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学，直接说来即“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之变化与发展的学科”①，近三十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古都研究(更为广义范畴上称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诸多领域中进展尤为显著，从学界内外的多个领域获取养分，变化极大。然而，这一变化产生的前后过程却少受关注，即便是历史地理学本身，尽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知识领域，也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应的重视。②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三十年来中国古都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中心，概括并探讨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发展历程与现状。③

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晚清以来中国近百年坎坷的历史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同时期近代地理学和考古发掘的发展紧密联系，其历程可作如下概括：

在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初期，可称为先驱者的无疑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其后又有顾祖禹(1631-1692)、杨守敬(1839-1915)等人。④清代，历史地理学一般被总称为“舆地学”，与之前迄明代为止的研究积累相比，这一时期有着相当多的著述问世⑤，主要的研究对象为沿革地理。整个清朝，十分关注历代的疆域，这一倾向后来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包括臣僚在内，最为关心的便是国内统治的安稳与否，因此对历代的政治地理、军事地理自然格外关注。正因为清代地理研究主要侧重于沿革地理尤其是边疆地理，所以除下文所举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以及徐松有关长安、洛阳的资料集成等个别例子之外，清朝对历代首都和城市(都城之意)亦即古都几乎没有多少重视。

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步履

清代地理研究的主流乃是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这一点从众多方志编纂和舆图制作的成果中得到了印证⑥，其中尤以徐松最为突出。

徐松(1871-1848)，直隶省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人，字星伯，嘉庆十年(1805)进士。嘉庆十四年(1809)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会要》(通称《宋会要辑稿》或《宋会要稿》)，同时，还完成了《宋中兴礼书》和《元河南志》的辑佚。后左迁新疆伊犁府(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开始积极研究边疆地理。乾隆时期平定准格尔部、回部之后，新疆的重要性虽然有所增加，但当时还没有一部涉及该地区疆域地理的专著。徐松针对新疆的建制沿革、攻守险要、钱粮收支、户口兵藉等情况撰写了一部综合性著作，并在上司伊犁将军玛拉特松筠(蒙古正蓝旗，1752-1835)的帮助下，上呈嘉庆帝。此书得名《新疆识略》(全十二卷)，由武英殿刊行(此后又有铅印本和石印本)，徐松本人也因此复归朝廷。返京后，他继续撰述与新疆相关的著作，主要成果有《〈汉书·地理志〉集译》16卷、《〈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新疆赋》1卷、《西域水道记》5卷等(版本说明从略)。

除以上四部有关边疆地理的著作以外，徐松还著有《唐登科记考》30卷及汇集长安、洛阳都城资料的《唐两京城坊考》5卷(张穆校补)，在历史城市地理学领域成就斐然。

《宋会要辑稿》的整理编纂堪称一项伟绩，除此以外，徐松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作还有《西域水道记》。左迁新疆期间，徐松亲自调查天山南北各地，测定山川方位，探访并记录河流曲折，在经当地居民证实和确认之后开始撰述。该书体例模仿《水经注》，以新疆地区的11个湖泊为中心，详述甘肃嘉峪关以西的新疆水系，对周边城邑、村落、军台、卡伦(瞭望台)、民族等也均有叙述。这部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并且参考大量资料的力作，可谓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的代表性著作。⑦

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学在清代中期以前似未有显著发展，因此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在疆域地理学的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革新创举。此后，清代的边疆探查在开发除新疆地区以外，更拓展至西藏、蒙古，甚至深入到东北和西南的各个地区。⑧尽管如此，以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为主轴的历史地理研究，即便清末受到西方地理学的影响，对海外(中外)地理显示了一定的兴趣，但对于国内历史城市(古都)还是毫无涉及。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初年。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重大转机，这就是顾颉刚(1893-1980)等人创办的“禹贡学会”。该学会于1934年2月设筹备处，同年3月创办《禹贡》半月刊，参加者被称为“禹贡学派”。开始时，由于受时代背景的影响，研究重点倾向于边疆地理，后来学术活动日益精细，几乎涉及历史地理的各个方面，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禹贡学派”的活动时期格外短暂，1937年停止之后，1946年3月曾重新开展活动，但到1952年就完全结束。《禹贡》半月刊(1934-1937)共刊行7卷82期(708篇)。顾颉刚、侯仁之(1911-)、谭其骧(1911-1992)、史念海(1912-2001)等皆属于“禹贡学派”。这些学者后来分别在北京(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等地开展研究，培养了不少后继学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并绽放光彩，其学风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上述各个大学，以下所述中国古都研究的许多成果也正源于这些大学。

与顾颉刚同时代的历史地理学领域另有王庸(1900-1956)和张其昀(1901-1985)等人，时代稍晚，又有以研究《水经注》而著名的陈桥驿(1923-)。与“禹贡学会”成立几乎同时，1934年3月，竺可桢(1890-1974)、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等人设立“中国地理学会”，同年9月《地理学报》创刊。该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与“中国地学会”(1909年成立)合并，活动范围得到扩展并持续至今。⑩

经过上述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跳出了过去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的范畴，逐渐朝新的历史地理学发展。针对上述变化中呈现出的新旧研究内容上的相异点，一直以来就处于研究核心的谭其骧作了如下分析：

历史地理学不同于沿革地理，首先是研究的范围不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自然和人文的各个方面，而沿革地理仅仅包括政区、疆域、都邑、河渠等有限的几个方面，其中政区和疆域又占了大多数。其次是研究方法的不同。沿革地理一般只依靠文献资料，只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而历史地理学不仅依靠文献资料，而且要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且要进行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利用新技术作为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就研究的深度而言，沿革地理只满足于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而历史地理学要进而研究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所以，沿革地理是局部的、初级的现象罗列，而历史地理学则是全面的、高级的本质阐述。当然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作为一门学科的要求就应该如此，这无疑是我们的努力目标。

上文见谭其骧的门下葛剑雄所编《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章《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是60年代初谭氏在复旦大学上课时所用讲义的摘要(葛剑雄笔录)，明确反映了谭氏当时对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之不同的看法。禹贡学会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努力的目标，可以说正是沿着上述线索发展而来。从禹贡学派的其他人物传记中，也会看到很多由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变化发展的内容，说明许多学者都亲身经历了新生历史地理学的诞生。葛剑雄作为其中一员，有如下回顾：

