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地处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地带，具有天然的交通枢纽属性。山河相间的地形特点使其主干通道多辟于山脊断口或横谷之间，被称为“陉道”。井陉道即其中一条横亘于太行山脉中段的交通孔道，因地形“四面高，中央下，如井”得名，道路“乍阔乍狭，阔仅可方轨，狭才容车”，此外太行山“并无通车路之处”。因此，井陉道向来是太行山东西两麓之间的“最主要大道”。明代迁都北京以降，太行山交通地位持续提升，井陉道也由明朝时期的京晋官道及西陲贡道发展为清朝时期的京陕官道，沿线交通建设迅速发展。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时期太行山交通研究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交通线路、交通特点、交通功能等方面，但对交通建设方面的关注较少，且多将其视作一种“技术史范式”，学理层面仍有相当的深化空间。正如周大鸣等学者指出的，道路不仅仅作为基础设施和物质，还是一种兼具实践性、社会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的特殊空间与区域。道路交通建设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形塑历程，具有明显的社会结构性。对明清时期太行山陉道交通建设的系统分析，有利于拓展太行山历史交通地理、区域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井陉道为个案，基于历史地理学与区域社会史的互动视角，对明清时期太行山陉道交通建设内容开展专题研究，通过探讨其在交通线路、交通机构与交通秩序等方面的发展特点，进而揭示明清以来太行山区腹地型交通社会的形成过程。

一、井陉道交通线路的完善

道路是自然与社会互动下的直接产物，连绵不断的山脉走势限定了井陉道的交通走向，“自获鹿至王胡集，凡四百一十五里，经州县三城、井陉一关，道皆行山中”；横跨数县的建置区划塑造了井陉道的社会空间，“自平定至获鹿二百余里，皆古所谓井陉道也”，即本文探讨的区域范围。历史时期的井陉道深受自然条件影响：重岗叠岭、水峡环奇的地理环境决定其沿“多东西横亘”的沟谷、河流这种天然通道铺设，形成了“东西为主、南北为辅”的路网格局；万山牙错、曲水溁洄的地貌特征，造就其错综纷歧的路径。明清以来，在井陉道区域聚落发展、移民运动、工程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因素推动下，陉道交通线路逐步走向完善。由于明清时期井陉县城是各条干路的交汇点，故以其为中心，分作东西两路详述（参见图1）。

（一）干道线路的优化

井陉道东路干道有两条，分为北段与南段。

东路北段主要沿山岭分布，东起获鹿县土门关，沿西北山谷，历白鹿泉、胡神入井陉县界；过平望庄、柳树坪、五里寺，抵威州镇；沿西南而下，途经南沟、固底，过青石岭，历赵村、冯家沟、天户镇、岗头、横涧、青泉，跨油糕岭与凤凰岭；南下石桥头、水子村，抵井陉县治。该段曾长期作为官道，汉时于天户建五陉城；元时于威州设州治所，路“当山东西通道，贤卿大夫之使往来必少留”；金元以来“为山右、关中诸省觐京通衢”，“巴蜀之人或仕宦、或朝贡、或商贾以至京师者，奚经于此”。万历四十六年（1618），井陉知县罗懋汤将官道“改北而南”后，其成为民间一条重要的“商旅之孔道”。

东路南段部分沿冶河分布：东起获鹿土门关，向西行十里入井陉县境，翻过亮字岭陡崖石坡，历下安、上安、王家庄；越过白石岭东天门，经五里铺、微水镇；再跨冶河，经长岗、石圪垯、横口、张村；越绵河，历郝家西河、三家店、东窑岭、梁家凹、河东坡，抵井陉县治。该段自万历四十六年后承接了官道功能，并在清代成为国家官马西路的重要路段，号称“六省道衢”，“西域之纳贡京师者，相属于道；而燕赵秦晋之客东西行者，亦络绎不绝矣”。

综合来看，井陉东路干道的线路拓展，主要源于沿线聚落的大量增加。该段途经区域开发历史悠久，沿线聚落形成时间较早，在清代出现了普遍的分化现象。如北段胡神演化为东西二村，平望与固底分成南北二庄，赵村新增北赵、中赵、南赵三地，横涧扩展为横北、横中、横南三街与横西、横东、北西、西西四邑。南段则相继有上安西、上安东、南横口、北横口、南张、北张等村出现。诸多分化而成的新生聚落，推动了陉道线路的空间拓展。

