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一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理论、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与考察。他是“将社会实践和现实任务的要求紧密结合”这一历史地理研究重要特色的开拓者和实践者。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提出改造和利用西北干旱区和半干旱区沙漠的设想之后，侯仁之开始投身于西北沙漠考察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工作。学术界对侯仁之西北地区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学术史研究，以陈育宁、李并成等人的论文最具代表性。前者认为侯仁之的相关研究“显示了历史地理学涉及到沙漠考察这一广阔领域后所具有的生命力，同时也从如何选题到如何进行考察研究，为我们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好的学风的范例”；后者则指出侯仁之作为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他在沙漠演变研究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本文从侯仁之走上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道路开始，系统梳理他从事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全过程，重点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对人地关系研究的探索和对环境变迁研究的推动，以期展示侯先生进行沙漠考察的来龙去脉以及其研究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新中国改造沙漠计划迫切需要对沙漠进行考察研究

20世纪中期，中国的沙漠、戈壁及沙漠化土地多达149万平方千米，已经占国土面积的15.5％，而且每年以1000余平方千米的速度在继续扩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还不断恶化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干旱区半干旱区的研究，在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地理学界的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干旱地区研究咨询委员会”，1957年改组为“世界沙漠化问题委员会”，并将世界干旱地区的研究列为该组织的三个重大项目之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1956年1月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规划建设防风林、防沙林。1958年10月底国家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北方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开始了针对干旱区半干旱区的大规模考察研究与治理。此次会议确定从1959年“开始向沙漠大进军，使万里黄沙变为绿洲，成为林业和牧业基地，为人民造福”。规划方案指出“改造沙漠的基本方法是造林育草的生物措施，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利条件，才能保证加速沙地草木的生长发育”。侯仁之作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会后，他积极组织力量投人了这一工作，但他本人并未直接参加。

1959年1月16—23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年度工作计划会议，发动四十多个单位组成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总计有森林、畜牧、农学、植物、水利、水文、地质、土壤等十多个学科的科学研究人员和行政技术人员等八百多人参加。治沙队提出了当时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是“研究沙漠中的植被情况与规律”以及“研究沙漠的形成和沙丘移动规律等”。侯仁之代表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内蒙古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作了题为《积极参加改造沙漠的伟大事业》的发言，衷心拥护“西北地区治沙规划方案”。侯仁之认为就中国沙漠的“地形、气候、成沙原因以及植物区系的复杂情况来说，都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因此，在我们胜利改造西北沙漠的过程中，我们有关的生物科学和地球科学，也必然会得出独创的理论，为世界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坚定侯仁之投身于沙漠考察与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决心的，一方面是因为党和政府的积极倡导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还有他本人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哲学理论基础思考的原因。历史地理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事物连续发展和不断变化的思想，即任何地理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有其现状，更有其历史。有其今天，必然有其昨天，自然也有其未来。因此，要研究事物的现状，也要研究事物的历史；要了解事物的今天，也要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事物全体的认识。因此，侯仁之认为：“如果拋开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不论，单从今日的现状来加以考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的，对于地理环境来说，也是这样。沙漠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对象，除去它的现状之外，还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要了解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沙漠本身的变化”，“在沙漠考察中如果地理科学的若干部门如地貌、气候、土壤地理、植物地理以及综合自然地理等等可以有助于了解沙漠的现状，那么历史地理则可有助于了解沙漠的过去，而且也只有在了解了它在过去的变化之后，才可能更好地了解它的现状”。正是这一思想的指导，侯仁之下定决心参加沙漠考察，开始从事沙漠历史地理研究。

二、1960—1965年侯仁之的沙漠历史地理考察与研究

1960—1964年，侯仁之每年均利用暑假机会，或参加沙漠综合考察队，或与几个年轻合作者同行，足迹先后涉及宁夏河东沙区、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更认识到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与研究的现实意义。