历史地理学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这在中国是本世纪中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成立于1934年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所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见《新建设》1950年第11期)(11)。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初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基本形成了，从30年代的《禹贡》开始的、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发展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

这段文字，准确概括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之前的沿革地理研究阶段，朝着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迈进的过程。(12)

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动向、主要研究领域及其组织、潮流，可大致作如下概述：

就潮流而言，主要有三种，即(一)历史地图集的制作；(二)历史地名索引词典类的编纂；(三)历史地理概论类的编纂。这三种潮流，其间虽有婉转曲折，但现在仍然存在，尤其在“文革”结束之后、上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实施的学制健全化以来的近三十年更为显著。主要的研究中心有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杭州(浙江大学地理系)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地理学日益细化，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信息也呈现出极端复杂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原本应该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概要做出勾勒和分析，但限于篇幅，这里不得不予以省略。此外，如历代行政区划变迁、方志编撰，以及与上述三种潮流相关的出版物的多样化等内容，此处也从略。以下，主要聚焦近三十年来发展迅猛的中国古都研究，并作详细论述。

中国古都研究的诸问题

(一)近三十年的研究史

一般而言，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相比，对中国地理现状的把握和关注程度却十分低下，对行政地理的关心也不够充分，对历史地理的理解更是谬误百出。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4个直辖市为首，加上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构成了中国行政区划中的省级行政单位，可是对它们的现状，再进一步说，对于它们的前身亦即古代都城(古都)和前近代的行政区划问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解不足。诚然，行政区划的频繁整合以及地名的变更，影响了人们对现状的把握和理解。尽管民政部每年都在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而且最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检索和调查，但对相关资料的确认仍然烦琐，十分复杂。至于中国现在的都市(城市)，据民政部的统计，除上述与省同级的4个直辖市以外，地级行政区划中共有283个市。(13)除了较大的省级行政区划以外，这些市往往被认为是比较容易调查的研究对象，可是与一些个别都市的断代史研究相比较，通史研究或者综合研究却相当薄弱，而且也不太注意对各个都市进行比较和区分。在这当中，与古代都市有关的综合性研究以及时代区分问题尚未见有充分调查和研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中论述殷周交替时期的大变革时，开宗明义，注意到了都邑的变迁，断言“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在思考古代都市的作用之际，这句话至今仍启迪极深。

接下来，我们就以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为中心展开讨论。

首先，对本文中所用“古都”和“大古都”之语的定义略作说明，至于都市(城市)的定义，尽管是以上两个词汇的前提所在，这里也不再涉及。原则上而言，众多人口长久居住之地就是都市，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都市即为首都、国都(都城)。以下以这一认识为基础，再参考陈桥驿的观点，简单论述“古都”和“大古都”的定义。(14)

所谓“古都”，即指历史上曾作为某个政权政治中心的城市，所涉及的时代范围，则从商周到清朝。随着考古发掘的进步，将来若能发现夏朝的都城，那么这一范围还可能拓宽。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属于古都的时代范畴，但它们各自的首都南京和北京却在古都的等级划分中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说详后文)。

是否曾为独立政权的首都，这一点是对古都下定义的最重要指标，至于该政权的疆域大小或者存在时间的长短，倒可放在其次。例如，五代时期曾为地方政权都城的成都、福州，无疑也属于古都。据此计算，中国历史上的古都超过了200个，计有220余处。(15)

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作为古都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广为人知，其所载古都数仅40余处。此书共20卷，“复汇从来京都沿革之故，参互考订，辑成是编”(顾氏之甥徐元文所撰序文)，对中国历代建都的资料，具有开拓之功。其中对传说中的都城也有记述，当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尽管如此，其对元代为止的46处国都和陪都作了论述，对另外18处地区和都城也罗列了十分丰富的史料。正如徐元文在序中说：“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建瓴之喻，振古如兹，于今为烈矣。”顾炎武在此书中也指出，中国从古至今的都城(国都)大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移动的趋势。夏商时代的古代都城，因位置变化较多，所以难以确定其具体地点，不过大致可以判断，在今天河南省内及周边地区。夏商以后，国都位置的变化基本上有史籍可证，所以分析其变化轨迹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如果将这些国都的位置变化和轨迹作图像化处理，那么从夏商时期开始，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图像在一个近似扁平的空间范围内，以类似描绘大三角形的方式，从河南逆时针迁移至陕西、江浙、北京。如果大胆假设河南和陕西为同一地域，并将其视作中原地区，那么到12世纪初期的北宋为止，中国统一王朝的国都基本上都位于中原地区，之后开始朝东南方向移动，然后再移至华北的北京。例外不能说没有，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此。促使国都移动的因素，可以概括为生产物资的多寡、水陆交通的便利与否以及要塞机能的有无。只要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开始出现缺失，就意味着有迁都的必要。关于各个国都的历史，限于篇幅，须另外撰文阐述。

近年出版的历代古都资料集，主要有丘菊贤、杨东晨的《中华都城要览》(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张轸的《中华古国古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前者收集了130余处都市的资料，后者则网罗了800余处古都资料，其中包含非汉族政权的古都以及历代的别都。

在此尚有一细节问题，就是当几处古都的位置非常接近时，如何对它们的实际建设地点进行分类？一般而言，如果是位于现行行政区划之内或者位置较近，那么就可以认定为同一古都。比如，根据研究可以判断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之长安都在今天的西安地域之内，与此相同，也可以视周之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故城同为古都洛阳，而殷墟和邺都同为安阳(参见后文)。