井陉道西路干道有三条，分为北段、中段与南段。

西路北段主要沿绵河与温河分布：东起井陉县治，向西经教场、蔡庄，跨绵河至乏驴岭；经百花栈道，顺绵河至南峪，抵平定州娘子关界；沿温河西行，经地都、镇里、娘子关城、坡底、下董寨、上董寨、会里、河东、拒城、圪套、水峪；折向西北，历赵家园、柴家庄、南庄、辛庄抵盂县境。该段“襟山带河，地势据形胜之险途，道路崎岖，往东通秦晋之道，巉巗叠耸”，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汉时筑董卓垒、北魏置苇泽关、隋置苇泽县、唐建承天军城，“实汉唐以来名将巨帅往往屯扎驻防于此，诚要害之区也”。嘉靖二十一年（1542）朝廷置娘子关城守于此，成为“捍卫王畿之要路”，“西晋之孔道，接忻代之通衢”，该段线路的走向也从昔时苇泽关所在的温河北岸转移至娘子关所在的河道南段，并逐渐发展成“道途达燕赵往来之通衢，关路通山陕西北之孔道”，原路口则被称为“古道口”。可见，该段线路的变化与国家关防布局的调整紧密相关。入清以后，随着草原边患消除，该段成为晋北、西北商人来往张家口、京师等地的重要商道；路径又多傍崖沿河，“石壁嶙峋，巨河奔注，自西而东，远方商贾常往来于斯”，狭仄崎岖，大车难行，以驮运为主，是井陉西部一条主要的岩崖驮道。

西路中段主要沿桃河分布：东起娘子关，沿桃河，历城西、东塔堰、西塔堰、程家庄、东武庄、西武庄、下盘石、上盘石、岩会、移穰、龙庄、乱流，向西经白羊墅、圪台、王珑、河坡、石家庄，过五渡后并入南段。该段地处桃河河谷，地形开阔，桃河常年不冰，尤便于长途行军，因而此路成为“历代行师要冲”，后唐李存勖伐晋获白鸡祥瑞即于此途中。中古时期该道重要性已位居井陉西部诸路之首。宋代以后，随着南段交通的发展，该段地位逐渐下降，于明清成为陉道西部一条重要的民间沿河驮道，为“燕代通途，南北往来者甚伙”。明清时期该段线路的调整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桃河旧称“桃江”，径流量大，每逢汛季更是浊流激荡，“居民恒受其警”。受此影响，该段线路主要设于沿河岸的台地之上。明清以来桃河水位不断降低，逐渐形成连片滩地，成为新的通道空间。如程家庄建于桃河北岸之山麓，创修于明朝的村西观音阁与村东晋阳阁之间的乡道向为干道。清朝山脚大片滩地出现，乡民开辟为“天人路”，四方商旅来往络绎，至道光时期该地已设有至少18家商号。

西路南段主要沿山沟分布：东起井陉县治，出南关，沿西南历潭洞、朱家疃、板桥、长生口、龙窝、核桃园，抵平定州界旧关；西经甘桃驿、固关、槐树铺、固驿铺、柏木井、柏井驿、桥头、小桥铺、石门口、西郊、磛石、东关，抵平定州城；出西关，越黑砂岭南天门，历义东沟、义井、阳泉；北跨桃河，经平潭镇、西河、石卜咀、赛鱼、新兴、坡头、测石驿、旧街、新店出州境，抵寿阳境。该段为汉韩信伐赵故道，坐落群山深谷之中，复壑连崖，路径逼仄，“乘者不得安舆，骑者不得徐驰”，通行条件历来差于中线。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徙平定县治于现址后，该段成为官道，得到不断修治，“道京师而来，历汾晋，接秦陇，走云代，商旅络绎，使驿旁午，车催马括”。明于此设置固关，成为“扼要重地，神京门户，乃封疆之咽喉”。清时其更被定为“大驿”，与东路南段衔接，成为“神京大道”，“凡皇华使臣、军书邮递皆由焉”，而“西秦巴蜀及新疆海隅之地，来享献王者，莫不取道于兹”。明清时期该段线路的调整，多以官府局部修治优化为主。如光绪十年（1884）晋省重修驿道时，“东天门既将旧路石工重修完整，因地势过于斗峻，行旅畏沮，另于东南山麓创开新道七里有余，高下听民所由……义井至测石驿一段，滩路纡迥，涉水者凡十二处，夏秋亦苦山水之患，令于平潭、石坝嘴、墩台山三处创筑石隄二里，内则因山开道，外则筑坝护堤”。

（二）支路网络的拓展

井陉道支路由干路节点分支延伸，多为县域之间的通道。井陉道东路支路主要包括北向、西北向、东北向、东南向、南向等五路，分述如下。

北支路有二：其一，由井陉县治始，沿东路北干道至冯家沟，北历南寨、北寨、贾庄；转向东北，经石门、库隆峰、高家庄、防口、乐阳；向东跨过冶河，至王家庄，折向东北入平山县境。其二，由贾庄分支向西北，经小枣、赵庄岭、小寨、康庄村、陉里、杨清村；向北里许至平山县境。上述路段明代便已成为井陉县至平山县的主要通道。

