1期)通过对历史文献中关于贺兰山积雪变化记录的研究，以及其他反映贺兰山气候变化的环境信息的分析，确认贺兰山地区在西夏、元明时期为冷凉气候，积雪特征反映的气候变化与中国西部气候变化相一致。《宁夏通志》中的《地理环境卷》(方志出版社，2007年)概述了历史时期宁夏气候的变化情况。

(二)沙漠变迁

侯仁之先生是较早关注宁夏河东沙区的历史地理学者，其《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科学通报》1964年第3期)通过对铁柱泉古城废墟和红山堡沟蚀的考察，得出明朝中叶之前河东沙地除少数局部天然流动沙丘外，其余地方为广大草原，大规模的军事屯垦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河东沙地的形成。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和《历史时期宁夏沙漠化与人类活动》(《中国首届沙产业高峰论坛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认为宁夏河东沙地形成于唐宋时期，沙漠化加剧于明朝时期长城的修筑和大肆屯垦，发展于清朝的大规模垦荒。汪一鸣《历史时期沙漠化演变》(《宁夏人地关系演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认为汉、唐、明清三个时期的大开发，是宁夏沙地形成的主要原因。何彤慧等《宁夏河东沙地历史时期沙漠化过程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认为宁夏河东沙地在明清大规模垦殖活动之前就已存在，明清以来沙漠化程度的加深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与湖泊的萎缩和干涸有直接对应关系。此外，对宁夏中北部地区沙漠变迁研究的有: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宋乃平等《宁夏中部风沙区的环境演变》(《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4期)，张维慎《试论宁夏中北部土地沙化的历史演进》(《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等。

(三)人地关系

对宁夏地区长时段的人地关系研究有:汪一鸣《宁夏平原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宁夏平原生态环境的影响初探》(《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朱士光《浅论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牧业开发与环境变迁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汪一鸣《银川平原湖沼的历史变迁与今后利用方向》(《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2年第1期)，薛正昌《宁夏历代生态环境变迁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束锡红等《历史时期宁夏区域环境及人地关系变迁特征》(《水土保持通报》2003年第5期)等文章均论述了历史时期宁夏地区的开发历程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变迁过程，对农业开发、战争等造成生态环境变迁这一结论基本达成共识。李陇堂等《宁夏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探讨了宁夏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总结了演变中的敏感性、多民族的碰撞与融合以及二元化地域结构等基本特点。此外，刘菊湘《明代宁夏镇生态恶化》(《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赵珍《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明清时期宁夏的人地关系及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变迁。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一)历史政区地理

吴忠礼、鲁人勇和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考证了先秦到清朝宁夏州、郡、县、镇等行政建制。薛正昌《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吴忠礼、鲁人勇和吴晓红《宁夏历史地理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宁夏历代政区划分和建制沿革进行了论述。

关于固原地区历史时期建制沿革的研究有:王北辰《固原地区历史地理述要》(《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2期)，王恽《元明清时期固原地区概况述略》(《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罗丰《历代固原城演变探述——兼谈古高平及其城址的位置》(《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述》(《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韩孔乐《固原城创建始末》(《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通过大量史料对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进行了考证和论述，肯定了固原地区行政建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薛正昌《萧关道与固原历代政权建置及其发展趋势》(《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从新的角度，以历史上萧关古道(约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生成和发展、畅达与繁荣、停滞与衰落为主线，探究固原的历代政权建置及其兴衰。此外，李怀仁《西吉县历史沿革简述》(《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2期)，鲁人勇《固原地区北宋五城寨遗址考》(《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政协海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天都访古——海原古代历史地理文化考述》(《天都遗迹》，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都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

