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牧交错带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缘、黄土高原北部、青藏高原东缘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其空间分布广泛，包含内蒙古、河北、黑龙江、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等我国北部、西南、西北地区。其中位于北方长城一线及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与东部季风区过渡地带的西北农牧交错带作为我国农牧交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近年来日益受到不同学科研究的关注。纵观之，学界对中国农牧交错带的研究中，对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且成果颇丰，其中有一些涉及到西北农牧交错带，为我们深入研究西北农牧交错带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学界对西北农牧交错带的研究，涉及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及生物学等学科层面，其中又以地理学为主。目前地理学对于西北农牧交错带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气候演变、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生态环境变化、景观结构及荒漠化等方面。总而言之，目前学界对于西北农牧交错带的研究呈现出几点特征：首先，研究不均衡。反映在学科与区域研究两方面。在诸多学科研究中地理学研究细化程度较高，且个案研究多集中于陕北、宁南、陇中农牧交错带。其次，宏观性研究少。有针对性的将西北农牧交错带作为系统整体的研究严重不足，尤其是缺乏对研究对象整体的历史性、过程性考察。最后，融合性研究不足。对西北农牧交错带人地关系的研究多"重自然"而"轻人文"，对自然与人文要素共同影响下内部变化过程及总体特征的认识尚较为模糊。故而，文中尝试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以及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角度对西北农牧交错带进行考察，不足之处请专家指正。

1 研究范围的界定

我国农牧交错带的研究起步较早，历史时期司马迁就已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中国北方地区农牧分界线作了简单描述。之后，自现代地理学家赵松乔先生1953年提出农牧交错带的概念以来，伴随着广大自然、人文学者研究的持续深入，国内学界对农牧交错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却对中国农牧交错带的地理分布问题的认识较为模糊，尤其是对农牧交错带空间范围，不同学科的认知和界定不尽相同。尽管60多年来，学界已从宏观地理学、经济地理与农业区划、生态学、农业气候、GIS模拟计算等专业领域对北方农牧交错带进行过界定，但迄今为止还未对西北农牧交错带的范围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对农牧交错带空间分析的研究仍是以气候演变、土地利用/土地覆被(LUCC)、景观格局等为主流视角，对自然、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下农牧交错带地理空间内部及总体变化过程的认识却较为缺乏。故而基于历史和地理综合研究视域，以动态或过程性角度来解读西北农牧交错带形成的机理及空间演变过程就显得尤为必要，囿于文献资料和历史、地理、经济等学科研究手段的不同，为了对西北农牧交错带的空间分布、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有清晰的认识，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并参照目前的研究成果，文中将西北农牧交错带划分为四部分(图1、表1)，即陕、甘、宁与内蒙交界的长城沿线；宁南、陇东、陇中、陇西黄土高原区；河湟流域与河西走廊部分地区；新疆"绿洲－草原"过渡地带。总体空间分布特征上陕、甘、宁与内蒙长城沿线以及宁南、陇东、陇中、陇西黄土高原丘陵沟谷区的农牧交错带具有线性特征。而河西走廊、河湟流域农牧过渡区则多以"插花地"的形式呈现，表现出"犬牙相错"的特点。新疆"绿洲－草原"过渡地带则呈现明显的"斑点式"分布特征。

2 西北农牧交错带变迁的历史过程

西北地区独特的气候、地貌、水文等自然环境，不仅使其成为中国原始农牧业最早的发源地，而且为历史上西北恢弘、持久的农牧互动提供了自然地理基础。关于西北地区原始农牧业起源问题，根据西北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来看，大致在距今7000－6000年前，在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之后，西北原始经济结构中就已出现了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和采集渔猎为辅的特征。随着距今3500－3000年欧亚大陆及中国北方气候转入冷期，导致畜牧业在气候最敏感的地区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西北地区逐渐出现了典型的游牧文化类型。在气候影响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之下，原始社会末期农牧业的分化，带来了农牧族群和农牧区域的分化，西北部分地区建立了纯游牧经济体系，畜牧业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自此之后，西北便形成了颇为明显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地域分异。

