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

———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韩昭庆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开辟了地图史的一种新写法和新视角,值得地图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借鉴,他提出过去地图史学者将地图学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连在一起的做法是有误导性的,并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单一,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建议除了用科学的标准之外,还可从社会的、美学的甚至宗教的标准来衡量地图学中的卓越成就。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地图学史的重建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本文利用由今推古和由古推古两种视角分析了地图流传中的“多系并存”和“精亡粗存”现象,并以地图三要素来区别古地图和山水画,建议中国地图史研究在继承原有研究内容基础上,加强古地图产生及绘制背景、与世界地图史的比较研究,重视古地图在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地图史　研究方法　余定国书评

　　地图史研究,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地图的历史,但是相对于历史文献来说,留传至今的古地图很少,其原因有:图的摹绘比书的传写要难得多;图幅大小和形状不一,不易统一保存;古代地图一般是官藏,易毁于战火;古代的零碎文字资料可以被汇编成书而流传下来,但图却做不到;此外,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除了刻石、入土之外,无法将地图长期保存下来,故地图的流传比书籍难得多,[1]因而传世地图不仅数量少,年代也较近。这就使得地图史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扑朔迷离、悬而未决的问题。美籍华人学者余定国在他所著的《中国地图学史》中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笔者在接触中国地图史的一些相关文献和书籍的过程中,在惊讶于古人智慧的同时,也曾对今人评述古代地图史的一些结论产生怀疑,只是限于地图史背后隐藏的复杂的知识体系,一直畏于深入思考并成文字。现在远在异国他乡的学者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以犀利的眼光、跨专业的视角将之“毫无顾忌”地一一抖露出来,并对以往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提出异议。余书的出版,加上最近几年的教学经历和思考,笔者意欲作些粗浅的探讨,就教同仁。

一、中国地图史研究的回顾

余定国的书是不满足于以往地图史的研究方法、提倡新的研究视角而作,为了更好回应余定国的种种疑问,评述他提倡的新视角,我们先简单回顾中国地图史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王庸出版《中国地图史纲》之后,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地图史的书籍已有十本左右[2],其中以《中国地图学史》命名的就有三本,作者分别是陈正祥、卢良志和余定国。

王庸先于1938年出版了《中国地理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地理学史的专著。《中国地图史纲》系该书中有关地图的两章扩大补充而成的,它虽是王庸未改定的遗稿,却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地图史的专著,故如同《中国地理学史》一样,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由于王庸曾于1931年至1936年在北平图书馆担任舆图部主任,1950年又到南京图书馆任特藏部主任,1954年再次调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舆图组组长,直到1956年去世,王庸在舆图部门工作11年,正是这种特殊的工作经历使得他接触到许多普通人看不到的古地图。本书首次系统爬梳、展现有关中国古地图记载的历史文献,考证现存几种重要实物地图的源流、版本及流传,[3]还梳理了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测绘工作。王庸的叙述平实、客观。如他谈到虽然《元史》有地球仪的记载,但不等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就认识到地是球形的。他下结论也很谨慎,往往用“大概”、“可能”字样来开头以示推测,尽管这种猜测有时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如建立在对文献的分析之上,他推测裴秀评价晋代以前地图皆不精审是因为裴秀看到的图都如此,但可能有着更精审的地图,不过已经遗失罢了,并进一步推测,那时候的地图,尤其是应用在军事方面的,应该都画着山水关隘之类。[4]1973年出土的汉代马王堆地形图证实了上述推测的正确性。王庸认为,中国地图起源于山海图,提出地图史的三个逆转:其一是山海图和经文的逆转;其二是地图和地方志的互为消长;其三是山水画与地图位置的转变。该书为日后中国地图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出版的地图学史,都大量吸收、借鉴了王庸的研究。如同王庸,陈正祥对早期古代地图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向读者详细介绍有关地图史的文献记载,很少评论,更缺少从量化的角度来讨论地图的精确性问题。尽管文章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但是没有刻意划分地图发展的阶段。在王庸的基础上补充部分外国人对中国边区的测绘,以及台湾地图测绘和出版简要介绍,并把地图学史的下限从王庸书的民国时期延伸到20世纪70年代。

李约瑟的地图史,包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中,专门用来讨论中国地图史的其实只有两节,即“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和“中国的测量方法”。为了避免和王庸地图史的重复,更多的是把中国置于世界背景下来讨论中国制图史。作者的目的明显是通过中西对比,对照出早期中国制图技术的先进性,这个先进性当然是由“定量制图学”来体现的,故侧重地图的计量特征,书中讨论单篇地图的并不多。

