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吴奇浩

台湾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002 年8 月中旬，「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九屆中國社會史年會於上海召開。馮爾康先生於會中總結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數個特點：重視跨學科研究；愈來愈多地成為一種思維、範式；整體史研究的概念。而馮賢亮所著之《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一書，正符合這些特點的研究，以跨學科的方式，進行整體史的論述。

    此書所探討之明清江南地區，既有之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日本、中國、台灣等地的學者在此領域中皆有極高水平的成就，其中包含的研究議題也相當多樣。馮賢亮之作即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試圖以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為主軸，結合多項研究議題，並引用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之理論概念，使其成為一更具解釋性、也更為全面的研究。換言之，此為一跨專題、跨學科的整合性研究。

    作者認為過去之研究雖豐，但未將環境變動和社會控制兩者結合進行研究。所以他由此著手，將環境分為自然的與社會的、常態的與變動的，檢視社會控制在常態的與變動的環境下所呈現的運作模式。其具體的研究對象則是中央政府、地方官府與民間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結構方面，此書每個章節各探討不同的研究專題，而著重其中政府與民間的互動關係，首先討論常態環境下的社會控制，包括基層系統控制、疆界錯壤問題；其次再論述變遷環境下的社會控制，包括城市重建及防護體系、弭盜與地方防護、水旱大災與地方應變、意識形態控制與民間信仰秩序。而以變遷環境下的社會調整、控制機制，為其研究之重點。

    此書取材廣泛，包括各類志書、文集，以及大量的二手研究。時間斷限方面以明、清兩代為主。而其所界定之「江南地區」較為廣泛，是指長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邊地區，包括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等五府與太倉直隸州，以及大部分的鎮江府和杭州府的餘杭、海寧二縣。

    雖然各章皆與主旨有關，但是彼此的關聯性甚弱，故以下逐章簡述各章之主要論點。作者首先於第一章與第二章介紹江南的地理環境、人文景觀與行政區劃，文中敘述南宋以來江南繁榮的社會經濟概況，以及政府基於賦稅徵收與行政管理的因素，劃分行政區之沿革。接著進入主題，由第三、四章論述常態環境下社會控制。第三章說明各府各縣之地方基層組織：縣—鄉—里—都—(區—圖—扇—)圩，由明到清的發展情況。作者比較明、清兩代的水利發展過程，指出明代的基層組織僅是田賦、水利系統，偶爾監管地方事務，但不普遍；清代則不僅是田制體系，還是地方階層管理體系。而此系統正是國家對鄉村地區進行滲透、管理的有效途徑。第四章則論述嘉興府之嘉興、秀水、嘉善三縣的爭田事件，說明嘉興縣分縣後，因疆界錯壤，引起國家和地方之利益衝突。田地欺隱的問題日益嚴重而浮上檯面，地方官員雖欲清丈卻不得行，甚至引起民變，有數百民人到衙門前「鼓噪」，反對田地清丈，知縣還因此請求罷職。此事件最後雖以官方強制力平息而收場，但是地方人民為了保護利益而不惜違法，這乃是國家控制失控的產物。

第五章到第十章則是探討變遷環境下的社會控制。第五章以明末江南的大災荒說明自然環境變遷下人類社會的反應，指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勢力共同投入應付災荒、賑濟救荒等事務，展現各種社會控制的相互協調與合作。第六章也是討論自然環境變遷下的社會控制，以水利建設與漊港管理為討論重心，說明除了國家力量以外，以鄉紳為首之民間力量在其間的協助和配合，是水利事業得以成功的重要關鍵。第七章則論述社會環境變遷中，城市的重建與防護體系；即面臨倭寇之亂時，在國家的主導與地方社會的支持下，城防體系得以加強的過程。第八章亦探討社會環境變遷下的社會控制，由明末嘉善縣的盜匪之亂，觀察政府之各項舉措，並指出行政區化的交錯地帶或自然邊界區，是政治的邊陲地帶，政治控制與民間力量皆難以發揮，而成為盜匪多發之區。第九章則是論述非農行業的生活與互濟行為，由公所、商館的發展變遷中，可見到商業團體不僅會相互救助，而且在面臨危機時，會共同對抗胥吏或官員的虛索。政府也會為其提供必要保障或調整，使各行各業得以穩定發展。第十章則以宗教信仰的問題來呈現社會環境變動中的社會控制；此章以國家權力對於佛教寺廟與民間信仰的干預，呈現國家力量與宗教勢力在民眾意識形態上的爭奪，國家不斷涉入宗教信仰之相關事務，試圖展現其正統權威。