至于“大古都”，必须与上述“古都”分而论之，一般是指从夏朝至明清，历史上最主要王朝的首都(国都)。因此，属于地方政权或割据政权的都城，即便可以称为古都，但也不会被认定为“大古都”。也就是说，作为古都，“大古都”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中枢所在，而且还是包括文化层面在内的最重要都市(或许没有必要是最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是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中华文明圈的核心，是可以在王朝疆域之内传达中央政府的决策，并将中央的威严和命令传至边疆地区的都市。正因为如此，尽管有些地方割据政权的势力在当时的中华世界之内无比强大，但还不能将其政权的威严和命令传至整个领域的末梢，所以并不能算作本文所探讨的“大古都”。不过，下文将要谈到的南宋杭州是一个例外。此外，在认定“大古都”的过程中还有不少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这些也将在具体的事例中予以论述。

(二)“大古都”及其问题

“古都”，抑或“故都”，其用例自秦汉以来屡见不鲜。然而，如“四大古都”(或是“四大故都”)这类用数词来修饰“大古都”的表现形式，明清以前不见于任何史料典籍，可以说几乎不存在这一说法。换言之，“大古都”这一用法，民国以后才出现。下面，将这一发展过程，从“两大古都”到“九大古都”分阶段进行说明。有关各个“大古都”的资料状况，在此从略。

(1)两大古都：西安、北京

谭其骧将长达3000年以上的中国建都历史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商周至北宋为前期(约2400年)，南宋以后至现代为后期(约800年)。在对北京的说明中，强调了西安和北京作为全国首都的时间之长，“中国史上最重要的首都，前期是长安，后期是北京，二者应并列为两个最大的古都”(16)。西安约有700年，北京包括建国后在内约有640年(按谭文撰写之时计算)，从作为首都的时间之长，对后代影响之大来看，称为“两大古都”，可谓实至名归。不过，“两大古都”这一词汇在一般人心目中，并没有多少普及度。虽然如此，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相关著作和资料较其他古都要丰富得多。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西安和北京都拥有中国古都研究的重点机构(例如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如史念海、侯仁之这样一些在该领域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学术大家，继承他们的后辈学者也层出不穷，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诞生。(17)

(2)三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西安、洛阳、南京等

所谓“三大古都”，也就是从下文所举“四大古都”之中，或是排除北京或是排除南京。这样一种划分，基本上不为人们所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从交通地理的便利上考虑，将陇海铁路沿线的西安、洛阳、开封称作三都，或是从同为河南省内的古都范围考虑，将郑州、洛阳、开封称为三都，不过这种划分主要限于旅游业，人们的认知度更低。要之，“三大古都”在学术上缺乏根据，不能算是有特色的分类。

(3)四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

这一分类从“五大古都”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这四座城市的名气显然要高于其他古都，今后也很有可能被普遍使用。概括性的著作有商友敬、朱子锐的《四大古都》(《中华文明宝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出版时间并不长，为最近之作。在该书中，南京被放在了北京之前，或许是按建都时间的先后来排列的。

(4)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20世纪初)

“五大古都”的分类，即是在“四大古都”之后再加上河南开封，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初期。(18)不过，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撰写《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卷一○)，探讨国都的地势时，就已经把开封作为五都之一加以论述了。在该文中，梁氏指出长安(现西安)为黄河流域的国都，接下来，洛阳、汴京(现开封)也属于黄河流域的国都，燕京(现北京)为“准黄河流域”的古都，金陵(现南京)为扬子江(长江)流域的国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五都所显示的机运，其结论如下：“北方宅都时代，而南方无他都者垂二千余年。其南方宅都时代，而北方无他都者惟明太祖建文共三十五年耳。然则虽谓政治之中心点，常在黄河流域可也。”根据这一观点，在探讨黄河流域的文明与国都时，实在没有遗漏开封的道理。可以认为，这样一种构想在清末民初有着较广泛的认同，并且也为后世所继承。如谭其骧就说“到了本世纪(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才有些论著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王恢于70年代编纂的《大学用书中国历史地理》一书中，也使用了“五大古都”的分类，此书上册卷首第一编即为“五大古都”，作者在“编者大意”中说，“西安、洛阳、开封、北平、南京，是历代的政治的中枢，国家安危、民族盛衰所繫，列为首编”(19)。

值得留意的是，在上述“五大古都”的分类中，并没有后来“六大古都”中的杭州。如后者所述，与“五大古都”不同，杭州有其负面因素，也就是并非统治整个中国的国家首都，正是这一点引发了不少争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见到只将五都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李江浙《五都兴衰论》(《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其中一例。

(5)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20世纪30年代之后或20世纪80年代前期)

谭其骧在前引《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中指出：“30年代，又将杭州加入，列为‘六大古都’。此后六大古都即成为普遍流行的、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提法，一直沿袭到80年代，如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六大古都》一书。”也就是说，继“五大古都”之后，“六大古都”的分类出现于30年代，并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了学界的认同。“五大古都”之后加上杭州，成为“六大古都”，这种分类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说法，在葛剑雄、华林甫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一文中也可以看到，似乎已为人们所熟知。(20)其实，能够证明这种观点的史料证据并不明确，有的学者认为应出现在40年代(21)，有的主张是五六十年代。(22)总之，“六大古都”说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绝非学术界的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或许仅限于一部分学术主张相近的学者之中。与此相关联，谭门高足葛剑雄对谭其骧提出“七大古都”论的经过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回忆：

谭其骧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年了。他曾告诉我，他记得以前讲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只是提“五大古都”，40年代后逐渐流行了“六大古都”说，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我怀疑是张晓峰(其昀)，他长期在浙江大学，对杭州偏爱。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他认为五大古都的提法是合理的，从各方面看，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胜过其他古都，所以不赞成提六大古都。但既然六大古都说已经流行，而且杭州在中国的古都中也的确具有重要地位，讲课时就不能回避。但他将杭州与其他古都相比，觉得安阳的重要性实在不在杭州之下，所以就将安阳与杭州加上五大古都，称之为七大政治中心。60年代在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学生上课时，谭其骧就采用了这一说法，用于区别当时通行的六大古都说。又经过多年的考虑，他逐渐形成了“七大古都”的想法，并在70年代后期的学术报告中正式提出了。1981年，谭其骧就以此为题向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我作了详细的记录。(23)

