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古称金陵、建康，虎踞龙盘、山川形胜，“控扼吴楚天堑，缭其西北，连山拱其东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长江南京段不单为天然险要，“又有巡江御史往来经略”，常设营防、筑垒穴，构筑起拱卫都城的长江防线，具有“秦淮之天险，其势扼南北之要冲”的重要地位，为历代兵家布防之重点。因而该段沙洲除垦辟农田外，其政治意义与军事价值亦极为重要。

关于历史时期长江沙洲演变状况，学界成果颇丰。张修桂从历史地质、地貌、文献结合实地考察等方面，对中下游河床形态变迁做了详细的研究，以简明扼要、分段探讨的方式，初步复原了宜昌、城陵矶、湖口、镇扬三段河道、沙洲的演变。尹玲玲以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沙洲为研究对象，根据方志及方志附图，对鹦鹉洲、刘公洲等关键沙洲进行准确定位，分析出偏武昌、汉阳两岸沙洲消亡与并岸的过程，并结合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指出沙洲演变与港口、商业集市、两岸岸线与城垣堤防间的关系。此外，前贤还从现代地理学、水利史研究等视角，对长江河道变迁、河床演变及冲淤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但是此前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长江中下游大的流域背景或聚焦于武汉、安徽等江段，对于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的历史脉络及影响沙洲演变的因素鲜有系统梳理者，尤其在传统舆图、近代测绘地图与数字人文等手段综合运用以研究沙洲演变方面仍有颇多疏漏。

本文承前贤研究之余荫，通过对历史文献、传统舆图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南京地图的搜集、考证与利用，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明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涨消之演变过程，并结合地图数字化方法加以直观展示。在此基础上对明至民国时期该段沙洲形成演变的原因作简要探究，增进对该河段演变规律的认识，为当前长江南京段沙洲的开发利用与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历史背景。

一、明代长江南京段江面沙洲的演变

长江南京段上起猫子山，下至三江口，基本呈西南向东北走向，河段内洲滩发育，为宽窄相间的藕节状分汊河道，是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十六个重点治理河段之一。古时该段江流散漫，诸多沙洲在此潜滋暗长，由不知名沙岛逐渐纳入人类视野，沿江州县多有“沙洲林立”的记载。明代以降，白鹭洲的并岸、鳗鯬诸洲的坍消与护国等洲的淤长，使得江中沙洲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明代以前长江南京段沙洲

景定《建康志》是南京地区传世最早的方志，书中保存了明代以前长江南京段沙洲的大量史料，尤其是卷19《山川志·洲浦》部分，为本文考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提供了参照。根据景定《建康志》中对沙洲名称、方位、事迹等信息的记载（见表1），可见：在南宋时期，都城偏西南侧沙洲密布，近有张公洲、加子洲、白鹭洲，较远有浮洲、龙潭洲等，还有诸多以沙为名的小型沙洲。在沙洲与沙洲、江岸之间形成夹江，如董云洲“西有小江，名曰澧江”，呈现洲渚丛生、港汊错列的江面形势。

（二）明代长江南京段西南侧沙洲的演变

有明一代，南京先为首都，后为陪都，经济社会文化昌盛，关于该时期沙洲的记载颇丰。长江南京段以“白鹭洲”为界，按都城方位分西南、东北两侧，以记载沙洲信息较为详细的正德《江宁县志》、万历《应天府志》等为参照，按长江由西向东的流向与沙洲分布方位，分慈姥山至烈山段、烈山至三山矶段、三山矶至草鞋夹段偏北岸、三山矶至草鞋夹段偏南岸四段进行分段探讨（见图1）。

1.慈姥山至烈山段

长江南京段西端为慈姥山至烈山段。慈姥山下有小河为慈姥港，在河口处相继有合兴洲、浮洲、鱼袋洲和烈洲，以上四洲均位于县境长江上游，与景定《建康志》记载合兴等四洲方位相近。烈洲位于慈姥山东。景定《建康志》记载，烈洲在城西南70里，慈姥山在城西南110里，以都城为参照，慈姥山位于烈洲西南，与万历年间慈姥山以东为烈山，且均位于烈山之下的记载相符。由此可推知，二者所载烈洲方位大致不差。合兴洲、浮洲与鱼袋洲，见于万历《应天府志·山川志》后“名存实亡者据书志亦附”部分，说明至明万历二年（1574）前，原处江中的合兴洲、浮洲和鱼袋洲极大可能不在江中。根据方志编修成书时间往往滞后于资料截止时间推算，万历二年后，慈姥山与烈山之间江段仅存烈洲。

