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求”之名最早见于《隋书》，是古代中国指涉东海岛屿的重要名称。明初，其位置被中国官方正式确定为琉球群岛。明清时期，时人多将明以前史籍所记“流求国”等同后世琉球王国，琉球在编修国史时亦将其作为追述王国前史的重要史料。近代以后，学界对明清时期“明以前流求国即是明以后琉球王国”的认知提出疑问，各方学者从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明以前“流求”具体位置进行考证研究，并围绕“中国台湾说”和“琉球说”两大观点展开长期论争。

这一论争迄今已延续百余年，却难有共识，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研究缺乏对“流求”指涉区域变迁的动态把握。由于明以前“流求”记录相对零散，难以形成逻辑严密的互证关系，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对《隋书·流求传》等特定篇目考证，缺乏对隋明之间700余年史料变化情况的系统研究。在具体考证中，由于立场和方法不同，学者对同一史料解读往往迥然相异。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知识社会史和海洋发展史角度，对明以前“流求”记录进行长时段系统研究。在更广泛搜集明以前“流求”文献基础上，梳理文献生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和知识谱系，继而厘清古代中国对东海探索、经营、开发、管治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一、隋代“流求”指向的模糊性

古代中国东海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上古时期，《尚书》《尔雅》《庄子》等经典著作中有关渤海之东的大壑、仙山等记述，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东海的初步认知。秦汉时期，史书中有关“东鳀”、“夷洲”、“亶洲”等记载，表明先民的东海交往空间逐步扩大。三国时期，东吴黄龙二年（230）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是中国官方对台湾岛等东海岛屿的重要探索，吴人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积极经略海外，对外交流呈现“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活跃景象，航海技术、造船业和海外认知都有较大进步。

（一）隋代海外探索与《隋书》“流求”叙事生成

隋统一后，沿海地区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为这一时期海外探索奠定了基础。炀帝即位后，广募天下能士，“开远夷，通绝域”，四出交通，广开疆土。大业三年（607），遣朱宽等人入海求访异俗，后又遣陈稜、张镇州等跨海远征异域。唐初修《隋书》，将朱宽、陈稜、张镇州等人的海洋探索事迹编入《流求传》，“流求”之名首次出现在中国正史中。

对朱宽等人的海外探索，《隋书·流求传》记述如下：

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

在《隋书·流求传》记述中，朱宽等人海外探索共有3次，所到之地均被记为“流求”，相互之间构成隋朝对“流求”从发现到求访、从求访到慰抚、再由慰抚不成到伐灭其国的内在关联性。近代以来，学界对《隋书》所记“流求”究竟是“台湾岛”还是“琉球群岛”的考证与论争，亦是在《隋书·流求传》的叙事建构下展开。

（二）《隋书》“流求”叙事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隋书·流求传》的叙事建构虽然主线清晰，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从唐初史籍中2条未被《隋书·流求传》收录的“流求”记事即可看出。

第1条见《隋书·食货志》：

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又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

这段史料在《隋书·食货志》炀帝大业元年即位条后、大业三年条前，引文中“是岁”应为大业二年。该段所述炀帝令“常骏使赤土国”、“裴矩往张掖”，在《隋书·赤土传》《隋书·裴矩传》《隋书·西域传》中皆有详载，常骏、裴矩到达“赤土”、“张掖”时间均为大业三年，与引文所记时间顺序契合。故文中炀帝“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亦应发生于大业二年至三年间。

第2条见《大业杂记》：

（大业七年）十二月，朱宽征流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

该记事《朝野佥载》亦有收录。《朝野佥载》前半部分与《大业杂记》相同，后半部分为《大业杂记》所不存，具体为：

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锁，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

据此可知，隋大业年间朱宽也曾征伐过“流（留）仇国”，出征时间史无详载，返回时间为“（大业）七年十二月”。

综合相关史料可知，隋代朱宽等人海外探索共有5次：大业二年至三年间，张镇州“击流求”；大业三年，朱宽求访“流求”；大业四年，朱宽慰抚“流求”；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征伐“流求”；大业七年，朱宽征“流仇”。相互比对，不难发现这些海外探索具有不同面貌。

