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曰：“地理之学，非图不明。”此处的“图”，包含了古地图和历史地图两大学术领域。本文的关注对象属于历史地图领域，限于严肃的历史地图（集），时间断限上起清末、下迄于今，地域范围为“历史上的中国”，不涉及教学挂图、电子地图。

一、学术传统

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历史地图的研制和编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富特色的领域，也是历史地理学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学术界具有编绘历史地图的悠久传统。西晋裴秀主持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所提出的“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地图学奠定了基础，在世界地图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可惜业已失传。唐代贾耽绘《海内华夷图》首创“古墨今朱”的历史地图编绘设想，只不过当时印刷技术做不到。北宋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古人编绘的历史地图集，编有北宋以前的历史地图43幅。南宋有傅寅《禹贡说断》附《禹贡山川总汇之图》、陈元靓《事林广记》附《历代国都图》。元有信州石刻《六经图》、王喜《治河图略》附《禹河之图》。明有吴国辅《今古舆地图》、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清有胡渭《禹贡锥指》卷首《禹贡图》47幅，李兆洛《历代地理沿革图》绘《禹贡九州图》《春秋列国图》《秦三十六郡图》及西汉以下历代地理志地图22幅等。

清末历史地图之编绘，规模大的可举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为例。它是“我国历史地图里面空前的杰作”，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达到了清末的最高成就。以下简称“杨图”。

杨图线装书有34册，总体上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线装1册，系杨守敬先于同治二年（1863）与邓承修、后于光绪五年（1879）与饶敦秩合作绘成，主要是历代疆域形势图、四裔图等，性质相当于总图，光绪丙午（1906）重订本共71幅；后一部分为历代“地理志”图，线装33册，始绘年代已不可查考，熊会贞出力尤多，刻印地点有邻苏园、鄂城、菊湾、武昌、沪上等地，最终完成于宣统三年（1911），性质相当于各个朝代分幅图。杨图付梓至今正逢110周年，谨此纪念。杨图情况，可统计如表1。

杨图分幅图共有44图组，1752幅地图。春秋图组画出《左传》地名，战国图组画出《战国策》地名，嬴秦图组以《汉书·地理志》与综合清儒诸家考证为据，汉代以后各图以相应的各正史“地理志”为主画出各朝政区和山川形势。最多的西汉图组由95幅图组成，最少的西秦图组和后凉图组也有5幅地图。它采用朱墨套印之法，朱图即是作为底图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墨图即清朝以前的历代各图。后者是杨守敬博考群书后为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地名确定方位、里距后上图的。每幅地图的地名承载量，若平均以二十五个来估算（因为要删汰重复），则这套地图集大约收录地名四万三千多个。它是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前我国历史上朝代最为完整、内容最为详细的一套大型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大大小小的山川地名成千上万，而郡县的迁徙、地名的改易、水道的变迁十分复杂。为了画图，杨守敬需考证每一个地名的确切位置，弄清每一条河流的变迁过程，往往要翻检许多典籍，甚至对《水经注》、历代正史《地理志》作了详尽的疏证。杨守敬与弟子熊会贞另有《水经注图》，计8册，40卷（另有补图1卷），598幅，观海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刻，朱墨套印（底图为红色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计里画方（每方五十里），内容与其巨著《水经注疏》相配合。

杨守敬之后，虽也出版过一些历史地图，如童世亨《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苏甲荣《中国地理沿革图》等，但规模上没有一部能超过杨图的。清末民初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情况，详见表2。

另外，当时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中，有时也附有单幅的历史地图。如1930年出版的谢国桢著《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附有迁界图；黄文弼编《高昌疆域郡城考》初版于1932年，书后附吐鲁番古地分布图、高昌郡城疆域图；1935年顾颉刚发表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的《两汉州制考》，附有《西汉州郡图》；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颉刚、史念海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有自夏商周至民国的历史地图27幅；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偰著《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附有明代宫禁图、清代宫禁图；发表于1944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卷4上的徐益棠《南宋杭州之都市的发展》，附有地图；侯仁之发表于《燕京学报》第30期上的《北平金水河考》，也附有地图。例繁不备举。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末民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主题以疆域、政区、战争等为主。这个传统绵延不绝，一直被1949年以后的历史地图所继承。目前学界广泛使用的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最初就由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而来。