据此文，谭其骧认为“六大古都”乃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的，这与前述谭氏观点有异，令人有些意外。不过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指出首先提“六大古都”说，并将杭州放入之中的有可能是张其昀(出生于浙江宁波)。至于谭氏的“七大古都”说，首先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期，其后围绕此说的展开已见前述。按照葛剑雄的说法，《长水集续编》所收《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一文，乃是谭氏去世以后，自己根据老师的观点加以改订和补充之作。(24)

    再看谭其骧直点其名的张其昀“六大古都”说，在张氏所著地理教材《中国地理大纲》(《百科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7月初版，1933年3月、1935年5月再版。后又作为《万有文库》本，于1930年4月初版，1935年再版)的第六章《中国之都市与交通》(甲)中，已经提出了“历史上之六大都会”，并且按照(一)长安、(二)洛阳、(三)开封、(四)南京、(五)杭州、(六)北平的顺序作了介绍。仅从此文就可以看出，张其昀将杭州作为六大古都之一的想法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以外，张氏所著《中国区域志》甲编(一)的导言中也可见到相同内容。此书由甲编(一)、(二)构成，全两册，由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于1957年1月出版。不过根据甲编(一)卷首的“重版自序”，可知原著题名《本国地理》，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重版时，说明“特就原著付印，稍加删节，未加修改”(同书《重版自序》)。从这两本著作的出版经过来看，张其昀的“历史上之六大都会”亦即“六大古都”说，早在20年代末就已形成，经过上述教材的多次重版，到30年代已经为一部分人所知。不过，张氏的“六大古都”在那之后却并没有得到广泛认知，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以下略述其原因。

在谭其骧提到的《中国六大古都》(陈桥驿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有陈桥驿的序言(1981年10月撰写)，其中并没有涉及杭州位列“六大古都”的经过，然而在正文关于“杭州”的解说词(陈桥驿撰)中却有如下说明：“杭州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曾经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的首都，南宋跃升为一个朝代的首都(尽管已经丧失了半壁河山)，而且持续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杭州就这样地排入了我国古都的行列。”也就是说，杭州曾为吴越国和南宋政权的首都(南宋时已丧失半壁江山，杭州与其说是首都，不如称作行都或行在所，或许更接近实际情况)，因此得以加入“六大古都”之中。比较起来，8年后，1991年10月编辑出版的《中国七大古都》一书中谭其骧、陈桥驿两人的文章在说明上更为详细。首先看陈桥驿的文章(同书《后记》，1989年2月执笔)，阅读此文，可知书名乃是由时任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地理系教授的陈桥驿简单决定的：“当时，我的考虑其实很简单，由于我在杭州执教30年，深知这个都会在‘古’字上的资历实在颇浅，但由于西湖胜景和其他一些因素，冠以‘大’字大概是不会引起非议的。”而对于杭州在“六大古都”中的特殊位置，谭其骧另有如下说明：“20年代之所以只提‘五大古都’，是因为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都曾经做过全国性的首都，而其他古都没有。30年代之所以要加上一个杭州成为‘六大古都’，是因为注意到了杭州尽管只做过半个中国的都城(所谓‘半壁河山’是指金朝占领了中国北部——木田注)，其城市的繁雄昌盛程度，并不亚于甚或有过于全国性的五大古都，并且和五大古都一样，到今天还是一个大城市。”(《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也就是说，尽管杭州在南宋时期并没有成为全国性统治中心，但仍是南部中国的政治中枢所在，在以后的历史中也维持着与“五大古都”相比肩的繁荣程度，这便是杭州能够进入“六大古都”之列的原因。

实际上，1983年4月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出版之前，也有少数标榜杭州为“六大古都”的著作，如张福祥编著的《杭州的山水》(《中国名胜地质丛书》，地质出版社1982年版)，在卷首就有“历史悠久的杭州城”一类的语句。尽管如此，除二战前张其昀的地理教材以外，其他还看不到类似的例子。鉴于此，笔者认为杭州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被广泛认知，客观上来说应是1983年前后才开始的。对此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陈桥驿撰写《中国都城辞典》的“六大古都”词条时，在引用谭其骧的观点之后，接着说了这么一段话：“按‘六大古都’作为专著出版，首见于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此后又有台北锦绣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陈桥驿作序的大型画册《雄都耀光华——中国六大古都》。”从这段文字中，看不到30年代说的资料依据。

对古都杭州冠以“大”字并不会引起非难，陈桥驿的这一判断可以说相当准确。后来不要说没有什么非难，反而还出现了名为“中国六大古都”的电视节目。在这一过程中，“大古都”的分类又出现了变化，即从“六大古都”向“七大古都”发展。

1983年以后的十年左右，正是上述变化的过渡时期，“六大古都杭州”的语句见诸众多论著和概论的页面。刘德岑的《古都篇》(《中国历史地理学丛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其中一例，尽管书名中没有写“中国六大古都”，实则为介绍“六大古都”亦即六座都城的论著。此外，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序言”和“杭州”两篇(皆为陈桥驿所撰)；阎崇年等著《中国历史名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所收乌鹏廷的《南宋古都——杭州》一文；王育民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以及下册(1990年5月初版)第541页等等，都采用了“六大古都”说，当然这些仅仅只是一部分例子而已。

(6)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1988年8月中国古都学会在河南安阳)

如上文所述，谭其骧在1982年首次提出将河南省安阳市列为“七大古都”之一(首先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期、第3期，题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后收录于《长水集续篇》增订版)。其后经过数年探讨，1988年8月在安阳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上，正式将安阳与此前的“六大古都”一起认定为“七大古都”，直至今日。后来介绍安阳的诸多著作中对这一过程都有重点描述。(25)

 将安阳认定为“七大古都”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1983年9月19日中国古都学会(第一任会长为史念海)在西安成立。作为母体组织，该学会对后来的中国古都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此，我们可以看看谭其骧的说明：

在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六大古都》一书出版之前一年，不佞已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指出商代的殷和六朝的邺，就象西周丰镐、秦咸阳、汉唐长安一样，应视为同一个古都，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杭州，所以论述中国古都，应七大古都并举，不应只提六大古都。经过近几年来的讨论，1988年8月，终于在安阳市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上，通过将半个世纪以来通行的六大古都的提法，改为七大古都(1991年10月发表的《中国七大古都》序文；《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内容大致相同)。