随后出版的卢良志的《中国地图学史》,在参考王庸、陈正祥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为中国地图学史建构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和学科体系,故此书最大的特点是从先秦开始,按照朝代顺序一直写到清末,不过在明代和清代之间穿插了对测量技术和城市地图、水系图等专题地图的讨论,最后以地图的管理和造送结束全书。其他有关地图史的书籍,多为普及性读物,本文不作详细介绍,下面着重介绍新近出版的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以下简称余书)。

二、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及印象

《中国地图学史》是芝加哥大学《世界地图学史》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学史》中关于中国地图学史部分的选译,原作者是CordellD.K.Yee(中文名余定国),译者是来自台湾的姜道章。原书出版于1994年,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正如译者序,《世界地图学史》的发起人哈利和伍德沃德主张地图学史不但要研究现实世界的地图,也要包括形而上世界的地图,由于他们采取一种宏观的观点看待地图学史,所以他们特别邀请非地图学专业的学者,执笔撰写《世界地图学史》中的《中国地图学史》部分,本书的执笔者余定国是文学专业出身。

余书开张名义,指出“过去地图学史学者将地图学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连在一起这一做法是有误导性的”,“地图学的发展跟政治变迁史并非完全平行”,而且按照这样的叙述方式,需有两个前提,“第一,历史的进展,包括一系列的高潮,不断向前进展;第二,假定地图学史的演进,是不断增加数字化或定量化,趋向现代化”(2)。[5]但是余书怀疑这些前提,故决定破除以往地图史按照朝代的叙述方式,采取主题方式。

然后他批评以往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存在着方法单一的缺点,这个缺点的源头在于学者将传统中国地图学视为数学的或定量的传统,注重研究比例尺、传统的抽象符号以及实用功能,进而提出“中国的地图测绘是数学意义上的测绘吗”?在作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地图学数学传统持续发展的回答之后,作者接着讨论定量方法的缺陷是人们往往注意讨论古地图的比例尺问题而忽略其他方面的问题,诸如地图的生产工艺以及地图学与其他视觉艺术的关联性等。接着,余书提出了地图学史新的研究方向和视角,这包括地图与政治、文化、艺术及宗教的关系。该书超越以往就地图而论地图本身的研究范畴,实是以地图为中心,散发出去,涉及的领域则是一个更广大的范围,注重发生学的研究,建议全面、多视觉关注地图产生的背景,不但要考虑到看得见的景观,而且也要考虑“内在的景观”(194)。余定国认为,一直到清代受到西洋的影响,中国地图学才完全脱离视觉与文学学科的传统,成为一门展示的学科。为此,他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地图与现实世界的表示、地图学与视觉艺术在概念上和风格上的关联等角度,来论证地图绘制过程中存在主观性和定性的特点,而仅非中国地图学传统的看法,即中国地图学只是客观的和定量的。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他发现了以往地图学史研究中忽略的一些问题并给予诠释。基于以往研究方法的局限无法全面体现地图史演变的背景,他直言“在中国地图学史中尚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可以作为定论的中国地图学史尚待撰写”。

读完全书,笔者十分钦佩作者克服跨专业的局限,举凡中外有关中国地图史的研究,都尽可能

参阅。此外,作者还挖掘出以往为地图学史专家忽略的一些文献资料,并注重细节分析,提出许多以往学者不易注意到的问题。如他认为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发现的画在墓壁上的壁画“庄园图”,没有现实世界的实用目的,反映的是一种死者对阴间的意象(173—174);同样,根据马王堆汉墓同期出土的漆器、丝绸上印有与公认的军事地图《驻军图》上相似的尖状三叶花纹分析得出,驻军图似乎不是为了军事计划而绘制的,而是给死者奔赴阴间壮行。尽管这些解释是否合理还有疑问,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书没有深奥的道理,没有长篇大论,更多的是罗列事实、提出质疑,这些质疑包括:绘制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华夷图》和《禹迹图》为何会同时刻在同一块石碑的两面?(31)《广舆图》和《禹迹图》的坐标网格体现的比例尺的准确性的程度?(35)地图上的注记为何多为图画式的画法?(36)《静江府城图》是否为一幅防御地图?(38)古文献中的“图”是否即地图?(49、52)裴秀的制图六体和沈括的“七法”的具体内容(109—117)等等。这些质疑似乎揭露出我们过去对中国地图学史的一些结论更多是建构在一种一厢情愿的基础上。本书旁征博引,所提问题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以一种极其审慎、平和的方式提出,又往往能切中要害,让人深思。

