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度是明代十分重要的军政制度，就卫所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而言，表现为与府州县治同城与非同城两种形式。在府州县城之外另筑城池的卫所，往往管辖有大小不一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人口，城池规模较为可观，城内居住有数量较多的人口，其内建有衙署、城隍庙、文庙、仓廒等机构，有些卫所城内还逐渐有了市集的开设，实际与府州县城并无二致，将此类卫所驻地视作城市是没有问题的。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坐落于山东半岛海滨的这样一些卫所城市，而关注的焦点则是它们的地理位置。

卫所制度涉及明帝国的军事、边防、政区、土地、户籍、人口迁移等诸多面向，又因大量卫所实际迟至清代中前期方才逐步裁撤，故而其影响又延及清代，因之，学界对卫所制度有着长时期的关注。大量成果分布在军事史、边疆史、建筑史、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不论何种领域，学者们均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卫所城市的地理坐落，不过对此进行专门讨论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就山东海疆卫所而言，张金奎先生的研究最值得重视，他对卫所城池的位置选择有较多论述，不过，其关照点在于小范围内城池周边的地形地貌，对与城址选择有紧要关系的日常用水问题并未涉及。李孝聪先生是从城市地理角度研究卫所建置的重要学者，他重点探讨了卫所城市的分布与选址、形制与功能、卫所城址的历史命运等问题，为我们廓清了多个面向上的基本史实，贡献巨大，不过因该文不是针对山东半岛区域的专门考察，并不能深刻回答该区域内卫所城市的选址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意欲对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的“地理位置”做专门讨论，旨在回答这些城市“何以坐落于此”的问题。基于大量卫所迟至清代中前期方才裁撤的史实，笔者认为，以长时段理念探究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在清代以降的命运也十分必要，这能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其在山东半岛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这是本文的另一关照点。

一、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的创设

早在元代，倭寇就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患，明朝立国之初，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设置了大量卫所。相较之下，山东半岛相对滞后，仅设置了乐安卫、青州左卫、莱州卫、登州卫、宁海卫及少数千户百户所，数量远不及东南沿海省份。因而，洪武年间山东半岛成为遭受倭寇之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1369）、三年、四年、六年、七年、二十二年、三十一年，山东沿海民众都曾遭受倭寇的杀掠，如洪武二年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洪武四年六月，“倭夷寇胶州，劫掠沿海人民”。洪武六年七月，“倭夷寇即墨、诸城、莱阳等县，沿海居民多被杀掠”。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倭夷寇山东宁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卢智。宁海卫指挥陶铎及其弟钺出兵击之，斩首三十余级，贼败去。钺为流矢所中，伤其右臂。先是倭夷尝入寇，百户何福战死，事闻，上命登、莱二卫发兵追捕。至是铎等击败之”。

正是在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倭寇劫掠山东沿海之后不久，明廷决定在当地大规模增置卫所机构，《明实录》明确记载，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丙寅，置山东都指挥使司属卫七，曰安东、曰灵山、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明史》记载奇山、宁津二守御千户所亦建于洪武三十一年。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浮山、夏河寨、王徐寨、海阳、百尺崖、金山、大山、寻山、石臼寨等千户所亦大都设置于洪武三十一年。另有雄崖千户所置于洪武三十年。洪武末期设置的这些卫所机构，均不与府州县同城，而是在它们的境内择地另立城池，其城池形态及所在地参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卫城的占地规模明显大于所城，前者已超出不少县城的规模，甚至与登州府、莱州府两座府城的规模相当，而所城占地规模大多数略小于县城。19座卫所城市的集中出现大大改变了山东半岛城市群体的空间分布格局。

二、宏观尺度下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的空间布局及成因

从空间尺度考察城市的地理位置，可分为大位置和小位置两类，大位置是城市对较远的事物的相对关系，是从小比例尺地图上进行分析，笔者姑且称之为宏观尺度。分析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的空间分布，可以发现，青州府北部海岸无卫所之设，南部海滨置有安东卫与石臼所2座城池；莱州府北部沿海有王徐寨所1座城池，南部海岸则有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所、夏河寨所等5座城池；除此之外，剩余11座卫所城市均坐落于登州府滨海地带。