王亚勇《宁夏河西地区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论述了秦汉、唐、西夏、明清时期宁夏河西地区的发展状况，分析这一地区战略地位加强的过程，其中包括宁夏河西地区的行政建制及其变化。吴光耀《西夏疆域之形成与州府建置沿革》(《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论述了兴州、灵州、静州、定州、顺州(治所均在宁夏境内)等西夏州府的历史沿革。汪一鸣《西夏京师政区的沿革地理讨论》(《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对西夏中期京师的政区范围及其沿革地理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论证，指出西夏京师包括中兴府、灵武郡和保静、临河、怀远、定远四县，包括贺兰山部分地域。纪浩《周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总管府的沿革》(《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概述了周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夏州、灵州、云州、丰州总管府的建制沿革。保宏彪《隋唐五代时期鄂尔多斯高原行政区划沿革》(《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论述了隋唐五代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行政区划沿革，其中包括灵州的行政建制及其演变，认为地方行政制度先后经历了“州—郡—县三级制”“州(郡)—县二级制”“府(都、道、方镇)—州—县三级制”的演变。薛正昌《明代宁夏军事建制与防御》(《西夏研究》2014年第1期)对明代宁夏地区的卫所军事建制进行了详细考述。韩荫晟的《元史中宁夏建省及定名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王根明《灵武县历代行政建置沿革考略》(《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康秀林《古原州考》(《固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刘冬《关于唐代原州的三个问题》(《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成果涉及古代宁夏行政建制沿革的研究。刘菊湘《西夏疆域研究》(漆侠、王天顺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鲁人勇《西夏的疆域和边界》(《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杨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均考述了包括今宁夏大部在内的西夏疆域的形成和变化过程。

(二)历史经济地理

区域经济开发方面，刘正祥《宁夏经济发展述略》(《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陈明猷《十八世纪宁夏经济的勃兴》(《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窦连荣《秦汉时期宁夏经济的开发》(《宁夏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吴超、霍红霞《元明清开发宁夏平原经营方略比较》(《阴山学刊》2008年第1期)，聂君、束锡红《元明清时期宁夏地区经济开发对比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论述了历史时期宁夏经济发展状况，对经济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赵斌《试论西夏盐业资源及其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对西夏盐业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夏盐业资源基本可分为以贺兰山为界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包括青海河湟在内的南部地区等三大产地。鲁人勇《宁夏食盐开采及运销史述略》(《西夏研究》2011年第4期)通过对历代宁夏盐政的梳理，试图反映宁夏食盐开采和运销的历史脉络。

农田水利方面，早期的成果有汪一鸣《试论宁夏秦渠的成渠年代——兼谈秦代宁夏平原农业生产》(《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阐述了自己对于宁夏秦渠成渠年代的看法，并对当时宁夏平原农业生产进行了分析。田尚《试论“塞北江南”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区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分析了宁夏平原引黄灌区的成因后，指出引黄灌渠的形成使“塞外荒原”变成了“塞北江南”，但也出现了泥沙增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土壤盐渍化日趋严重等问题。左书谔《明清时期宁夏水利述论》(《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从水利概况、制度与管理、经验与教训三方面对明清水利进行了论述。吕卓民《明代宁夏屯垦区的水利建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辑)论述了明代宁夏屯垦区的水利建设事业及其成就。杨新才《关于古代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的推算》(《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对古代宁夏引黄灌溉面积进行了推算。此外，杨新才《宁夏引黄灌区渠道沿革初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吴忠礼等《塞上江南——宁夏引黄灌溉今昔》(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历史时期宁夏引黄灌溉渠道进行了考述。张维慎《论北魏时期刁雍在薄骨律镇的水利建设与屯田》(《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着重对北魏宁夏平原水利灌溉面积和屯田及年收官课谷数进行辨析。李令福《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论述了北魏银川平原水利工程艾山渠的水利技术及其作用。杜建录《西夏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景永时《西夏农田水利开发与管理制度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对西夏时期宁夏平原等地的农田水利开发和管理制度进行了论述。岳云霄《清代宁夏平原水利管理中的国家干预》(《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代国家对宁夏平原水利管理进行干预的具体表现，总结国家在地方水利管理中的时空差异性。宁夏屯田的成果有左书谔《明代宁夏屯田述论》(《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和刘菊湘《有关明代宁夏镇屯田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对明朝宁夏屯田情况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明朝宁夏屯田制度不断遭到破坏的原因。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土地垦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通过统计明代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地区和宁夏平原等地区的田亩数量及其前后期变化，对西北地区土地垦殖状况进行了论述。