二、《中国历史地图集》及其巨大影响

在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地图中，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是迄今为止成就最大、观点最权威的成果，王钟翰回忆说：“作为一部以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乃迄今国内外同类地图中质量最高、内容最详、印制最精、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地图集。”以下简称为“谭图”。国内影响自不必说，凡海外有汉学（“中国研究”）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多收藏了谭图，谭图为海内外学界广泛利用并多加赞誉。

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以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木版线装，朱墨套印。杨守敬作为清朝人，杨图不包括清朝，也没有包括历代边疆区域。杨图之后一百多年来政区、地名已有了很大变化。即使早在民国年间，学术界就已经感受到杨图的不足。因此，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师生将“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列入计划，但当时未能实现。原因是一方面技术未达到，精确的底图条件尚欠成熟，另一方面各种专题研究尚未展开，须有政区、疆域、地名、山川、水陆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做支撑才行，还需要一个学术团队，专门有一批学者以此为业。这些条件，到1949年后才陆续具备。

研制编绘历史地图，一直是历史地理学人的夙愿。1951年上半年，史念海拟写了“中国历史地图”目录，80幅，寄给顾颉刚。顾颉刚转述了亚光舆地学社负责人金擎宇表示欢迎的意见。1955年3月由地图出版社（上海）出版了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谭其骧校订。该书的序写道：“本三十一幅，又附图十六幅，从原始社会时代开始，迄于鸦片战争。”该图包括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分布图，夏、商、西周至清代各朝的政区划分、人民起义、重要战争、交通路线、四邻形势等，还包含了各朝代简明的经济要素。因当时技术原因而未采用朱墨套印，故在后面附上了详细的“图说”，并编有地名索引。不过，出版后没有马上发行，1956年11月出版社附加了关于采用内部发行办法的“出版者说明”。这是一部开创我国新型综合历史地图集编绘先河的著作。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缘起于毛泽东主席1954年提议，经吴晗等史学家倾注心血组织，脱胎于杨图而予以重编改绘，当时“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工作的保密代号是“54号图”。1973年基本完成，1974年起以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印制了内部本（咖啡色封面，有八开本、十六开本，有散页盒装，也有个别抽印本）。1980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对内部本进行修订，从1982年至1987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齐八册，公开发行，1991-1992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繁体字本。谭图从开始编绘到全部公开出版，历时三十余年，其内容统计如表3。

这部地图集以“历史上的中国”理论为指导，编绘出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光绪年间，包括18个图组、308幅地图（不计未单独占篇幅的插图），总共有551页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收录了先秦到清朝中期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政区、主要居民点、部族名称以及与河流、湖泊、海岸、岛屿、山峰、山脉、关隘、长城、运河等相关的地名约七万个，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除了规模宏大之外，具有科学、全面、准确、精细、严谨等一系列学术特征。

1.科学。谭其骧提出“历史上的中国”理论，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他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

谭图也是测绘、制图科学的巨大成果。据邹逸麟回忆，国家测绘总局“从测绘制图角度出发，认为图集的今底图非常重要，随着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他们要不断地换底图，前后换了四次底图”，“单单这四次更易底图，我们就花了大约二三年的时间”。中国地图出版社石奉天回忆道：“谭先生曾为数易底图而大伤过脑筋，其实出版社多次提供的底图当时也算是比较好的，但谭先生总觉得不满意……经领导研究，决定采用正在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的编稿作为基本资料，并针对杨图的特定需要设计1:250万、1:400万、1:1000万三种比例尺全国大拼版底图。”

2.全面。正如邹逸麟2010年4月7日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演讲时指出的那样：“过去沿革地理专家都有这样传统，他们往往是有选择性的考订，这个问题我有兴趣就搞一下，没有兴趣就不搞；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我就不搞。所以没有能够将历史上所有沿革问题做过全面的研究……如今画我们历史地图（谭图）可不行了，一个朝代两千多个地名，不能说这个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就不搞，那是全都要画的。两千多个县都要画的，没有一个县可以不画的。当然实在画不出可以叫无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沿革地理问题是可以逃避的。所以一定要把以往的沿革地理的东西重新清理一遍。哪些是对的，我们就继承；哪些不对，我们还要考证，要讲出道理的。前人的考订结论为什么不用？你要讲得出他错在哪里。”