何以呈现出这样的空间布局态势？仔细探究起来，山东海岸的地理形态及海口布局、明初山东半岛东部的政区地理格局是造成上述空间分布特征的两大因素。

现代自然地理学研究指出，山东海岸线很长，南起岚山头，北至漳卫新河河口，全长约3100余公里。根据形态与成因的不同，其间可以分为北、中、南三段。北段自漳卫新河河口起，至莱州湾东岸的虎头崖止。此段全是由疏松的河成陆原物质堆积成的沙泥质海岸，低平水浅，无港湾，无岛屿，无基岩出露，泥质海滩发达。中段自虎头崖起，环绕整个胶东半岛，至今青岛市黄岛区的棋子湾止。该段主要是由海浪作用形成的侵蚀岩岸，海岸线十分曲折，多岬角和岛屿，沿岸水深较大，陆上丘陵直逼海边。南段自棋子湾至岚山头，此段海岸线在形态上比较平直，缺少港湾，中段十分常见的海蚀崖在这里并不很普遍（参见图1）。约成书于清乾隆后期的《山东海疆图记》曾对山东海岸线有如下描述：

山东之海，自海丰以至莱州，不临大洋，皆沙港平衍，无大水为限制，惟沾化有久山，特培塿耳。逾莱以东，则山岛参错，礁沙危暗，所在皆扼塞险要之区，内可以自守，是不特舟行者所当备考而知其趋避之宜，抑亦任海疆者所宜烛照焉以为筹备者也。

可以看出，上引文以莱州为界将山东海岸线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岸线平直，沙滩广布，地势平衍，无险可守，而莱州以南段则山岛耸峙、处处险要，于官方乃是防守弹压的重点所在。古今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这段文字的作者较为准确地揭示出了山东海岸地理的实态。

中南段尤其是中段海岸线的地理形态塑造出为数众多的海湾，这些海湾在历史时期多以“海口”称之。海口者，舟船出海入海之口或海上经行之路也，嘉靖《山东通志·山川》即对登州府、莱州府两地的海口名目有所收录，参见表2。

嘉靖《山东通志》仅收录登州、莱州二府的海口名目，在同样有滨海县份的“济南府”“青州府”之下却只字未提，从这一现象就约略可见山东海口多布局于海岸中段的事实。不过，山东海口数量绝非表2所列的25处，实际要大大超过此数。譬如登州府境招远县海滨有东良海口，在县西50里。再如文登县三面环海，岸线最为曲折，海口数量在滨海诸县可入最多之列，有石岛、镆铘岛、褚岛、卸口、鲭鱼滩、里岛、养鱼池、龙口崖、骆驼圈、李丛嘴、姚山头、靖海司、柳埠、朱家岛、琵琶岛、长会、张家埠、马头嘴、双岛、长峰、威海司等20余处。又如即墨县海岸线同样异常曲折，塑造出众多海口，除表2所列8处之外，另有巉山口、栲栳岛口、颜武岛口、鳌山卫口、菉豆圈口、泊子口、青岛口、七口峪口、宋家庄口、登窑口、石老人口、女姑口、汇海口、徐家庄口、浮山所口、黄龙庄口等16处海口。他例无需再举，足见海口数目之巨。

明代为防御海上威胁，长期执行尽迁近海岛屿居民于陆上的空岛政策，在海防上奉行陆地防御。在这种背景下，控制海口以防海上之敌登陆，就成为明廷添置军事防御机构的重要取向。明人郑若曾在论述山东半岛北部海防事宜时称：

夫岛屿既不设险，则海口所系匪轻。自（登州）营城以东，若抹直、石落、湾子、刘家汪、平畅、芦洋诸处，自（登州）营城以西，若西王庄、西山、栾家、孙家、海洋山后、八角、城后、芝罘、莒岛诸处，皆可通番舶登突。严外户以绥堂阃，其本营典守之责乎！