西北支路有二：其一，由小枣村南向西，经郝家庄、贾家庄、大王庙，至菩萨崖后折向西北；经黑水坪、米汤崖至平山县境。该段深处山区腹地，线路走向取决于聚落布局。该段沿线聚落除大王庙、菩萨崖分别形成于万历和道光时期外，其余均出现于洪武时期。可见该段在明初即成型。其二，由菩萨崖折向西南，经栾家村、新庄、洪河槽、良沟桥至盂县境。该段走向受河流影响，沿今小作河分布，沿线聚落普遍形成于明中后期。该路在清代成为井陉县“通山西僻路”。

东北支路有二：其一，由微水分支，东经岩峰，北越北岭，经段庄、南沟、威州镇、坡头、公元、东元、孙庄，至王庄后并入北向支路。其二，由北向支路沿冶河，南折西焦而东，经东焦至获鹿、平山两县境。上述路段位于井陉道三大川地之一的威州川，沿线聚落历史悠久，交通线路成型于明代之前。

东南支路由微水分支向东南，沿金良河，经新庄、良都、良河西、良店、东庄、卜村、窦王墓、吴家窑、金柱、苗峪，至获鹿县境。该段为明清时期井陉县通往获鹿县的东南主路，北段路线成型较早。明清以来良河西、良店、东庄、窦王墓、吴家窑、苗峪等聚落陆续形成，南段路线也随之完善。

南支路有三：其一，从横口东跨越绵河，沿冶河经北秀林、南秀林、柏山、孙家峪、北障城、南障城、七狮沟、柿庄、孤台、耿庄、杨庄，入平定州界。该段沿线聚落集中形成于元末，线路也成型于此时。其二，由南障城分折向西，经流砂棚、支沙口、蒋家、吕家，沿平定州小梁江、大梁江、王家岭至平定州界。该段形成于明清时期，沿线多为典型的移民聚落，吕家、小梁江、大梁江形成于明中后期；流砂棚、支沙口、蒋家则形成于清前期。其三，从秀林之南，跨越甘陶河，由梅庄村向东南入芦王川，沿割髭河，经张家庄、河应、塔寺坪、塔寺坡、王庄、北芦庄、南芦庄、割髭岭，越岭入元氏县界。该段为明清时期井陉县至元氏县的主要通道。

井陉道西路支路主要包括北向、东北向、南向、西南向、东南向等五路纵向分支。

北支路由平定州城起，北过黑砂岭，历义井，跨桃河；经五渡、桃坡、甄家庄、桑堰、三泉、烟里、南窑庄、千亩坪、杨树沟、三郊、三都、苇泊；后折向西北，经河底镇入盂县境。该段地处盆地，为明清时期平定州通往盂县的主要通道，路途平坦，兴盛于清代，设有铺路，“北界滹沱，南通石艾，东邻获邑，西接寿阳，实系乡居日进财水必由之路，且四外客商往来所共由之路也”。从该支路与西路北段干路沿线各村，可通往义羊都、三贤都、白泉都、拒城都等聚落。

东北支路由烟里东折，经白泉、河北、水峪，抵圪套后并入干路。该段为平定州东部盆地中的主要通道，“地僻而要”，盛于明清，为“商贾所云集地也”。从该支路与西路中段干路沿线各村，可通往拒城都、移穰都、盘石都等聚落。

南支路由平定州治起，东沿干道，过磛石南折，历庄窝、东锁簧、梨林头、官道沟、张庄镇，至乐平县界。该段为明清时期平定州至乐平县主道，地势平坦，设为铺路。清中后期是该区域聚落分化的显著阶段，如梨林头分化为前梨林头与里梨林头二村，东锁簧分化出马家锁簧与前锁簧二村，路线最终定型。从该支路与西路南段干路沿线各村，可通往东会都、隅厢都、东回都、尚艾都、赛兴都等聚落。