三、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与余定国商榷

如前所述,鉴于现存古地图资料的匮乏、零散以及时间分布的不均,故利用这些资料建构的中国地图史是一种破碎、残缺、断断续续的历史记忆,把地图史放到一个整体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各期的发展情况也为时过早,所以笔者认为,余书提出地图史的写法不一定要与朝代并行,反映了材料决定叙述方式的客观事实,不过,除了卢良志,王庸、陈正祥和李约瑟并没有强调把地图史与朝代更替联系起来。

该书就传统中国地图绘制方法是否进行数学意义的测绘?绘制地图是否遵循定量原则?是否一定要用现代意义的地图来衡量中国古代地图的进步与否等提出质疑,建议从更宽广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国古地图。鉴于现存古地图是中国地图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余书的讨论又往往围绕它们进行,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以下问题的深思:如何看待历史上存在过的和流传至今的古地图?如果说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地图没有量化的概念,而往往与山水画纠缠在一起,那么,如何定义古地图?

要理解历史上存在过的地图,如果我们采用以今推古和以古推古两种方法,有些问题可迎刃而解。从我们今天的地图种类来看,复杂多样。如果按其内容可分成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按照比例尺可分为大比例尺地图(1∶10万及更大比例尺的地图)、中比例尺地图(1∶10万～1∶100万)以及小比例尺地图(1∶100万及比例尺更小的地图);又可按照包含的区域范围、使用方式等来分类。[6]这种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但所据信息及处理方法的各不相同,导致地图种类的多样性现象,被海野一隆称为“多系并存”现象。这种现象可推溯到历史时期,如现存宋代的六幅石刻全国地图,风格各异,《禹跡图》和《禹迹图》显然是一张水系图,《地理图》和《舆地图》突出表示山川和植被,《九域守令图》侧重政区,《华夷图》则以注记见长,它们与收藏在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7]中的《圣朝元丰九域图》的全国地图相比,差异更大。又如成图于嘉靖前后的《皇明舆图》(又称《大明一统舆图》)与同时期罗洪先绘制的《舆地总图》相比,显然属于另外一个体系。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一方面古地图不易流传,另一方面,流传下来的古地图还存在“精亡粗存”的现象,海野一隆尤其提到这点,因为不注意到这点,大家可能会误以为历史上的地图都是那么粗糙的。[8]事实上,早期精确的地图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甚至动用国家力量才能完成,如元代朱思本花了十年的功夫才绘制成《舆地图》,清代《皇舆全览图》正是在康熙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耗时十年,才得以完成。同时,这些较精确、又能表示较大范围的地图还由于图幅过大,不易保存而流失,如唐代贾耽主持绘制的《海内华夷图》、宋淳化四年(993年)画成的《天下图》以及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等都因图面太大而失传。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地图传阅、收藏过程中的保密问题。二十多年前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中谈到比例尺稍大的地图被视为禁品,使用地图尚未自由,编制地图就更困难了。又以台湾敷明产业地理研究所为例,许多已编制的地图因涉嫌泄密,无法出版。[9]即便是今日,高精度的地形图也没有进入公众流通渠道,普通读者也很难在市场上看到精确的地形图。这些地形图往往集中收藏,历史上一遇天灾人祸,极容易流失。所以不论图幅大小,精确的古地图尤为罕见。因为珍贵,才会藏于深宫或埋入墓穴,故仅以流传至今的地图作为对象来描述、研究中国地图史,无疑是远远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实的。

正是地图流传过程中存在着“精亡粗存”现象,我们平常能看到的古地图多半是收藏在方志中的。先拿我们今天编纂的方志中的地图来说,这些地图内容往往十分简略,但是能拿今日方志中的地图来代表我们现在地图绘制的水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方志地图因为可以如同文字一样翻刻,故流传甚多、甚广。除极少数外,都不采用“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原则,而是运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某些绘画法则,缺乏数学基础。[10]不要说我们今天觉得古代方志简略,就连同时代的古人也和我们的想法一致。宋代陈襄(1017—1080年)就曾在《州县提纲》中指出,方志地图作为信息的来源是有限的,“虽有图经,粗知大概耳”,[11]真正派得上用场的详图还得重画。但遗憾的是这种详图少而又少,故建立在类似方志地图上进行的分析,我们确实很难觅到古代地图上的数学基础,同样,完全囿于流传至今的古地图进行地图史研究作出的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