此段文字将海口在明代海防中的重要性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出来。明廷或于海口附近修筑墩台营寨，或添设巡检司，不过，添设卫所机构、兴筑卫所城池成为控驭海口的另一种重要选择。上文所言文登、即墨县境诸海口中，不少海口正是以旁侧的卫所为名，诸如“靖海司”“威海司”“鳌山卫口”“浮山所口”等，恰能说明这一问题。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山东登州府舆图》，从图中标注“成山卫”而未标注“荣成县”来判断，此图必定绘制于雍正十三年（1735）荣成置县之前。该图将部分卫所政区之辖境、交通路线、城池大小、周边海口详细绘制出来，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审视这些卫所城市与海口的紧密关系（参见图2）。

要之，山东海岸的地理形态及海口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卫所城市的空间分布态势。

另外，明代初期山东半岛东部政区治所的地理分布特征也成为决定卫所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以登州、莱州二府而论，明代初期凡有治所城邑15座，分别是掖县（即莱州府治）、平度州、即墨、胶州、高密、昌邑、潍县、蓬莱（即登州府治）、招远、黄县、福山、宁海州、文登、莱阳、栖霞。这15座城邑所构建起来的山东半岛东部的城市空间架构乃是自金代天会年间新置福山、招远、栖霞三县之后确定下来的，经蒙元时期以至明初，始终保持稳定。

仔细分析这一空间架构，可以发现，昌邑、潍县、平度州、高密、胶州、即墨6城坐落于胶莱平原之内，掖县、黄县、蓬莱、福山、宁海州5城处于半岛北部海滨，招远、栖霞、莱阳、文登4城则坐落在胶东内陆地带，距海岸较远。比较来看，即墨、莱阳、宁海州三点连线以南的区域，仅有文登一城，异常空旷（参见图1）。洪武前期，在蓬莱、掖县、宁海州、福山等城池之内设置起登州卫、莱州卫、宁海卫、福山中前所等卫所机构，将半岛北部海滨纳入了卫所军事防卫系统之中。相较之下，在海岸线极其曲折、海口密布的半岛南部海滨（即上述三点连线以南地）却长期处于城邑缺失、倍显空旷的状态，这无疑成为海防上的重大隐患。因此，可以认为，洪武末期将绝大部分卫所城池选址于此，正是基于弥补这一防御空白而为之的。

三、微观尺度下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的选址特征

城市地理学中所谓的小位置，是指城市对它所在城址及附近事物的相对关系，是从大比例尺地图上进行分析。笔者暂且名之曰微观尺度。仔细审视洪武末年构建起来的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群体，防御来自海上威胁的需要决定了其在选址方面有着诸多明显不同于传统府县城市的自身特点。

其一，城址多位于小型半岛、岬角之上，襟海以控制海湾，枕山以居高临下。“襟海”可以借助濒海墩堡的信息传递，在最短时间将敌情传达至卫所城内，以备将官快速做出下一步行动；“枕山”可以取居高临下的优势，以集中兵力于大洋一面，也可能与山麓地带泉水易于发育，满足城市用水有关。先看威海卫城，其坐落在双岛湾与杨家湾夹峙的威海岬角上，自卫城西行10余里即双岛海口；卫城“东至海一里”，大洋中距离海岸10里的地方是刘公岛，乃“江浙七省通商要路，货船停泊，海寇劫掠每从此发”，战略价值极高。城池坐落于奈古山腰，“奈古山东枕大海，延望无际，城踞半岭，实卫治主山也”，此外，城池附近还有古陌山、文笔峰、金线顶、老鸦山、挂榜山等山体，卫城居高以俯视海湾的形胜之势十分明显。史料记载：“卫治极山东之东，三面环海，一城负山，形胜险要甲于天下，盖海防一重地也”，信为实录。

再看成山卫城，它位于荣成湾与潮阳海口之间的成山岬角上，南距养鱼池海口亦甚近。成山岬角突入海洋深处，乃是山东半岛陆地最东端的所在，“南走淮扬，东达辽左，舟楫交通”，地理位置十分冲要。城址东西两侧均是地势较高的丘陵地带，海寇入掠必于丘陵之间的低凹地带登陆，明廷于其间创筑卫城，直扼海口。当初选址于此显然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