侯仁之对人地关系相关研究的倡导和工作实践，从着手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就开始了。正是通过对沙漠这一自然地理实体的考察与研究，侯仁之认识到：“当前的地理，乃是从过去的地理发展演变而来，而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变化“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的活动不断加工于自然的结果，至于不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虽然也有，但比较起来，却是非常微小的”。在此，侯仁之强调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1960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和地理研究所的组织领导下，侯仁之带领王北辰、吴醒东、方梦桥等人赴宁夏河东沙区开展历史地理考察。据侯仁之后来发表的《沙行小纪》记载，他们先后考察了青铜峡、灵武城、磁窑山、鸳鸯湖、红山堡、花马池、陈家台、铁柱泉等地，精力集中在宁夏河东沙区。两个月后，侯仁之又一次到了灵武城，在附近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1961年夏，侯仁之一行又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进行考察。12月，他出席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治沙科学研究总结会议，提交《宁夏河东沙区有关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讨论用稿）》。在后来发表的《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一文中，侯仁之指出：“在我国西北部广大地区的沙漠中，保留或掩埋着不少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这些人类活动遗迹的存在，常常可以有助于研究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变化。”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他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的四百年间，河东沙区并未有发现气候或地壳剧烈变动的情况。红山堡等处所见沟蚀的迅速发展，显然是由于天然植被经过大规模开垦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之后，坡面径流强度增大，土壤失去庇护的结果”，“自明代中叶之后，由于沿边城堡军屯的推行，不合理的耕作，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使原来的草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其结果导致了“就地起沙”和黄土发育区的严重水土流失。总之，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破坏，导致并加剧了宁夏河东沙地的形成和发展。

1962年夏，侯仁之一行又曾赴内蒙古及陕西榆林地区毛乌素沙地进行考察。1963年，水利部决定从黄河河套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到乌兰布和沙漠进行人工灌溉，但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墓葬。对此，周恩来总理做出批示，要求“一定要查明这些墓葬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侯仁之切身体会到考古工作为历史地理考察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年6—7月，侯仁之与俞伟超、李宝田参加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乌兰布和沙漠工作队，考察了汉代窳浑城、三封城、临戎城的遗址，鸡鹿塞石城以及屠申泽故址。这次考察巴彦淖尔盟领导给予了极大帮助并提供了重要的考察线索。在考察中，俞伟超担任考古方面的工作，李宝田负责测量制图及部分资料搜集工作，地方同志也参加了测量工作。侯仁之和俞伟超后来将考察发现合写成专文，对沙漠中古代人类活动遗迹与地理环境变迁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侯仁之执笔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也是这次野外考察的重要成果。1964年2月25日，侯仁之赴北京西郊科学会堂出席治沙队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提交了这篇论文，竺可桢评价“侯仁之在三盛公（磴口）以北考古历史地理工作也很出色”。

侯仁之与合作者俞伟超等人在深入考察乌兰布和沙漠并广泛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不但确定了三座城市被沙漠埋没的古城的名称，黄河故道与屠申泽故址，还确定了鸡鹿塞石城的方位以及荒漠中古墓群的性质，从而断定这里是汉代朔方郡所属西部重要农垦区，进而又系统地探索了汉代垦区的初辟、繁荣、衰落和放弃的全过程，系统阐述了沙漠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及其历史原因。侯仁之认为这些古城与古墓的存在，突出说明了这一地区今昔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经过长期野外考察和深入研究，侯仁之的结论是：“北部乌兰布和沙漠，主要是近两千年来所逐渐形成的，而且近几十年来其发展还有加速进行的趋势。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这一点必须引起重视。”

1963年11月12日，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暨支援农业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侯仁之任大会主席。历史地理组将“历史时期沙漠的变迁”放在首要位置，其他五项议题也均与水土流失、旱涝、水利、作物和盐碱土改良等农业议题有关，沙漠变迁问题受到极大的重视。

1964年7月8日至8月，应中国科学院治沙队邀请，侯仁之带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考察小组袁樾方、王北辰、李宝田、朱士光等人启程赴毛乌素沙地考察。7月27日，考察了位于乌审旗的统万城遗址。侯仁之此行的学术史意义重大，有评论认为他“对统万城进行了实地调查，首次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统万城的选址、兴建、废毁过程与当地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将统万城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0月14—22日，侯仁之又赴甘肃省兰州市出席中国地理学会干旱区域地理会议，任大会开幕式主席及分组讨论组长。侯仁之提交了《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据《竺可桢日记》（1964年10月17日）载：“八点半参加治沙组，听侯仁之作《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说陕北长城筑于明初叶，其时沙包在长城外，而目前沙已侵人长城内。向有榆林城因沙而三迁之说，但乏根据……两篇均经热烈讨论。”

侯仁之在这篇具有初步理论总结意义的论文中指出，“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拋开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不论，单从今日的现状来加以考察，都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全面的认识的……还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它的过去可以上溯到地质时代，那是古地理学所应该研究的范围。至于历史地理学则只是研究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沙漠的变化”。