西南支路由干道石门口分支，向西南沿今阳胜河，历石门、立壁、下马房、上马房、宁艾、新城、阳胜，至寿阳、乐平县界。该段为汉上艾县通井陉西路南线干道石门口的重要通道，宋徙县治于榆关后渐衰。其中新城即“汉上艾县治”，沿线聚落形成较早。明清时期该段为和顺等地通固关捷径，多用于军事行动。如崇祯六年（1633），晋省农民军曾沿此路直逼固关城。从该支路沿线各村，可通往郭村都、广阳都等聚落。东南支路由西路南段干道柏井驿分折，向东南沿山谷，经牌岭，向西历西回、东回、木槽、马山、沙果青、营庄、七亘；越阳坡沟，经石门、杨坡、测鱼，至井陉县界。该段“四面皆崇山峻岭，东西通衢”，沿线聚落集中形成于明清。由于其可通井陉县苍岩山，随着清代苍岩圣母信仰的广泛传播，该路作为平定州民赴“苍严朝顶、进香过往”的主要香道而兴盛，沿途创建有圣母行宫。从该支路沿线村庄，可通往东回都、营测都、东郊都等聚落。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明清时期井陉道的交通线路呈现出一定的基本规律。从线路取向来看，自然条件始终是影响陉道线路分布的基础因素，无论干路、支路，沿河流或沟谷分布是陉道线路的基本特征。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局部线路的持续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陉道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空间布局来看，陉道区域在整体上形成了“五横十纵”的交通主干格局。而在区域内部，受地理环境空间异质性影响，河网密集而聚落稀疏的陉道东部地区呈现出沿冶河、绵河、甘陶河等支流延展的“枝杈状”支路布局特点；沟谷纵横而聚落密集的陉道西部地区则形成了以支路沿线村庄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网络状”支路布局结构。总而言之，明清时期井陉道交通线路经过持续完善，为时人穿越太行山构建了一套通达四方的交通路网体系。

二、井陉道交通机构的健全

置邮传命是古代王朝管辖广阔疆域的重要方式。为保障邮驿的日常运转，明清时期井陉驿道上设置了诸多类型的交通机构（参见表1）。清代西北官道由河南路改走山西路，“西安、甘肃、四川者由山西路，均于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不许枉道”。井陉道的地位愈发重要，成为国家“大驿”，沿线交通机构组织也在不断调整中逐步健全。

（一）通信机构的调整

1.驿站的增设

驿站专掌“邮传迎送之事”，明代设驿丞专管，清初改革后多为州县兼理，分水、陆两类，视道路之冲僻而设。“冲则谓之驿站，所以供皇华之使臣、朝贡之方国与赉奏之员役也；僻则谓之里甲。马仅以供本州邑之驰递，故又谓之递马。递马之设，不过数匹。驿站每州邑或再设，甚冲或三设，每站额马六十、七十不等。其廪粮工料，存留项下支销，而岁终地丁奏报焉”。明清驿站主要负责信息传递与迎送接待事宜。

明代井陉道共设驿站四处，分别是：陉山驿，明初置，在井陉县治东，额设马56匹。柏井驿，明初置，在平定州乐平乡北70里柏井镇，额设马55匹；平潭驿，洪武三年（1370）设，原置于平定州西20里平潭镇，万历时移置下城西关，清时移至上城榆关外。芹泉驿，洪武三年设，初隶寿阳县芹泉镇，洪武年间改由盂县借地管理。

清顺治年间，上述四驿继续沿用。其中陉山驿额设驿马86匹，站夫80名；柏井驿额设马91匹，马夫45名半；平潭驿额设马79匹，马夫39名半；芹泉驿额设马79匹，马夫39名半。雍正十年（1732），鉴于陉山驿距离柏井驿“尤远而险”，官方在平定州东90里甘桃口处增设甘桃驿，额设马60匹，马夫30名。雍正十一年（1733），又因寿阳新增腰站，与芹泉驿相距较近，故将其东移至平定州属之测石村，后多称“测石驿”。乾隆前期西北叛乱不断，朝廷频繁“兴师口外，差使络绎百倍于前”，井陉道驿站资源不敷办理。为确保公文正常传递，乾隆十九年（1754）朝廷下诏自京城至金川安设驿站，“内有两驿相距遥远之外，应于适中之地，添设腰站”。井陉道相继于平定州西30里西郊村、井陉县东40里微水镇与县西30里长生口等地，赁民房店宇，添设腰站三所，“不换送差之夫，亦不更领工料，但换马即行”。至此，井陉道驿站体系最终定型。

2.急递铺的调整

急递铺也是负责文书传递的一种通信机构，“一切公文折报，皆由铺司传送，与驿站相表里”。与前者不同的是，急递铺侧重于日常公文的递送，即“重事给驿，常事入递”，依靠各铺之间的铺兵步行接力，“遍布冲僻各处”。井陉道为平定州与井陉县东西铺路所在，间隔10至15里置一铺站，各设铺兵2至6名不等，“于附近有丁力粮近一石之上、二石之下者点充正身，与免杂泛差役，专递文报”。明代井陉道共设急递铺27处，分别位于获鹿县土门口、胡神、平望；井陉县固底、赵村、横涧、凤山、县治、朱村、板桥、长生口、龙窝、核桃园；平定州甘桃口、槐树铺、固驿铺、柏井、小桥铺、西郊、磛石、州治、义井、平潭、赛鱼、新兴、测石、新店等沿线村落。万历四十六年，为缩短路程，井陉知县罗懋汤将北段铺路改设为南段，胡神至凤山段6铺裁撤，改设下安、上安、王家庄、微水、横口、西河6铺。