农牧业方面，汪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论述了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的分布及其变迁过程。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对甘肃、宁夏黄土高原秦汉到明清时期农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唐以前这一地区处于半农半牧状态，唐后期向农业区转化，宋代以后进一步发展并完全转化成农业区。张维慎《论秦汉时期宁夏畜牧业的发展》(《秦文化论丛》2003年第10辑)和《明代宁夏畜牧业的经营类型与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辑)详细论述了秦汉和明朝时期宁夏畜牧业发展情况。吴超《13至19世纪宁夏平原农牧业开发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详细探讨和总结了13—19世纪宁夏平原农牧业开发的情况。此外，罗丰《论固原畜牧业的发展历史及其启示》(《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杨新才、普鸿礼《宁夏古代农业考略》(《古今农业》1994年第4期)和《宁夏古代农业考略(续)》(《古今农业》1995年第1期)，李克昌等《从贺兰山岩画看宁夏中北部地区古代畜牧业生产的现状与发展》(《宁夏农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汪一鸣《西夏时期宁夏平原灌区的土地利用和农牧业》(《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吕卓民《明清时期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等也对古代宁夏农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地域分布》(《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论述了明代西北地区主要夏粮作物和秋粮作物的种植与地域分布，指出宁夏平原凭借优越的引黄灌溉条件，经过历史时期不断开发，逐渐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块水稻种植区。

(三)历史城镇地理

对饮汗城城址的考证有:汪一鸣《饮汗城城址考证》(《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通过文献查证和实地考察，得出饮汗城故址当在今镇北堡一带，是西夏高台寺的城址。刘菊湘《〈饮汗城城址考证〉质疑》(《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通过文献考证对汪一鸣的观点进行了质疑，认为饮汗城应位于今银川东郊的汉延渠畔，而不是高台寺遗址。汪一鸣《再论饮汗城城址》(《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再次通过实地考察，分析了饮汗城和汉延渠、黄河、高台寺的关系，坚持自己之前对饮汗城城址的观点。

对古代灵州和灵武的考证有:许成《灵州与灵武考》(《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通过考证，指出迁建前的灵州城当在灵武县崇兴公社的附近，即今灵武市西南。白述礼《古灵州城址初探》(《宁夏史志研究》1989年第1期)认为古灵州城址似应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许成、刘宏安《灵州与灵武故址再考》(宁夏日报，2004年9月16日)认为迁移前的古灵州城，当在今灵武市城区西南方向的崇兴镇台子村。杨森翔《〈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的史证和书证价值》(《宁夏史志》2004年第4—5期)，《历史上的灵洲、灵州、灵武谷、灵武城址及其他——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白述礼《古灵州城址再探》(《宁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通过解读2003年吴忠出土的吕氏夫人墓志铭，论述了古灵州在吴忠市的重大意义和史证价值。此外，《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考》(《陕西博物馆馆刊》第18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和《吴忠与灵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对这一问题均有所论述，兹不赘述。