2.烈山至三山矶段

自烈山处沿江而东至三山矶，有鳗鯬洲、迷子洲和乌江洲，三洲与三山矶上下相对。三山，“在城西南四十余里，旧三山矶，周廻四里，三峰连出大江东岸”，根据三山矶方位与都城距离，以及景定《建康志》所载三洲位置，可见三洲位置变化并不明显。万历《江浦县志》载：“大江自县东三里……其中流为鳗鯬洲舆江宁界”，明代鳗鯬洲位于江宁与江浦县边界处，处于大江中流，是三洲中距三山矶较远的沙洲。迷子洲在迷子山前，有“迷子山前涨一洲”的记载。明代诗人黄姬水（1509-1574）在《金陵古意八首》也有提到：“迷子洲边惊翡翠，莫愁湖里逐鸳鸯”，又有“府西南四十里，旧有迷子洲，周二十里”的记载，可知迷子洲洲名与洲体至万历二年前仍存，至明末该洲已不在江中。乌江洲“接乌江县西界”，正德《江宁县志》、万历《应天府志》皆沿此说。考察万历《应天府志·山川志》发现，鳗鯬洲、迷子洲与乌江洲均被归属于该书所载“名存实亡者据书志亦附”之列，除此所记多为景定《建康志》续录，推测三洲至明中后期已不独立于江面。

3.三山矶至草鞋夹段偏北岸

自三山矶沿江而下为大胜关港与草鞋夹。大胜关港北岸是浦子口渡，浦子口渡位于浦子口城南，按正德《江宁县志》所记，渡上下分布有鸡距洲、乌沙洲、杨林洲、簰枪洲、木瓜洲、丁翁洲、董云洲、加子洲和蔡洲，多位于三山矶至草鞋峡段偏北岸，且与景定《建康志》所记诸沙洲名称、位置相差不大。万历《江浦县志》载：“（洪武）九年，创县治于城（浦子口城）内，弘治以来城多江水所圮”。《读史方舆纪要》记有“大江在县（江浦县）东南三里……而最要冲者，曰浦子口渡……洲渚汊港，纵横错杂，并为险要”。可见，明前中期，应天府辖长江北岸岸线有过较为剧烈的变动，长江主流的北徙使得新岸线直逼浦口城下，正如光绪《江浦埤乘》所称“江浦自建置以来，濒江洲圩半沦于水，驿路河道兴废靡常”，而洲渚汊港的纵横交错证明了浦子口渡附近有较多河、洲在此发育。万历《应天府志》记载“芝麻河、穴子河、王家套、八字沟皆列墩瞭望”，长洲、白沙洲、梅子洲、句容洲、秀才洲与火药洲聚于诸河口，均处江浦县境。剧烈的江岸北徙与洲圩坍消，与正德《江宁县志》所记浦子口渡沿江仍分布有景定年间的鸡距、乌沙诸洲显然不符，这也印证了万历《应天府志》河、洲记载的可信性。由此可知，鸡距、乌沙诸洲在明初前便已坍消或并岸，明中后期三山矶与草鞋峡段偏北岸分布仅有长洲、白沙洲等六洲。

4.三山矶至草鞋夹段偏南岸

三山矶至草鞋夹段偏南岸的沙洲主要为“白鹭洲”，即大胜关港东北处沙洲乡，后经筑圩称沙洲圩，并在明代与南岸淤接。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可见唐代白鹭洲之盛况，诗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他的另外一首诗《宿白鹭洲寄杨江宁》中提到“朝别朱雀门，暮栖白鹭洲”，由江宁至白鹭洲需要一天的行程，从侧面反映了沙洲大小、方位与距离都城位置。《太平寰宇记》记载，白鹭洲“在县西三里，隔江中心，南边新林浦”，可知北宋时期白鹭洲仍独立于江中。实际自宋代该洲已逐步崩坏、并岸，但是具体时间已难考证，之后诸志仍称并岸之地为白鹭洲，大多“蒙其名耳，非李白所咏也”。对于白鹭洲的变迁，可见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据书中所绘（见图2），白鹭洲于宋代开始靠近江岸，沙洲与江岸之间的夹江逐渐缩小，至元代开辟成运道，即“阴山运道”，原白鹭洲也改名为“沙洲乡”。到了明代，白鹭洲彻底成为南岸一部分，景定《建康志》有“今淮水（秦淮河水）贯城中东西，由上、下水门以达于江，蓋水之故道也”，可见原秦淮河河水经下水门可直达于江，而在万历《应天府志》则记载“（秦淮河）自三山、水门出，沿石城西北流，以达于江”，受沙洲并岸影响，河水经水门还需沿石城向西北才能流入江中。此外，据张修桂研究，“元明时期，白鹭洲靠岸成陆，航空相片上从棉花堤、上新河至三渡口的槽型凹地，就是原有夹江的残迹”。