对于这项决定，谭氏接着说：

七大古都提法通过的同时，也就作出了请《中国六大古都》原主编陈桥驿教授新编一本《中国七大古都》，并由北京、陕西、河南、江苏、浙江五省电视台合作摄制一部同名电视片的决定。

这里可以看到为“中国七大古都”的普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此同时，电视节目内容的文字版，如《从殷墟到紫禁城——电视系列片〈中国七大古都〉文学本》(《中国七大古都》摄制组主编，冯天瑜、周积明执笔，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大型图册《中国七大古都》(同书编辑委员会编，张帆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等在很短时间内便相继出版，稍后的1991年10月，前述《中国七大古都》也出版问世。根据图册本的出版社后记，可知为纪念建国40周年，出版社一方面邀请国家旅游局参与编辑，一方面还聘请中国古都学会顾问侯仁之教授(北京大学)、会长史念海教授(西北大学)、副会长陈桥驿教授(其时杭州大学)担任编辑顾问。

那么，安阳入选“七大古都”的理由何在呢？下面即以谭其骧对殷(殷墟)和邺(邺城)的介绍为基础，概述其中缘由。

河南省安阳市以“殷墟”所在地而广为人知。这里的殷，乃地名，殷墟即指殷之废墟。公元前14世纪，据说殷王盘庚迁都至此，后历8代12王，延续了273年左右(公元前1384-公元前1112，另有253年说和275年说)，公元前12世纪纣王在位时，为周所灭，真正成为一座废墟。因其地在殷，所以称其国名为殷，不过中国国内一般称其为商。至于安阳之名，则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

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34)在安阳以北约20公里处(河南省临漳县西南约17公里)建造邺城，即邺都之始。战国时期的魏文侯(公元前445？～公元前396)曾短期内在此建都，使邺城首次具备了国都的性质。

隋代以前的安阳，其发展轨迹正是以邺城(邺都)为中心展开的。

秦汉400余年中，邺城作为地方都市，地位仅次于邯郸。东汉末，为冀州治所，在河北平原占据中心位置。不久，曹操(155-220)以此地为政权根本所在，并历任丞相、魏公、魏王，邺城由此超过了东汉名义上的首都许(许昌)，成为华北政治文化的中心地，臻至繁荣。三国鼎立时期，左思(约250-约305)作《三都赋》，以华美的文字勾绘吴都建业、蜀都成都以及邺都(魏都)的繁华之貌。

220年，曹操次子曹丕(187-226)建立魏国并迁都洛阳，邺都成为五都之一。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时期，邺城一直是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首都，其间共78年，580年，邺城被杨坚(后来的隋文帝，541-604)的军队烧毁，化为废墟。现在，邺都遗址隶属河北省临漳县，殷墟所在地安阳则属河南省，尽管行政区划不同，但作为承载邺都与殷墟历史的文化区域，人们把二者都视作“安阳”并列入“七大古都”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是反映当时中国地理学界标准认知的基础读物，在“安阳市”词条中，第一句便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七大古都”的记述，在对其他六座都市的介绍中也能看到(关于北京的记载，见同书“中国旅游地理”条)。在此书中，已经完全不见“六大古都”等以往的分类方法，由此可知在出版之时，“七大古都”已经为人们所认可。

苏天钧的《中国古都》(“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是较早依据“七大古都”的分类，介绍包括安阳在内的“大古都”的概说性书籍。朱玲玲的《文物与地理》(“中国文物与学科”丛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在其中“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地域概况(三)著名的七大古都”的部分举出了安阳。吴晓亮的《中国七大古都名胜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七大古都”确定之后，作者将自己在云南大学历史系的讲课内容整理出版的著作，从西安到最后的安阳，对这七大古都作了介绍。

臧维熙(安徽大学)主编的《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对全国各地能够成为旅游景点的名胜古迹、文化设施作了详尽的介绍，当时任中国旅游局局长的何光还专门撰写了序文。在安阳市的条目中，写明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然而在杭州市的条目里，却依然作“我国六大古都之一”的说明，显示出当时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

对于安阳能否列入“七大古都”，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马正林《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即是对安阳的加入抱有怀疑态度的代表性文章。(26)不过，论述安阳在中国古都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却是不断出现，就结果而言，这些倒是加强了安阳作为“七大古都”的正当性。(27)

正如本文所述，到“六大古都”为止，政府、学术界或是某个特定的学会等权威机构并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决定“七大古都”，显然是由民政部认可的学术团体即中国古都学会负责领导的。

话说回来，如果看各座“大古都”的历史，自安阳加入以后，从殷周开始，秦汉、三国六朝、隋唐、五代、两宋，乃至元明清三代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主要王朝或国家的首都均已选入其中。一般认为，在之后就不会再无限制进行“大古都”的认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进入人们视野的是郑州。

(7)八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2004年11月中国古都学会于河南郑州)

2004年11月初，在郑州市召开了为期5天的“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郑州市被认定为“大古都”。也就是继过去的“七大古都”之后，郑州市被认定为第八座“大古都”，正式位列“八大古都”之一。关于其中经纬，在由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古都学会编《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所刊诸篇文章中皆有提及(28)，其中附录所载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继史念海之后，自1999年起担任中国古都学会第二任会长)等人的文章也作了简洁的叙述。这里引用11月5日汇编的《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纪要》：

经过50余年的考古发掘和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专家们认为，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指位于郑州商代遗址中部的商代早中期都城遗址。一般所说的殷，是指商王盘庚迁都于安阳之后的时代——木田注)作为商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至今已有3600年历史，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划布局之严整，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当时世界之最。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古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探索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以商都为代表的郑州地区还发现了西山、新砦、古城寨、大师姑、小双桥等一批古代遗址，两周时期的郐国、虢国、郑国、韩国等诸侯国也曾先后定都于此，这些都表明郑州所在地域存在一个古都群，这更进一步确立了郑州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古都郑州可与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七大古都一起并称为“中国八大古都”。