事实上余书也承认传统中国地图学很早以来就同时存在量度的(或称为观察的)与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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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趋势(109)。不过鉴于传世古地图中多为偏重文字描述和山水画似的地图,故余书强烈建议关注这类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研究,甚至指出“地图即画,画即地图”(170—186)。作者以书法、绘画和地图学都使用共同的生产技术和材料,以及地图学与视觉艺术在理论上的关联性,力图在地图与文学、艺术之间建立联系,他其中的一个证据是两个制作量度地图的著名人物张衡和裴秀的地图出现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160)。基于共同的空间概念他甚至把谢赫的六个绘画原则与裴秀的“制图六体”相比拟,又以绘画和绘图人员往往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以此佐证将地图学传统与艺术传统分隔开来的困难(193)。其实地图的艺术性与地图的绘制并不矛盾,地图的艺术性体现在制图综合和地图设计上。地图综合类似绘画中选景、过滤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地图用途有关,同时也与绘图人员的审美观点等有关,尤其是地图发展的早期阶段。早期的手绘地图,缺乏标准化的要求,其绘制完全由画图人员操纵,个人发挥的成份居多,艺术味确实也较今天重得多。既然缺乏标准化,图面的内容、绘画水平就得因人而异,出现后一时代较前一时代“倒退”是常有的事。今天地图符号标准化之后,再加上电子制图的运用,这些艺术成分才迅速淡出地图。但是按照余书的思路,过分强调地图的绘画成分,那就抹杀了地图与画的区别,地图史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考虑如何区别古地图与山水画的问题,可从地图的定义和功能来区分地图和一般山水画的不同之处。

地图的概念随着地图科学的的发展,处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以前,地图被定义为“地球表面在平面上缩小的表象”。但是这个定义同样适合于地面照片、航摄及卫星像片以及风景画,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反映地图的基本性质。20世纪50年代前后,地图的数学基础尤其是地图投影有了较系统的论著,使得地图学迅速发展,60年代以后地图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地图是根据一定的数学法则,使用地图语言,通过制图综合,显示地面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图。它反映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分布、组合、联系及其在时间中的变化和发展。”6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等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制图信息源的丰富,地图的定义再次变化:“地图是以一定的数学法则、符号化、抽象化反映客观实际的形象符号模型或图形数学模型”。[12]地图不仅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且也成为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

地图的基本内容由地图“三要素”构成,包括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整饰要素。其中数学要素是地图的数学基础。例如地图投影、比例尺等。地理要素,是指地图上表示的具有地理位置、分布特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整饰要素,主要指便于读图和用图的某些内容。例如:图名、图号、图例和地图资料说明等。由地图定义在半个世纪的变化可以知道,地图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实体,它的发展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地图史的范畴也应该纳入科技史的范畴。

古地图按照余定国的划分方法,即指存在于19世纪末以前20世纪初受西方影响以前的中国地图。也可以把它按政治史的划分,指清灭亡以前的地图。正是有地图三要素的概念,故今人在作地图史研究时,一般都要从三要素入手,尤其是地图的数学要素入手去研究地图的精准性,这正是为余书强烈批评的。如前所述,由于同期地图有“多系并存”的现象,但存下来的地图存在“精亡粗存”的现象,故注定仅从数学要素去研究古地图,会遭遇尴尬的局面,并给人留下强词夺理的印象。由此,我们应该针对研究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研究不同类型的地图。如谭其骧把汉代马王堆《地形图》上的深水流域的众多水道放到今天地形图上,结果证明,大体都接近于今地图,有些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得出《地形图》的主区部分准确性很高的结论。[13]张修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图中深平为中心,量测了深平至周边八个县治的方位,得出防区东部精确度最高的结论,并测算《地形图》的比例尺大致为1∶18万,归纳了若干绘制特点。[14]这些都是古地图研究的典范之作。但是如果沿用这些计量方法去研究《滇南盐井图》,那将得不偿失。这套图共九桢,以写实的手法,类似拍摄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清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井盐生产的过程,图中不仅包含盐井、水道、关隘等自然地理要素,还包括官署、桥梁、名胜等人文地理要素,盐井图上还绘出从事盐业生产的主角,这些人物栩栩如生,虽是一幅幅静态的图面,但分明已让观图的人嗅到了忙碌的气息。[15]对这种图的研究手法,应该关注其地理要素、整饰要素及其透出的时代信息。