清代铺站总数未变，其变动主要在于平定州段。除个别铺站易名外，由于柏井镇西5里青玉峡路段崎岖难行，故于此地增设石川会铺。迤西铺站也随之整体调整，并在石门口、义东沟、小阳泉、石卜嘴、旧街等地次第新置，裁撤义井铺、平潭铺、赛鱼铺、汉桥铺。

3.塘站的新置

清代以来，井陉道又增置了新的通信机构——塘站。不同于“重事”和“常事”，塘站主要是“在京城与各省督抚驻地之间的文报传递系统”。由各省推荐驻京提塘咨送兵部，隶属于兵部捷报处，负责邸报以及本省与各部院的来往，领送颁给各省官员的敕书、州县印信等。井陉道塘站体系形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自山西省塘起，经狄村、甎井、龙白、要罗、王强、黄门、芹泉等站入境，依次西行30里测石站，30里平潭站，30里磛石站，30里桥头站，30里固驿站，25里旧关站，25里板桥站，以上7站均系步拨，雇募民兵接递。此后30里至横口站，50里至获鹿站出境为马拔，每站各有塘马4匹。

（二）运输机构的裁并

递运所，是明代运递官方物资及军需的运输机构，“掌运递粮物，洪武九年（1376）始置”。据成化《山西通志》载，洪武初年井陉道上设有井陉和平定两处递运所，分别位于井陉县治内与平定州城外东关长乐坊，间隔130里。又据《明宣宗实录》记录，宣德二年（1427），为避免陕西“凡诸有司及西番酋长贡献经过”时递送迟误，“设寿阳、平定、井陉三递运所”。这种看似矛盾的记载，可能与明代递运所“先天不足”，裁置反复有关。递运所设置于运输繁重之处，路线与驿道多有重合，数量又远少于驿站，使其难以长期独立承担大型运输任务，明中叶以后被大规模裁汰。井陉与平定递运所相继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万历六年（1578）被裁革，相关业务由驿站承担。

（三）治安机构的强化

在确保通信与运输稳定的同时，维系交通治安也是明清时期井陉道管理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巡检司作为明清地方基层的治安机构，属州县管辖。其“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明代井陉道设有故关巡检司，位于旧关村，洪武三年置。正统二年（1437）新筑故关城后，于来年复置巡检司。清代以来，为进一步强化驿道治安环境，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甘桃、柏井、测石三地驿丞奉文兼巡检事。

此外，朝廷往往也“相都邑之冲会，山川之险要，设戍置兵，立之将帅，授之节制，以绥靖嘉师，控驭遐裔”。明代地方镇戍实行卫所制，“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井陉道东部及固关、娘子关两地，隶属直隶真定卫，嘉靖二十二年（1543）添设固关参将，“驻扎井陉，所统真、神二卫官军轮班操守”。西部设平定州守御千户所，“在州城内，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隶山西都司；永乐十七年（1419）改隶直隶后军都督府”。

清代地方驻防为绿营制，营制分标、协、营、汛4种，由汉人充任；兵种分马、步、守3种。各营分领汛地，按段设置墩、堡、寨、台等基层组织，“以控制险要，令各分而守之”，主要负责缉捕要案、防守驿道、护卫行人、稽查匪类等防汛任务。井陉道东部设固关营，驻固关，分领井陉汛、桃园汛、娘子关汛以及赞皇县固关属王家坪汛4处汛地。又于汛地沿线郄家庄、下安、王家庄、微水、长岗、横口、南关、长生口、核桃园等村设置墩台9座，各设守兵5名。井陉道西部于康熙六年（1667）设盂寿营，驻盂县，属太原镇，先后统辖平定、盂县、寿阳、乐平各处营汛。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从山西巡抚英桂所请，升平定汛为营，下辖分汛20处，其中井陉道沿线置18处，包括旧关、槐树铺、固驿铺、柏木井、八里桥、柏井、桥头、石门口、西郊、磛石、南天门、义井镇、平潭、赛鱼、新兴、坡头、测石、新店等分汛，每处设守兵5名。此外，遇有战事，朝廷还会调遣军队驻守。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抵御八国联军入晋，清廷调遣大同镇总兵刘光才等统帅营部人马驻防井陉道，“择地筑垒，以自守御”。