如《隋书·食货志》载张镇州击“流求”和《隋书·流求传》载朱宽求访“流求”，时间虽皆为大业三年前后，但从动机看，前者是军事征伐，后者是求访异俗；从结果看，前者“俘虏数万”，后者“掠一人而返”，两者相差甚远。又如《隋书·流求传》在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几乎伐灭“流求”后，写道“（流求）自尔遂绝”，但《大业杂记》等又记有大业七年朱宽再次征伐“流仇”事，彼此之间相互矛盾。

可见，隋代朱宽等人海外探索并不必然具有《隋书·流求传》所建构的内在关联性。这些海外探索在时间上可能同时，在性质上则相互独立，所到之地并不必然相同。唐初修《隋书》时，并未保留隋代海外探索的原本面貌，而是通过史料裁剪，重新建构了隋朝同“流求”交往的历史叙事。

（三）《隋书》“流求”具体指向并不清晰

《隋书》的叙事建构使其所记“流求”具体指向并不清晰，体现在其对“流求”位置和形象的记述中。

《隋书·流求传》对“流求”位置记述有二处：一是“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二是“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后者为大业六年陈稜远征时航路，《隋书·流求传》虽未载明总日程，但《隋书·陈稜传》却明记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

可见《隋书》对“流求”位置描述至少来源于2种不同的海洋经验，分别是自建安（今福建福州）出海水行五日而至；自义安（今广东潮州）泛海，经高华屿、?鼊屿，月余而至。2条航路的到达地虽都被记为“流求”，但出发地和航行时间存在较大差异，所到之地应区分考察。

在记述“流求”形象时，《隋书》虽将“流求”列为“东夷”，但描述多与“南蛮”相类。如《隋书·流求传》记其地“土多山洞”，国王所居曰“波罗檀洞”；“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国人好相攻讨”。《隋书·南蛮传》开篇便称“南蛮杂类……随山洞而居……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以往学者考证时多将《隋书·流求传》所记“洞”、“山洞”等同于现代语意的“山洞”、“溶洞”，但六朝隋唐文献中“洞”、“山洞”主要指南方山区普遍存在的山间盆地或河谷地带。从这点看，作为东夷的“流求”又杂糅了南蛮的形象。

《隋书·食货志》又载张镇州征“流求”，因“士卒深入，蒙犯瘴疠”，以至“馁疾而死者十八九”。据《隋书·地理志》“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可知隋唐时期，瘴疠发生区域主要在岭南及其以南地区。故此“流求”可能在岭南或其以南地区。

再如，《隋书·流求传》记陈稜远征“流求”时，曾“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隋唐时期，“南方诸国”、“昆仑”多指向东南亚等“南蛮”地区。如《南齐书》谓林邑国“人色以黑为美，南方诸国皆然”，“林邑”位于今越南中南部。《旧唐书》称“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昆仑”泛指东南亚、南亚等地肤色较深的航海贸易者。可知陈稜所征之地或已拓展至与“昆仑”、“林邑”相近的“南蛮”地区。故《隋书》虽将征“流求”事编入《东夷传》，但对该事评述却编入《南蛮传》，与“兵加林邑”并列为炀帝“威振殊俗”之举。

通过上述考辨不难得知，《隋书》虽试图通过《流求传》建构一个位于东海的岛屿形象，但其具体叙事拼合了隋代多次性质不同、航向不一、目的地迥异的海外探索事迹，所记“流求”的具体指向并不清晰。后世学者据此想对其所记“流求”位置进行考证，在方法论上并不可行。

从海洋发展史看，隋代朱宽、陈稜、张镇州等人的海外求访、招抚、慰谕、征伐活动，不仅是中国官方对东海等环中国海岛屿的一次全方位探索，也是中国尝试收附台湾岛等东海岛屿的重要史证。《隋书》刊布后，“流求”成为中国指涉东海岛屿的最重要名称，对后世东海认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唐宋时期“流求”指向由虚趋实

唐宋时期是中国海上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经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福州等地出海，通往东非、西亚、南亚、东南亚、日本、琉球群岛等地航路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中，“流求”意象广为流传，指涉区域不断扩大，一方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逐渐由虚趋实，开始具体指向台湾岛。“流求”指向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唐宋时期我国多主体、全方位、跨区域经营、开发、管辖东海列岛的历史进程。

