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日趋活跃，无论是历史时期气候变化过程重建，还是考察气候变化对过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我国在国际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特色领域。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领域，关注重点也发生转向：从认识气候变化的事实、过程与规律，到更关注气候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制。我国具有丰富而连续的文献记载，考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问题具有特殊优势。当前，在国际学界人文社会科学日益进入全球变化研究的大背景下，分析和思考我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研究理路，有助于更好地跨越学科界限，促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更多地加入到全球变化研究工作中，深化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一.对我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现状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气候重建工作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代用资料的采集更加丰富多元，重建手段更科学，重建结果的时空分辨率更高，准确性也不断提升。可以说，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根据大量气候资料，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气候演变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是气象学与气候学研究中的基本手段。因此在历史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中，统计与量化分析是必要的手段。

我国季风气候显著，其特点为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突出，因此我国历史上农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显著。过去几十年，学者在历史时期气候影响农业生产问题上得到了基本共识，如，总体来看暖期比冷期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近年，学界还以建构模型与计量分析方法考察过去2000年间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获得了在百年尺度上及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粮食的丰歉变化与气候干湿冷暖变化对应关系的基本认识。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直接，但进一步讨论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却并不容易。以气候变化对粮价波动的影响为例：从理论上讲，气候的寒暖、干湿变化会对粮食产量产生影响，由此影响粮食价格。但在实际历史情境中，粮食价格受到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如何考辨气候变化的作用尚是难点，更遑论气候变化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长时段或者大空间尺度上，易于较清晰地识别出气候变化与某种社会经济要素变迁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历史时期具有特殊的朝代兴衰特征，大的时空尺度上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朝代变迁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章典等人的系列研究利用过去千年时间尺度上气候波动和战争、王朝更替的相关关系，试图解释气候变化在王朝衰落问题上有切实的因果关系。（Zhang D.D. ，Jim C. Y. ，Lin G. C⁃S ，et al. Climatic change， wars and dynastic cycl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Climatic Change，2006，Vol. 76－3－4，pp. 459－477）

在史学经典问题“17世纪危机”的讨论中，对于出现全球尺度广泛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这种“共时性现象”的原因，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气候因素”发挥了作用，但对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有限。从相关关系到因果关系的论证，要分析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经济因素变迁之间的逻辑链条。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经过复杂的传递、分解和反馈，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一直以来是难点和薄弱环节。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曾指出，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需要从中抓取主要影响“界面”，从而追踪气候变化的灾害性后果传递链条。郑景云等学者建立了明代末期从气候变化到社会后果之间清晰的作用链条（Zheng, J. ,Xiao, L. ,Fang, X., et al. How climate Change impacted the collapse of Ming Dynasty, Climatic Change, 2014, Vol. 127－2，pp. 169－182）：基于现有理论构建概念框架，从千年尺度的气候与王朝循环对应关系曲线上，截取明末这个复杂又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利用气候重建数据和丰富的历史文献，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军屯衰败、内地粮食减产及崇祯大旱三条影响链条，揭示了这三种情境下气候促进明朝灭亡的作用方式。通过实证研究增进了对明朝灭亡背后的气候相关机制的认识，是近年关于讨论气候变化对明朝灭亡作用关系的精彩案例。

近年我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新进展，除了利用最新的高分辨率历史气候变化重建结果和社会经济指标序列讨论气候变化灾害性后果的传递链条，还引入弹性和脆弱性等概念讨论人地关系。全球变化研究中的脆弱性概念框架经过多年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功结合的范例，但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运用尚少。方修琦、苏筠、郑景云等学者的研究团队以“脆弱性”概念探讨人—自然耦合关系，所出版的《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科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是近年的集大成者。该书利用最新的历史气候重建成果和概念框架，提取史料中可供定量分析的社会经济代用指标，重建过去2000年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和经济指标序列。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揭示我国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机制与表现形式，系统分析了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气候因素，总结了气候变化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与机制。

上述研究体现了来自地理学界与历史地理学界的历史气候学者，自觉利用多学科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实践。与此同时，也激发了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对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兴趣。在大时空尺度的气候变化重建与经济指标提取基本具备的条件下，经济史学者期望以历史时期受到气候变化冲击的社会场景为“自然实验”，来检验经济学理论。因此在历史气候变化的跨学科研究中，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率先进入并取得了系列成果。

经济学者长于量化分析与模型构建，从而拓展了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路径。赵红军《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基于计量经济史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格致出版社，2019年）基本代表了有关历史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沿。尤其是对气候变化、通货膨胀及社会动乱关系的研究部分，利用层层递进的多种模型分析，使得区分影响社会动乱变量重要性程度得以明晰：干旱是影响华北区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洪涝、通货膨胀、粮价等。