（三）明代长江南京段东北侧沙洲的演变

长江南京段东北侧沙洲在明代之前记载较少，多是明清方志所载，且以长江北岸居多。在草鞋夹外分布有道士洲、护国洲、中口洲，其中靠近南岸的沙洲为护国、中口两洲，自两洲而下，过焦家嘴、观音山、燕子矶、弘济寺、历涛山、唐家渡、袁家河、东阳港，至黄天荡，自荡中龙潭向东有斜臈洲、太子洲与天宁洲，三洲以东属镇江境，此处沙洲较少且分散，为应天府南岸江境最西端。道士洲的北岸有拦江洲、工部洲、老洲、柳州、赵家洲、匾檐洲六洲，均位于浦子口东沟以下瓜埠山南面江中。在拦江、工部诸洲东侧北岸有匾担河，北部有滁河，滁河向东南经瓜埠镇流入长江，这一江段古称宣化漾。宣化漾有沙洲名新洲，由新洲而下江中有矾山，又数里为东、西两沟，靠近黄天荡的为东沟，偏南为西沟，应天府与扬州府以此为界，为应天府北岸江境最西端。

除了拦江、工部等较大型沙洲，嘉靖《六合县志》记载了在其县境东南瓜埠山沿江一带丛生的多处小型沙洲。瓜埠山位于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旧名瓜步山，屹立数十仞，内障滁河口，外瞰大江”，有长卢河、急流江与王家沟等经此处南下入江，河流携带泥沙多沉积于此，沙洲密布，如河西老洲、草洲、团洲、菱角洲、鸡心洲等。这些沙洲紧密分布在急水沟、王家沟、瓜埠、白家嘴与石斗门一带，甚至多洲连成一片，形成较大的沙洲，呈现以河口为中心的分布特征。

二、清至民国长江南京段江面沙洲的演变

清代以降，江中沙洲与明朝中后期相比变化更为剧烈，除了新生沙洲陆续出现，如救济洲、九洑洲、八卦洲与七里洲等，还伴随着部分沙洲的坍消、联并以及淤为陆地的形势。其中，偏南岸的江中多有沙洲出露与联并，救济洲、江心洲的出水与八卦洲、七里洲的合并，便在这一时期发生；偏北岸如长洲、九洑洲等诸多沙洲，则处于涨坍且与江岸淤接的趋势。

（一）偏南岸沙洲的演变

1.烈洲、救济洲与新洲

烈山位于江宁府与太平当涂县交界，山下江中生有烈洲，“烈洲，即今烈山港”。又有“（铜井）浦东有天竺山，山北烈山洲，洲北江中有救济洲”的记载，据此可知，该洲在清代中后期已经并岸，洲与江岸之间形成了小型河港，因靠近烈山称“烈山港”。位于三山矶的鳗鯬洲、鱼袋洲等经历明中后期的沉没，在清中后期浮出水面，并合为一洲，成为当时金陵救生局所拥有洲产中面积最大的沙洲，又称救济洲。《长江计里全图》中，救济洲所在位置为三个较小的沙洲，根据此图绘制时间，可以推断鳗鯬洲、鱼袋洲等小洲合并为救济洲至少在同治元年（1862）之后。“（救济）洲在江宁铜井市江中，即烈山营鳗鯬洲也”，以铜井位置为参照，“铜井距城幾及百里之遥，至朱门禄口秣陵关等处约计八十、六十余里”，可见其位置并没有太大改变，仍处大江中流。到了民国，救济洲又有长洲、新洲、聚朝洲与济漕洲之称，“纵亘中流，……纵长十九里，横广四里”。此后浮出江面的诸多小洲与救济洲逐渐相连，形成由广生滩、内湖、铁板洲等部分组成的较大型沙洲。大江自救济洲而下，在门槛、癞石、仙人诸矶下的江段有诸多小洲，为明万历年间的迷子、鸡距、乌沙与簰枪诸洲，这些小洲在清中后期又逐渐出水，后合并成为救济洲与仙人矶间的新洲。