透過前述的論證之後，作者歸納得到兩項特點，並稱之為「社會控制模式」：（1）在變動的環境下，官方往往無法獨立解決問題，需要仰賴地方力量的配合援助。（2 ）中央、地方、社會在明清江南地區有良好的協調機制，故能應付、適應常態的與變動的環境；因此江南地區雖然曾經受到災荒動亂的破壞，但是仍然能很快的復甦，始終都是中國最為繁榮穩定的地區。

    誠然作者企圖以一個大規模的論述來涵括各個主題，而且以一個頗具解釋性的論點來貫串數個議題的研究成果。這樣的嘗試是値得肯定的，但是書中的諸多問題與限制，使其成果不如預期。以下筆者僅提出幾點共同討論之。首先，就時間之斷限而言，此書各章研究專題的時間斷限皆不一致。例如：第五章論明末的災荒，第六章比較明、清兩代的水利建設，第七章論明代的倭寇，第八章談明末的盜匪，第十章再論明、清兩代的宗教信仰。即便在同一章中的相同問題，也有時間斷限不一的問題，如第九章論述行業社會保障的表徵之處 (頁364-372) ，米業是從康熙到民國初年，麻油業是由明末到清中葉，皮革業與竹木業只談清代，織造業是康熙到同治朝。如此以個別的歷史片段來論述整體現象的方式，不僅有代表性的問題，而且將削弱其解釋性。

    其次，作者對於書中幾個關鍵詞語的定義也不清楚，如「社會」一詞，姑且不論其可能含有之複雜的社會學內涵，其書中論述發動「社會控制」的「社會」有時指中央政府，有時是地方官府，有時是鄉紳或商人，有時是一般庶民，有時則是相對於「環境」的所有人類。「地方」一詞也有同樣的問題，有時指地方政府，有時指鄉紳為首的民間力量，有時則難以區辨所指為何。而對於「社會控制」這一主要概念，作者也無界定到底是何者施予控制，何者接受控制。又，作者於結論處認為行業組織、家族系統、民間會社團體可以與政府抗衡，故可視其為「社會最高的控制型態」(頁502) ；而後又隨即論述政府對於寺廟管理、民間信仰的積極干預，這些努力「也是社會控制的最高形式」(頁505) 。這些所謂的「最高控制型態」與 「社會控制的最高形式」似乎是作者論述的重點之一，但是卻未對其多作說明，實不易解其深意。

     此外，作者所定義的「常態環境」中的社會控制也有問題，其所舉之例證，是由明初到清末基層系統控制的發展，也就是說這段時間是屬於穩定的「常態環境」。倘若明初到清末這五百餘年都可算是「常態環境」，那麼怎會有其後所論之「變遷環境」？而另一個「常態環境」下的例證：疆界錯壤引起萬曆年間的民間變亂，乃是一件較短時間的變亂問題，將此事件劃歸 「常態環境」下進行討論，又似有不妥。簡言之，作者對於「常態環境」和「變遷環境」並無明確的劃分標準，其間的時間、地點、事件相互交雜，使讀者莫衷一是。

作者之目的之一在呈現常態環境與變遷環境中，不同社會控制的運作機制。如此理應選擇同一事件或專題，討論其在常態與變遷時，各種力量在其中運作的情形。但是作者所選擇用以代表常態環境與變遷環境的事件全然不同，代表常態環境下的社會控制者包括基層系統控制、疆界錯壤問題；變遷環境中的社會控制則包括城防體系、弭盜與防護、災害應變、民間信仰。如此以不同事件、不同現象中運作的各種機制相互比對，而得到的結論—變遷環境中政府需要民間力量支持，是需要再商榷的。