3.准确。绘图之前，科研人员必须填写编稿表，将每个地名的原始史料依据全部列出，对于有不同记载的还要详加考证（有时还要讨论），找到对应的今地，如此才能把地名绘进地图的草图，没有依据的要素一律不上。据骨干成员王文楚回忆，“图组编例定稿后，由一人或二人排出政区表，然后按各朝政区分区，各自负责，根据历史资料，经过缜密考证，确定分区内各级政区治所地点和界线的今图位置，编制成图，然后交与其骧师审定”。项国茂回忆，“文字整理的工作，对图面上的每个点、每条线、每一个要素都要写出地名考释的释文，数以百万字的释文写作，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并非以历史地理学为业的姜义华，晚年也回忆道：“我一度被安排到历史地理研究室，誊抄各人所写的校记……谭先生所写的校记，文字之精练，考证之精准，抄写中学到很多”；“谭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而历史地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勘定每一个地点，都要有充分的根据，不能随心所欲，也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做解释”。笔者曾在书摊上见过这类资料，叹为观止。无疑，七万个地名的编稿表，工作量十分巨大。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动员了一百多名专业人员，耗时33年才完成这项任务。

4.精细。我国传世的历史地图，一般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一幅全图，由于受到图幅和比例尺的限制，内容只能十分简略，定位也必然欠精确。杨图采用把全国图分解为若干幅分图的办法，使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但由于各分幅图的比例尺相同，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开发程度和文献记载的详略有异，导致都城和中原地区往往地名密密麻麻，而边疆地区却较为稀疏；同时，这种比例尺全部都一样的做法往往使同一政区、同一区域分见于前后好几幅图中，查阅颇为不便。谭图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的监察区、地理区域或行省分幅，各图幅又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大比例尺的局部图等办法，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历史上疆域、政区、地名的变化很大，大多在同一政权时期中也屡有变易，而16部正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合同一朝代前后不同年份的建置于一书。杨图大多根据《地理志》或清儒“补志”“续志”编绘成图，因而在同一幅图上显示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份的政区建置，前后相差数十年是常见的。谭图则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都先要确定标准年份，个别无法确定标准年份的则尽可能选定较短的标准时段，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份的疆域、政区建置。因考虑到有的朝代历时较长，变化也大，采用了多幅总图分别显示不同年份的状况（如唐时期图组、清时期图组等）。

5.严谨。以前的历史地图只能以历史典籍记载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且由于历史典籍的记载浩繁，编者视野、精力有限，错讹时有发生，遗漏在所难免。谭图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已经发表的考古、地理、民族、断代史等相关领域的成果，用于核实、校正、补充典籍记载，弥补典籍的不足。即使只能依靠典籍确定的点、线、面，也尽量收齐资料，做出客观、严谨的分析。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做了一系列贯通性的专题研究，因而改变了许多长期沿用的错误说法，对黄河、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济水、钱塘江、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大陆泽、巨野泽、太湖、苏北海岸等的变迁过程也都采用了新的结论。

谭图出版后备受重视，获得高度评价。学术界认为谭图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已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权威的历史地图集。侯仁之评价道：“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特色的一个巨大发展。应该指出，这在同类地图的制作中，也是举世无双的。”蔡美彪不但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内容作了介绍，而且对它的编撰史作了回顾，认为：“其规模之宏大，体例之周备，内容之详赡，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如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台湾学者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地图集的问世，使过去所有的历史地图黯然失色；无疑问的，此图集在这一学术领域中，将永垂后世。”

谭其骧自称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应为“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中国历代的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上各个政权的疆域、各级政区、重要地名、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基础信息的山川湖泊海岸线等。为此，谭其骧后来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把研究时间下限延伸至1949年，设计并编绘了史前遗址、传说时代夏商周、工矿、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与布局、气候、动植物、自然灾害、宗教、疆域政区、农业、交通、古代战争、近代战争、水道、沙漠、文化、植被等20个图组、1300多幅地图。该图集计划分3册出版，2012年已出版了第一册。

同时，从1954年开始研制编绘的谭图为历史地理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迄今已出版专题性历史地图集22部（表4）、区域性历史地图集涉及14个省域的20部（表5）,显示出积极强劲的“谭图效应”。由于谭图的研制过程在全国学术界影响巨大，出版之后成为专题性历史地图集、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学术基础。目前，历史地震地图、旱涝分布图、史稿图以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专题历史地图集已相继问世。台湾也出版了多种专门的历史地图集。具体情况，详见表4。

