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陈世松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32.00元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所发表的移民史论著，大多数都是以人

口为单位，以迁移结果为标矢的研究。陈世松的《大迁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以家族为单位，以移民过程为线索，展开清代四川移民史的大叙事。

　　乾隆十七年（1752年），福建省漳平县一个名叫陈时安的青年人，与他的哥哥迁入四川。248年过去了，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时安的后代，本书作者陈世松凭藉一份修于同治年间的族谱，居然找到了原乡——福建省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岭下村，并将四川的《陈氏族谱》与原乡的《陈氏族谱》进行了准确的对接。这个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色彩，让人对《大迁徙》一书，充满了期待。

　　的确，光从本书的目录来看，书中的内容就是相当吸引人的。本书共分三篇十六章，第一篇为“原乡篇”，第二篇为“迁移篇”，第三篇为“创业篇”，完全按照移民过程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结构来展开。第一篇分四章，分别讲述族谱的内容及根据族谱寻找原乡祖籍的过程，说明先祖从哪里迁出，并为何迁出。第二篇分六章，分别叙述长途迁移的准备、旅途中的吃穿行用、启程、行走方式、迁川路线等，最后还以一章的篇幅，讨论移民后人的相关记述。第三篇分五章，讲述移民垦荒的环境背景、政策背景、垦殖与定居、创业的艰辛。最后一章为尾声，讨论移民社会、土客冲突与融合等。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二篇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说，这一结构并无奇特之处。在小说家看来，任何一个移民的故事都可以这样写。然而，历史学家的困难在于，所有的细节都必须有充分且可靠的资料作为依据，他们没有天马行空、胡编乱造的权力。

　　例如，第二篇中关于“长途迁移的准备”一章，就分心理准备、摸底准备、精神准备、路票准备、盘费准备等五个部分。以“摸底准备”一节为例，作者从多种族谱中摘取了10个案例，说明在移民之前，移民们如何获得关于四川的信息，并如何决定迁徙的。最有意思的资料，莫过于作者引用的移民信函。原籍湖广的李氏兄弟，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迁入四川开江县，过了八年，留在原籍的堂弟来信说：“弟在湖广兄在川，提笔未写泪涟涟，若要兄弟同相会，花再重开月再圆。”在川的李氏兄弟知道家乡的堂弟在催促自己履行诺言，于是返乡将两个堂弟一同接来四川。另一封信是乾隆二十一年“广东长乐温氏致四川宜宾张氏大嫂”的家书，全信长约420字，不便转引，除了问候的话语外，长乐的温氏希望知道四川的真实情况，以便家乡亲人决定是否“一同搬家进川”，另外，信中也告诉四川的亲人，家乡遭灾，“谷价腾高，人人困苦”，“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这是一封18世纪中叶的民间书信，居然会在族谱中完整地留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另外，本章对于移民路牌的考证以及实物证据，对于移民盘缠（路费）的考证，实在是精彩之至。在我看来，这些极富创意的篇章，犹如一碟碟精美的川菜，值得读者细细品尝。

　　关于移民在旅途中的吃穿行用诸问题，作者下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说起移民史，今天的人们希望知道，在长达3000-5000里的长途跋涉中，移民们怎样制作干粮，怎样烧水煮饭，怎样准备菜肴，怎样住宿，怎样选择道路，晚上行路怎样准备照明，孩子们怎样旅行，壮年男子肩上的挑担到底有多重。关于这一切，书中都有证据确凿、细致入微的描述。掩卷沉思，16-17世纪由东徂西大移民的历史场景，似乎就在我们的眼前舒展开来。

　　读到这里，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作者会放弃他预定的写一个家族，即他自己的陈氏家族的计划，而改写一批家族的迁移史。面对如此鲜活生动的资料，谁能不动心。资料的搜集如同花粉的采撷，辛苦且艰难，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在简阳县的踏水桥，有一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来自广东长乐的钟姓家族，分别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二十六年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钟氏移民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口述迁移的经历，整理成文后题名为《入川履历》记录在族谱上。全文长达4000多个字符，分别讲述迁川前的家庭状况、迁川的动机、迁川前是如何商议抉择、迁川上路的情况、在浏阳如何找到舅父、在浏阳回广东、在四川安家的经过、创业与发迹、以后再回广东、返川后家业的经营以及再次返广东探亲等。这是一份18-19世纪形成的移民口述史，详实、生动、准确、可靠。拥有如此高质量的乡土资料，四川的移民史研究者，真的是太幸运了。

　　所以，在《后记》中，作者会说：“在我撰写的多本历史著作中，本书算是写得最努力、最辛苦、也是最快乐的一本了。”作者写作时的快乐可以从读者阅读的快乐中得到印证，作者写作时的辛苦却不一定为人所知，因为，作为一部历史学专著，本书语言朴实流畅，一气呵成，即使是外行读来，也无窒碍，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在阅读一部小说。

　　不过，尽管作者真的是非常努力了，但是仍留下几个疑点待释。作者用力甚深的家族人口统计，其指标的设定就相当怪异，是其一。作者努力解释陈氏先祖的中原血统，却又不能解释大约在明代前期开始先祖为什么以“郎”和数字命名，是其二。第一个疑点可能源于作者对于前人相关研究的搜寻不力，其实，对于家族人口的统计，台湾学者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方法，可以参照。第二个疑点可能源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客家人几乎一致地宣称自己的先祖来自中原的文化背景下，如果公开说陈氏先祖其实就是闽西的畲民，明代前期开始汉化，并攀上一个汉族名人当作自己的祖先，可能有伤其他客家人的感情。要知道，作者虽以解读“湖广填四川”这句民谚为题，讲述的对象却主要是从福建、广东入川的“客家人”。

转载自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