大约到商代，西北畜牧业专门化发展进一步加剧，西北地区大部分的草原和宜牧高原为羌、氐等游牧部族控制，这一时期畜牧区不断向东、南扩展，农耕区则相应地退缩。综合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原始社会到先秦之前的西北农牧业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由农牧经济结构的"共生互补"到农牧地域分异相对明晰的过程。相关考古及历史文献证明，到西周时期陇山以东的农牧分界线已渐趋清晰，具体而言，这条分界线是由周人发祥地周原附近陇山之下向北绕过当时的密(甘肃灵台县)，"折向示南行，由今陕西泾阳县越过河，趋向东北，……东至今陕西韩城市，越过黄河，循汾河西侧，至于霍太山南……至于渤海岸上"，这条早期确立的农牧分界线历时长久，到西汉初司马迁也将这一农牧地域分异现象记述于《史记·货殖列传》中。而后"秦霸西戎，拉开了中原政权经营农牧交错地带的序幕"。为抵御北方游牧部族南下，秦朝修筑了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其中西起于今甘肃岷县，经临洮、渭源东北至宁夏固原县，再经甘肃省环县北延伸至陕西省靖边、榆林、横山、神木诸县(市)，至内蒙古托克托南，至于黄河南岸的秦长城西段，构成了中国西北地区一条以长城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带。

此后由汉及清，在区域内气候环境的干湿交替和人文因素的共同驱动下，西北农牧交错带内部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基本态势。与之相对应，在中央王朝的主导下，以军事和政治为先导、经济与文化开发为辅的"梯度推进模式"从此贯穿于西北农牧交错带历史发展的主线，并极大地推进了长城沿境农牧景观生态的变迁和农牧交错带外部界限的大幅度拓展。中原王朝以点(城市)、线(交通道路)、面(农业经济、文化区)为总体特征的西北开发，撕破了春秋战国以前西北地区以畜牧一统的地理空间格局，农牧分界线开始向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游移。总体就汉至清这一阶段而言，基于西北地区"宜农宜牧"的环境特征，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地的持续经略，且不断延续和巩固前代的开发成果，使得西北地区农牧交错的态势得以长时间地延续下来。

纵观历史，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具有相似的"模式"。就区域农业开发的宏观特征而言，汉唐政府对河西走廊、河湟地区的农牧业开发以及西域地区以屯垦区为中心的点状开发使现代西北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河西、河湟、汉长城地带)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基本轮廓。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西北边疆的经营，促使西北农耕区的空前扩展和不断巩固，并将农牧分界线扩张到了黄土高原西部和北部边缘。其中汉长城的修筑和西向延伸，不仅极大地保护了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农区，而且构建了新的农牧分界线。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仍、政局不稳，西北农业区一度萎缩。黄土高原、河套平原重新被游牧部族占领，他们因袭游牧传统，重牧轻农，破坏水利和农田，使西汉时期在这些地方开拓的农业区由农还牧，农业界线重新回到吕梁山－渭北高原一线。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农业有所复苏，陇东高原、渭北高原发展成半农半牧地区，但就整个西北地区而言，这一时期农业开发的范围和发展程度都未及西汉时期。直到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得以继续复苏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牧还农的西北边陲屯区重新得到恢复和深入开发。到唐代前期，河西、陇右生产的粮食除能满足当地军用民需外，还能东调京畿长安，足见西北农业之昌盛。此后，尽管西北农牧交错带界限以内的地区在五代、宋等时期，发生过农牧族群、农牧经济与文化迭移交错的现象，如唐末至北宋末年，北方农业再度凋敝牧业再度复兴；元明建立统一政权后再次对西北农业水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在自然环境、政治态势等因素制约之下，西北农牧交错带基本界线一直没有突破汉唐形成的基本格局，这一局面直到清代才被打破。