（一）岭南：“流求”指向海外贸易国

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国交通海外的重要地域。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已延伸至波斯湾及非洲东海岸，连通中华、东南亚、阿拉伯三大海洋文明。广州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唐王朝开始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外国商船的来华贸易。

早在唐初，史官在记述隋代海外探索时，便已注意到“流求”同岭南的关联。如《隋书·陈稜传》《隋书·流求传》载大业六年陈稜征“流求国”时，出发港口为义安，军中有“昆仑人”，到达后“流求人……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大业杂记》《朝野佥载》载大业七年朱宽征“留仇国”时返还港口为“南海郡”（今广东广州），所获“留仇人”，“人形短小，似昆仑”。

唐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多将“流求”视为岭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国。如元和八年（813），时任永州司马柳宗元应岭南节度使马总之邀作《岭南节度飨军堂记》，称岭南海外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藩舶使焉”。长庆三年（823），郑权以工部尚书为岭南节度使，韩愈送别郑权的序文同样称岭南“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昭宗时期，曾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岭表录异》中，以“其国人幺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记述“流虬”有礼及喜好贸易的形象。直至宋元时期，以“流求”指代岭南之外的海外贸易国认知仍在士人间流传。

（二）明州：“流求”指向中日航路途经地

唐代浙江地区的海外交通得到极大拓展，自明州出洋、经东海、抵达日本九州北部的航路为唐代海商所开辟。天宝以后，该航路成为日本遣唐使来华的主要路线，明州也成为中国通往日本等国的重要口岸。

根据明州等地方志记载，唐中期开始，陈稜跨海征“流求”的事迹已在当地流传。两宋时期，陈稜远征“流求”时曾途经舟山群岛的认知逐渐形成，“流求”被当地人用以指涉自舟山出海后的所经之地。南宋咸淳年间，编绘于明州的《舆地图（墨线图）》即体现出这一认知，图中明州岸外的海岛、港口、航线被详细列明，陈稜祀庙所在“朐山”、“代山”被明确标出，“流求”则被标注在岛群东侧，与“代山”相对。两宋时期浙东地区的航海记录、方志文献、诗文词赋中有不少记载体现了当地“海以外是流求国”的认知。可见至晚在两宋时期，自明州等地出海远航，途经之地为“流求”已成为浙东地区的普遍认知。

随着中日交往增多，“流求”意象也传至日本，被入华日本僧侣用以指代其航海飘风所到之地。如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在追述自己渡航中国经历时，以“凯风朝扇，催肝耽罗之狼心；北风夕发，失胆留求之虎性”表达对飘风所到之地的恐怖想象。大中七年（853），圆珍搭乘唐代商人钦良晖的商船前往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越州开元寺求法，大中十二年学成后返回日本。在回国所作奏状中，圆珍同样以“十四日辰头，漂到彼山脚，所谓琉球国，吃人之地”追述自己渡唐时的飘风经历。此后，“流求国”为海中“吃人之地”形象，经过《元亨释书》《今昔物语集》等著述不断演绎，在日本广为流传。南宋淳祐年间，庆政更以《漂到流球国记》为题，详细记录日本宽元元年（1243）渡宋僧等人航海遭风漂至“流球国”见闻，同样将“流球国”描述为食人肉骨野蛮恐怖之地。

对空海、圆珍、庆政等人所记“流求”的具体位置，后世学者多据其遭风漂流时的风向、日程等信息，将空海、圆珍漂流所到“流求”判定为台湾岛北部，将庆政所记“流球”判定为琉球群岛。

（三）泉州：“流求”指向台湾岛南部

唐末五代，在闽国统治集团经营下，福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泉州已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福建海商异军突起，海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得到极大扩展。自泉州出海，经澎湖列岛、台湾岛南部到达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航路也逐渐发展成熟。在此过程中，泉州地方文献多以“流求”记录其对外海岛屿的认知。