2.江心洲

三山矶下，北河口处有风林洲，该洲的前身为木瓜、杨林与丁翁三洲，此三洲均靠近浦子口渡，为大江北岸。但是又有“板桥新林二浦、大城港、上新河、北河口皆江南，北无矶”的记载。此处记载的偏差应是南岸淤长、北岸坍缩的结果。北河口处河流泥沙与潮汐的沉积作用使得风林等洲偏向南岸淤积，而明代长江主泓的北徙又使得北岸向北坍缩，因此，原本由靠近北岸的木瓜、杨林与丁翁三洲出露发育、联并而成的风林洲，在清中后期出现偏向南岸的趋势。风林洲之下为绶带、永定两洲，绶带洲即昔日的董云洲、蔡洲与茄子洲，此三洲在沉没之后重新出露、合并形成绶带洲，但是该洲存在时间并不长。永定洲为张公、长命两洲出露合并而成，“按通鉴注谓张公洲即蔡洲，与旧志不合，盖渚之相近者”，且“陶家渚西对蔡洲，乃今永定洲是也”。据此推断，永定、绶带两洲在清末存在合并的情况，因之，旧志中出现了将永定或绶带洲认定为古蔡洲的情况。

仙人矶下的风林、永定洲等处，是清中后期至民国长江南京段沙洲发育较为活跃的地区。清中后期陆续有木瓜洲、杨林洲、丁翁洲、董云洲和蔡洲等诸沙洲出水，在河流与潮汐等作用下并岸或联并。在此趋势下，风林、永定诸洲成为江心洲之前身。清代邓启贤编刻的《江宁省城图》较为清晰的展现了沙洲合并的过程，如下关北面江中沙洲标注永安洲、江心洲和隆恩洲三大洲名。其中永安洲红笔注“古蔡洲，梁侯景之乱，裴之高入援，自张公洲渡江即此”，对江心洲注为“古迷子洲”，可见永安、迷子两洲与江心洲形成、演变之联系。《长江图说》亦可佐证，在卷1图第1册第3幅，北河口处有一洲，洲上标注凤鸣、永安两个洲名，由此，猜测江心洲在形成的过程中合并了永安、风林与绶带诸洲，且合并时间在清咸丰三年（1853）之前。至民国初年，江心洲的洲体更为稳固。孙中山《实业计划》中提到“由南京至芜湖一段河流，殆成一条直线，其中泛滥三处……其第一泛滥之米子洲（江心洲）上游枝（支）流应行闭塞，另割该洲另一幅，使本流河幅足用”。可见在民国初年长江南京段的江心洲已成规模，且对江流产生较为明显的分割。

3.七里洲、八卦洲

永定洲之下，下关处江中的沙洲为七里洲。乾隆《上元县志》载“西自仪凤门抵七里洲，大江中流与江浦、六合县界”，可知七里洲紧临仪凤门，与江浦、六合隔江相望。在《长江地理图》（见图3），标注七里洲的方位在燕子矶西侧，与七里洲南北相对的江边有栅栏门，栅栏门有二，“一在仪凤门西，一在江东门北”，按图中江东门的位置，与七里洲相对应该为仪凤门西侧的栅栏门，以燕子矶、仪凤门两地的标注大致可以推断图中七里洲位置与文献所记不误。如图所绘，在七里洲西侧仍有两小洲，其中一洲与七里洲已有部分合并，另外一洲仍独立江中。根据图中所示以及中口洲、护国洲与清前期七里洲位置，推测七里洲为中口、护国等几洲合并，合并时间大致在明中后期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

八卦洲在晋宋时期称新洲、薛家洲，又有青沙、金珠沙和巨洲之称，南宋时期该洲位于幕府山北的江中，距城四十里，分为上新洲与下新洲两洲，于隋末开始淤涨。清改称八卦洲，“盖以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字，按照八卦方位列为八号，故名”。八卦洲处长江鹅颈式分汊河道，在发育过程中鹅头朝向北岸，江泓向北岸逼近，造成凹岸的不断崩塌，江中的沙洲不断扩大，正所谓“八卦洲渐涨，江北旧地则渐坍矣。”

八卦洲作为长江中仅次于崇明岛与扬中岛的第三大岛，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前便已形成较大的洲体。根据《八卦洲示禁碑刻》载：

计开本州四址并现在管业亩数

大八卦洲一段南至夹江北至大江东至大江西至大江计芦地肆千伍拾贰亩随洲草泥滩捌千陆佰玖拾叁亩壹分玖厘

小八卦洲一段南至夹江北至大江东至大江西至大江计芦地壹千壹佰壹拾亩随洲草滩泥滩壹仟肆佰伍拾肆亩玖分二厘

可见，大、小八卦洲四面环水的形势、较为庞大的洲体以及仍处诸洲联并的趋势。另有“长江旧以燕子矶为险要，近则沙洲漫涨，此处已成夹江，矶在平陆，长江深流徙出八卦洲之外”，足见八卦洲合并发育趋势的加深。

