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文学创作最为繁荣的地区。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为文人交流、文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这已经为学界所注意。但讨论这个问题时，涉及的次级问题很多，比如，城市如何定义?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何?明清江南城市经济与文学是否存在共生关系?明清江南城市景观如何成为文学意象进入作品的?明清江南城市文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少研究成果，有些大致可以形成共识，有些仍需继续讨论。我所关注的是一个与上述种种既有关联又有所游离的问题：明清时期的江南，在区域中心城市、市镇和乡村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中，“市镇”这个中间层级的发展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这方面学者们已经有所论及，但整体来看受关注度仍不高，而研究明清江南文学，这恰恰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社会层面。

一、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与空间分布

江南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的重点，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专题，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与社会形成的历史学》、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包伟民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等著作都有专门或重点的讨论，相关论文则更多，讨论颇为深入。

2000年，美国加州学派的重要学者彭慕兰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其中提出“十八世纪以前的中国江南农业与欧洲英格兰基本相似，江南甚至不少地方领先，只是约1800年以后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分岔”。此书在学界影响很大。明清时代江南经济的发达是海内外学者早已注意的，只是其先进性被明确地与欧洲并列比较，并提出了“分岔点”及其原因，便点燃争议了。值得注意的是，对彭慕兰观点的广泛讨论使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再度被激活，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和《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等可谓代表性的成果。

明清江南市镇在经济功能之外，自有其文化功能，而文学集群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江南市镇文学集群不是孤立的存在，需要置于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中加以探讨。

对何谓“市镇”的理解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以“中心地学说”为理论基础，对四川成都平原集镇墟市研究后提出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他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每个大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市，区内分布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认为它们共同组成了区域经济等级结构。若依此说，明清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指苏州、杭州等府治所在城市，但江南区域无论地理或经济都有其特殊性，其“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该如何确定呢?对于“施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的适用性，学者大多持反对意见。范金民在研究苏州社会经济时就提出，施坚雅依据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等学者的观点创立的中心地学或中心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并不十分适合苏州地区或江南地区。

显然，关于江南市镇的界说，仍需回到明清江南士人的基本认知框架中。明清时代，江南士人对“市”“镇”的解释大致建立在民居的聚集、商业的交易和禁防管理功能上。如明代弘治《湖州府志》称“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弘治《吴江县志》称“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正德《姑苏志》则以为“民居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但也有对“市”与“镇”加以区别的，如钱大昕为徐昌期撰写墓志说：“东南之俗，称乡之大者曰镇，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乾隆《吴江县志》也从区别性着眼：“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凡县邑皆然。”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一些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界定在“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这显然偏重于商业功能了，但对于我们展开市镇文学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是江南市镇发展、兴盛期。明代嘉靖到万历间，江南市镇发展形成第一个高峰，数量约三百个，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第二个高峰，达到五百多个。其中以苏州、松江、杭州、嘉兴等府最为明显。樊树志在《江南市镇的分布、结构与网络》中详细胪举了明清江南市镇状况，展示出一幅宏阔的图卷，图卷中长江中游之南市镇密缀，灿若繁星。这里略看几例：常熟在明正德年间只有十四个市镇，嘉靖年间增加至二十二个，从原来的九市五镇，一变为十六市六镇。吴江县更为典型，弘治年间修志时其县志仅载二市四镇，嘉靖年间增为十市四镇，明末清初又增为十市七镇。也就是说，自明弘治起百余年间，吴江由六个市镇跃升到十七个市镇，增加到近三倍之数。嘉定县市镇由正德年间的十五个，增加到万历时的三市十七镇。松江府的市镇在正德与嘉靖年间仅四十四个，崇祯年间达六十五个，新增了二十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松江府以二县之地，拥有如此多市镇，其密度甚至超过了苏州府。

明清江南市镇著名者极多，如杭州府的临平、笕桥、瓶窑、长安、范村、塘栖等；嘉兴府的澉浦、乍浦、当湖、新丰、新城、王江泾、王店、魏塘、斜塘、濮院等；湖州府的双林、菱湖、南浔、乌青、琏市、织里、安吉等；苏州府吴江的盛泽、平望、黎里、同里、芦墟、震泽等；常熟的杨尖、唐市、支塘、梅李、许浦、福山等；嘉定的南翔、罗店等，都闻名遐迩，商贾骈集，其中像南浔等“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者”。市镇的繁荣使江南具有了突出的经济地位，至清代中叶赫然位于世界前列了。

关于市镇布局，以嘉定县为样本可以看出，大致间距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常见模式。明清江南市镇的空间状态与三方面因素有关：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市镇规模，三是自然地理形势。其中水系和丘陵地带状况几乎天然地决定了江南市镇分布的特点。范金民以苏州府为例分析道：

像吴江、长洲、吴县诸地的市镇，多沿运河及其支流分布，像吴江县的县市、江南市、八后市、平望镇及附近的盛泽镇，多是沿江南运河分布，而同里、庉村、黎里、震泽等镇市，也多沿水运线路分布；又如长洲、吴县的枫桥、浒墅等，也多是沿运河分布，其它市镇也多与运道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在这一区域中，江南运河对沿岸市镇的布局有着强烈的影响。而嘉定、太仓、昆山地区，市镇的分布则较有规则，首先是市镇分布的密度以冈身地带为高，这与该地区棉花的广泛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其次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水网分布较为规则，也缺乏像江南运河这样的水运大动脉的交通引力的影响，因此市镇的分布相对均匀。