伴随着清廷在西北边地"屯垦开发，以边养边"政策的实行和"武定功成，农政宜举"的开发思路影响下，清代不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西北农业全面开发、深入发展的新局面，而且也成为西北农牧交错带变化幅度较大的一个时期。虽然西北农牧交错带界域变动幅度存在区域差异，但空间上总体呈现出由长城向北、向西方向延展的趋势。以明长城一线为例，清代中期随着西北农业开发的进一步深入和农耕区人地矛盾的持续加剧，甘肃、宁夏、陕西等沿边民众开始不断进入长城以北垦种，彻底改变了明代以来北方农牧族群"以边为界"的态势，该段农牧交错带农耕北界向北推进到现在的内蒙与甘肃、宁夏、陕西交界地带。而天山南北自汉代以来由于农耕土地利用形成的绿洲与荒漠过渡带形式的传统农牧交错区，这一阶段也随着清代康、雍、乾、嘉时代全疆军民屯田(包括户屯、旗屯、回屯等)的开展也发生了新变化。在屯垦与屯牧并举的背景之下，北疆东部的哈密、巴里坤一带和西部的伊犁农牧交错区的范围有所扩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代西北地区农业垦殖的发展在空间上有"跳跃性或者说不连续的特点"，使得以往相对明确的农牧分界变得相对模糊。这一时期传统西北农牧交错带边缘地带以及界域内部"亦农亦牧区的面积更大，且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分布于农区和牧区的交界地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是清代黄土高原以及更为偏西的地区中农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特征"。

借助于GIS技术和生态指标因子的空间数据库、全国行政区划空间数据库，学者对当代中国农牧交错带地理空间分布进行了定量化的模拟和计算。研究成果显示，清末民国初年至当代的西北农牧交错带变化趋势一改以往向牧区大举"北移西进"的态势，而转向农区"南移东进"。当代的西北农牧交错带核心区仍具有地带性特征，其界域南界从青海东南部到陇中、陇东一直延伸至陕西北部，北界从青海北部到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经宁夏北部至内蒙古中部，南北宽约200～300km。

3 西北农牧交错带的历史地理特征

3.1自然地理环境过渡地带

从景观空间格局及生态环境特征意义上理解农牧交错带，它是由农业与牧业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共生形成的一条过渡地带。在我国，农牧交错带分布广泛，由于气候、土壤、地形等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农牧交错带形成、变动的重要因素，因此使其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特征。从地貌类型来看，西北农牧交错带核心地段主要集中分布于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区以及河西走廊与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除此之外还有"散点状"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绿洲、荒漠过渡带。西北农牧交错带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气候、生态过渡带，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对气候的敏感度进而决定该区域生态的脆弱性。它不仅是西北干旱、半干旱气候向东部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的过渡带，而且是西北内陆沙漠、荒漠与可耕地之间面临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

3.2西北边疆建构场域中的"腹地"与"边缘"交互地带

基于政治地理学理论审视西北农牧交错带，历史时期西北边疆建构过程中西北农牧交错带呈现出一幅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图景。按照英国地理学家、世界地缘政治创始人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大陆枢纽理论"，"枢纽地区"的亚洲边缘包括整个西伯利亚、东亚内陆高原以及属于我国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而西北农牧交错带大部分地区恰恰处在"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形或边缘新月形地带"的中间地带。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学者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空间结构的分析。从国家尺度来看，中国历史时期的区域研究存在核心区与边缘区或核心区、边疆区与缓冲区的地理格局，边疆区与内地的关系呈现出圈层结构。西北地区作为亚洲的腹地中国的内陆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已成为中原王朝的政治边疆地带，汉唐经营河西走廊与经略西域，一度使西北大部分农耕区变成"腹地"，而直至清代中叶西北地区才真正完成了"内地化"，因此从宏观层面审视西北地区漫长的腹地化过程，则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内边疆"的政治特性。而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中原农耕政权和西北游牧政权而言，西北农牧交错带都处于一种相对的"边缘"，其作为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的中间地带，成为中原王朝与各少数民族政权频繁接触、互动的地区，并在传统中国政治演变的格局中形成了诸如长城沿线一样的"边疆过渡地带"。进而西北农牧交错带这一特殊区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农牧政权政治势力反复角逐的场所，而且是古往今来西北边疆演变、构建过程中关乎国家安全及地缘政治平衡的重要区域。

3.3农牧经济"共生互补"的纽带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与牧业的地域分异构成了两大基本的经济文化类型。由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和族群构成的不同，农牧经济的地理空间分布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如以长城为界的"南农北牧"并立的格局，长时间成为中国历史最显著的地缘特征。而实质上，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农牧经济在空间上、结构上亦是共生互补的。而农牧交错带则成为农与牧两大经济类型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纽带，于是在包括在长城沿线、河西走廊、河湟地区、河套地区便形成了互依互补、农牧混融型的经济结构和市场格局。在西北农牧交错带农牧二元经济并存及族群众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历史上在西北农牧交错带内部及边缘出现了以"茶马互市"为特征的，面向西北乃至全国的民族贸易中心市场，如兰州、西宁、银川、湟源、武威、乌鲁木齐、伊宁等；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民族市场，如石嘴山、民勤、酒泉、临夏、哈密等。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市场上，农耕民族进入市场购买来自牧区的牲畜、皮毛等，游牧民族则通过市场购买来自内地的粮食、布匹、铁制农具以及日用杂货。西北农牧交错带民族贸易市场的产生与发展，使其自身成为西北广大地域同中原地区建立经济商贸往来的枢纽，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而且促进了西北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3.4混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地带

