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学史既是地名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也属于专门史的范畴，旨在探讨前人研究地名问题的学术历程和主要成就，尤其注重历代命名、更名的理论与实践，进而为建立和发展当代意义上的中国地名学找到学术渊源，并为做好当代地名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的新著 《中国地名学史研究》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21 年) ，记录了作者数十年来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探索的学术历程，是一部兼具理论研究深度与决策咨询功能的著作。论证严密，特色鲜明。

第一，深入挖掘历代重要地名文献的学术价值，不断完善中国地名学史的通代研究序列。《中国地名学史研究》的上篇 “发展历程”由 11 篇论文组成，以历代具有地名学价值的著作为主线，讨论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背景、撰著者研究地名问题的学术根基与著书宗旨; 重点挖掘文献可资利用的地名学资料，勾稽和辨析前人对于地名命名渊源的解释，提炼历史上关于命名与更名的规律性认识，归纳总结以往在命名与更名方面的成败得失，匡正历史文献存在的某些错漏，从而实现梳理学术源流、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展望未来的研究目标。举凡先秦时期中国地名学的特征、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三国至唐代的地名学成就等，虽然属于地名学史领域的基本问题，但作者的阐释比学界以往的讨论更加周详和系统。对于北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宋元之际胡三省注 《资治通鉴》、元初编纂的 《元一统志》、明刻本郭子章 《郡县释名》、清初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的地名学价值的挖掘与分析，作者也多有精到的见解。在其他文献的研究方面， 《〈本草纲目〉释地八说》颇为出人意表。作者从这部明代药学经典中统计出 2463 个地名，根据它们的出现频率与空间分布，论证我国南方诸省是李时珍记载的区域重心所在，继而考订药材产地的地名点位，厘定文献涉及的政区地名，辨析一词多义现象，纠正地名错字及误引古书造成的地名错讹，分析药材产地的合称、泛指、简称、别称、代称、雅称，指出在不同专业知识背景下容易造成偏差的若干地名。这样的研究既有助于读者准确理解 《本草纲目》，也成为以某部文献为核心进行地名研究的范例。《吕式斌 〈今县释名〉的地名学价值》改变了学界大多重视古代典籍而相对忽视近现代论著的倾向，充分肯定了民国时期这部地名渊源研究著作的价值和学术史地位。在从事上述专题研究时，作者未必完全按照时代顺序依次推进，但经过持续不断的 “插柳栽花”，最终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基本覆盖各个主要时期的深入阐释，由此完善了中国地名学史的通代研究序列。

第二，面向当代社会需要，为中国行政区划及其通名系统的调整改革探索新思路，提出新方案。《中国地名学史研究》下篇 “纵论古今”由 9 篇论文组成，聚焦于以地名学理论指导当代行政区划改革与地名管理方面，体现了学术史研究以古鉴今的应用价值。当代中国行政区划系统变迁相当频繁，也存在着政区通名各异、专名彼此重复等问题。作者以 《省级政区通名改革研究》为总标题的三篇论文，立足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参照系，从探讨中国历代的分省模式入手，提出改 “直辖市”为 “城市省”或改为 “都”两种方案; 追溯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设立的 “自治区”的由来，提出 “自治区”宜改为 “自治省”这一颇具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市辖区名称存在的问题》依据详细的统计数据，分析市辖区在专名、通名及重名方面的弊端，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中国县级政区通名宜划一》 《当代中国县城通名改革研究》等，都依据历史经验和大量统计数据提出了政策建议，部分新思路和新方案已被地名管理部门作为决策参考。

第三，研究方法具有引示意义。作者一向注重将研究内容古今贯通，力求对所需史料一网打尽，通过不厌其烦的钩沉、统计、分类、提炼，用以支持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这个特点同样体现在他此前问世的 《中国地名学源流》 (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与 《中国地名学史考论》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等著作中，由此避免了学界泛滥已久的 “以 × × 为例”带来的片面性。作者以高度的人文关怀和深湛的学术功底，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的密切结合，多次承担关于政区调整、命名、更名的各类课题，参与民政部等机构的决策咨询和专家论证，在实践中加深了对地名管理和行政区划的理论思考，客观上发挥了决策智库的作用。

当代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国地名学史的学者屈指可数，能够长期在冷清寂寞中保持学术坚守并且积极关注现实需求更是难能可贵。历史地理学在最近几年已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机构列为 “冷门绝学”之一，据此而论，与历史地理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其分支学科的地名学，无疑就成了更加冷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地名学史研究》的出世，无疑是作者既甘坐 “冷板凳”又聚焦 “热点问题”的结晶，为这个既 “冷”且 “绝”的狭窄领域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暖风。

（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第93—94页，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