如北宋初年张士逊任邵武知县时所编《闽中异事》，内称：“泉州东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无狂风巨浪，二日至高华屿，屿上之民作鲞腊䰼䱹者千计。又二日至?鼊屿，?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国。其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书·地理志》“泉州清源郡”条中亦有“自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鼊屿，又一日至流求国”记载。崇宁年间，李复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流求国，隋史书之不详，今近相传，所说如此，去泉州不甚远，必有海商往来”。作成于北宋末年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唐十道图》亦将“高华屿”、“?鼊屿”、“流求”依次标注在泉州海外。可见北宋时期，“流求”开始被认为位于泉州海外，有海商往来。

南宋时期，由于“人稠地瘠”，泉州人民不得不向海外发展，澎湖和台湾便成为理想开发之地。《闽书》引“宋志”称，“彭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苫茅为舍，推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表明至晚在南宋，泉州人民已大量寓居澎湖列岛，澎湖列岛已被纳入中国政府管辖范围，隶属泉州府晋江县。

与此同时，泉州地区对“流求”的认知发生较大转变。淳熙年间，郑藻所撰《乾淳纪事》开始以“泉州东有岛曰彭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可至（琉球）”、“琉球旁有毗舍耶国”记述“流求”位置，舍弃“高华屿”、“?鼊屿”等旧名，加入“平湖”、“毗舍耶”等新名，同泉州地方经验融合。但郑藻对“琉球”形象记述为“自唐以来，不通贡献，亦不为寇患”。

嘉定十一年（1218），真德秀任泉州知府期间记称，“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开始将“流求”与“毗舍耶”混同，视为海寇来源之地。宝庆元年（1225），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所编《诸蕃志》称流求“无他奇货，尤好剽掠，故商贾不通”。《闽书》引“宋志”称澎湖之民：“入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犯。”由是，“流求”形象逐渐从“海商往来之地”变为“尤好剽掠之国”。

从与澎湖“烟火相望”记载不难推知，泉州地方文献所记“流求”主要指台湾岛南部。泉州地区对“流求”位置和形象记述的变化，表明两宋时期泉州人民在开发、管辖澎湖列岛时，同台湾岛交往逐渐增多，对台湾岛认知正不断深化。

（四）福州：“流求”指向台湾岛北部

除泉州外，两宋时期联系福州与台湾岛北部的“汉番交易”或“岛际贸易”逐渐展开，两地交流增多。同时，自福州出海，经台湾岛北部、琉球群岛，达日本九州西南部的航路逐渐成熟。出土于台湾岛北部、琉球群岛、九州岛的宋代陶瓷器印证了该航路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福州文献常以“流求”记述对台湾岛的认知。

如南宋绍兴年间，陆游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期间泛海出游，写下《航海》描写大海的波澜壮阔。乾道八年（1172），陆游在蜀中任职期间，以“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追忆在福州航行出海时的情景。下有自注曰：“在福州泛海东望，见流求国。”嘉泰三年（1203）陆游致仕归乡后，又作《感昔》五首回忆昔年种种，其一云：“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常记早秋雷雨霁，柁师指点说流求。”成书于淳熙九年的《三山志》是现存最早福州地方志，卷6《海道》称“昭灵庙下，光风霁日，穷目力而东，有碧拳然，乃琉球国也”。嘉泰二年进士刘镇在航海游历浮膺山后作诗：“马头过了又驴头，何处飞来海上洲。绝顶试穷千里目，烟波深处是琉球。”

除航海所见外，南宋以后，“登鼓山可望流求”的认知在福州地区形成。如宋末元初程钜夫以“眼底流求弹丸耳，楼船曾见汉家军”想象游历鼓山时的情景。

元人吴海、王礼等以“东南弥望，浩荡不可极，远至于琉球之国，近而梅花、南交诸岛，咸在五步之内”、“纵观鼓山禅寺，登崱劣（屴）峰，坐天风海涛亭上，睨沧溟如铺白云，琉球黝其一发，此身宛在天上”，记录其登顶鼓山时的见闻。明嘉靖年间，册封使陈侃依据出使琉球时的航海经历，对福州地区“霁日登鼓山，可望琉球”的认知进行考实，认为所望之地，是在明朝被称为“小琉球”的台湾岛北部。以上史料说明两宋时期福州沿海对台湾岛已有相当清晰的地方知识。