侯仁之根据文献记载和新发现的大量实物证据，充分论证了内蒙古中西部和陕北、宁夏沿黄河一带的沙漠，早期都有相应的植被覆盖，甚至有些地方水草丰美，是两千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及其他直接或间接的人为破坏导致了沙漠的扩大。侯仁之的相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古代人类活动对沙漠扩大的影响和加速作用，旨在提醒当代人，应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保护沙漠地区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防止沙漠化的进一步扩展。朱震达等学者在总结1961年至1966年的沙漠综合考察工作时特别指出，“以毛乌素沙地南部和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为中心，进行了沙漠地区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以及沙漠变迁的研究”，强调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历史地理科研组在沙漠考察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凡此种种研究成果，为建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启示。1965年11月20日，高等教育部举办22所直属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生产展览会，侯仁之主持的毛乌素沙漠调查人选成果展。

三、1966—1976年侯仁之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

1966年5月以后，侯仁之虽处境极其困难，但还是积极进行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及北京水源的研究，并参加了河北邯郸、承德，山东溜博等地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及相关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追求。在无法亲赴西北沙区进行实地考察的前提下，侯仁之只能消化吸收现有的调查资料、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完成了数篇重要的论文。

在1973年发表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中，侯仁之认为只有调查清楚区域沙漠的起源以及流沙的移动，才能对毛乌素沙漠进行更全面、更有效的利用和改造。在这篇文章里，侯仁之根据野外实地考察，结合历史文献，大体上搞清了统万城建成前后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汉晋时期，这里就曾置县筑城，不可能是流沙遍野，而是水草丰美、景物怡人的地方，以至十六国末赫连夏在此“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统万城周围的环境“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然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侯仁之引述唐咸通中许棠《夏州道中》“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的诗句，推论公元九世纪，统万城已受到流沙的威胁，十世纪末，城已“深在沙漠”中，从而有力地解释了统万城所在地区环境演化和沙漠变迁的过程。

在探索位于统万城西南的城川古城附近湖泊变迁过程中，侯仁之不仅推定了这一古城遗址乃唐代长泽县城及元和十五年（820年）以后的宥州城，而且掌握了探索这一沙区自然环境历史进程的尺度。他根据城川古城地貌形态推断，城川古城所在的草滩曾是一个湖泊，在1150年前即已开始缩小，其南半部即城川古城所在地已经成陆。这一事实说明，在人类历史时期，这个古代湖泊日渐缩小，而现在沙那淖尔等十几个小湖，乃古代湖泊的最后残迹。他还指出，为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当注重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孢粉分析、碳十四测定年代等。显而易见，当年的侯仁之已经站到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前沿。

1973年，侯仁之还整理发表了《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一文，通过对临戎、三封和窳浑三座古城及附近汉代墓群、一系列汉代烽燧遗址的研究，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整个地区的气候可能逐渐变得干燥起来，即使如此，其变化程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到了汉代移民在这里着手垦荒的时候，水源也还相当丰沛，因此在比较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汉代垦区也就稳定地发展起来，后来可能是由于垦区的变迁，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种情况一再重演，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作用，终于使大面积的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流沙的形成”。

1973年10月，侯仁之根据沙漠考察和长期思考的学术积累，写成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这篇学术论文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我深切感觉到，在探讨现代地理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文物考古工作者参与协作，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就很难圆满解决。而研究现代地理环境的发展演变，探索其具体过程、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全面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并预测其未来的演变，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更有普遍意义的是，考古工作者根据遗迹文物的鉴定所判断的绝对年代的尺度，对于历史地理工作者在测定地表过程的速度方面，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侯仁之的这篇学术论文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此外，侯仁之《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一文从实地考察的收获和文献资料人手，论证了榆林城的起源，澄清了“榆林三迁”旧说的错误，复原了该地区早期开发状况，指出了流沙的来源，最后以事实说明风沙危害可以控制、榆林地区的自然面貌完全可以改变的光明前景，为建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启示。

侯仁之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外，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东京地理学会副会长保柳睦美在《“丝绸之路”地带的自然变迁》（1976年版）一书中，对侯仁之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作了专门评论。大阪市立美术馆学术科长秋山进午《“古为今用”的中国考古学》（《中日文化交流》第248期，1977年8月）一文，也曾提及侯仁之等进行的沙漠地理环境变迁的调查项目很值得重视。在国内，也有更多的评论，此略而不举。受侯仁之学术影响，中青年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者进行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推动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健康发展。