靖海卫城即今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村，其控扼着深深的靖海湾，海陆相接处有张家海口。城池“临于海边，在岸之东南”，“三面环海，当东南出入要地”，城东不远处是高耸的铁槎山，居高临下正对着西侧的靖海湾。可能是过于重视扼守海口，将城墙紧紧地倚靠着海岸，导致靖海卫城时常遭到海潮的袭击，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朝廷就发生过靖海卫城迁址的争论，《明英宗实录》记载说：

先是山东靖海卫指挥谷昹奏卫城数为海潮所败欲徙之事，下巡按御史及三司，俱言不可徙，惟城南一面可退筑五十丈以远海。工部请罪昹之妄。上命徙城，宥昹勿罪。

虽然此后的史料未曾言及卫城迁址之事，但因过度重视海岸防御而导致城池选址未臻完美却是无可怀疑的。

大嵩卫城即今海阳市凤城街道驻地。该城北依望石山，“在县北二里”，民国时期的资料形容此山“形如飞凤，拱卫县城”；南对大海，“在县南一里”，城池枕山襟海的选址特征极为明显。从较宏观的尺度来看，城池濒临的海岸较为平直，并非有名的海口，附近的重要海口是城池东北70里处的乳山口与西南80里处的行村口，明廷分别在两处海口附近设置有海阳所与大山所两座所城，大嵩卫城大体正处于东西两座所城的中间位置上，于此居中控扼，显然也是颇有深意的。

鳌山卫城坐落在突出于崂山湾与小岛湾之间的岬岛上，岬岛的顶端为丘陵地貌，其西北较为低平的地方即是鳌山卫城的所在。卫城的东墙距海甚近，海潮可抵其东门，乃是重要的海口；西南方与西北方距离城池不远的地方环依着群山，形成屏蔽内地的天然屏障。为了弥补鳌山卫城地势较为低平的缺陷，城内垒筑有名曰望阳山的人工山丘，其顶部高于城墙，站在山丘上，城内外景观尽收眼底，这无疑是当初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为之的。

灵山卫城即今青岛市黄岛区灵山卫街道驻地。其南正对灵山湾，东、西、北三面皆为群山环绕，与内地的交通联络并不便捷，有诗文形容为“石径斜依接斗城”，是很形象的描述。距离海岸20余里的大洋深处有灵山岛，岛屿与陆地之间的这片海域名曰“灵山水道”，乃是海上南北航路必经之地。文献如此描述卫城的区位特征：

西北众山环抱，东南大海旋绕，灵岛屏列于前，长城带围于后。左二劳，右大珠，山盘路曲，无异鸟道羊肠；控淮口，逼莺游，洪激水深，可比龙门积石。通江淮之运道，舳舻直接幽燕；联吴越之战艘，片帆可达比外。虽仅海上孤城，实为边疆要地。

史称该卫城“抱山环海，最为险要”，可谓是对其海防要塞角色的精要概括。

处在山东与南直隶二省交界地带的安东卫城有着承南接北的战略价值，史料称其“南北要冲，东临沧海，西近沂莒，南控江淮，一帆可达，北接青齐，烽烟立至，盖用武之国”。大海在城东近10里的地方；城东南7里的岚山之阳，曾是元代海运泊舟之处，明代仍是居民凑集之所，“习于渔网，以通商贾”，可见是重要的海口。城池本身处于山环水抱之中，城东4里是阿掖山（今名老爷顶），“形势端重，冠于群山，诚一方之巨镇”；城北2里是关山，“巍峨峻拔，绂绕如椅坐”；在城东、东南、城南皆3里的地方分别是笔山、鳌头山、烟台山；城西4里为“大河”，即今之绣针河。康熙《安东卫志》记述该城的地理形胜说：“登高而望，见东枕阿掖，西带长流，南临沧海，北锁关山，东海诸峰遥观而若画，西莒重岗远列而如屏。”可推知明代初年安东卫城选址时定是充分考虑了周边的山海布局的。

除卫城之外，所城也多表现出倚山临海的选址特点。譬如奇山所城，城址北临芝罘湾，海湾西侧有面积可观的芝罘陆连岛，附近又有崆峒岛，皆可作为天然屏障，城址南侧是连绵的塔山群峰，西侧有玉皇顶，使得奇山所城成为背山面海的海防要地。再如雄崖所城，光绪《雄崖所建置沿革志》记载该城的自然地理特征说：

