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晋  文    李  伟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10097）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枢纽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而近年最突出的，就是宋杰先生集二十年之力所撰成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枢纽》）。该书洋洋六十万言，除“导言”、“附录”、“后记”外，共分为十七章，不仅详细论述了从夏商到南宋末年的军事地理枢纽，而且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诚可谓中国古代军事地理研究的一部精品之作。

通观《枢纽》，该书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视角独特。对古代战争地理枢纽的传统研究，往往忽视其动态的演变过程。而《枢纽》则特别注重研究地理枢纽的时空变化，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若要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可以考虑从‘时间’概念出发来探索军事枢纽的分布和变化问题，即以我国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研讨各个王朝兵家要地发生转移的情况，再剖析其社会背景和转移的原因。”为此，作者在空间上选择了中原地区，包括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汉水流域等地；在时间上则上溯夏商时代，下迄南宋末年。正因为更注重研究地理枢纽的动态变化，所以该书在系统探讨了夏商至南宋末年的地理枢纽的演变经过，并将其置于中国大陆政治力量的东西、南北对立空间中考察之后，才令人信服地总结出中国古代地理枢纽的变化规律。

传统的军事地理研究，往往侧重于介绍地理形势，包括战略地位、山川险要和境内所经历过的战事。《枢纽》虽然也属于兵要地理的范畴，但却没有囿于旧的模式，而是积极引入现代军事学的有关理论概念，从国家战略的层面重新审视军事枢纽的作用。如书中关于“河东与两魏周齐的战争”的讨论，便可以从战略地理学的高度看出这两个敌对阵营对河东这个重要枢纽区域的争夺和失误，不仅关系着双方强弱的转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峙政权的存亡——在灭齐战争中，北周曾发动多次战役，从崤函山区的豫西通道进攻洛阳，都遭到失败，不得不调整战略，把进攻重点放在了河东。但北齐当时却仅仅关注河洛地带，对于河东未给予足够重视，使得北周直插其“别都”晋阳（今山西太原），最终导致北齐防线的崩溃。

二是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作者从夏商到南宋末年，历上下数千载，高屋建瓴地选择每个时代军事价值最高的地理枢纽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三代时期的管（今河南郑州地区），春秋时期的郑国，战国时期的韩魏，秦代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秦汉时期的敖仓，三国时期的合肥、濡须和东关、汉中，东晋南朝时期的寿春，两魏周齐时期的河东，北朝至唐中叶的河阳三城，隋末唐初的东都洛阳，蒙古灭宋时期的襄阳等等。仅以春秋时代为例，在“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一节中，作者便把中国大陆划分为三个较大的地理区域——周王室和华夏、东夷中小诸侯所在的中原地带，齐、晋、秦、楚及后起的吴国等诸强盘踞的弧形中间地带，戎狄、西南夷、南蛮和越人等落后少数民族主要活动的周边地带。然后又通过对三大地带诸多方面的比较，指出弧形中间地带的自然、社会环境虽然比中原诸邦艰难恶劣，但在春秋政局中却发挥着最为重要的支配作用。

在注重宏观研究的同时，《枢纽》也重视对微观问题的考察。作者不尚空谈，在每个问题研究上都力图让史实说话。例如，在论述隋朝对洛阳的军事防御部署中，作者总结其防御措施有五条，包括修建外围长堑，筑造东都城垒及其近郊城垒、外围的军事要塞，部署洛阳防御兵力和物资储备，并对上述各条措施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仅就东都外围的军事据点而言，作者按照东、南、西、北方向，一一搜罗出拱卫洛阳的军事据点，如东路的偃师、柏谷、巩县、虎牢、缑氏，南路的伊阙，西路的西苑，北路的河阳、河内、临清关、济源、柏崖城。作者还进一步详细考察每个军事据点至洛阳的距离，以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军事价值等。这些考证既体现了微观研究的特色，也使得《枢纽》的诸多结论更加可信。

三是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枢纽》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举凡经、史、子、集、笔记、杂记、文集、方志、年表、宗谱等都广泛涉猎。作者在系统梳理史料的基础上，还绘制了大量的地图，将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当今的史学研究，要想取得突破，都必须将传世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相结合。作者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枢纽》在引用大量文献资料的同时，尽可能吸取考古研究成果。

当然，尽可能占有所研究问题的史料，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要想正确地运用史料，还必须科学地鉴别史料。如关于濡须的具体地点，魏晋以后的记载有两处，一在今安徽无为县东南，一在今无为县东北，且两地相距百里。而作者则通过缜密考辨，对这种矛盾记载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认为这两处地点当分别是濡须水口之坞与濡须山南麓之城所在地。再如对“东关”的辨析，过去史家多认为“东关”是孙吴于东兴（今安徽含山县西南）设立的边境要塞。作者通过梳理史料，从《三国志》卷一五《魏书·贾逵传》“从西阳直向东关”发现了疑点。然后又依据曹魏当时的用兵惯例、行军路线以及孙吴建立东关的时间进行考察，并在《三国志》、《晋书》等文献中找到了多条相关证据，从而才得出东吴另有一“东关”，当为曹魏豫州正南方向之武昌的结论。

《枢纽》也存在一些细小的不足。该书校对出的错误较多。例如20页第5行，“养畜草木鸟兽”中的“畜”当为“育”字；32页第13行，“湖泽川读”中的“读”当为“渎”字；167页第14行，“兵出豫西通道，赵韩、魏而攻齐”中的“赵”当为“越”字。另外，该书的个别论述亦有可商榷之处，如作者分析隋朝东都防御部署的弱点时提出其“重内城、轻外郭”的观点，但所举杨玄感、李密等轻易攻破郭城的例子却未必妥当。因为隋炀帝出巡时带走了驻守洛阳的主力部队，其守军退缩内城防御实属迫不得已。从更加完善的角度考虑，《枢纽》的研究止于南宋末年，多少也有些欠缺。其实，作者完全可以单列一章概述元明清时期的地理枢纽，尽管在这一时期地理枢纽的军事意义已明显下降。此外，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枢纽》未能将参考文献列在书后，也留下稍许遗憾。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