唐宋时期，“流求”指向的演变轨迹与中国海外交通的发展历程基本契合。唐时，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流求”在唐代多被想象为广州海外贸易之国。唐中后期，明州通往日本的航路开始发展，“流求”逐渐被用以指代中日航路的所经之地。入宋后，福建地区的海岛开发和海外贸易空前发展，“流求”指向逐渐由虚趋实，更加具体，在泉州地区多指向澎湖相对的台湾岛南部，在福州地区多指向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北部。

层累形成于沿海各地的“流求”记录，清晰展现了唐宋时期中国东海疆域演进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在官方、士人、海商、海民等不同阶层共同参与下，中国民间航海群体已进入琉球群岛，并在当地开展贸易；福建滨海之民同台湾岛交往增多，福建士人从南北两个方向书写台湾岛，深化对台湾岛的认知；泉州人民积极开拓海岛，泉州地方政府已实现对澎湖列岛的有效管辖。

三、元明清时期“流求”指向的统一

元明时期是中国官方强化东海管治、确立东海疆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官方海洋经略成为中国东海疆域形成的主导力量。在积极海洋政策的推动下，元明官方先后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和对琉球海域的常态化管控，并逐步统一对“流求”指涉区域的认知。在长期航海实践中，中国的东海认知不断发展深化，东海疆域格局也随之确立，并在清朝进一步得到巩固。

（一）经略“瑠求”与元朝对台湾行政管辖的建立

元代泉州是当时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泉州地区的海外认知被元朝官方采信，编入正史。如元修《宋史》对“流求”位置记为，“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完全以泉州地区的“流求”认知为中心。《宋史》对“流求”风俗、山川、物产等记述虽依然直接抄录《隋书·流求传》，但又新增“流求旁有毗舍耶”记述，加入南宋时期“毗舍耶入寇泉州”史事。两宋时期形成于泉州地区的地方海洋认知，在元代已正式转化为官方层面的海洋知识。

受泉州“流求”认知的影响，元代官方将“瑠求”指涉区域定为与澎湖“烟火相望”的台湾岛南部，并尝试将其收附。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九月，元廷有征“瑠求”动议，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队前往招降，不听命则征伐之。“熟知海道利病”的福建书生吴志斗建言“若欲收附，且就彭湖发船往谕，相水势地利，然后兴兵未晚也”。元廷最终采纳吴志斗建议，决定征伐前先遣使诏谕。从元朝廷议可知，此次诏谕以“彭湖”为基地，所欲诏谕之“瑠求”便是台湾岛南部。使团经历半年准备，于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澎湖出航，进赴台湾岛，当日望见海中正东有高山，使团进至山脚，遣军官刘闰率小船十一艘、军士二百余人登岸。因言语不通，使团同岸上居民发生小规模战斗后撤回，四月二日返回澎湖。

此次收附行动虽未达到预期，但元朝并未停止对台湾岛的管治实践。元贞三年（1297），元朝以“泉州与瑠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兴上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调兵力”，“请就近试之”。同年九月，高兴遣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赴“瑠求国”，俘获百余人。次年正月，元廷恩准所俘“瑠求人”，“归谕其国，使之效顺”。大约同时，因泉州移居澎湖等地居民增多，“编户甚蕃”，元廷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由泉州府同安县兼辖。澎湖巡检司的设立，完善了元朝在澎湖列岛的行政机构，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

随着元代海外交通的兴盛，元人对台湾岛的认知逐渐完善。至顺元年（1330）、惠宗至元二年（1336）士人汪大渊曾两次自泉州搭乘商船，游历东西洋，并于至正九年（1349）根据其航海经历撰成《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开篇为“彭湖”，次篇为“琉球”，其后为“三岛”。汪氏对“琉球”位置记为“自彭湖望之甚近”，与泉州地方文献相同，知其所记“琉球”为台湾岛南部。《岛夷志略》有关“琉球”山川、风俗、物产等记事不再抄录《隋书·流求传》，所记基本契合今台湾岛南部实际状况，说明元人对台湾岛的认知，正逐渐摆脱《隋书》等旧籍影响。依据实践考察形成的实录性著述，成为元代认知台湾岛的重要知识来源。