龙脉自西南来，迤逦起伏，去城不及里许，忽然奔腾东折，而为庙顶、为玉皇山，此雄崖所之发脉也。城枕西山，俯瞰东海，南北诸山势若朝拱，昔人设险以守，盖取诸此也。今城中景象大非昔日，然抚临遗址，犹见当年创造之盛。

“城枕西山，俯瞰东海”八字将雄崖所城背山面海的选址特征揭示出来了。其俯瞰的“东海”即行村口，今名丁字湾，此海湾长宽各约12公里，海湾顶部有五龙河汇入。宽深的海湾也促生了另一处所城——大山所城。其坐落在丁字湾的东岸，与雄崖所共同扼守着这一海湾。之所以名曰“大山所”，乃是由于所城的西南侧有名曰“大山”的山体，城址相对高亢，背山面海的选址特征同样是颇为明显的。复如浮山所城，其东依浮山，成自然屏障，南近碧海，扼守着由太平岬角与燕儿岛环抱的浮山湾。又如金山所城，孤秀挺拔的金山山体位于城址西侧，距城址约3里余的西北方向即是重要的金山海口，倚山面海、控扼海口的选址特征十分突出。其他如寻山所城位处爱伦湾与桑沟湾之间的岬角上，北临寻山山体；宁津所城坐落在桑沟湾与石岛湾之间的半岛上，西临海拔249米的二橙顶山体；海阳所城位于乳山口与白沙口之间的半岛上，所城南侧紧邻海拔127米的茅山；夏河寨所城位于琅琊台湾与古镇口湾的半岛上，背后有松山作为依托。实例无需再举，凡此种种，均揭示出所城选址多表现出倚山临海的特征，这有利于控制海湾，有利于屏蔽内陆。

其次，在城市用水方面，卫城与所城存在优劣之别，卫城多优于所城。灵山卫城、威海卫城、安东卫城、靖海卫城、雄崖所城、百尺崖所城的选址能够印证这一推断。灵山卫城之北有名曰界河的河道，“自北水门入，由南水门出，汇于城南，渐次归海”，能够部分满足城内民众生活用水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城内的北部有刘家泉、汤家泉两处泉眼，水质优良，成为城区民众日常饮用水的重要来源，文献载称：“刘家泉，在城内西北，水色清洁可爱，味之甘美与龙神泉无二。汤家泉，在城内西北水门之旁，水味亦等龙泉。”按，龙神泉即龙泉，在城外西北方向，去城4里，“其泉清湛澄澈……味甘美”，由此可确知刘家泉、汤家泉同为水质优良的水源地。

威海卫城之内有名曰“荷花池”的水体，“在环翠楼东北，往时荷花盛开，赵副使登环翠楼诗‘山麓频观玉井莲’，即此”。乾隆《威海卫志》载录的卫城图显示，荷花池水体乃是城外水渠进入城区之后，在低洼处汇集而成，乾隆时代虽是“已湮”的状态，但明代之时水体当还充盈。与灵山卫城内的界河一样，虽然不能饮用，但无疑能够部分满足城区百姓的日常用水之需。威海卫城内亦有两处泉眼，一曰魏家湾，一曰蒙泉。史载：“魏家湾，在卫西南隅……邑人扛石甃井，泉甘且洁”，“蒙泉，取山下出泉意也，在环翠楼东南石窟中，泉洁而甘，大旱弗匮，邑人咸取以酿，号小惠泉”。水源优势显然是威海卫城选址时的重要考量。