综上，井陉道的交通机构经过明清以来的不断调整，陉道沿线诸村形成了一套军事与行政并行的交通管理体系，包括以驿站、铺站和塘站为主的通信系统，以递运所和驿站为主的运输系统，以及以巡检司和营汛为主的治安系统，为时人穿越太行山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三、井陉道交通秩序的规范

井陉道深受军事因素影响，时而畅通，时而闭塞。中古以来北方动荡不断，井陉道“经五季之乱、金宋之兵焚”，民众四处离散。在元末连州县治所都沦为“坠废之城，荆榛之土，驰阳无及污，传舍无停庖，殢殣之民仅存百十”。因此其通行条件也长期难以保障。明清时期，“天下承平已久”，陉道区域的交通秩序实现了由无序向规范的转换，推动了陉道交通环境的改善。

（一）道路治理的常态化

随着井陉道地位的不断提升，疏通道路也成为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的重要政绩。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中就收录了平定州王世铣、瑺亨、宣麟等多位有路政善举的地方治宰。官方治路以交通干道为主。如嘉靖十五年（1536），娘子关守口武德将军李公荣修治井陉道西路北段百花山栈道，“修道复坦平，然大易于前时也”。驿道更是修治重点，如井陉县“大路每年二月、九月各修一次，如有大工，则募款修治”。乾隆四十九年（1784），平定州牧瑺享“修固关、石川会、南天门诸坡险路，以利行人”。嘉庆十六年（1811），平定知州吴安祖重修南天门驿道，“不费官帑，不烦胥吏，而化险为夷，行道兑矣”。光绪七年（1881），山西巡抚卫荣光奏请兴修四天门，“工程自晋省榆次县什贴镇起，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止，由晋独力认办”，规模为历代官修之最，治后陉道“一律坦荡，冠盖往来，任载络绎车驼，无倾踣之虞，人畜免漂溺之患”。官府修道往往规模大，路线长，影响深远，具有全局性与周期性，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井陉道不仅是官方来往的驿道，也是沿线村民赖以生活的乡道。村众时常自修乡道，“较之他处更为急办”。傍水各村道路汛季易受河水冲坏，时需修治。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井陉县长岗村南河头大路被河水冲坏数十丈，车马无路可行，乡民“募化四乡君子与本村善人共捐资财，修顺水石墙一堵，功已告竣，而车马行人终可以无阻矣”。而倚山诸镇道路窄狭，常有坠崖之虞。井陉县下安村东仰字岭上设有驿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年久日远，路坏栏倾。乡人刘正募集乡众，“择日兴功，宜开者开，宜修者修，越半载而功告成，由是往来行人，虽黑夜亦无坠崖之害”。乡里修路注重时效性，但多受限于属地观念、财力经费等因素，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

井陉道的通道属性，还使行旅成为治路的又一社会力量。既有来往陉道的士绅望族，如弘治十六年（1503），太原士绅朱清“兴起恒心，发其善念，自井陉县长生口累路修起，至本村（柏木井）西”。嘉庆十九年（1814）平定州阳泉名士张钺倡修井陉县驿道，“自岭而东，划削梗塞，以巨石甃砌，坚整若棋局然。附近百里内外，凡荦确难行处，一一平治，罔弗整且坚”。也有穿行商道的行商大贾，如汾州府介休张良村商人宋廷英，来往陉道近四十年，每叹行路之艰，于嘉庆三年（1798）捐银一千二百两治道，“自西天门起，至于旧关关坡界牌，凡延袤四十八里有奇，越二百四十日工竣”。还有星驰驿道的使节廷臣，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率兵途经井陉道时，“见石路损坏，捐银六百五十金”，先凿南天门一径；光绪七年，又“筹发三万金，次第修治”余段。不同身份的行旅者在井陉道的修治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过往官员凭借其权势，对当地官府提高修路效率起到一定督促作用；商贾慷慨解囊为当地百姓修路提供了经费支持；名士的义举以及凭借自身名望进行宣传与募捐，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路的修治。但此类修缮均属临时性质，不具备持续效能。

明清时期，由官方、乡里与行者构成的三种修路力量，客观上促成了井陉道交通修治的常态化，在有效互补各自局限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陉道路面的通畅。

（二）道路质量的提升

井陉道常态化的修治运动，带动了沿线道路质量的提升，“或专用石工，或镶以石磡，或护以拦马墙，山峻者堑岩划壁，以益其宽；岸狭者培土累石，以增其厚。道旁开渠，以泄横流，随处作桥，以通车马”。以关阁、桥梁、津渡、堤坝为代表的交通设施在陉道各处普遍出现。