单篇专题性质的历史地图有：地图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由徐苹芳编著的《明清北京城图》，测绘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钮仲勋等编的《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及《图说》等。

港澳台在编绘专题性历史地图集方面的成就，首推严耕望所撰《唐代交通图考》。他以惊人毅力写成该书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六卷，1985-2003年间作为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出版。该书以区域分卷，以路线为篇，考论每条路线沿途的驿馆和所经州县、津梁、山川、道里，引证史料浩繁，考订史事细致，每篇考论结果都绘制了地图。这是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巨著，但美中不足的是，因当时海峡两岸的限隔，底图是1949年之前的，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

区域性历史地图，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区域性历史地图集。谭其骧评价道：“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刷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开中国历史城市地图集的先河，对中国其他历史名城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将起到示范作用。这部历史城市地图集，十分详细精确的街道图和宫殿图是其他图集所难以比拟的，“是我国城市历史地图集的典范”。此后出版的区域性历史地图集，包括跨省域的、等于省域的、小于省域的历史地图集20多部（见表5）。

史念海在各类著作中发表了五百多幅历史地图，虽未曾单独以图行世，却蔚为壮观，对历史地图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实地考察大幅提高了历史地图的科学性与学术价值，二是一系列运河地图是集大成之作，三是各类历史地图也颇具特色。

与此同时，在各类现当代的地图集、地方志中也会配上历史地图,以反映史实，增加信息量,如“中国地理丛书”内的《中国综合地图集》，就有一组历史地图39幅；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各省分册均或多或少收录若干历史地图，如河北分册有16幅河北地图，浙江分册有8幅浙江地图，四川分册有10幅四川地图等；新编地方志中往往也绘有当地的历史地图，如新编《陕西省志》第2卷《行政建置志》有20幅历史地图；新编《慈溪县志》卷首有《慈溪县历代境域变迁图》等。

可见，专题性、区域性历史地图集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三、分析与评价

关于各类历史地图集的谋篇布局，琳琅满目，但内容跳不出全国综合、专题、区域、时序四大板块。学术研究在进步，技术手段在升级。如果说20世纪的历史地图集主要处于全国性、综合性的阶段，那么21世纪初已进入专题和区域的新阶段，未来即将开启断代历史地图集的新征程，总体趋势还将伴随着各时段、各地域、各专题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或CHGIS）建设，相互交织，将呈现异彩纷呈的多样性。

全国尺度的谭图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见表3），侯仁之、蔡美彪、陈桥驿等评价都很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属于综合性的当代国家地图集之一，是按专题编排的，2012年出版的四开本第一册包括了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与布局、气候、自然灾害六个图组。

专题历史地图集，全部是依时序设计图幅的。如《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分别以远古至元、明、清三个时期分三册出版；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是依近代史上八大运动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来编绘的；《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以太平天国运动的时间线来谋篇布局；《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依古代战争·上篇（史前到南北朝）、古代战争·下篇（隋朝到清朝平定张格尔之乱）、近代战争·上篇（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近代战争·下篇（从南昌起义到解放战争的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年）五个时序展开。

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中，跨省域的仅见到蓝勇主编的《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该书横跨重庆直辖市和湖北省，分为政区、自然、人口、经济、交通、城镇、军事、文教卫生八个图组，共有地图211幅，内容较为全面。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画出清末1908年县界（“清末的三峡地区政区图”），并撰写二十来万字释文，为地图内容补充了扎实的文献依据，也为读者扩展信息或深入探索提供了确切的途径和线索。作为第一部跨省域的把长江三峡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历史地图集，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意义。

区域性历史地图集中，以省域为单位的成果，目前有11个省域的14部地图集。研制编绘省级历史地图集有一个前提，就是地域范围的选定。从目前已出版成果来看，大多数是以“今”省域为范围来编绘的。如三部山西的历史地图集，均未包括清朝属于山西省的归绥地区，而《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则包含了清朝归绥地区。《福建省历史地图集》没有包括台湾岛，尽管光绪十一年（1885）之前台湾府是福建省的政区。北京、上海、重庆、四川、山东、陕西的省级历史地图集，均以编绘年份的“今”省域为研究范围。然而，《广东省历史地图集》反映明清以来至1988年之前地域，既包含海南岛，也包括明清以来长期属于广东的钦廉地区，而《广西历史地图集》也包括了钦廉地区（该地区最后从广东划属广西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