有关兴庆府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有:汪一鸣《西夏建都兴庆府的地理基础》(《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分析了西夏建都兴庆府的地理基础，从历史地理角度论述了西夏都城由灵州城迁到兴庆府的原因。牛达生《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考略》(《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解读，认定今天银川老城(兴庆区)就是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重点论述了兴庆府的历史演变。许成、汪一鸣《西夏都城兴庆府——银川》(《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论述了兴庆府宫城、佛寺及其长方形布局特征，指出西夏都城包括城池、皇家苑林、帝王陵墓等内部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有不少关于西夏都城的研究成果，如佘贵孝《兴庆府的人口与粮食供应》(《中国古都研究》第九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杜建录《试论西夏建都兴庆府》(《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王雅红《试论兴庆府的城市建设与社会生活》(《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刘菊湘《兴庆府的规模与“人形”布局》(《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杨蕤《党项三都:兼述党项政权的西迁》(《宁夏文史》第16辑，2000年)，李芳《试析西夏建都兴庆府在银川城市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兼论银川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确立》(《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杨满忠《西夏对宁夏古代城池的开发与建设》(《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颜廷真等《略论西夏兴庆府城规划布局对中原风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年第2期)等。这些成果从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等方面分析了西夏建都兴庆府的原因，并论述了都城的规模和布局、职能和内部空间结构等内容。

对明清时期宁夏城镇地理的研究有:薛正昌《明代西北边备与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及都市格局的形成》(《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明代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尹钧科《宁夏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2期)，徐冉《明代宁夏河西地区屯堡的分布与选址特征》(《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4期)均从军事的重要性方面论述了明代宁夏镇城的地理特征。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包括宁夏在内的城镇的时空变迁和结构特征及功能特征。胡迅雷《试述清代宁夏府城成为“西陲一大都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古都研究》第九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从政治、经济、人口、交通等方面分析了清代宁夏府城成为西陲一大都会的条件。李芳《清代宁夏府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述略》(《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分析了清代宁夏府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建制。还有学者从城镇集市角度进行研究，如马宗正、吴静《明清时期宁夏集市发展初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霍丽娜《明清时期的宁夏集市及其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分析了明清时期宁夏集市的概况和特点。

其他方面，刘菊湘《银川城市兴起的地理基础》(《中国古都研究》第九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农牧业三个方面分析了银川城市兴起的地理基础。汪一鸣《银川城及银川平原城镇群发育的地理基础》(《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讨论了银川平原城镇发育的主要环境因素，银川平原城镇起源的三种类型、银川平原城镇的演化以及银川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地理基础。薛正昌《宁夏沿黄城市带县制变迁与城市文化》(《西夏研究》2013年第3期)通过详尽地梳理历代政权在沿黄宁夏平原的行政建置与城镇诞生与变迁过程，总结了作为中心城市的固原城和银川城在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结构和文化内涵。艾冲《灵州治城的变迁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对历史时期灵州治城的地理位置及其移徙过程进行了探讨，并指出灵州城的每一次移徙都与黄河水患直接关联，无论是人为的水患，还是自然的水患。

(四)历史交通地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编写组《宁夏交通史:先秦—中华民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分先秦至南北朝的古道开拓，隋唐五代以原州、灵州为中心的交通图，西夏至元代道路布局的变化，明清的人畜力运输及趋向稳定的车、驼道四部分对宁夏古代交通进行了论述。高贵儒《固原古代道路交通简述》(《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对固原古代交通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鲁人勇《论西夏交通》(《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西夏交通的地位和特点，论述了西夏政权对中西交通的影响，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交通干线和驿道及当时的交通工具。陈育宁、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也论述了兴庆府通往四邻的驿道和主干道以及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线路。

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有:鲁人勇《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兼论唐长安、凉州北道驿程及走向》(《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和《塞上丝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陈育宁《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宁夏地区的影响》(《西北史地》1995年第1期)，仇王军《丝绸之路在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薛正昌《丝绸之路在宁夏的走向与周秦时期的文化开拓》(《丝绸之路》2013年第2期)均论述了丝绸之路宁夏段的历史变迁。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周伟洲《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博》1991年第1期)，袁黎明《简论唐代丝绸之路的前后期变化》(《丝绸之路》2009年第6期)，薛正昌《唐宋时期穿越灵州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2013年第22期)论述了唐、五代、宋时期穿越灵州的丝绸之路，包括路线的概况及路线变化的原因等。陈永耘《论丝路北方国际重镇灵州地理位置及其遗存》(《文博》2010年第3期)通过考古资料对古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城城址进行确证，并介绍了灵州古城出土的带有中西文化交流印迹的重要遗存，反映了灵州作为丝绸之路北方重镇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苏银梅《宁夏固原早期丝绸之路遗址——回中宫、瓦亭驿、朝那古城、固原古城》(《文博》2010年第3期)通过分析固原早期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及出土文物，说明固原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的重要性。