至民国，在《扬子江流域图（日制）》（见图4），七里洲与八卦洲位置极为相近。按图中标注，两洲之间除了小港，还有小型沙洲、滩涂与水域，但两洲仍未联并，猜测七里洲与八卦洲彻底合并为一洲时间并未长久。在1936年的《江苏省地志》中，对于长江南京段河道描述为“由此（下关）转东流，东有大洲名八卦洲，又东会滁河，水经十二圩南”，由该段描述可知，至1936年，对七里洲及以东沙洲已称八卦洲。两洲在完成基本联并后受江流的冲刷影响，七里洲洲头坍退现象极为明显，在1933-1959年间，洲头向东坍退约850公尺，八卦洲处江流主泓出现由左趋右，冲淤范围扩大的形势。

4.斜臈洲、太子洲与天宁洲

八卦洲之下，明中后期与镇江交界处的江中有斜臈洲、太子洲与天宁洲。清乾隆年间“自龙潭而东，洲渚限隔，有斜臈洲、太子洲，洲外界于句邑，此近时江道之可记者，若往昔洲渚多名存实亡分见各类”，可知清前期斜臈洲、太子洲两洲仍存。其中，太子洲为清后期宜昌洲，有记“又东北龙潭，自古江津……今为宜昌洲”以及“又东北龙潭，在昔大江今为宜昌洲”，虽称宜昌洲，实际已成江岸。天宁洲，“北路沿江县境尚有坎潭桥、天宁洲、螺蛳沟水路三汛”，成为句容设立营汛之所。又载“螺蛳沟渡对青山头，天宁洲渡对仪征”，可见道光四年（1824）天宁洲仍在江中。至1935年，斜臈、太子与天宁洲已经坍消或并岸，按《宁镇山脉地质图》所绘，六合、江宁、仪征与句容四镇所辖江面已无沙洲。

（二）偏北岸沙洲的演变

清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北岸沙洲的演变主要呈现并岸与塌岸相继的形势。因南岸多石矶，而北岸多滩地，受石矶挑流的影响，该段长江主泓多偏北岸，江浦浦口以东沿江一带常受冲击，洲圩多有塌陷，沙洲演变较为频繁；相对而言，浦口以西与六合沿江一带受江流冲击较小，沙洲发育多呈并岸趋势。

1.浦口以西

至清中后期，江浦浦口以西沿江一带沙洲丛生，既有如梅子、句容、秀才与火药等明中后期便已存在的沙洲，也有如公子、新涨、九步、九洑等清代开始出露的沙洲。

梅子洲属长河沿保，共有三处，两处在天河口、西江口里河，属新涨沙洲，另一处称梅子老洲，在马口漾。鸡心洲、火药洲、荷叶洲、白沙洲、长洲属工洲与弓兵场洲，均已并岸开辟成芦洲。句容、秀才两洲为中乡南门外保，仍位于江宁大胜关北，与江心洲南北相对。新涨洲属南乡针鱼嘴保，该洲出露江面时间较短，“渚有思贤港，其江北为针鱼嘴……其东和尚港，即慈姥浦”，可知新涨洲在思贤港和慈姥浦所对江之北岸。碎户洲属蒲圩保，为清代新生沙洲，距乌江镇二里，靠近玉积庵。响水洲、九分洲与烈山洲属遵三保，其中烈山洲非前文烈山对岸沙洲，此三洲位于新涨、碎户洲以东，浦口以西，与江心洲洲尾相对。大胜洲属遵二下保，按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7《图说》附图，大胜洲与南岸犊儿矶隔江相对，与响水洲、庄家洲东西相接，独立江中。“江浦县秀才洲即大官洲”，属石矶桥保。公子洲为清代新淤之洲，至形成后便作为江浦县界汛，属奇兵营汛，与江宁、上元隔江相望。有关长山村保的磨盘洲，“（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浦口即失。贼逼县，凶焰益炽。张国梁自将渡江援救，克北山新卡，进攻城南各垒，克之；复蹙之磨盘洲、陈家集。贼潜埋火药于求雨山地道，火发自毙。官军乘之，连克西北二十余垒”，按北山新卡、磨盘洲、陈家集、求雨山及连克西北20余垒等信息，可以推断磨盘洲应在浦口西，临近求雨山、陈家集。粽子洲，“在西江口里河”，属西乡东白二保。九洑洲，为战略重地，属东白一下保，该洲形势在《彭刚直公神道碑文》中可见，载“（同治）二年五月，攻复江浦、浦口两城，乃议攻九洑洲。九洑洲在惊湍急浪中，贼筑垒数十，列舟环之，为金陵犄角；又有拦江矶、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中关、下关诸隘，相倚以为固”，可见至同治二年（1863）九洑洲仍独立江中，与金陵南北相对，邻近拦江矶、草鞋夹、七里洲等地。此外，诸如上腹裹洲、下腹裹洲、西江洲、小新洲等，记载较少难以探析其具体情况，按每洲洲属，其位置可略知一二。