安东卫城内外的水资源条件亦较为良好。首先是城内水井数量较为可观，这从康熙《安东卫志》的相关记载即可推知。该志书关于部分烈女的事迹中，多有投井而死的记录，譬如，“王氏，本卫指挥胡然岳妻，明季城陷，家人仓皇，氏独帖然，投本宅井中死之”；“毕氏，贡生杨大绩妻，通判毕自立之女也，明季城陷，不辱，投井死之”；“童氏，庠生赵初升妻，卫庠生童璋女也……及榆园贼陷卫城，投井死之”。稍加分析这些史料，不难发现，烈女们所投之井正在卫城之内，这印证了城内多有可供日常饮用之需的水井的史实。其次，城郊不远处的山麓地带存在多处泉眼。譬如城西4里的西山之下有灵泉，“泉如石臼，水自石中涌出，味甘且凉”，可见水量充盈、水质优良之状。另据1964年版《山东省地图集》“日照县”图幅可以发现，卫城东侧的老爷顶西麓与南麓也标注有三处泉眼，由地质条件的稳定性可推知三处泉眼必是久已有之的。此外，城东南7里的岚山之阳有黄泥泉，“泉仅一窟，不容并汲，然争取者络绎，终不能竭”，虽然去城稍远，但亦不可断然否认其作为卫城日常用水来源地之一的可能性。

靖海卫城内有无井泉惜无史料印证，但城池附近有名曰“马蹄泉”的水源，史料记载：“马蹄泉在卫城南里许，浑石中间宛然马蹄，潮至四面俱咸，中仍甘美可饮。”可知必为卫城依侍的重要水源地。

不过，与以上四座卫城明显不同的是，雄崖所城与百尺崖所城却是缺井少泉的尴尬状况。清人姚梦白在光绪《雄崖所建置沿革志》中说：“雄崖所城内无井水。东洼井深数丈，即古井也，后户丁日繁，不能给，复掘东南井，皆去城里许。近来滋生愈繁，掘井愈多，而天旱立涸。”所城民众日常饮水要到“去西门三里许”的“岭西洼处”的井中挑取，此井“虽天旱不涸，传为军户饮马处也，今每逢旱甚，乡民多赴西洼取水”。姚氏明确记录了雄崖所城内无井水的实际，他推测无井的原因在于“卫所防海处，俱藉陵阜设险以守，龙脉未住，故无水也”，意思是卫所选址的第一考量在于满足海防的需要，因此，城址无一不处在居高临下以便于防守的地点，有无井水成为次要的考量，这无疑是十分真切的实录！百尺崖所城也是如此，该城址即今天的威海市环翠区百尺所村，根据当地村民的说法，“百尺崖所选址有一个明显缺陷，那就是唯一一口甜水井不在城内。这口甜水井位于村南那块椅子圈式的洼地中，离村约50米，是村里最古老的甜水井”，日常饮用水显然是较为不便的。

缘何卫城的用水条件相对较好，而所城则明显较差呢？这当然是由卫城在海防体系中的地位高于所城，承担的海防角色更重，生活在城内的人口数量更多导致的。较之所城，卫城选址时必然要更加慎重。

四、清代以降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的命运

进入清代，经过顺治、康熙年间的初步裁革，山东海疆尚余7卫2所，即靖海、威海、鳌山、灵山、大嵩、成山、安东7卫和雄崖、浮山2所。在雍正十二年，其中的6卫2所被集中裁改，具体而言，靖海卫、威海卫、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所归并入相邻州县，大嵩卫改设海阳县、成山卫改设荣成县（参见表3）。乾隆七年（1742）安东卫被裁并。至此，绵延数百年的卫所制度在山东沿海彻底终结。

大量被裁并之后的卫所之地，城池很快荒凉下来。以灵山卫城为例，裁撤之前，“阛阓相望，市井嚣繁，俨然一都会”，归并之后，“城池已废，宗社已墟，老成凋谢，而典册无存”，俨然已成荒城废邑。

再如威海卫，裁并之后“虽文庙、仓储俱在，仅立一巡司镇之，大尹非有事，岁不一至其地，而重修之役益寝”，虽然所言的是重修威海卫护城堤之事，无疑也反映出卫城无人问津的凄凉之象。再以雄崖所城为例，光绪年间姚梦白在其纂修的《雄崖所建置沿革志》中说：

所城方四里，门四，南曰奉恩，西曰镇威，东、北二门亦各有额，门圮，名遂没。城高下丈广不可稽，池深广丈尺亦不可稽。传自乾隆间坍塌已尽。

可见，在光绪年间人士的视野中，雄崖所城久已成为废墟，而“传自乾隆间坍塌已尽”一句更说明城池的废弃显然是雍正末年裁并卫所而致。又如百尺崖所城，乃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裁归威海卫的，在乾隆《威海卫志》中已记载为“湮圮”；宁津所城于顺治十二年（1655）裁入靖海卫，在康熙《靖海卫志》中记载为“今圮”；寻山所城在道光《荣成县志》中也是“今圮”的状态。其他被裁卫所城池无一不是这样的结局，卫所裁并可视为卫所城池退出“城市”之列的标志。