四、从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到人地关系研究的转变

1978年3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侯仁之出席会议，并为重新开启沙漠历史地理考察进行准备。3月24日，《光明日报》刊文称侯仁之“除了参加大会安排的各项活动，还抓紧一切时间进行他向往已久的研究课题——探索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规律该文还提及，侯仁之应兰州冰川沙漠冻土研究所之邀参加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综合考察。1978年6月初，侯仁之重新奔赴大西北进行沙漠考察。侯仁之感叹“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并预言“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可以把草原和绿洲变成沙区；反之，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因地制宜，也可以把沙地改造为草原或绿洲”

侯仁之随同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综合考察队进人西北古居延和古阳关沙漠地区，进行了中断已久的沙漠历史地理考察，为期长达45天。古代丝绸之路上有名的阳关及其周围地区今昔都在变化。早在汉武帝时，这里曾是一片以洼地为中心的绿洲，水草丰美，野马成群。可是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湖水面积已大为缩小，昔日绿洲的景象已不可复见。附近地区沟蚀发育的迅速，令人惊异。兴建在湖水下游的汉龙勒故城以及城址以西隔河相望的阳关故址，都已被流沙所淹没。这些巨大变化的现象，虽已屡见于历史学家的记载或考古工作者的描述，但是造成这一变化的内在原因，却有待于历史地理工作者去进行探讨和说明。这项考察研究已开其端，还有待继续深入。考察归来之后，他完成并发表了对居延和阳关地区、敦煌县南湖绿洲的专题研究。当年11月，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科学考察队又开始对河西走廊进行多学科的考察，侯仁之受聘担任业务指导。

1978年，侯仁之发表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进一步指出：“地理学的研究，不仅局限在当前所能见到的地球表面上的这一层，同时还要扩展到过去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扩展到‘中全新世’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扩展到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开始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围……使整个自然环境发展史的研究连贯起来，这不仅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提出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任务和重点学术方向之一就是“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考察”，延续被中断了十余年的研究，以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摸索前进的方向。

1980年9月23日至27日，中国地理学会沙漠分会在银川成立，侯仁之当选为理事会的名誉理事长。1980年代以来，侯仁之一直关心着沙漠考察和防治工作，除培养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之外，还先后应邀在1981年9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次沙漠化防治讲习班上，作了《从中国沙漠地区的古城来看历史时期沙漠的变化》的学术报告，又参加了1983年8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对兰州沙漠研究所沙漠研究和沙漠化防治试验成果的评议，还出席了1984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沙漠化防治第三期讲习班，并作了《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途径》的学术报告。1990年9月14日，侯仁之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甘肃省“三北防护林”视察团，再到敦煌考察，写成了《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保护问题，迫在眉睫！》一文，警告“按照目前砍伐森林的速度继续下去，人类将面临灾难”，“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再也不能忽视下去了！”

在境外的学术交流中，侯仁之也在多个场合介绍了自己的沙漠历史地理考察成果。1981年春，侯仁之应邀访问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作了题为《榆林城：从万里长城上的军事重镇到“绿色长城”上的治沙前哨》的学术报告。该年底，侯仁之还应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之邀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进行讲学，讲学的题目之一就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沙漠中几个重要的古城废墟》。1985年7月，该题目的修订稿以Ancient city ruins in the deserts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沙漠中的古城遗址》）为题发表在国际知名的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学杂志》第11卷第3期）。该文的公开演说和正式刊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际学界对侯仁之相关研究的关注和认可。

随着全球人地关系矛盾的加剧，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已经由沙漠这种局部区域扩展到全球的各种地理空间。其实，侯仁之对相关研究的倡导和工作实践从着手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就开始了。正是通过对沙漠这一自然地理实体的考察与研究，侯仁之认识到：“当前的地理，乃是从过去的地理发展演变而来，而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即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变化，“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的活动不断加工于自然的结果，但比较起来，却是非常微小的”。侯仁之强调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后来，由于年事已高，加之社会活动比较频繁，侯仁之无法长时间深入西北沙区进行沙漠历史地理考察。1980年6月至8月，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主持赴新疆南部丝绸之路沿线沙漠考察，侯仁之只好改派王北辰参加。但是，侯仁之并未因此停止对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总结和境界提升。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国际社会积极关注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时期，侯仁之利用《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基础，发起组织了“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创办了《环境变迁研究》学术集刊。侯先生撰写了发刊词，不仅强调了人地关系过程中人类干预与破坏自然环境的一面，而且指出了自然界对人类干预活动的反馈作用，从而实现了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的认识论飞跃。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较20世纪60年代初开展的沙漠考察显然又前进了一步。同时，侯仁之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上限从中全新世提早到了全新世早期。