由“中国七大古都”到“中国八大古都”的发展是中国古都学与考古学、先秦史学等学科研究的新进展，是中国古都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将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不仅可以促进郑州商城及郑州古都群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推动郑州市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发展，对今后我国古都学研究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29)

正如《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选编》所载邹衡教授(北京大学)和刘庆柱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章所见(同书278、280页)，对于郑州商城是否有长达3600年的历史，当时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认定郑州商城为“八大古都”的时候，与会期间似乎觉得并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在此之前，有1993年8月召开的“郑州商城与殷周文明国际研讨会”和2003年11月召开的“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座谈会”，已经对相关事宜做了讨论和确认，对决定入选作了较为周到的准备。(30)应该说，最近的先秦史研究取得了飞速进展，尤其是夏商(殷)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或许也是郑州成为大古都之一的背景所在。

此后不久，中国的旅游业界便开始着手编辑出版以“八大古都”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如一般书店常见的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编《中国古都游》上下二卷(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即为一例。其中，卷一为“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卷二为“开封、杭州、安阳、郑州”(下卷末尾还附载了曲阜、敦煌、扬州、苏州等城市)，简洁概括了各都的历史名胜、交通饮食等，并配有彩图。下卷《前言》中，明确说明这八都乃是“八大古都”，但在上卷中，也把西安等四都冠以“四大古都”之名(《前言》)。从这一例子来看，将这四座城市称为“四大古都”，至今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完整性。

总结一下“八大古都”，尽管其中每个城市都在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但基本上可以断定，西安和北京的资料要明显多于其他“大古都”。如果相互比较的话，西安、北京、南京、开封、杭州、郑州这六都，都有专门从事古都研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而安阳和洛阳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古都研究为主的研究组织，其相关研究的积累也相对较少，希望这一状况不会对未来的古都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8)九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大同(2010年9月中国古都学会在山西大同)

“六大古都”之前的古都研究，基本上是在整理探讨与古代首都(国都)有关的既存史料之上进行的。后来把安阳、郑州分别列入“七大古都”和“八大古都”之中时，主要依靠了考古发掘的成果，同时也对史料中所见传统王朝的首都重新排序并尝试进行新的分类。

以上探讨了与“大古都”有关的内容，如果严格按照入选都市必须是传统王朝的首都这一认定“大古都”的大前提来看，将郑州作为“八大古都”之后，对“大古都”进行排序分类的工作就应该结束了。可是，2010年9月下旬在山西大同召开“中国古都学会”之际，许多媒体事先纷纷报道将要认定大同为“大古都”的计划，引起了各方关注，最后也果然得以入选。其中详细虽尚未公开发表，不过可以想象，在大同召开的学会上肯定突出了与过去选定“大古都”所不同的理由，另一方面，据说也有质疑选定标准的一面。以下，就列举几点。

或许是考虑大同曾为北魏时期的首都，即所谓平城时代(31)，所以才认定其为第九座“大古都”。但是，从北魏平城时期并没有完成对中国全境的统治这一点来说，大同与杭州一样，并不完全满足作为“大古都”的基本条件。加上居于政权中枢的民族并非汉族，这一点与其他“大古都”也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不过，大同可以列入“九大古都”之中，或者说影响选定过程的发端，很有可能要追溯到谭其骧曾经说过的话。在前面多次引用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中，谭其骧提到了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和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这两座城市：

惟有平城做了北魏前期都城自398至493九十六年，上京会宁府做了金朝前期都城自1115年至1153年有三十八年，都统治过北半个中国数十年(平城自439年统一北方算起有五十五年，会宁自1126年灭北宋算起有二十七年)，在建都史上地位应仅次于七大古都。

紧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它们作为“大古都”的弱点：

但由于平城原是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的根据地，会宁府原是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颜部的根据地，这两处成为半个中国的首都，乃是边区民族政权向中原扩张的结果，不是经过选择决定的(有所选择也只限于本部族分布地区内，并且尽管历时不很短)，终究是一种暂局，后来为了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北魏首都还是迁到了洛阳，金朝首都还是迁到了中都。所以这两处(与其他地方政权的诸都市相同)也不能与七大古都相提并论。(括号部分据《中国七大古都》谭其骧序文附加——木田注)

一方面认为平城(大同)具有古都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指出，大同与会宁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样，还不能与“七大古都”相提并论。

有关大同入选“九大古都”的动向，各种媒体都竞相做了报导，这里对其中代表性的观点略作介绍。

根据郭斌(《山西晚报》记者)《大同冲刺“中国大古都”》一文(《山西晚报》2010年8月5日)可知，早在2008年初，大同就已经开始着手入选“大古都”的计划，并介绍了力高才(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理事)的主张，即“根据考古发掘证实，大同自战国筑城以后，下迄秦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辽金元明清，城的中轴线一直未变，也就是城址完全没有移位”。而安大钧(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也举出诸如“北魏建都96年，作为北魏迁都洛阳后北京49年，作为辽金西京190年”；“后续城市”；“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参见下文)；“(北魏)由少数民族建立占据半个中国的大政权”等理由，认为将大同列入“大古都”之中完全没有问题。

朱士光曾经归纳出判定“大古都”的四大标准如下：

(一)应是中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非正统)王朝或政权的都城。

(二)有着较长的作为都城的时间，一般而言应在200年以上。

(三)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

(四)在遗址上或其近旁存在后续城市，且应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32)

前面提到的《山西晚报》的报道也转载了这四项标准，不过并没有直接依据这些标准来谈论大同入选的问题，相反强调需要慎重进行研讨，这与那些盲目乐观的论调不同，值得肯定。尽管如此，大同是否符合四大标准中的前两项，仍旧存在着问题。

安大钧在古都学会召开前，接受了大同新闻记者邓琳的采访(33)，强调指出历史上的大同不仅符合朱士光所提出的四大标准，而且还属于国务院指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较大城市”(34)，完全满足入选“大古都”的基本条件，这里引用他的部分论述：