省级历史地图集的图组设计，全部是以政区为第一图组，然后再予以展开的，一般都设有自然（或地貌）、人口（含民族）、经济、城镇（或城市）、文化、军事与战争等常见图组。广东的有开发图组。广西的特别强调民族要素。《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全部29幅图，28幅是政区图。《山西省政区沿革地图集》只有政区的内容。《陕西历史地图集》设有历代全省政区图和文物点分布图，配有相关照片。《北京历史地图集》分3卷，分别是政区城市卷（未分章），文化生态卷（7章），人文社会卷（10章）。《重庆历史地图集》（蓝勇主编）按时代分6章，以第4章“元明清时期巴渝地区历史”为例，有政区、人口、移民与社会、农业、城市与交通、民族、文化等内容。篇幅最大的是《山东省历史地图集》，共有8册之巨，政区、自然、经济、文化、村镇、军事、社会、古地图8个专题各为一册，堪称巨著。

小于省域的历史地图集，研究对象为省会城市、地级市、市辖区、普通县，笔者见到过一些，质量最好的要数《西安历史地图集》《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等数种，其他如《潍坊市历史地图集》《潍城区历史地图集》《济宁历史地图集》《沾化县历史地图集》《咸宁市历史地图集》《柳州历史地图集》等质量不尽如人意，而《武汉历史地图集》《长春历史地图集》连书名也是不准确的。

历史地图集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涉及一系列学术理论、学术标准、技术路径等问题。黄盛璋曾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过一套系统做法的设想。这里，笔者简要分析五个基本的共性问题。

1.关于历史地图与读史地图的理论思考。

历史地图的理论问题，《禹贡半月刊》就曾有过讨论。科学的历史地图与普通的读史地图具有区别，这是侯仁之提出的观点。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介》《〈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理论与实践》《历史地图集理论问题刍议》三篇文章在全面介绍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基础上，就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十多年之后，韩光辉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读史地图集可根据需要截取一定的地域空间绘图，对地图本身的计量要求并不严格，多具有示意性；历史地图集是在现代实测地图的基础上编绘历史地理内容，具有区域的完整性和计量准确的科学性；读史地图集的功能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背景，是人们阅读史书、理解历史的辅助工具，历史地图集的功能有助于人们直观地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从而加深人们对各种地理事物现状的理解和认识，甚至可以预测各种地理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等。

2.关于历史地图集的学术基础。

历史地图集的研制编绘应该基于扎实可靠的沿革地理考证，“谭图效应”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论历史地图集的性质是专题、区域抑或是断代，图上的任何地理要素、专题内容都是依托于历史疆域与政区研究，复原疆域、厘清政区沿革是一切历史地图工作的出发点。沿革地理涉及的问题是巨量的，研制者需要做好每一个细节，否则会涉笔便误、贻笑大方。

谭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关键在于沿革地理的学术研究做得扎实，参与其中的各位前辈都有深刻体会。据邹逸麟回忆，“当初，谭先生布置开元二十九年政区图由我来做，他说：‘老邹，你先要编一个开元二十九年唐朝政区表’……因为没有一部地理志书有现成的答案，我用《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来编出一个开元二十九年的政区表，有矛盾处还要做考证，十分繁琐；并且，开元二十九年以前、以后的历史都很长，唐朝二百九十年期间曾置或已废的县也要画，做小地名处理，所以唐朝所有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我都做过考证”；“唐朝以后的河流都是我来弄的，这个也是很难的。历史地图集一个朝代只有一个代表年份，画唐朝的黄河就要画开元二十九年的黄河，宋朝图要画政和元年的黄河，明朝图要画万历十年的黄河；但是要把黄河这两千多年的变迁都逐年考证清楚之后，才能知道哪一年的黄河是怎么个流向。所以，图上画画就这么一条线而已，实际花费了很大功夫。”当时，邓锐龄在西北组，他回忆道：“我担任南宋、元、明三代，几乎是从头做起。按规定，每幅图须取用一标准年代，必须寻找中外史籍上在这个年代纪事里出现的地名，若这年代内虽无而在其前后都重复出现的地名也可以采用，找到后，再设法从前人的成果里知道或自行研究出这地名当今何地，再在近现代的地图上找到或比定地点才可以上图，考释文字则另存。”