    再就探討議題的選擇與全書主旨——環境變遷與社會控制——而言，筆者發現某些章節之論述與全書主旨有若干不符之處。如作者在第十章對於國家權力與宗教信仰關係的探討中，認為此是社會環境變動下，社會控制運作的情形。但細觀其內文，導致宗教發展變動的似乎是國家權力的干涉。結果此章成為論述社會控制造成環境變遷，而非此書之主要目的——探討變遷環境下的社會控制。又如第八章論述政府對盜匪之亂的處理，顯示政府對某些地區盜亂的控制力薄弱，而作者著重的「地方力量」也無法在這些控制力薄弱處發揮影響。如此顯示出之國家控制力與地方權力皆不及的「斷層」，盜匪禍亂情況相當嚴重，此與結論所描述之江南地區，有中央、地方、社會三者在常態與變態環境中協調控制的穩定情形，有相當的出入，甚至是作者所謂之「社會控制模式」的反證。

    就史料的解讀和運用而言，本書似乎有一些過度解釋，以及推論與實情不符之處，尚可提出討論。作者於第六章指出士紳在水利建設的參與，表明士紳在東南地區力量的強大和地位的上升，而且對地方事務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頁285-286)  ；尤其是湖州的漊港的管理，更顯現士紳階層在東南地區自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細觀作者之舉證，僅有鄉紳吳雲提出的《重浚三十六漊議》受到官府重視而採納實行，至於水利防護與漊港修治之管理、建設、規劃、執行等方面，皆不見士紳之投入。若僅以一士紳之建議受到採納，即認為士紳階層對此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國家在某管理和控制方面需要這種「民間力量」的配合才得以完成 (頁286)，如此之推論不免過於牽強。又，在第七章城市防護工作的論述中，朝廷為了修建石城，對地方加派，提高賦稅。然而作者卻將此一政府對人民增加賦稅的現象，解釋為地方政府需要借助地方社會的力量，而且可見「社會力量」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頁325-326)，這樣的說法實有過度解釋的問題。第九章提到蘇州府普濟堂曾收到商人捐助 (頁374-375)，作者將此解釋為商人參與社會慈善事業，是出於 「互濟」的需要。但是由行文之間，實在無法明瞭商人捐助慈善事業與商人互濟這兩者之間有任何關聯。且作者再論各行業與公所，是由「紳商階層」為公共利益所建立，但文中卻沒有任何有關「紳」之論述。

    此外，作者對於一些歷史現象的認知與解釋，也有可議之處。例如在第五章，談論明末陳龍正於崇禎十三、十四年在嘉善縣主持的社會救濟，竟將此作為「地方政府」控制措施之例證 (頁232-234) 。當時陳龍正雖為朝廷命官，但係請假回鄉，在家鄉推動社會救濟事業，此現象應屬鄉紳等民間力量的表徵，而非地方政府的代表。又如討論明末江南土地的集中情形時(頁270) ，認為是因為地主的「非城居化」與科派，促成了照田派役的推行。然而明代鄉居地主不斷向城市集中，而出現大批「城居地主」，鄉村幾乎沒有地主的現象，早已是學術界的普遍認知。然作者對於其所提的地主「非城居化」並無多加敘述，未能瞭解其意涵。

    最後，筆者另有一個對於其模式與解釋的問題。作者認為明清江南地區因為有政府與民間的協調、控制，而形成全國最為穩定與繁榮的地區。但此書所提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項措施，以及鄉紳、商行、寺廟等民間力量，並不是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所特有的。在此之前的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時期，以及明清同時期的其他地區，都可見到作者提到的基層系統、災害應變、水利建設、城市防護、盜匪防禦、商行互濟、信仰控制等現象。那麼為何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期，或是其他地區，沒有出現如作者所言之明清江南長期穩定的繁榮景象。換言之，作者提到的這些歷史現象，可能無法完全解釋為何中國的江南地區，在明清時期發展達到如此繁盛之程度，而這個問題或許需要由更多方面去探尋。

事實上，整合性的研究並非僅是部份的結合，不是一加一即等於二的直接呈現。整合性研究之品質不僅在於各個專題對於中心主旨的詮釋，更關乎於各個專題之間的關聯，以及各專題聯結之後所呈現的新面向、新論點。但是此書各章的研究議題各不相關，毫無聯繫，結果出現了前述所言之種種問題，而成為多個專題的總匯集。誠然，此書作者企圖以環境變遷與社會控制的互動關係，串連明清江南之研究成果，以呈現更寬廣的研究視角。但如前文所述，此書之論述受限於諸多問題，因此在這一方面之突破性仍是有限的。

原载）《明代研究》第七期，2004 年12月，頁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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