关于灵州道研究的有:严耕望《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85年)详细论述了灵武统军及其在交通军事上的特殊地位、长安通灵州的两条驿道、灵州通西域的三条路线和灵州、河套地区的水运。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详细考察了唐末、五代、宋初灵州的地位，并据此说明灵州在中西交通和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设专节，通过对灵州自然地理和包括灵州地域境界的考证及修正诸民族的分布在内的内部地域构造的论述，进而阐明宋初产生繁荣的灵州路这一交通现象的原因。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通过对敦煌文书中关于灵州道记载的梳理，对晚唐五代宋初灵州道的开通、大致走向和经营及其中西交往进行了详细研究。此外，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陈旭《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阴山学刊》2004年第4期)，杨方方《北宋时期西北地区民族分布与交通格局的改变》(《丝绸之路》2009年第6期)，崔星、王东《晚唐五代党项与灵州道关系考述》(《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均涉及灵州道研究。

(五)历史军事地理

有关萧关的研究有:刘满《萧关位置辨》(《文献》1981年第8辑)和《再论萧关的地理位置》(《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牛达生、许成《汉代萧关考》(《固原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景文源《唐人诗句中的萧关，遗址在哪里》(《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王北辰《汉朝那、萧关考》(《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3期)，王恽《“回中宫”与“萧关”辨析》(《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赵让、武继功《也谈汉萧关》(《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薛正昌《历史上的秦汉萧关和唐宋萧关》(《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刘树友《萧关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等成果达成基本共识，认为萧关分为汉萧关和唐萧关。汉萧关应在固原县瓦亭至三关口一带，唐萧关应在今海原县李旺堡北，宋萧关应在海原县高崖乡草场村古城。张彩萍《汉萧关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在以往学界几种观点之上，提出萧关不是一般的关口和哨所，而是汉初北边的一座军事要塞的新观点。

宁夏境内长城的研究有:许成《宁夏境内明代万里长城遗迹》(《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把宁夏境内明代长城分为西、北、东长城进行论述，许成《明长城建筑结构与沿线设施》(《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详细论述了宁夏境内明长城的建筑结构以及墙台、敌台、关城、城障、烽火台和战台。艾冲《宁夏镇长城》《固原镇长城》(《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对明代宁夏镇和固原镇长城的修筑和分布、沿线诸城堡、交通干线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薛正昌《宁夏长城文化》(《宁夏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论述了长城在宁夏境内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过程。周赟、李晓丽《明代宁夏镇三关口关墙考辨》(《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等对明代宁夏镇三关口的关隘、长城作了梳理，提出了与以往学者不同的观点，认为此处三道关墙至今尚存。

明代宁夏镇研究方面，薛正昌《明代西北边备与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及都市格局的形成》(《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和《明代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尹钧科《宁夏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2期)分析了明朝九边重镇之一的宁夏镇在政治、军事地理位置方面的重要性。

(六)历史人口地理

有关静态人口分布研究的有:陆文学《清代宁夏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变化》(《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通过分析清代宁夏人口的总体分布及变化认为清代宁夏人口分布和明朝相比，呈现由点状到片状分布的特点，人口地理分布变化的原因在于清朝政治稳定导致人口增加和人口扩散。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通过对清代陕甘地区人口管理制度，尤其是回民人口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包括今宁夏在内的清代甘肃省回民人口峰值进行了估算。