3.关于绘制政区界线的尺度。

谭图已把政区界线画到了领县政区（即“统县政区”），据邹逸麟师回忆：“本图集在初设计原则时，规定全部各朝图稿都绘至县一级政区，并画出领县政区的界线。”故大凡秦汉郡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州郡、隋朝的郡、唐朝道与州、两宋路与府、元朝行省与府级政区、明朝府与直隶州、清朝府与直隶厅直隶州的界线，谭图都呈现了出来。

关于历史上的县界是否要画，从什么朝代开始画出来，学术界是有不同主张的。尽管绘制历史时期县界的困难是很大的，但蓝勇主张画县界，而陈桥驿主张省级历史地图集不画县界。木已成舟的具体事实是，蓝勇主编的《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重庆历史地图集》两部著作都画出了清末的县界，而陈桥驿的“浙江省历史地图集”未见下文。笔者认为，凡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政区界线，今人只要秉持言必有据的认真态度，严肃地考证、科学地复原出历史县界，那么有比无强，应予肯定。

按理说，既然全国尺度的谭图已把政区界线画到了统县政区，那么省级尺度的历史地图集自然要画出县级政区界。但实际非如此，相当多的省级历史地图集关于政区界线的画法仍停留在谭图的统县政区界，只有少量省级历史地图集才画了明清民国时期的县级政区界（县界）。具体情况是：无论篇幅小的《广东历史地图集》还是鸿篇巨制的《山东省历史地图集》，都没有画出历史县界。《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没有画出清朝的旗界。《陕西历史地图集》画出了1927年的历史县界。《广西历史地图集》画了晚清、民国县界。《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与《重庆历史地图集》（蓝勇主编）画出清末1908年的县界。《北京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画了明、清、民国县界。《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画了元、明、清以来的县界。《上海历史地图集》画出了南宋以降的县界。《山西省历史地图集》追溯得最为久远，画出了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民国各朝县界。笔者认为，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历史情况各有不同，遗存史料多寡不一，研究程度也千差万别，如何从本省级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证历史县界，追溯到什么时代，成为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笔者主持作为全国尺度的《清史地图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批准号：12&ZD146），项目组知难而进，尝试着把覆盖全国的政区界线的精度从府级提升到了县级，实际绘出了清宣统三年（1911）一千七百多个县级政区的界线，虽然工作量超大，但完全可以做到。因此，今后凡是新绘的省级历史地图集，笔者希望能够绘出明清的县界。晚清的县界绝大部分是明晰的，是可以考证出来的；各种断代历史地图集中，至少“明史地图集”是可以考虑绘制县界的。

4.标准年份及其相关问题。

谋篇布局时会遇到如何遴选“标准年份”的问题，否则无从下手。邹逸麟几乎全程参与谭图编绘，他回忆道：“编绘地图是有标准年份的，现代地图也是如此。标准年份的选取，谭先生有三个原则：第一，该年份的政局、社会比较稳定；第二，疆域、政区可以代表这一朝代的面貌；第三，资料要齐全。以此衡量，唐朝图选了开元二十九年，因为天宝以后就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宋朝图选的是政和元年，因为那时是澶渊之盟以后，有二十余年比较稳定。清时期的地图，谭先生选定嘉庆二十五年，此时正处于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过程中，有《嘉庆重修一统志》为据。这样选都是有道理的。”

当然，无论选择的“标准年份”多么具有典型性，都不能代表该朝代所有年份的地理情况，何况谭图“标准年份”最多的唐朝也只有三个（全图有总章二年、开元二十九年、元和十五年三幅）。《清史地图集》的“标准年份”选了五个，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乾隆六十年（1795）、道光二十年（1840）、光绪二十年（1894）、宣统三年（1911）。在理论上，完整的《清史地图集》不但应覆盖清朝所有年份和所有地域，而且要在疆域政区框架上叠加相应年份的人口、聚落、耕地、动物、植物、自然灾害、交通、宗教、军事等要素，更须将这些纵与横的要素内容交织成动态，从而可望再现清朝主要地理要素完整的时空发展过程。如此庞大的设想，需要基础研究的日积月累，短时期内难以实现。从这层意义上说，未来发展方向应是以《清史地图集》为出发点，做成开放式的“清史地理信息系统”（Qing Dynast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QDGIS）。其他断代历史地图集的技术路径，亦可作如是观。