至清后期，位于浦口以西的诸多沙洲均呈现联并且淤为陆地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仅用了半个世纪，原本四面环水的诸多沙洲在清末民初便已成为陆地，并被开垦为圩田，如小三圩、草洲圩、李所圩、沈所圩等。当然也有沙洲淤为陆地后仍保留了洲名，如磨盘洲、陈洲、九洑洲、九步洲、火药洲等。这一现象在江浦县沿江乡镇所辖村落村名、方位、含义与沿革中也可得到证实，按《江苏省江浦县地名录》所载，以位于江浦县境东南沿江的林山乡为例，该乡共228个自然村，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村落为清末民初建村，村名来历有因某姓首次于此建村而沿用其姓，部分为某姓在太平军营址建村而称某营，成村时间均在诸沙洲联并淤为陆地的时间段。

2.浦口以东

浦口以东与六合县之间的鹅颈式分汊河道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南岸的狮子山等石矶挑流，长江主泓直冲北岸，八卦洲、七里洲等江心洲在此发育，这也造成该江段偏北岸很少有沙洲存在，而由此向东则有较多沙洲。“自明以来濒江数十里沙洲长涨，于是入江之道有三：曰通江集，曰划子口，曰大河口，其后通江集之东又开一沙河，下游入江之道凡四。自光绪间新河告成，由上游张家堡经浦口即已通江矣”。由此可知六合县滨江沙洲自明以来增长的趋势，数十里新涨沙洲改变了六合县境内入江河道，也对江中沙洲的发育与分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至清前中期，六合瓜埠一带江中沙洲与明万历时期已有较大区别，按乾隆《六合县志》所附《县境图》，六合沿江一带由西向东分布有拦江洲、徐府洲、老洲、鸡心洲、龙袍洲、接龙洲、福龙洲等洲。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经查丈升增科饷，六合县境江面沙洲多达54个，诸沙洲集中分布在急水沟保、皇厂河保、团洲保、梨头嘴保、永兴圩保、草洲保等处。

光绪六年（1880）重修《六合县志》，按志中所记“（洲田）均系坐落皇厂河保起，至团洲边郑二洲及永兴圩等洲止，沿近东南江边一带”。其沙洲洲田分布并未出现太大变化，如“二套口王家沟内河则有瓜步，近江则有福龙洲、沙嘴洲，棋布星罗周于境内”，仍有诸多沙洲分布（见图5）。至民国四年，八卦洲鹅颈式分汊的东北岸已无独立于江中的沙洲，但是在北岸向南突出的陆地上，仍可看到如龙袍洲、伏龙洲、玉带洲等名称。沙洲的联并极大改变了入江河道，滁河在包江洲北上，绕龙袍洲南下、东去，经划子口、大坝头入江，河道已不复昔日“沿瓜埠镇东南流以达于江”之形势，此皆沙洲淤积联并的结果（见图6）。

三、长江南京段江中沙洲演变原因分析

明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剧烈，可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体呈联并与并岸之势。江中沙洲是水沙流动的产物，围垦开发、环境气候、河槽边界条件与黄河夺淮入海、入江等通过对江中水、沙的影响，进而对沙洲形态、演变趋势产生一定的干扰。关于本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围垦开发活动

洲群合并、岸滩淤接是明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的总趋势，这一趋势与历史时期长江沿岸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加剧密切相关。南宋开始，大批北方移民南下，长江流域开发垦殖加快，水土流失开始明显化，导致江中泥沙倍增。“江洲之生亦实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林，种植粮食，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涨。”可见时人对围垦开发与江中沙洲淤涨之间的联系深有体会。