（二）羁縻“琉球”与明朝对东海常态化管控的确立

与元朝将“流求”指涉区域定为台湾岛不同，明朝将“流求”位置定在琉球群岛，较元朝有重大转变。对此，学界多将其归于使者杨载矫诏冒功、中山王冒名顶替等偶然因素。但从海洋发展史看，这一认知转变实为历史必然。

琉球群岛是位于中日之间的弧形岛链，元末明初在东亚海域的战略地位逐渐凸显。如前所述，唐宋时期，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海商、僧侣便将航海所经琉球群岛称为“流球”。元末明初，受江浙地区和九州岛北部战乱影响，由明州出洋、经东海、抵九州岛北部的航路变得不安全，自福州出海、经台湾岛北部、琉球群岛、抵达九州西南部的航路，则因相对安全被更加频繁使用。琉球群岛在东亚海域的交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期，倭寇开始流窜东亚，威胁中国安全，琉球群岛时常沦为倭寇入侵中国的经路及转卖被掳民的据点。

元廷对倭患已有所警觉。明朝建立后，因倭患有增无减，除强化海防外，还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倭寇问题。洪武二年（1369）及三年，明朝接连派遣杨载、赵秩等人出使日本，责令“日本国王”管束其民，勿纵民为寇、祸患中国。杨载等人使日时，途经福州，并“道经琉球”，亲身认识到琉球群岛在倭寇防御中的战略地位。

洪武四年秋杨载自日本归朝后，旋即于洪武五年正月被朝廷派往琉球群岛，以“琉球国”之名诏谕岛上政权。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接诏后遣弟入明，奉表称臣，明琉宗藩关系由此确立。从背景看，明初诏谕琉球，不仅动机上与两次对日“倭寇外交”密切相关，时间上也与洪武四年底“海禁令”颁布相互配合。故曹永和、万明等学者都认为，明朝同琉球建立宗藩关系，实有“羁縻琉球，以防倭寇”的战略意图。

明琉宗藩关系建立后，明朝逐步强化对琉球海域的管控。洪武六年福建都司都指挥张赫“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已还”。七年八月，靖海侯吴祯“总江阴四卫舟师出捕倭，至琉球大洋，获其兵船，献俘京师”。同年十二月，明朝遣刑部侍郎李浩以“市马”为名前往琉球，在琉球驻守1年有余，收集倭寇情报。洪武十三年，明朝断绝同日本的交往后，继续强化对琉球的支持。十五年二月，遣尚佩监奉御路谦以护送琉球使者归国为名前往琉球考察。十六年再遣内使监丞梁民同路谦前往琉球，诏谕琉球三王，赐中山王镀金银印，完成对琉球首次册封。十八年又相继赐印于山南王、山北王，实现对琉球的三王并封。此后，明朝又采取“朝贡不时”、“下赐海船”、“下赐闽人三十六姓”等措施支持琉球发展，使琉球迅速崛起为东亚海域的“万国津梁”，担负起为明朝“作屏东藩”、“作镇海邦”的重任。有明一代，琉球群岛不仅没有成为倭寇巢穴，还多次参与倭寇剿捕，在明王朝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明琉关系的发展，明朝逐步完善了对琉球群岛的认知。嘉靖年间，册封使陈侃出使琉球时，对琉球王国的政治组织、社会风俗、山川地理等进行详细考察，并与《隋书》《通典》《大明一统志》等史籍中的“流求”记录进行对比。陈侃发现前代所记“流求”同琉球群岛实际情况多有不同，故在所撰《使琉球录》中专设《群书质异》一章，结合自己在琉球的亲历见闻，对诸书中的“流求”记录进行系统考订，并呈报史馆，以备史官采择或后使参阅。

陈侃以后，撰写“使录”成为明清两朝历代琉球册封使的传统，由册封使依据实地考察而撰成“使琉球录”，构建起完备的琉球知识体系，不仅是中国认知琉球的基础资料，也深刻影响了琉球王国的史书修撰、认同构建及江户时代日本的琉球认知。

