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

巍峨的城门、厚重的城墙、精美的牌楼，……传统城市的象征，或以其残存的实在形象，或借助图像、影视画面，向后人述说着过去。百年前，数以千计带有这些符号的城市散布各地，连同众多村落构成华夏大地的主要景观。当时的城市与城市生活也成为今天中外学者热切关注的话题。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2001年3月，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一书的中译本，是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
            　　
    此书属于专题论文集，由三编16篇论文组成，施坚雅为各编写了长篇导言。内容涉及广泛，大体侧重三方面：城市的建立与扩展，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原因；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研究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明清。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距英文版的出版已近四分之一世纪。20多年对学术发展而言，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代，乃至两代，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显示出多方面的魅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城市的跨学科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历史上的“城市”一向属于历史地理学家的领地，而此书则全然异趣，它荟萃了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除了地理学家章生道外，还包括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如长于佛教史、思想史与隋史的芮沃寿、专攻明史与思想史的牟复礼、研究经济史的马克·埃尔文（伊懋可）、专心地方政治制度的约翰·R·瓦特、以宋代经济史与江南区域史著称的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擅长家族史的休·D·R·贝克等；以及不少人类学家，如施坚雅、倾心中国，特别是台湾民间宗教的斯蒂芬·福伊希特旺（王斯福）、致力于道教史与台湾道教研究的施舟人等。

            　　
    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关心的问题不同，切入的角度各异，研究的方法有别。他们共同探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所勾画的不同侧面为读者构建了丰富的思想空间。

            　　
    关注城市历史的一组研究中，芮沃寿讨论了中国人关于城市选址与规划的观念及其实践，借用人类学的术语，他的研究近似于“主位观察”，提供了理解中国城市建设的“内部视角”。牟复礼在分析传统中国城市特点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明初的都城南京的建立过程、景观、象征意义与城市生活的特色。拉姆利的研究，通过比较19世纪台湾地区宜兰、新竹与台北三城修建的经过，揭示了政府与地方社会间复杂的关系。这两篇文章涉及的同是“筑城”，时间上相距五百年，且一为都城，一在边陲，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其中的异同，得以认识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连续性。施坚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人口的比例占多少，论文所采用的方法则是在他所创立的“区域理论”基础上，通过复杂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几乎没有直接引用具体史料，带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

            　　
    讨论城市间以及城市与农村空间关系的一组文章也是各具丰采。施坚雅的另一项研究探讨经济中心地与地方行政治所的关系，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制约作用。此文是他将其理论应用到分析政治制度的重要尝试。瓦特则透过县衙门，观察以城市为主的行政体制如何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相互作用。他所提出的县衙门是地方政府与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代表协商的主要中心的观点，成为日后研究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斯波义信依据施坚雅的理论对12-19世纪以宁波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进行深入研究，采用了长时段、区域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王朝断代史的旧框架。格里姆在中国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下描述了明清时期广东地区书院城市化的过程，并利用施坚雅的理论加以解释，扩大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这组研究所强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区域体系内的密切的城乡联系，而非城乡隔绝与对立。

            　　
    研究城市社会结构的一组论文同样新意迭出。戈拉斯在对清代前期的行会的研究中归纳了行会在构成、活动上的特点。斯普伦克尔关于城市社会管理的研究围绕城市中官方管辖权与惯例管辖权的关系展开，指出前者涉及的范围有限，很多事情要由社会组织管理，后者包括街坊宗教会社与行会等。关于行会作用的重要程度，作者的理解与上文有别。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德格洛珀与施舟人的研究，或以学宫与城隍为例讨论了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的相互关系，或详细分析台湾城市个案的社会结构、信仰组织的结构与关系。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涉及了城市内部的官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施氏理论没有涵盖城市内部的社会关系与信仰，这组研究补充了他的不足，是其延伸。

            　　
    全书的研究宏观微观并重，既有长时段、全国范围的鸟瞰，如章生道对县治的形态与结构的考察、施坚雅对19世纪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的研究；更多的是细致的专题性或个案分析。具体方法上既有传统的文献分析；也有社会科学化的统计分析与图表分析；很多作者还利用了比较的方法，注意到中西方“城市”的异同；还包括不少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着眼点也相当多样：或揭示修建城市的观念背景，或讨论具体城市的建造背景，个别城市与周边的经济关系，或关注城市内部，从县衙、行会、书院、宗族到各种信仰组织，信仰活动，或宏观考察城市人口的比例、经济中心与治所的关系等等，揭示了帝国晚期中国城市与城市生活的多彩画面。

            　　
    作为论文集，本书译成中文已逾60余万言，篇幅庞大。尽管如此，论题仍相对分散，作者们与其说是要描绘一幅全景，不如说是试图提供观察“城市”的多重视角，展现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这些异彩纷呈的具体研究多是在施坚雅所创立的理论的启发、影响下展开的，有些则是直接应用了他的理论，显示了施氏理论的广泛影响。这种多学科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实现，与施坚雅本人的学术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施氏本人就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执着实践者。做为一位人类学家，他关注的却是村落以外的世界，并将他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上，而对现象的分析又借鉴了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他所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如他自己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言（页9-10），正是跨越了传统学科边界的结果。由于他的人类学背景，促使他能够透过农村来观察城市，理解两者间的复杂关系，构建了观察城市的新视角，这又进一步促使他注重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与变化趋势，提出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解释，从而超越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模式，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界研究模式（paradigms）转变，成为新的“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年代以来“区域史”与“地方史”的兴起与施氏的影响密切相联（参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144-152页） 。由此也不难看到一种理论的出现对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个活跃在不同领域的学者，他深得跨学科研究之益，因而也积极推动、组织多领域的专家共同研究，本书就是这种研究所结下的成功的果实。
            　　
    当然，施氏理论的提出随即便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赞同、应用者有之，批评、驳难者有之。此书可以说　　是认同并应用其理论的学者的集中展示，既体现了其说的优长，亦暴露了它的缺陷与限度。这是任何一种理论所无法避免的。目前，中国学者也已从单纯引进、借鉴转而开始认真思考这一理论的贡献与不足，期盼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在不久的将来更上一层楼，构建出对中国传统城市，乃至中国历史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