关于动态人口研究(移民)的有:范建荣的《宁夏古代移民开发》(《移民开发与区域发展——宁夏移民开发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刘天明等《移民大开发与宁夏历史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宁夏古代移民的开发历史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古代移民开发的类型、特点等。薛正昌《历代移民与宁夏开发(上)》(《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和《历代移民与宁夏开发(下)》(《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论述了自战国后期开始到清朝宁夏地区的移民与开发的过程，认为其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功绩、汉民族形成的地域空间、黄河农业文明的推进、城镇化进程、文化的多元生成与繁荣。刘有安、张俊明《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对宁夏南部发展的作用探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认为明清以来，通过政府强制性移民和百姓自发性移民，大量内地汉族迁徙到宁夏南部地区，促进了宁夏南部的开发和文化融合并形成了当前回汉杂居的居住格局。

(七)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人才地理方面，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辑)分析了包括宁夏在内的清代甘肃进士区域分布的基本状况，总结了清代甘肃进士居各行省之末的原因。杨银权《清代甘肃士绅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清代甘肃进士时间与空间分布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分析了包括宁夏在内的清代甘肃进士分布的时间和空间状况及特点，总结了影响其时空分布的因素。郑星《明代西北地区人才地理分布初探》(《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通过对明代西北地区科举进士以及正史列传人物数量统计分析，得出明代西北地区的人才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分析了西北地区人才地理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历史宗教地理方面，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系统研究了历史时期佛教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其中将宁夏佛教文化区分为宁北区和宁南区，分析了历史时期宁夏寺院和石窟的分布状况、形制及造像的特点。贾学锋《宁夏佛教历史钩沉》(《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对历史时期宁夏佛教的发展和传播状况进行了简单论述。

历史风俗地理方面，张跃东《明代宁夏士文化——兼论西北边塞环境的文化变形作用》(《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论述了明代宁夏士文化的形成过程和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环境与士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薛正昌《宁夏文化地理与历代风俗文化析论》(《宁夏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追溯了宁夏历代风俗演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早期风俗的承传性、司马迁笔下的风俗文化、班固笔下的风俗文化、秦汉时期形成的风俗文化模式和对历代的影响。

有关书院教育的研究，薛正昌《宁夏的书院》(《共产党人》2006年第14期)和李小凤《宁夏书院文化历史流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对明清时期宁夏书院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论述。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与选址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区包括宁夏在内的不同级别城镇书院的考察，揭示了不同级别城镇书院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特征。李并成、吴超《清代甘肃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陈尚敏《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成因分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也涉及宁夏书院的研究。

四、余 论

通过回顾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近三十年宁夏历史地理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得以提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对宁夏平原水利开发的成果就较为丰富。二是研究的专题越分越细。根据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宁夏历史地理研究在每一个分支下均有成果。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不断完善，研究内容也大大扩展。三是研究者以宁夏本地学者居多。“近水楼台先得月”，既有本地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又怀着对宁夏家乡的深厚感情，宁夏本地学者成果倍出。四是一些领域研究比较薄弱。如历史政区地理中关于疆域和宁夏北部政区沿革的研究，历史经济地理中有关农业地理的粮食作物等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中关于断代移民和静态人口分布的研究，历史文化地理中关于宗教、风俗、方言、姓望、文学、民族的研究等。一方面，研究者对一些问题关注度不够，另一方面受史料的局限和考古资料的限制。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关注。五是研究呈现一定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历史人文地理领域，而历史自然地理的成果较少，如历史自然地理中关于气候的研究成果较少。六是一些研究具有学科交融性。例如宁夏历史地理研究涉及西夏时期的研究时，和西夏学是分不开的。随着中国黑水城文献的发掘整理，外国所藏黑水城文献的解读，西夏学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促进了宁夏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宁夏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考古学的应用，大量的考古资料为历史地理研究考证提供了力证，促成了优秀成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