关阁是一种在地理冲要之处竖筑台基，上搭亭廊，下劵拱洞的石质建筑。其在区域动荡环境里是防堵兵燹的屏障堡垒，而在承平时世便成为行旅车马“聊足以供往来之观瞻”的交通景观。明清是井陉道关阁的集中建造期，根据笔者田野调查与文献统计，该时期仅干道沿线区域就新筑关城3处，分别是修筑于正统二年的故关、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娘子关、嘉靖二十二年的固关；此外还至少创修乡阁168处，其中位于村内159处，村外山岭9处，以建于井陉县白石岭脊的关帝阁、平定州故关岭脊的全神阁、柏井驿分水岭脊的四圣阁、平定州城西黑砂岭脊的凭虚阁为代表，并称为井陉山道的“四大天门”。可见，明清时期的井陉道上，“凡乡村巨镇，村口具有杰阁”。而阁道作为其必备的基础设施，也在关阁创修浪潮中得到普遍修治。一些村中阁道“以平堑者，以补圮者”，使“徒步而来者，履道之坦坦；驾车以至者，歌驱之悠悠”；山岭阁道“随势开凿，皆砌以石”，“又为石阑，以防颠越”，使涉岭行者“上者有所驻足，以节人马之力；下者有所稽顿，以杜偾轶之辙”。

桥梁是古人跨河越涧的重要交通设施。井陉道所经山脉蜿蜒、河水迂曲，“一日七十渡，石齿何丁丁”是来往井陉道的生动写照。明清以前，井陉道沿河诸乡以搭盖浮桥和褰裳涉渡为常态。固定桥梁主要建于沟大涧深的险要之处，文献记载有限，仅有创建于宋至和年间（1054—1056）的井陉县垂虹桥、元丰八年（1085）的天威军石桥、金正隆四年（1159）的平定州永善桥、崇庆元年（1212）的大石桥等寥寥数处。明清以来陉道沿线的桥梁数量迅速增加，收录于地方志中的桥梁达到29座。桥梁类型丰富多样，干道上多石质桥梁，包括单孔的圆弧、敞肩、空腹、实腹、桃形等石桥，以及多孔的联拱圆弧石拱桥。支路则遍布木梁桥与木板桥。而在季节性的溪流小泉上，多摆放由撂石排列的踏步桥，需要行人以跳跃的方式通过，故有“紧过撂石慢过桥”的民谚之说。明清时期井陉道桥梁的发展，不仅减轻了行人的涉水之患，“无复向日危险之虞”；也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区域社会地理标识，对沿线聚落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积极作用，出现了一批以“桥”为名的聚落。如平定州桥头村，有“五里七桥”之说，故而得名。

在不便修桥的河道路段，则设有津渡以利通行，“以巨木纵横水际，联绳于岸木端，施机渡舟，系绳一端，挽而过”。井陉道东部“大路之河东坡、三西河、微水诸乡，与北路之南固底、北防口、洛阳诸乡，均置有船舶，以利行人”。平定州五渡则是陉道西部的一处重要渡口，享有“五渡平波”之誉。

堤坝，是明清井陉道沿河地区又一基础设施，除了“人赖以安”的防水作用外，坚硬平坦的堤面也承担着“筑堤以利行人”的交通功能。如光绪七年官方重修井陉道时，“今自（井陉县）南关外至东坡底止，创筑石堤六段，计长五里有奇，屹若长城，永免厉揭之苦……义井至测石驿一段，滩路纡迥，涉水者凡十二处，夏秋亦苦山水之患，令于平潭、石坝嘴、墩台山三处创筑石堤二里，内则因山开道，外则筑坝护堤，堤内树桑，堤外树柳，可以方轨行车”。