省级历史地图集的“标准年份”状况是一个朝代往往只有一幅图，这幅图只有一个标准年份。如果按照广西的经验，《广西历史地图集》也可以做成“广西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5.已刊历史地图集的评议。

关于已出版历史地图集的评议，公开发表的书评不多。历史地图集研制编绘之艰辛，非亲历者难以感同身受，所以一般都是赞扬，也值得大力赞扬。

此处论题，可以以谭图为例。有的学生以谭图为研究对象做学位论文选题。学术界指正谭图错讹的情况，详见表6（依时序、地域排列）。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自己“对这套图集的命运是充满信心的”，也认识到“我们的谬误必然很快会被发现”，希望“这套图集会越改越好”。他曾对学界同行说过：“《中国历史地图集》名义上是我主编，其实是集体编绘的。我的工作是组织联络和审稿。在审查过程中，已发现某些标绘可能不尽合理，甚至存在一些问题。我曾与一些编者通信商讨这些问题。但是，作为主编必须尊重每位编者的意见，不能强加改动。因此，我非常欢迎大家多提批评意见，学问要由大家来做，不能由几个少数人垄断，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只有集思广益，采纳百家之长，才能把《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好。”因此，鉴于谭图可以传世的学术价值以及它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应当启动修订程序，“站在求全的立场，此图集还要不断地加以修正和补充”，以使其更加完善。

关于历史地图集可探讨的论题尚多，理论升华、时间段选择、疆界范围、政区名称、治所、幅员、聚落点、职官驻地、山脉与山峰、河流与湖泊、海岸线、海岛与海洋等地理要素，农作物分布、交通路线、军事布防与战争进程、城市发展与都市布局、人口密度与人口迁徙、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等专题，以及具体图幅的设计等都是值得探究的话题，期待学术界热烈讨论，以便一起把历史地图集的学术事业推向前进。

四、展望未来

如果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清末以降的历史地图以疆域政区沿革图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已扩展到城市、人口、农业、社会、民族、交通、军事、文化、宗教、地貌、植被、珍稀动物、气候变化、海岸伸缩、环境变迁等各个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景。

笔者曾有机会阅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收藏的全部英文类历史地图集，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图书馆（如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Bibliotheek van de Universiteit Leiden，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等）的典藏，可将笔者曾经寓目之65部外文历史地图集分作如下四类：

第一类：综合性历史地图集，有15部。如大家熟知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主图318幅，插图219幅。《牛津世界历史地图集》（Oxford Atlas of World History），即使简明版也有300多幅。德文《世界历史大地图集》（Groβer Historischer Weltatlas）分四册，第一册是从史前到公元600年，81幅；第二册为600-1500年，105幅；第三册为1477-1980年，140幅；第四册为1945年以来，28幅。

第二类：区域历史地图集，有28部。例如，《泰晤士欧洲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EUROPEAN HISTORY），318幅。《美国历史地图集》（Historical Atlas of the United States），270幅。《新西兰历史地图集》（New Zealand Historical Atlas），173幅。《南亚历史地图集》（A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 Asia），149幅。规模最大的地图集是西班牙文的《秘鲁历史地理与景观地图集》（Atlas Historico Geografico Y De Paisajes Peruanos），纸本书籍高57厘米，宽42厘米，厚6.5厘米，右图、左说，是历史地图与当代地图的合集，五大部分中第一部分即为历史地图，44幅。

第三类：专题历史地图集，有17部。例如《哥伦布与地理大发现地图集》（Atlas of Columbu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有四部分，主图81幅，插图8幅。《美加环境史地图集》（The Atlas of U.S. and Canad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53幅，规模算是小的。法文《历史移民地图集》（Atlas Historique des Migrantions），83幅。《图绘流行病：疾病历史地图集》（Mapping Epidemics A Historical Atlas of Disease），按照32种流行病如艾滋病、黄热病等来绘制地图，分析全球形势。

第四类：时段历史地图集，有5部。例如，《十七世纪世界大地图集》（The Grand Atlas of 17th Century World）以欧美为主，覆盖全世界，100幅，其中有关中国的8幅。《1760-1790革命：美国早期历史地图集》（Atlas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The Revolutionary, 1760-1790），180幅。还有三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地图集，图幅数量分别为118、176、290幅，出版地分别是伦敦、美国加州、意大利。