在探讨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变迁过程、揭示其演化规律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结合《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首先由侯仁之牵头，申请了1988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平原早期开发的自然环境研究”，把区域环境变迁研究重点转向了冀辽蒙地区。1995年完成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第一次用地图形式直观地表现了北京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环境特征及其变化，从而为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申请了国家教委博士点项目“清代前期开辟围场的地理条件及其环境演变”。侯仁之带队经承德赴围场实地考察，完成了对承德地区即滦河与潮河上游地区的系统认识和全面了解。在《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结合地理科学的新发展，阐述了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子系统纳人地球表层学巨系统中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强调了人类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日益增强，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及其反馈作用，也就日渐重要”的观点。进而为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提出了系统研究“潮滦链”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演进及其机理的计划。

经过几年的深入工作，侯仁之积累了区域环境变迁研究的资料和工作经验，并为日后开展区域人地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1990年7月，侯仁之与刘东生、朱震达等人出席第三届世界沙漠开发大会，发出了“八五”期间要重点治理北方农牧交错地区沙化的呼吁。1993年，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一文中指出“沙漠化的过程，以及导致沙漠化的原因，是历史地理学所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学科发展的前瞻中，侯仁之对“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作了深入论证，认为人地相关的系统研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相互汇合处。这一认识对于沙漠历史地理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95年，侯仁之牵头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新世以来冀辽蒙接壤及紕邻地区人地系统形成过程研究”。这是一个以“潮滦链”地区人地关系研究为基础，在地域上向东向北扩展至燕山山地和西辽河上游地区，在时间上向前推进到全新世初Ｅ巨今大约1万年以来的时期，针对区域人地关系形成、演变与机制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侯仁之也曾带队前往赤峰，惜因汛期交通阻塞中途而返，遂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件憾事。该项研究充分体现了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特点，又一次从实践上将区域环境变迁研究的时限推进到全新世早期，对史前时期人地关系进行了系统综合研究，为深入探讨农牧交错文化景观的形成机制，在理论和方法上打下了基础。同时，在区域环境变迁研究中，注重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及相邻学科的综合交叉，强调自然与人文相结合，打破了传统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二元论倾向；开展了近现代人地关系过程的研究，揭示了近代以来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强对现代人地系统形成的影响。

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专家论证，设立“九五”重点项目“我国北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这一研究由侯仁之、崔之久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科院地理所的学者参与其中。该课题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背景，以历史时期人地关系过程为线索，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该课题的设立及开展，表明我国环境变迁研究学术方向日渐成熟。2003年9月，沙漠古都统万城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靖边县召开。侯仁之为会议题词“一千五百多年前由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共同修筑的统万城，是民族文化的丰碑，也是当地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见证，值得认真地开展研究”。此时，距离侯仁之首次登上统万城城垣，已经将近40年。

余论

从1958年到2003年，侯仁之从事的沙漠考察和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对分布于沙漠地区的古代遗址以及人地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揭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过程及其演变规律，在沙漠历史地理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研究上取得许多开创性成就，同时也为西北防沙治沙以及人们合理开展生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开辟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这一全新科学领域。”中科院院士陈述彭认为“侯仁之教授多次深入不毛之地，作长期学术考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对国土整治和三北防护林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史实，指明了方向，已为生产部门所采纳”。并指出“他的丰硕成果，不仅作为国家文物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等城市建设的决策依据；而且对我国北方沙漠化防治、交通选线、水利建设提供了精辟的指导性意见”。

数十年来，侯仁之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尤其是对沙漠历史地理的率先考察，为研究在人类活动干预和影响下地理环境的演变及其规律和机制提供了扎实的认识论基础和学术积累，进而通过不同地域人地系统形成过程的实证研究，带动了不同区域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新方向——环境变迁研究走向成熟，而且提供了揭示区域人地关系过程、机制及规律性认识的基础成果，坚定了基础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学术方向。正是在侯仁之先生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及后来环境变迁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历史变迁的规律，认识到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极端重要性。从事揭示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的研究，不仅对于正确认识自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意义，而且对于今天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原刊《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第149-15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