综上，明清时期，随着各式交通设施在沿线节点的完善，井陉道道路质量不断提升，成为四方来者“幸幽人之坦坦”的山区通途。

（三）交通支应的多元化

明清以来井陉道沿线区域形成了以驿站、店铺和寺庙为主体的三类支应形式。

驿站不仅是明清时期官方重要的通信机构，还是交通支应的核心组织。井陉道地居冲繁，接差与送差事宜悉由沿线各驿承办，公差一到，“凡尖站、宿站之所拉轿之牵夫、溜马之马夫、帮抬之轿夫、更夫、火夫、铡草夫、打扫夫、灯笼夫、挑水夫；车也、马也、骡也、锅炉也；帷布、芦席、绳索也；猪、鸡、酒、米、油、盐、酱、醋、柴、炭，无一不备”。如咸丰五年（1855）七月，李鸿藻在赴任山西乡试主考途中，陉山驿不仅组织应差轿夫，还派民壮二人在险要路段护送。李于甘桃驿换乘驿马后，入山西平定州境，抵柏井驿公馆宿，“自此处每轿皆有兵勇四人护送，轿前添红伞一柄，巡捕乘骑前行，沿途持帖回事，皆伊等伺候”。而遇有紧要大差或杂差，驿站不敷供给时，则多“借资民力”。如陉山驿“当遇非常差使，又有杂差，各庄日行人驴、夫役，只应杂差使用。又况号马不足支用，有帮槽马不足支用，有杂差役夫驴，随县尊钧票传用”。另一种方式是通过“邻封之协济”，多用于过境兵差。如乾隆十四年（1749），经略公傅恒平定金川叛乱凯旋时，柏井驿与甘桃驿奉调辽州、和顺县、榆社县、忻州、崞县，以及平定州、乐平县自雇车马，共计用车100辆，马骡1089匹。

店铺，则是民间支应的核心保障。明清时期随着井陉道交通的繁荣，出现了诸多为来往行旅提供尖宿服务的村镇，在一份清代重庆府至京都的行路规程中有详细记述：

……至义井镇，涉水有七十二渡，有店，尖、宿均可……义井镇十里，坡路，有店可尖……桥头十里，石路滑难走，车行屡坠，有大店，尖、宿均可……柏木井八里，有店可尖……界牌五里，平定州、正定府交界，直隶井陉县属，有店可尖……长生镇五里，有大店，尖、宿均可，俱石路。板桥五里，有店可尖……东窑岭五里，坡下有河，即窑子，过河，冬桥夏渡，可尖……微水铺五里，石路，河二道，冬桥夏渡，井陉属，有店可尖……

此外，还涌现出如井陉县北张村驼市这样的专业性集镇，“沿道村驿驼店甚多，在骆驼通行频纷之地，不可缺也”。同时，以陉道为中心的商业空间也迅速扩展，“街市尤闹热”，各类商业店铺不断增加。以平定州城为例，嘉庆九年（1804）的一通布施碑上共记录城内各街商号65家，包括当铺、钱铺、旅店、饭店、糕店、车马店、驼店、药店等。多样的行业店铺为来往行旅提供了丰富的商业服务，基本满足了后者的各类需求。

庙宇，是民间支应的一种重要补充。明清时期为井陉道区域庙宇创修的高峰期，“其间僧室道院争奇竞胜于深岩林泉之中者，不可枚笔”。井陉道不仅途经人烟凑集的聚落，还穿越险峻荒芜的山岭，如青石岭、凤凰岭、白石岭、门限岭、黑砂岭等处。“小民推车肩挑过岭者，登巅涉坂，奔驰于嵌崟坎堑，乱石崷崪，汗沾于背，烟出于口，仰视红日在天，铄石流金”。临近孔道的庙宇成为交通支应的重要力量，不仅创建凉亭，供行者“游乐休憩，畅叙幽情”，而寺院本身也成为“往来商客暑月乘凉，冬日回暖”之地，“服贾牵车可借此而适体，担夫贩笠亦依之以息肩”。其搭设茶棚，“煎茶供客，终日执瓯杓而俟于山门结缘者”，逐渐发展为一种地方风尚，不仅为荒岭行旅提供了便利，寺院也在这种交通互动中建立起与世俗民众的广泛联系，保障了香火的延续。

随着沿线交通秩序逐步规范，明清井陉道的交通效率也得以提升。在通行方面，驿道日程为80至100里不等，与日程100里以上的平原驿道差距缩小，只在20里上下；而在通信方面，二者程限已无明显差异，均“按日行六百里计”。

四、结语

明清时期是我国山区交通建设的重要阶段。通过本文分析可知，这一时期以井陉道为代表的太行山区交通也迎来迅速发展，集中体现在区域交通线路的完善、交通机构的健全以及交通秩序的规范等方面。不同于西南、华南等边疆地区在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以驿道为中心实现地域认同的国家政治性建设，拱卫京畿的太行山区交通建设则在多元要素的共同影响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功能性特征。其中，山地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交通建设的方向，形成了沿河谷集聚的道路网络、机构设置与聚落分布；政治格局的变化推动了交通建设的进程，促进了道路网络的完善、机构系统的健全与交通秩序的规范；而区域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交通建设的成果，官方机构、民间组织与宗教团体等各类群体融入到交通秩序的构建之中，共同推动了区域交通秩序规范的形成。在上述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交通建设愈发成为明清太行山区域整合的重要动力。各陉道也早已经超越作为通行载体的静态形式，被不断附加丰富的社会特征。以陉道为空间载体，将区域各要素有机统一的华北山区腹地型交通功能区在太行山陉道沿线逐渐形成。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辑第53—6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