大同是主流(或主干)王朝的都城，又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还是第一批较大城市，作为北魏都城时，疆域面积大，都城规模大，文化贡献大，国际影响大，后续城市也大，是辽金西京、明清重镇、当代较大城市，而且历史遗存多。大同号称古都、佛都、艺都、军都、融合之都、改革之都，还是举世闻名的煤都。学术上承认了大同的古都地位，这也是名实相符、实至名归。

整个语调充满了信心，似乎大同成为“九大古都”之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令人感受到当地人们的强烈期待。(35)

既然大同已被认定为“九大古都”，那么不难想象肯定会有其他城市紧随其后。实际上，早在大同开始着手入选“大古都”的时候，云南大理和河南商丘等城市也跃跃欲试。本文不拟讨论这些古都是否具有成为“大古都”的资格，而是想介绍谭其骧对“七大古都”所作的排序，这当然也是与“大古都”之间的排列顺序有关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根据他的观点，可以将“七大古都”作以下排列(括弧内为其理由)：

第一等：西安、北京、洛阳(长期作为多个统一政权的首都)

第二等：南京、开封(作为统一政权首都的时期较短)

第三等：安阳、杭州(仅作较大的地区政权的首都)

葛剑雄曾在分析“七大古都”的时候，依据上述谭其骧的观点，进一步将“大古都”的排序要素总结为九条，并给出数值和点数，试图让客观事实来说话。在该文的最后，列出了南京、安阳、杭州三座城市的分析结果。(36)葛剑雄所主张的古都等级区分，包括以下九条：

(一)建都时间

(二)都城性质

(三)都城所代表政权的疆域幅员

(四)首都对政权的控制程度

(五)遗址遗物的保留状况

(六)今城市的政区等级

(七)古都与今城市的重合程度

(八)古都与今城市的继承性

(九)综合知名度

根据这些标准，南京在三者中占具绝对优势，居于首位，然后依次是安阳和杭州。葛剑雄原本是想说明安阳加入“七大古都”的正当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章内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关于“大古都”的排序，最终也得出了与谭其骧基本一致的结论。

对“大古都”排序，其意义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尽管如此，如果按照上述标准判断，郑州和大同当属第三等级。(37)大同现已被选入“大古都”之列，而对其他想要加入“大古都”行列的古都而言，这道关门愈发难以通过了。

结语——选定“十大古都”的可能性

认定大同为“九大古都”，之后是否还存在“十大古都”的可能性呢？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题有“十大古都”之名的书籍已经问世。赵永复的《十大古都》(《“十大”系列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即是其中之一，它把沈阳、大同、江陵(荆州)也放入“大古都”之列。作者赵永复为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在撰写此书时，曾问其师谭其骧。据说谭氏当时并不十分认同此说，但因为属于“十大”系列丛书之一，所以也别无他法，只好在过去的“七大古都”之后加入沈阳等城市，凑成十都出版。不过，最后三都中没有包含郑州，从出书的时间来看，这一点也似可理解。(38)

除此以外，还有在“七大古都”之中加入成都、广州、银川(来源于互联网)，或是在“六大古都”中加以成都、扬州、苏州、太原等等说法。(39)而作为第十座“大古都”的候选城市，除前面的大理和商丘以外，还有人举出了沈阳、江陵等地。

 从近三十年“大古都”排列的过程和现状来看，认定“十大古都”的可能性相当低。能够想到的古都大多不具备入选“大古都”的基本条件。除非“大古都”的选择标准有根本性的改变，否则难以得到人们的支持。

最后必须注意的是，上述一系列古都与“九大古都”中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样，都被选入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古都分类之中，而且这种分类标准在今天受到了重视。这种与“大古都”不同的古都分类，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中详情，当另外撰稿论述。

注释：

①邹逸麟编：《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修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学科发展简史》。

②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分类或范围，学术界尚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分类和专题研究的诸书，都有各自的分类主张。这些也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予以探讨，不过本文并不准备对此作网罗式叙述，只举出标准的一例。吴传钧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地理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历史地理学”条中，在开头的总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作者：钮仲勋、高松凡)之后，依次介绍了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历史区域地理学、中国地理学史、中国方志学、历史地图、沿革地理、丝绸之路、《水经注》、徐霞客、地名学等11个部分。

③为保持行文的统一，本文对所引学者的敬称作了省略。有关中国历代都市的表述，诸如城邑、都邑、城市，或京师、国都、首都、首府，以及古都、故都、古城等等，不一而足，在含义上也有些许不同，除个别例子外，本文尽可能使用都市或古都来表述。可参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一、总类》中所载都城表记诸例。

④关于顾炎武、顾祖禹及杨守敬等人的研究业绩，有必要分别进行综合性研究，本文暂予省略。关于清朝一代的地理学动向，可参见赵荣、杨正泰编《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⑤如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国古代文献大辞典·地理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所附《附录三书目(时代别)分类索引》，分成地理总志和地区方志、地理专志、地理杂志、边疆民族地理志、中外交通、游记、地理考证、地图图说、地理丛书、外国人地理著作等类别，对各个时代的地理著作总数作了概观。尽管是概述，但清代著作要明显多于明代以前。

⑥清代制作的舆图概要，可参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有关清代边疆的形成与舆图制作，主要有以下三本著作(均见成崇德主编《清代疆域形成研究》丛书)：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他还可参看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清宫藏书概况》第五节《方志和舆图》、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历史地理》第24辑)等。

⑦《西域水道记》撰成后，得邓廷桢(1775-1846)的帮助，道光三年(1823)于广东刊行。邓氏在序文中指出此书五大优点：一、纠先人之误；二、方位正确，可为标准；三、标明水渠、桥梁、牧野远近，便于利用；四、努力保存碑碣等文献资料；五、将古代动植物名与现在的实物作了比较和对照。关于徐松的评传与《西域水道记》，可参赵俪生《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二文均见《赵俪生文集》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他如前引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第四章第二节对徐松作了介绍，《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所附荣新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也极具参考价值。