（三）“黑水为界”与古代中国东海疆域的形成

明朝在同琉球的长期航海交往中，正式明确了东海疆域范围。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在呈奏朝廷的出使报告中称“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嘉靖四十一年，册封使郭汝霖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古米山矣”。嘉靖年间，时任明工部尚书、太子太傅的雷礼亦在其诗作中称“水环赤屿尽闽疆”。可见至晚在明嘉靖年间，将钓鱼岛、赤屿及其附近海域视为福建海上疆域，已成为明代官员的普遍认知。

至万历年间，以“黑水沟”为中国东海疆界线的认知正式确立。“黑水沟”是中国东海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处，由于此地水深普遍超过1000米，船行至此会明显观察到海水颜色变化，故中国先民多以“由沧水入黑水”记录其航行至此的体验，“黑水沟”由此得名。

万历七年（1579），册封使谢杰引闽中父老之言，以“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记述了福建民间对中琉海上分界的认知。万历三十四年，使臣夏子阳在去程时以“连日所过水皆深黑色，宛如浊沟积水，或又如靛色”，生动记述了船过“黑水沟”的体验，在回程中再以“二十九日早，隐隐望见一船；众喜，‘谓有船则去中国不远，且水离黑入沧，必是中国之界’”，将“离黑入沧”视为入中国疆界。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副使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以“（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明确将“黑水沟”视为福建与琉球的海疆分界。雍正三年（1725），琉球在官修国史《中山世谱》中以“三府五州三十五郡”、“三十六岛”明确其所辖疆域范围，其中将“姑米岛”定为西端界岛，与明清两朝对中琉海上疆界的认知一致。

上述明清册封使关于中琉海上疆界的历史记录充分说明，明清时期，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处“黑水沟”为闽琉海疆分界的认知正式被官方采纳，并成为中琉两国的共同认知。位于“黑水沟”以西的钓鱼诸岛，至晚在明朝便被纳入福建辖内的海疆版图，中国政府对其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土主权。

琉球国位置被明官方确定为琉球群岛后，时人以“琉球”指称台湾岛的认知依然存在，故明代文献中多以“大琉球”、“小琉球”来区分对琉球群岛和台湾岛的不同认知。如绘制于洪武二十二年的《大明混一图》在东南海域依次绘有“彭湖”、“流求”和“大流求”，其中“流求”为横长形，四周绘有山形，“流求”与陆地间绘有“彭湖”。这种绘制方式与汪大渊《岛夷志略》对台湾岛实地考察后所记载的“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极为契合，表明宋元时期的台湾岛知识已被明朝采录，在官方地图中明确绘出。“流求”之外绘有“大流求”，为竖长椭圆形，指代明初入贡的琉球国（今琉球群岛），《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条以“琉球国民才孤那等二十八人……遇大风飘至小琉球界”明确区分琉球群岛（琉球）和台湾岛（小琉球），表明明朝官方对台湾岛、琉球群岛位置关系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此后，明朝官私著述多以“大、小琉球”分别记录琉球群岛和台湾岛。16世纪，西方人来航东亚时，同样借用明朝的“大、小琉球”（lequio menor、lequio mayor）等名称记录对琉球群岛及台湾岛的认知。随着明人对台湾岛的认知逐步完善，“东番”、“鸡笼”、“台湾”等名称相继出现，逐渐取代“小琉球”成为指涉台湾岛的主要名称。

（四）“文武协同”与古代中国东海疆域的巩固

明清之际，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纷纷侵扰中国东海海疆，明清王朝积极应对，文武协同，巩固了对东海疆域的统治。

万历三十二年，荷兰殖民者谋占澎湖列岛，明朝甚为重视，于天启四年（1624）逼退荷兰，收复澎湖。同年，荷兰在台湾南部建立侵略据点，并于崇祯十五年（1642）独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命施琅率军统一台湾，巩固东海疆域，实现国家统一。统一台湾后，清廷完善治理台湾的军政体制，积极发展台湾的经济、贸易，在台推行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逐步开发台湾，使台湾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基本实现与大陆的一体化。

在巩固对台统治的同时，清朝进一步强化了对钓鱼诸岛的管辖。康熙六十一年，黄叔璥作为首任巡台御史入台。黄叔璥抵台后巡行各地，考察攻守险隘、海道风信，搜采旧籍记载，参以亲身见闻，撰成《台海使槎录》，内有清代关于钓鱼岛的较早官方记录：“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表明在清代赴台官员的意识中，钓鱼诸岛已属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