如果从国外历史地图（集）的发展趋势来看，从学术意义上来说应该有综合、区域、专题、时段四类，代表四个发展方向。据上述列举，区域历史地图集最为丰富（28种），专题历史地图集则相对不多（17种），综合性历史地图集因需要区域、专题做基础而相对偏少（15种），但时段的历史地图集则更少（5种）。

对照国际学术现状，于中国而言，因历史地图工作需要投入庞大专业力量、科研经费等，全国综合性的已有谭图八大册和国家历史地图集问世，所以总体性的历史地图集暂时先告一段落；专题性的历史地图集，虽然受到科研难度等内在因素制约，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地图集在编绘中；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则因各个地方发展的需要而日渐兴起，而断代历史地图集（即某个特定时段的历史地图集）仍然付阙。

中国编绘历史地图集状况非常不平衡，有许多学术空白需要填补。笔者认为，今后的发展趋势有二：

一是省级历史地图集将全面开花。“区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但“区域”有大有小。大于省域或者跨省级的历史地图集，目前只有《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等个别成果，而像“黄土高原历史地图集”“东北三省历史地图集”“海河流域历史地图集”“太湖流域历史地图集”“中国海洋与海岛历史地图集”之类跨省域科研项目，笔者未见。省级历史地图集，目前已经见书的有北京、广东、山西、福建、上海、重庆、四川、陕西、山东、内蒙古、广西十一个省域。小于省域的历史地图集详见上文。由于跨省域历史地图集需要通力合作，协调成本较高，不易组织，所以今后更多的应该是发展省级历史地图集。目前，还有23个省级政区没有历史地图集问世，其中西藏的历史地图集正在研制（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河南、安徽、云南三省的历史地图集也已着手进行，但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海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19个省域的省级历史地图集至今尚无着落。

有的省份，即使已经出版了省级历史地图集，今后也将朝着多样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一方面，编绘新图集。像山西已经出版了三部、重庆出了两部，为其他省域做了示范。另一方面，已有成果可以修订、充实、完善。毕竟有的省级历史地图集只有不同朝代的全省图，过于简单，连郡级图、府级图或小流域的图都没有。

因中国各地区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为了增强文化自信，每个省级历史地图集的学术空白必将得到填补，全国都将填满，并且一个省域并不会只限于仅有一部历史地图集。学术界需要提前谋划，各所在省域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具有大展宏图的良机。

二是断代历史地图集的前景广阔。目前，尚未见过一部某朝代如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的断代历史地图集。零星的历史政区图、某朝农业分布图、某代城市坊巷地图等都曾有过，但反映某个朝代整体面貌的历史地图集迄今未见。当今许多地理现象都根植于过去，清朝是离今天最近的传统王朝，今天的疆域、省制、市名、县名、河流走向、湖泊大小、海岸线位置等地理现象和对山脉山峰的认识都是从清朝延续下来的。因此，研制编绘清朝历史地图集的学术条件应该最为成熟。笔者依托教育部文科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8年即提出要编绘清朝的断代历史地图集——《清史地图集》；2012年秋，笔者领衔竞标的《清史地图集》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8年春顺利结项，不久即可见书。《清史地图集》为其他断代历史地图集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学术界如果有计划地引导某些断代的历史地理专题研究，随着学术成果的累积，则可以为各个断代研制编绘历史地图集做好学术准备。

中国研制断代历史地图集与海外相比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海外的时段历史地图集都是17世纪以后的）。一是中国历史悠久，连续不断，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都是中华儿女；二是中国历史文献丰富，经史子集四部都包含地理典籍，史部地理类更为集中，现存1911年之前的地方志即有八千多种，史料基础雄厚；三是中国各断代史已经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八册谭图也已经有了疆域政区框架。中国史学界具有断代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今后“战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史地图集”“三国历史地图集”“南朝史地图集”“北朝史地图集”“唐史地图集”“宋史地图集”“辽金史地图集”“元史地图集”“明史地图集”乃至“东晋十六国历史地图集”“五代十国历史地图集”等将可能陆续问世，甚至还可以细分为“隋史地图集”“晚明史地图集”等。笔者相信，断代历史地图集研制编绘具备后发优势，学术界有望取得丰硕成果。

综上所述，研制编绘历史地图集是新世纪赋予学术界的神圣使命。因此，笔者可以大胆地预言：省级的、断代的历史地图集的研制编绘，将来大有可为！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期第110-12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