经济学者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检验中国历史上米价、自然灾害、人口、战争、朝代兴衰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常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却因缺乏史学背景而引起争议。如陈强《中原王朝被征服的计量历史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与雷鸣等《中原王朝被征服的计量历史分析：质疑》（《制度经济学研究》2013年第1期）针对我国过去两千年气候变迁与王朝兴衰问题的商榷。此类研究主要问题在于，其研究过程中所利用的多为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无论是对气候变化研究进展还是对历史时空背景都不甚熟悉。以其所利用的气候变化数据来看，不少学者忽略了我国近年历史气候重建工作的新进展，或者在利用最新研究成果时，在代用指标所指示的气候信息解读上存在问题。因此这种数据处理方法虽新颖，但正如吴承明所言，同样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计量分析具有局限性，一个模型的变量有限，许多条件只能假定不变，不符合历史情景；同时，“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未来需要增强在历史学专业背景下的经济学理论与计量分析方法引入，综合性的跨学科合作研究亟需加强。

上文回顾了近年大的时空尺度上气候变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影响的研究。已有研究从整体上考察了我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的脉络，勾勒出气候影响与中华文明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些研究建立在历史气候变化重建及社会经济指标序列建立的基础上，并随着国际学界对“全球变化的人类适应”问题研究的深入，引入了“弹性、脆弱性”等概念进行讨论。

由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问题的复杂性，大时空尺度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及归因式的“气候影响社会”的解释难以满足现阶段学术需求。学者已经开始以气候重建为基础，综合利用灾害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与社会科学相关理论，深入解释气候变化要素对社会内部运作过程的影响及应对机制问题。对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内部机制的解析，以及对多时空尺度下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模式与后果的探讨，显然需要更多社会科学学者的参与。

二.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的不确定性问题分析

学界对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社会发展历程形成了基本共识，然而具体到一定的社会情境和气候事件，由于气候变化重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社会过程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使得其作用关系机制的解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如方修琦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系统多种因素在多时空尺度上相互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何减少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可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工与合作的角度进行思考。下文以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朝代变迁”及“农耕与游牧民族关系”两个主题为例说明，讨论社会科学在此研究中可发挥的作用。

2007年，发表于《自然》上的两篇关于唐朝灭亡中气候作用的争论文章，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德国科学家Gerald H. Haug所带领的研究团队认为，唐朝由于古代季风的改变而致其逐渐衰亡。雷州半岛湖光岩钻孔取得的岩心记录钛元素含量变化能揭示东亚古代季风强度变化。且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在中亚交战失败后撤退，而长期干旱造成谷物歉收，激起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唐的灭亡（Gergana Yancheva, Norbert R. Nowaczyk, Jens Mingram, Peter Dulski, Georg Schettler, Jörg F. W. Negendank, Jiaqi Liu, Daniel M. Sigman, Larry C. Peterson, Gerald H. Haug, Influence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Nature, Vol. 445, 2007, pp. 74－77）。张德二等学者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其观点进行反驳（De’er Zhang, Longhua Lu, Anti⁃Correlation of summer/winter monsoons? Nature, Vol. 450，2007，E7.－E8.）。在气候重建过程中，代用指标究竟指示何种气候信息，定年是否准确，以及区域代表性都会带来不确定性，而气候影响分析过程中的历史背景、时空尺度等问题也可能带来分歧。张德二以深厚的历史气候研究基础与历史文献底蕴，对Gerald H. Haug等人论点进行一一反驳。

此次讨论引发了学术界内外对气候变化与古代社会兴衰关系的兴趣，显示出我国历史文献记载在利用多元资料重建古气候变化序列，讨论过去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相互作用关系中的突出价值。在历史文献记载缺乏的区域，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的不确定性更加让人迷惑，突出的例子如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上农牧关系的影响。

早在20世纪90年代，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及相关农牧冲突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关注。如邹逸麟、王会昌、满志敏等学者的研究。近年，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对此问题考察时，认为气候变化过程中的温度（寒与暖）、降水（干与湿）都可能与游牧民族的扩张南下相关。如刘璐等《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4期）认为在百年尺度和30年尺度的气候变化上，气候暖期多对应战争高发，冷期多对应战争低发；且气候变化对战争具有间接影响，暖期可能由于人口膨胀导致生活资料匮乏、游牧民族强盛进而社会结构性需求扩大，因此战争掠夺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诱使游牧民族引发战争。由于游牧民族缺乏文献记载，综合多元代用指标重建气候变化事实并讨论其与社会相应关系，可减少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显然，不同学者的研究时段和统计重点各有侧重，其研究结果能反映出过去时空过程中历史事实的某些面向。只有综合利用多元数据，进行跨学科讨论才有助于降低分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力图将气候变化这样一个自然因子，置于社会内部变迁的过程中进行讨论，显然不易。将气候变化融合到人类历史解释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源于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本身都是动态的、复杂的多维系统。未来研究需要利用更精确的气候重建数据，选择适用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在更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讨论，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增进甚至修正目前学科的整体性认识。