在推动台湾与大陆一体化的进程中，清王朝强化了对琉球的管控。顺治四年，清廷占领福建后，便携滞留福建的琉球贡使入京朝贺。顺治皇帝对琉球使者“格外优恤”，积极确立同琉球的宗藩关系。康熙皇帝即位后，更加重视对琉经略，积极推动册封使入琉册封，完善对琉册封制度，优化册封使选拔机制，优待琉球来华使团，扩大琉球来华留学生规模，进一步巩固中琉宗藩关系。

康熙五十七年，清廷派遣测量官平安、丰盛额等，随海宝、徐葆光使团前往琉球，绘制琉球地图，深化东海认知。使臣、测量官经过细致查访、勘测及同琉球官员、士人的反复商议、审定，完成《琉球星野图》《琉球三十六岛图》《琉球地图》等东海舆图，深化对琉球地理及东海岛屿构成的认知。这些舆图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中琉双方共同认定的疆域图，明确记载了钓鱼诸岛属中国疆域，“姑米山”（今久米岛）为中琉界山，“奇界岛”（今喜界岛）为琉球海疆北界的疆域格局。《中山传信录》刊布后，在日本、英国、法国等广为传播，影响深远，其所确立的东海疆界，成为各国标绘东亚海域、琉球群岛的重要参照，形成了当时的国际共识。

综上，元明清时期，官方海洋经略成为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和巩固的主导力量。元朝积极拓展海疆，将“瑠求”确定为台湾岛南部，通过设立澎湖巡检司，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明朝重点强化海防，将“琉球”确定为琉球群岛，通过帮助琉球发展，实现对琉球海域的常态化管控。此后，“流求”指向在明官方主导下逐渐统一为今琉球群岛。清朝推动国家统一，基本实现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进程，强化中琉宗藩关系，巩固东海疆域。在中琉两国的长期航海实践中，古代中国确立了以澎湖列岛、台湾岛、钓鱼诸岛为直接统治疆域，以“黑水沟”为闽琉海疆分界，以琉球群岛为属国自治疆域，以“奇界岛”为琉日海疆分界的东海疆域格局，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

结语

从知识社会史和海洋发展史视角，系统梳理隋明之间层累形成于各地域、各阶层的“流求”记录，不仅为解决延续百余年的“流求”位置论争提供新思路，也清晰展现了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发展及演进的历史轨迹。

隋代是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的关键时期。隋统一后，前代积累的海洋经验为隋朝官方的海洋经略奠定了基础。隋炀帝时期朱宽等人的海外探索，是中国官方对东海等环中国海岛屿的一次全方位探索，也是中国尝试收附台湾岛等东海岛屿的重要史证。唐初修隋史时，官方正式以“流求”命名东海列岛，将东海纳入国家叙事。

唐宋时期是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沿海各地的海外交通渐次兴盛，“流求”意象广为流传，指涉区域不断扩大，一方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逐渐由虚趋实、具体指向台湾岛。在官方、士人、海商、海民等不同阶层的共同参与下，古代中国对东海列岛展开了全方位经营、开发，并实现了对澎湖列岛的有效管治。

元明时期古代中国的东海疆域格局正式确立。元明两朝根据东海形势变化，分别强化了对台湾岛的管治和琉球群岛的管控。元官方将“瑠求”确定为台湾岛南部，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明官方将“琉球”确定为琉球群岛，通过帮助琉球发展，实现对东海的常态化管控。此后，“流求”指向在明官方主导下逐渐统一为今琉球群岛，古代中国的东海疆域格局在中琉两国的长期航海实践中正式确立，并在清朝国家统一进程中逐渐巩固。

古代中国的东海疆域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东海探索、经营、开发、管治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不仅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符合疆域形成的一般历史规律。民间航海活动、士人海洋书写、官方海洋经略，是中国海疆形成的三大历史动力；浩瀚史籍中丰富的海洋文献，是中国先民开拓海疆的历史见证。个体经验、地方记忆、国家叙事间的互证互补，构成中国在东海等海域历史性权利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

（本文原刊《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9—13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