与大量被裁并卫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嵩、成山两座卫城却由于因卫置县的缘故，转身为“县城”——海阳县城、荣成县城，得到了官府的重视，城池建设方面的投入大大超过卫城时代。大嵩卫改设海阳县之后，很快便开始了重修城池的工程。先由大嵩卫最后一任守备李自遂发起，“修公廨，整官仓，募胥吏，联保甲，规模既具，风气一新”。此后更是投入可观银两继续修葺，“雍正十三年改卫为县，原议修葺城垣银二千四百九十两，乾隆三年奉文饬领，知县包桂承修，于乾隆四年工竣，乾隆六年奉部核减银一百五十两零”。荣成县城的建设也很快上马，成山卫“雍正十三年改卫为县，知县罗克昌奉旨领帑重修，池阔一丈五尺，深一丈，雉堞楼铺焕然更新”。罗克昌在《建县修城记》一文中言：“邑既更始，城亦维新，余以雍正十三年秋月下车，适当权舆之际，于是筑墉浚壑，雇役鸠工，畚锸之侣雨集城，邪许之声雷殷旸谷，断云根而辇巨石，不烦秦帝驱来，亘雉堞以肃荒滨，恰似灵蜃吐出伊洫之颂，斯作泽门之谣不兴，未三年淹而门关、楼橹、垣墉、睥睨焕然改观。”这项大规模城建工程同样持续至乾隆四年方才竣工。除城池建设之外，海阳、荣成二城的经济文化职能较之卫城时代无疑也会更进一步。两座县城已正式成为“传统城市”了。

然而，20世纪中期，海阳、荣成二城最终仍旧未免从城市之列“退场”的命运。海阳县城虽然临近海洋，但“交通闭塞，沿海沙礁甚多，难有舟楫之利”，导致“县城商业极为萧条……非本县商业之中心”。县境最优良海口为乳山口，因夏村距该口甚近，聚落发展迅速，“（海阳）商业中心，厥为城东七十里之夏村”。除夏村之外，东村亦为发达市镇之一，其在乾隆年间已有集市之设，民国年间的市镇活力也超过了县城。1933年的调查资料记载：海阳县“最大市镇有七……内以夏村商业最盛，为境内商业之中心，东村、徐家店次之”，“各重要市镇，如夏村、东村、徽村、行村、发城、徐家店、郭城等处，其商业多远过于城区”。1945年夏村成为新设乳山县的治所。海阳县城因僻处海滨，商业不振，而东村在地理上靠近内陆，位置相对居中，聚落发展充满活力，1945年海阳县治遂迁至东村，很快成长为新兴城市。

荣成县治在1948年也发生了迁移，自今成山镇迁至崖头，从而引起城市的兴衰隆替。当初选址于今成山镇的县治正对荣成湾，由于湾内冲积物大量堆积，砂坝绵亘，内侧几已发展为潟湖，缺乏发展为大型港口的地理条件，由此导致县城经济长期缺乏活力。在1932年的调查中，县城内“仅有商店三十余家……全年交易总值不过十余万元”。县境商业中心在南部的石岛与北部的俚岛两地，尤以石岛为著。根据1932年的调查，石岛凡有商店177家，年交易总值为630.5万元；俚岛凡有商店50家，年交易总值71.7万元，均大大超过县城。除石、俚两地之外，崖头亦为县内重要市镇，不过其经济活力远逊于石岛与俚岛，也稍逊县城，调查资料载：崖头“居县之中部，商号约二十余家”。1948年之所以将崖头定为新县治，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更主要在于该地居于县境地理中心的位置上，而石、俚两地皆偏于一隅，不利于地方政府开展行政管理。

至20世纪中期，明初形成的山东半岛卫所城市已全部退出“城市”序列，长时段视野下的城市兴衰不免让人唏嘘。

五、讨论：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在山东半岛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