中国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以农牧交错带为坐标，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及绿洲文化产生了多样性的互动，使其自身成为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互动共生的标志性地带。并显示出"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化气质与禀赋，最终建构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族群形态。从族群历史地理特征来看，西北农牧交错带恰恰处于历史上中西民族融合大通道－丝绸之路、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的交汇地带，这一独特的区位特征使其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成为中国西北族群交错杂居的典型区域。除由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外，由西而来的塞种人、粟特人以及回、哈萨克等民族，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吐谷浑、藏族都曾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并在共同开发西北的长期实践中相互交流和融合、分化和新生，使这一区域成为独特的族群边界缓冲区，成为催生新族群的温床。多元文化的交融使西北农牧交错带成为中国历史上地缘文化成分最复杂的区域之一。数千年来以儒道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代表的阿拉伯文明、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南亚文明以及匈奴、鲜卑、突厥等创造的草原游牧文明，在此碰撞、冲突、交织和融合。与此同时多族群的聚集也产生多种语言文字的流布，历史上汉文、梵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均在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演绎、盛行过。

4 结论

在相对独特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因素和政治、经济、社会等人文因素的交互驱动下，中国西北历史上形成了一条农耕、游牧两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典型地带。西北农牧交错带区位特征、人文特点及自然生态边缘效应相对明显，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在农牧文明互动的历史进程中，西北农牧交错带不仅构建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结构，而且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历史地理形态。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西北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原始社会末期，西北已形成了相对明显的农牧地域分异。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农牧分界线渐趋清晰，西北地区的秦长城西段业已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带。汉代，河西、河湟、汉长城地带以及西域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农牧交错带(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农牧界线又回退到到吕梁山－渭北－陇东一线。唐代，农业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西突北进"的态势，黄土高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再次形成农牧交错带(区)。唐末至宋元，在自然环境、政治态势等因素制约之下，西北农牧交错带基本界线一直没有突破唐代形成的基本格局。明代，以明长城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带形成。清代，农牧交错带农耕北界开始突破长城一线向北推进，在屯垦与屯牧并举的背景之下，西域传统的农牧交错带(区)范围有所扩大。民国至当代的西北农牧交错带则表现出"南移东进"的趋势，其南界由青海东南部到陇中、陇东一直延伸至陕西北部，北界从内蒙古中部经宁夏北部到甘肃河西走廊中部再与青海北部相邻接。

从空间性的角度来看，西北农牧交错带空间演变具有带状连续与散点状并存的总体特征。首先，从长时段来看，西北内陆地区的秦、汉、明诸朝的长城沿线以及黄土高原内部与边缘的农牧混融地区相对较早地呈现出的连续性，并与北方农牧交错带中部衔接构成了今天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最为核心的西段部分。其次，历史上西域及河西走廊"绿洲－戈壁、荒漠"农牧交错过渡区，则相对表现出非连续性，犬牙交错、点状分散是这一区域农牧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西北农牧交错带作为中国西北区域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和人文要素互动叠加的产物，其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的地域分异特征，不仅体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而且被赋予了若干特殊的历史职能。基于政治地理学审视，西北农牧交错带表现出介于腹地与边缘之间的"内边疆"形态；经济上，其是农牧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共生互补的产物有很强的"二元一体"的特征；文化上，其作为区域农牧文化交融的典型地带，不同文化的兼容并包、碰撞融合使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结构。此外，从历史民族地理的角度来看，西北农牧交错带作为一条族群交往的"纽带"，历史上早已成为众多民族交往的历史舞台和交通要道。古往今来多民族的聚居以及各民族间的互动交流，赋予这一区域多元的文化内涵和多民族浑融的斑斓色彩。

（本文原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2期第83-8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