⑧参见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⑨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可以参考以下诸书：范秀传主编《中国边疆古籍题解》(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1997年3月第二次印刷)、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晚清学术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是一部广泛搜集边疆史地相关史料的力作(采录范围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中所列从明末到清代，再到民国时期的图书极多，充分反映了边疆地理的繁盛。关于舆图测绘，主要有以下诸篇：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十章《第一次中国地图的测绘》、第十一章《近代中国地图的测绘》；卢良志编《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第十一章《明末西洋制图学的输入与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第十二章《清末地图集的编制》；金应春、丘富科编著《中国地图史话》(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七章《清代实测地图的开端》、第八章《我国近代的地图测绘》；刘自健主编《中国测绘史》第二卷《明代至民国》(测绘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编《清代》、第三编《民国时代》；葛剑雄《中国古代史的地图测绘》(《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六章《清时期的地图》；余定国原著《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五章《传统中国地图学及其西化的问题》。

⑩关于这些人物的传记，相关资料较多，前引《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地理学》中有杨守敬、翁文灏、竺可桢、顾颉刚、王庸、张其昀、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传记，而且对中国地理学会也作了简要介绍，希请参看。

(11)这里所说的侯仁之教授的意见，主要是指《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7月)中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以北京为例，说明坚持过去的“沿革地理”课程有其限界，主张有必要增开新的“历史地理”课程。该文后收载于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和王毓兰编《侯仁之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后来，侯仁之依次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1973年10月稿)、《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地理》杂志1965年第1期)，更加明确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的意义及其作用。这四篇论文均收录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此外还有《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两篇论文，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观点，后均收录于《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院士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谭其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载萧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8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后以《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为题，收录于《葛剑雄自选集》(《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现据后文引录。

(13)现在的行政区划依次为“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四个等级。根据2011年底的统计数据，“县级”行政区划之中含369个市，“乡级”行政区划中没有市。参见每年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2年版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发行)等。

(14)主要参考了前引陈桥驿在其主编的《中国都城辞典》中所下定义。关于古都及古都研究的重要性，请参看《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所收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一文。此文后收于史著《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该书大部分内容都与古都有关。关于“古都”、“大古都”的表记，本文鉴于“大古都”的特殊性，一般都加引号，而“古都”，除个别例子以外，均不加引号。

(15)朱士光：《论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之关系》，载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参见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所收《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该文由《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期与第3期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两篇，以及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所附《序》(首先刊载于《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等三篇合并，由葛剑雄增订而成。以下引用此文时，将根据情况注明发表的时间。

(17)参见朱士光《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载《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8)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

(19)王恢：《大学用书中国历史地理》上下二册，学生书局，上册于1976年4月出版，下册于1978年2月出版。下册载《历代疆域形势》。此外，也可参见王氏编著《中国历史地理》(世界书局1975年版)中《六十年来之中国历史地理》一文。

(20)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葛剑雄、华林甫编：《历史地理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除此之外还有，冯贤亮《“七大古都”说论辩始末》(《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章第一节《从七大古都的更迭看历史上定都的原则和变化》；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所载朱氏《序言》；李民、岳红琴、张兴照《郑州古代都城》(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郑州市社会科学院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绪论，等等。

(21)参见《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所收张新斌《郑州大古都的年代学研究》。

(22)参见刘庆柱《解读中国古代都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2003年2月开讲)。

(23)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章《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对谭其骧《创立“七大古都”说》的介绍。

(24)(38)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188页。

(25)与安阳相关的书籍有：《安阳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交通志丛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李飞龙主编《中华第一都安阳》(《〈中国皇城·皇宫·皇陵〉系列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段艳红、段长山、朱长安编著《安阳古都名胜》(《安阳旅游系列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任崇岳编著《安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王迎喜著《安阳通史(原始社会—194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

(26)除此之外还有邹逸麟《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入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也可参见记述其间经纬的前引冯贤亮《“七大古都”说论辩始末》。

(27)张之《历史上安阳与邺之关系》等文，见《中国古都研究》第1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所收诸篇。此外，王世恩《殷邺安阳是中国的“大古都”》(《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陈文道、陈凯东《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安阳古都》(《中国古都研究》第16辑，研究出版社、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华林甫《20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0卷第1辑，2005年1月)等。

(28)中国古都学会、郑州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是2004年11月在郑州举行的古都学会论文集。或许由于出版较迟的缘故，其中与郑州相关的论文与注(21)所引中州古籍出版社本多有共通之处。

(29)参见同书《后记》及前引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故都》“郑州”条。

(30)参见前引《郑州古代都城》所载李学勤《总序》和《第一章绪论》，以及朱士光《在郑州古都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03年12月28日，河南省郑州市)》(见前引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

(31)关于北魏时期的平城(大同)，可以参阅陈新海《北魏初期的都城——平城》(《中国古都研究》第七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董瑞山主编《北魏平城研究文集》(《大同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32)参见前引朱士光《在郑州古都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33)据《大同新闻网》刊《大同堪称大古都——访大同古都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安大钧》(2010年8月30日)。

(34)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13个地方都市。以山西省大同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辽宁省大连市等，人口超过百万但并非省会或自治区首府的都市为对象，赋予一定的法规制定权。目前有近20个都市获得了批准。

(35)或许得到了大同方面的协助，由中国古都学会编辑的“中国古都系列丛书”最近陆续出版，其中《古都大同》(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主编为安大钧，副主编为力高才。

(36)参见葛剑雄《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后收入葛剑雄《行路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7)据前引大同的安大钧会长所说：“论建都朝代和时间，论历史性的贡献，大同应该排在现有八大古都行列中的5至7位，只是现在已经有了八个古都，按人们习惯性的排序，把大同叫成了第九大古都。确切地说，大同应是中国大古都之一。”显示出对大同排在“八大古都”之末的极大不满。又据情报媒体关于“大古都”调查统计的不确切数据结果显示(并非以中国历史地理学圈内人士作为调查对象)，“五大古都”的确是实至名归，而对后面的杭州、安阳等四座都市的评价明显不高。

(39)对于“大古都”，无论观点或是论据都有着分歧，如刘志宽、缪克沣、胡俞越主编《十大古都商业史略》(《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丛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即为其中一例。

                                   原载于：《江海学刊》2013年第4期，第2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