三.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跨学科合作的途径

从气候变化更大的学科背景来看，全球变化研究设计之初，即由自然科学家开展和引领。虽然后来不少学者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存在研究对象、数据获取、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诸多差异，二者的协同合作一直面临巨大困难。20余年来，来自自然科学的证据不断证实人类活动会导致气候增暖，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中“人”的重要性突显；随着全球变暖和极端灾害事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将如何应对当前及未来气候变化成为重要问题，这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愈发迫切。近年，不少自然科学家意识到，社会科学“将更多地介入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并成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曲建升等《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国际发展态势与挑战》，《科学观察》2008年第4期）。

问题在于，一直以来难以推进的跨学科合作如何实现？笔者以为，横向而言，区域尺度上的综合研究已经取得不少突出成绩，并会在未来继续深化跨学科合作；纵向而言，极端气候事件的解析，将成为跨学科合作的突破点。

早在1995年，IPCC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问题”之初就意识到“区域尺度”的重要性：即在空间尺度上，自然科学家开展的往往是全球、半球尺度的研究，而实际上人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往往在地方区域，甚至是社区范围。2000年以来，多种区域尺度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更深刻的认知。满志敏等学者指出“实现在地球系统概念指导下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目标，需要一系列区域尺度的研究来补充”（《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的回顾》，《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而中国社会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因素，区域之间变异幅度很大，因此考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落实到某一特定区域。如萧凌波最新出版的《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科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将气候变化与水旱灾害作为关键参考变量引入社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与粮食安全、人口迁徙、社会动乱等不同方面建立联系，讨论气候变化影响在华北社会系统中传递和扩散的过程机制。尤其是识别出清代不同时段，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响应机制的阶段性和时序性变化，深化了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区域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

以交叉学科合作深化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的另一个突破点，在于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随着全球变暖加剧，不少学者认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次上升，严重程度加重。研究表明，短期的、急剧的气候异常及极端气候事件会对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分析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背景和机制，揭示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特性，考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人类社会的应对过程机制，可以为降低灾害脆弱性、提升社会弹性提供历史依据，并为人类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如徐正蓉、杨煜达等的研究，分析了南京地区1849年极端洪水的时空分布和应对过程，尤其是揭示出灾后应对过程中文化要素（在此为“风水”）对社会适应策略的影响（Zhengrong Xu, Yuda Yang, Tao Sun, Feng Shui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 A Case Study on the 1849 Severe Flood in Nanjing and debates on Flood Discharge, Climatic Change, Vol 166－1－2，2021）。

杨煜达等带领的研究团队展开了对过去千年我国不同区域极端气候的系统研究。不但在重建极端气候序列上探索出更客观有效的研究方法，还基于重建结果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社会影响做了出色的案例研究。以前文提及的明代灭亡问题为例，韩健夫、杨煜达“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Extreme Drought Events in Northern China o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Climatic Change，Vol. 164－3－4，2021）的研究另辟蹊径：从社会弹性视角，考察17世纪之前明朝的社会状态及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重建了15世纪晚期北方地区温度、降水和极端干旱事件，刻画了极端干旱事件的社会经济后果，即粮食作物的大幅减产、军屯的减少及民众的大量流亡。这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迫使明朝转变支配社会的方式，而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和调节能力随之下降。可见，对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解析，能够为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问题提供更深刻的解释。

总之，跨学科协作已经成为学科增长的必然趋势，而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内在特点，也决定了其交叉学科的特性。在近年国际学界不断呼吁气候变化研究中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的大背景下，我国历史气候变化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倾向也将不断加深。综合利用多种历史文献和各类古环境数据，引入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有效推进多时空尺度上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结语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复杂动态过程。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人类社会应对问题引起国际、国内社会普遍关注。过去数十年间，我国地理学者、历史气候学者积极参与全球变化研究，在历史气候重建和气候变化的社会应对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同。已有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时期民众生活和社会发展影响的诸多面相，以及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社会应对气候挑战的生存智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已有科学家开始呼吁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然而，在研究实践中深入的交叉协作面临诸多困难。探索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是未来气候变化研究的重点之一，而社会科学在此间有望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意在从研究实践的角度，分析总结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学术路径，以增进跨学科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

本文认为，实现历史气候的跨学科合作需要推进两方面研究。一是在区域尺度上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二是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研究。与此同时，还应在科研项目评审等多个方面提供支持，以鼓励更多的历史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积极跨越学科壁垒进入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减少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分析中的不确定性，推动交叉学科合作，增进对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

（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4期第73—7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