长江流域围垦、开发造成水土流失的加剧，对长江南京段沙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较大型沙洲的形成与诸多沙洲的并岸。南宋景定年间建康所辖江段有白鹭洲、马帛洲等众多大中小型沙洲，形成了江渚丛生的江面形势。随着江中泥沙的日增，明至民国时期，救济洲、江心洲、七里洲、八卦洲等大型沙洲逐渐形成，江中小型沙洲数量相应减少，万历二年有记江中“名存实亡”的沙洲多达二十二个，如鳗鯬洲、鱼袋洲、迷子洲、鸡距洲等成为救济洲、江心洲等大洲形成的基础。至民国后期，长江南京段江中大洲主要有救济洲、江心洲与八卦洲，小型沙洲更为少见。

明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并岸，最明显便是白鹭洲与南岸的淤接。明初开上、中、下三新河，为秦淮入江开辟了新的通道。这一时期垦山为田的农业活动破坏了山林植被，暴雨倾注之时，泥沙被卷入河流，后随上、中、下三新河汇入长江，导致南岸岸线向河床延展，逐渐与白鹭洲相接，加速了该洲的并岸与江心洲的发育。据黄南荣研究，“以这一段江岸来说，约1100年的时间，在原来是长江深泓的右岸，由沙洲淤长了5.5公里的陆地”，多是沙洲与江岸淤接的结果。围垦开发对于沙洲淤涨联并的影响还体现在该江段诸多沙洲以河口为中心的分布特征，如明万历年间，江浦境内芝麻河、穴子河、王家套与八字沟等诸河口处便分布有长洲、句容洲、秀才洲与火药洲等，随着河流沿岸围垦开发的加剧，河口处的沙洲处于不断淤涨阶段，至清后期，以上诸洲多已并岸淤为陆地。

（二）环境气候变化

明至民国时期环境气候的变化与江中沙洲的演变联系密切。自元末开始，长江下游地区进入长达500余年的气候寒冷期，特大洪水频发。特大洪水期，江中水流流速猛增，含沙量大大提升，当含沙量的增长大于流速的增长，浅滩往往受到强烈淤积，待洪水退却，多有沙洲淤涨和潜州出露。当洪水流速的增长远远快于含沙量的增长，泥沙淤积便会减少，滩顶受到冲刷，造成沙洲的缩小或坍消。

近400年来，长江流域有三次特大洪水期，为明末、清道咸之间和1931年以后，明末洪水过后淤出大型沙洲近十几处，清道咸洪水期更有二十处大型沙洲形成，是长江中下游沙洲迅速演变的时期，也是长江南京段沙洲形势出现剧烈变化的时期。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地区发生的罕见水灾，在洪水的冲刷下，老的沙洲不断下移，位于河口、石矶处分布较为密集的风林、中口等洲则迅速淤涨，“天启初，江中长洲尽包石帆、赤岸、瓜埠诸山涧二十余里，今名龙袍洲”，时人多称该洲由洪水涨溢泥沙堆积而出。道咸间的特大洪水，使三山矶处的鳗鯬、鱼袋等洲出露，江心洲、七里洲与八卦洲等较大型沙洲的雏形便在此时段形成。1931年入夏，南京地区受特大洪水侵袭，八卦洲“水复盛涨，俨是陆沉，内洪外潮”，江宁县“附近之江心洲亦同时溃决”，洪水退却江心洲更加伸长，八卦洲虽洲头坍退，但据民国测绘地图，各小洲间联并趋势进一步加深。1933年，江宁镇西部江岸，位于金家圩、孔家圩北的江宁河河口外，淤出的大约3平方公里新洲，后经开垦，为江宁镇增加2000亩良田。

（三）河槽边界条件

江中沙洲在演变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河槽边界条件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河槽边界条件是指河床及其两岸的组成物质和表现形态，对于河型的形成、河道内洲滩发育有着明显的影响。从长江南京段的河槽边界条件来看，受科氏力的影响与江北地块的向南掀斜，北岸多有宽广的河漫滩，为河流冲积平原，而南岸则多山冈丘矶，成为河段节点。南北两岸不同的边界条件，导致受江流主泓侵蚀程度不同，而对沙洲形态及其分布产生较大的影响。

明代三山矶至草鞋夹偏北岸沙洲的演变与北岸砂质河漫滩、南岸三山矶节点的边界条件有直接关系。因南岸三山矶为单侧节点，对江流产生挑流作用，改变了水流的动力轴线，矶头所对的北岸下游常受江流冲击，而南岸下游则出现回水滞流区，使泥沙淤积，加速边滩的形成。北岸鸡距洲、乌沙洲、杨林洲等明代之前便已存在的沙洲受江流的冲刷而坍消，而三山矶下游的白鹭洲，因处回水滞留区，多有泥沙沉淀，推动了白鹭洲的并岸。长江南京段鹅头型河型与八卦洲的形成、发育，也受所处河槽边界条件的影响，江流经南岸燕子矶等河段节点的挑流，位于江心的中口洲、道士洲、七里洲等在水流的冲积下逐渐与草鞋等洲合并，八卦洲洲体逐渐扩大，而北岸则受江流冲击多有边滩坍江。