李孝聪曾对明代海疆卫所城市的后世影响做过评价：“虽然这些卫所的职能最初只是单纯的军事堡垒，但是随着海疆的安定，卫所城池的职能逐渐多样化，最终在中国沿海造就出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城市。”这一判断无疑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譬如天津卫城即是如此。本文的研究可以对该论断加以补充。笔者认为，就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而言，其在区域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宜估计过高，根本原因是这些卫所城市在当初选址时的首要考量在于军事防守，城区周边地形崎岖、交通不便，缺乏支撑城市稳定发展的良好的经济腹地，故而它们在清代以后陆续“退场”。李先生的论断与笔者的观点可共同构成我们对明代海疆卫所城市历史地位的认识。

当下山东半岛东部的城市空间格局乃是由于烟台、威海、青岛、荣成（崖头）、海阳（东村）、乳山、莱西、胶南等新兴城市的兴起而最终促成的，这些城市的形成大多因为经济因素，而非其他。譬如，烟台的兴起首先与该地优良的海港条件紧密相关，这里濒临黄海，芝罘陆连岛与崆峒岛环抱形成芝罘海湾，水深海静。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开放山东登州为通商口岸，但英人经考察发现登州海港条件远逊于烟台港，遂以烟台作为通商口岸。1861年8月2日烟台海关成立，这是烟台开埠之始，也是烟台城市兴起的起点。与烟台相同的是，青岛的兴起同样得益于胶州湾一带极为优良的港湾条件，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1899年胶海关成立，从此青岛迅速兴起为山东半岛的重要城市，及至今日，青岛与济南久已形成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双核”。威海的兴起与英国的侵略直接相关，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卫，1900年在租界内设威海卫行政长官署，这是威海作为近代城市的起点。

有学者可能认为，浮山所城位处今青岛市区、奇山所城位处今烟台市区、威海卫城位处今威海市区，因而这些卫所城是各自后世城市的前身，它们对沿海地带的城市发展影响深远。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并不成立。在笔者看来，判断两处城址是否可视为一座城市，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两座城址的兴替应该在时间上前后相继，至少不能相隔太久；其二，两处城址在空间距离上不能相去太远。首先，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均是在浮山所、奇山所、威海卫等城“消失”至少约1个半世纪之后方才“萌芽”的，在时间上缺乏衔接，不具备联系性，与第一个条件相悖。其次，浮山所城与最初之青岛城区、奇山所城与最初的烟台城区、威海卫城与最初的威海城区均相隔比较大的空间距离，尤以浮山与青岛表现最为突出，也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具体而言，如上文所述，明代浮山所城选址的重要考量之一在于控扼浮山湾，而近代青岛城市兴起的依托之地却在深广的胶州湾，且前后两处城址相去足有10公里左右。从1928年日本人绘制的《青岛附近名所图绘》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在青岛开埠已30年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原浮山所一带依旧是距城区窎远的荒僻之地。奇山所与近代烟台市区也相隔数里之遥。近代烟台的最初兴起之地在今烟台山以西的西南河口一带，萌芽于清乾隆以降；1861年烟台开埠之后，以烟台山为中心迅速形成新城区，两地逐渐连成一片。从1883年日人绘制的1：50000比例尺《芝罘港全图》来看，这时的奇山所之地与烟台市区依旧不相衔接。近代威海卫自1898年沦为英租界之后，其新城区位于旧卫城东北方的海岸线一带，名曰码头，时至20世纪30年代，两地仍未连为一体，这在1934年日本人绘制的1：36400比例尺《威海卫港附近》图中有清晰呈现。以上史实，正是“军事生城”与“经济生城”两种不同的城市形成路径在空间距离上造成的差别。因而，后起的青岛、烟台、威海并非先前浮山所、奇山所、威海卫三城的自然延续。

周振鹤先生曾指出：“政区的置废和分布情况的变化，实际上是经济兴衰和人口变迁的一项动态指标。当然，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也会对政区的置废和分布发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如经济因素的作用深刻、持久和稳定。”此语虽然是针对政区置废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城市的兴衰。

（本文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46-15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