此外,还可从古地图的作用来区别山水画。据王庸说法,地图起源早于文字,我国最早的原始地图可能是铸于九鼎之上的地图,它的作用是“避凶就吉”,[16]故地图从一产生就带着明显的实用性。地图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管子•地图》篇中有详细的描述,该文认为凡是带兵打仗的主帅,一定要首先详细地了解地图,[17]1973年长沙马王堆驻军图的发掘以实物的形式证实了这篇文献的可靠性。地图对军事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从荆轲刺秦王的“图穷而匕首见”描述中窥见。[18]

地图还可以解决土地纠纷的问题,《周官新义》卷六地官一中就这样记载道:“地讼,以图正之”。[19]西汉时期的匡衡,官至丞相,由于照旧图疆界,多收了四百顷田的谷子,后被告发,罢免了官职。[20]地图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中央政府管理疆域和人民。“太宗兴国二年(977年)有司上诸州所贡闰年图⋯⋯所以周知山川之险易,户口之众寡也。”[21]这种图即先秦的“天下土地之图”,[22]早已存在。所以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地图与一般山水画的区别,古地图是“画”,但并非所有的“画”即地图。

笔者认为余书开辟了地图史的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视角,值得地图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借鉴,正如有关学者的评价:“余定国引用了大量的新材料,改正了李约瑟文中的若干错误概念,并扩大中国地图学史的视野,跟中国学者对地图学史的传统看法不同,采取一个不同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地图学史。”[23]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可用于国防、交通、经济建设及文教,地图的文学艺术性只是地图的一个方面,地图史研究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但是过分强调它“画”的特点,会忽略地图的作用,模糊地图的功能和特点,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本末倒置且容易迷失方向,故余书所提倡的一些角度不应成为地图史研究的主流,而只是地图史研究的附产品。

四、中国地图史研究内容及意义

早些时候,中国地图史研究的难点是很难见到古地图实物或其复制品。近二十年来,随着古地图的陆续整理出版,很多罕见的地图珍品也上了普通读者的案头,就连一些稀世珍品也逐渐走出深宫大院。和前面的学者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基于新地图、新材料的发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中国地图学史的建构。事实上,已有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在传统道路上开展专题研究、数字化古地图,开展地图与测绘制度研究等课题。a1Q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地图史的研究内容至少有四个:

其一,仍应继承传统,以研究各个时期地图流传情况、绘制特点等为研究主题。

其二,从各个时期地图绘制、产生和交流的背景来反映当时的政治史、思想史甚至文明发展史。这是我们以前忽视的部分。如果我们注意到宋代现存六幅石刻全国地图除了《九域守令图》是北宋时期刻石,而其他五幅都是南宋时期刻石,且图的内容体现的都是北宋的疆域,地图的教育意义、政治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有中国学者提出可以从古地图中关于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描绘可以探讨古地图与思想史的关系。[24]与西方人热衷于接纳《皇舆全览图》的态度相反,明末清初学者对于《坤舆万国全图》的态度则纠缠于纯文字的辨释,激烈抵制新的世界地理观。膨胀的民族自豪感无法让学者的头脑清醒,科学而正确去理解西人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25]从这些角度研究地图史,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政治因素和文化传统对科学史甚至文明发展史的影响。

其三,应该延续李约瑟的方法,把中国地图放到世界地图史的发展史中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以客观评介中国地图史在世界地图史中的地位。

其四,利用古地图进行相关研究,尤其是历史地理研究。古人云,“地理非图不明”。[26]事实上,

王庸早在50年代就以对比古今地图上的罗布泊、今黄河三角洲和长江口的位置及形状变化为例,探讨它们的变迁,并指出“地学家如果将这些图考查研究,颇可发现或解决若干重要问题”。[27]又有学者借助多种版本的杭州城市古地图《京城图》,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南宋中央档案馆“架阁库”的复原定位问题,[28]这些都是古地图研究的意义所在。

总之,尽管地图史研究由于缺乏大量实物资料,难免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好在我们一直有新的发现,这不仅是指资料上,而且研究方法、视角上也有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可望进一步明晰中国地图史的研究。

原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