（四）黄河夺淮南下

明清以来长江南京段沙洲的形成与演变是受其上游与本段的来水来沙及河槽边界条件等因素综合叠加导致的，但是该段下游黄河夺淮南下入海、入江的特殊历史事件，对于该段沙洲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淮合流，在苏北注入黄海，入明之后这一趋势逐渐加深，黄河干流稳定在今废黄河一线。黄河入海泥沙多沿海岸向南迁移，部分沉积在长江口。至明末，长江口在涨潮流夹带南下泥沙的沉积下，诸沙洲已基本合并，崇明岛“涨合为一，南北长百四十余里”，接近现今规模，北支沙洲多靠岸成陆，使长江河口不断束狭，至20世纪50年代长江河口（廖角嘴与南汇嘴之间）仅有91.2公里。淮河南下入江始于明隆庆四年（1570）。由于黄淮持续大水，明祖陵多次被浸，洪泽湖大堤数次溃决，至万历年间，明朝政府为护陵保漕，施行“分黄导淮”之策，总河杨一魁开挖金湾河，疏通淮河入江水道，开人工引淮入江之先例。清承明制，继续奉行分水之策，到清同治十二年（1873）淮河入江水道已增至十条。巨量黄淮水沙沿入江水道南泛，改变了长江镇扬河段的河槽特征，使该段河道束窄，河型转化。据汪中（1744-1794）《京口建浮桥议》载：“今京口之渡，自瓜州至金山一里三分，自金山至箪湾，半之于江津为最狭”，可见至16世纪中后期瓜州至金山江段仅有数百米之宽。再如同治年间江中金山与南岸逐渐淤接，而使该段江面由唐末9公里束狭至4公里，此皆与淮河入江相关。

黄河南下夺淮入海、入江带来的巨量泥沙加速了南京以下江槽的束狭，长江河道由南京而下转为突然缩小河段的泥沙运动。当河道由宽阔断面突变为较窄的断面时，因窄断面的壅水作用，使泥沙在进入窄断面的入口前落淤。此后，历经上百年黄淮入江泥沙的持续淤积，不仅推动了镇江、江阴与河口段诸多沙洲的发育，也对上游南京段沙洲的演变造成影响。南京段沙洲洲群合并、岸滩淤接的演变趋势与黄淮合流南下入江加速江槽束窄的时段及趋势吻合。以淮河南下入江为例，1570年始，南京段江中沙洲如长洲、白沙洲、梅子洲、句容洲以及草鞋夹外的道士、护国等洲均逐渐出露，而到清咸丰元年（1851）淮河入江水量达到最大时，江面束狭加剧，八卦、江心诸洲均已形成较为庞大的洲体，足见下游江槽的不断束狭对南京段沙洲演变的巨大影响。

四、结语

综上可知，明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主要呈现三种趋势，一是由江底潜洲在水流与泥沙的作用下，“或因淤塞而新生，或因迁徙而重出”，为沙洲形成的最初阶段。二是沙洲的移动与联并，潜州出露后，在江流的带动下，出现顺流下移的趋势，从而呈现沙洲洲头与洲尾交替坍消淤涨的现象。在沙洲的演变过程中，如遇江流湍急且临岸有石矶、坚岸，使得沙洲难以并岸，多呈现下移趋势，若下游有沙洲，常出现两洲合并的情况，如清中后期的风林洲、永定洲的形成等。三是江中沙洲在水流冲刷与岸边河流泥沙输送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向岸边靠拢并与江岸淤接，是本时期该段沙洲演变最普遍的形态，如白鹭洲便是完成与江岸联并的典例。此外，沙洲在逐渐淤涨的过程中，与江岸靠拢，进而在江岸与沙洲之间形成夹江，如八卦洲与江岸间的草鞋夹。

明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是与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之变迁密不可分的，且此中之生态环境变化应作二维观，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通过对明至民国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过程与演变原因的探索，我们发现其演变与形成并非完全由天工所致，更绝非自然自发演进的结果，人类活动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强烈。这在本时期长江南京段沙洲演变过程中表现的尤为典型，也为我们今天的长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历史镜鉴。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1期第58—7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