这一分析切于江南实际，相当缜密。江南的发展，始终与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密切关联，外襟长江带运河而通大海，内有太湖、钱塘等湖泊水网纵横，这是江南的显著自然特征，丘陵和平原腹地之延绵乃与水环境相依附而成表里。从地名学角度，我们不难看到大量的市镇“以形赋名”，而以浦、泽、泾、浜、河、渎、湾、港、溪、桥、溇、荡、浔、圩、塘、堰、埭等命名的很多。常熟县内有支塘镇，为“虞山东南巨镇”。《支溪诗录序》特别解释镇名中“支”之由来：“白茅贯其横，盐铁塘贯其纵。溪为白茅支流，故曰‘支’。”显然水系是市镇命名的主要根据。相比较而言，与丘陵平原地势有关的则有山、冈、丘、埠等，就相对较少了。江南地区农耕稻作收获较稳定，形成“苏湖熟，天下足”之势；棉丝纺织业的发达，几可衣被天下，在相当程度上乃拜水沛土润的自然生态环境所赐。

水系发达与平原辽阔，带来了水陆两途的交通畅达，尤其是水上往来十分便利，如浙西梅里镇往苏州“朝发而夕至，可坐生公石”；往杭州“冷波一宿，篷底星饭，便到西泠，近如邻里”。这为人际交流和物质交换敞开了大门，使江南市镇较他地更为开放，即使是常熟县唐市“聚居可三四百家”，亦“有商泊”。上海县的漕河泾镇，“元时旧传曰王家宅，明初又曰董家堂，张家圣堂……明中叶，以布、米渐聚成市。明季易货扩充，以港名呼曰漕河泾，镇自此始”。由此可见，水系发达促进了商贸繁荣，市镇因之形成。

明清时代江南的地质、地形不但给予明清江南城市、市镇、乡村的空间分布以某种规定性，同时也对城市、市镇、乡村之间的联系给予了某种约定。市镇一般距离县治都比较近，根据现有史料可知，最远者不超过百里，大部分在三、四十里范围以内，而最近者只有百数步。市镇与乡村则为郊邻，步行便可抵达。这种空间上的捷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市镇居住者的生活要求，也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心理需求与审美活动的开展。

江南市镇与中心城市的关系如何呢?为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一览乾隆十六年苏州画家徐扬所绘的《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这幅纵36.5cm，长达1280.8cm的巨幅图卷形象地展示十八世纪中叶苏州的繁华景象，全图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逶迤向东，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从太湖北岸渐入姑苏郡城。仅仅木渎镇在全卷中就占有画面的约三分之一，镇内斜桥一带沿河商铺集中，市场熙攘，园林宅第与社仓井然，学童读书情景隐约可见；而横山下的石湖的湖光山色，田野渔庄，凸显出江南的地貌特征。如果将木渎与石湖相连而观的话，在全卷所占位置庶几超过五分之二了。这是一个极有意味的事实，它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明清江南中心城市与市镇具有紧密的关联，无论在经济和人文方面，江南市镇都具有相当的地位。

江南市镇在空间上与县、州城市形成辅翼，在经济和文化上既互相支撑，又有一定的自足性。讨论明清江南城市问题，市镇自不可或缺，而因其具自足性，故应该作为一个专门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如果说离开了市镇，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之维难以呈现的话，文化、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江南人，外来者：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的流动与汇聚

龚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陈去病《松陵诗派行》称“朝钟夕毓孕灵秀，天然降兹追屈攀宋之奇才。”前人论文人集聚，大多落脚于郡府或县域，这当然都不错。至少从两个方面可以认可其说，一是在郡府和县城这样的地域中心城市和次级城市，确实有不少文人集聚；二是文人所在，哪怕在某乡村一隅，皆归属某个府、县。因此从大概念上将文人归于府、县既符合史实，也顺应习惯，后来的集部提要和辞书撰写，基本沿用这一方法。只是当我们真正寻找明清江南文人所在时，仅仅着眼于府、县级城市，是难以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发现他们的。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文人集聚于市镇。

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的集聚，是经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如果以江南人和迁入者的比重来看的话，毫无疑问这种集聚是以前者为主的。江南人是江南文化创造的主体，具有基原性的地位，但外来者在江南市镇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卜居或寄寓使江南市镇文人群体规模增加、内涵丰富、文化活跃。江南人与外来者的汇聚、摩荡，造就了市镇文化、文学的繁荣。

明清江南市镇“江南人”的集聚状况可以从他们的文事活动观测。市镇文事，在市镇志中有所记载，但方志限于体例，仅择其要而已，相当简略。以清代昆山周庄的文事活动来说，镇志所记大致只有清初顾有孝寄迹昆山，“主徐汝璞家，继寓全福寺，尝与郑宽、徐藩、毛锡年集诗社于白云堂”。康熙年间屠彦征、郑任、徐汝璞等老诗人仿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及文彦博、司马光洛阳耆英会故事，举耆英社。光二十六年春又立棠巢吟社，韩来潮为社长，成员有陶煦、戴其章等。而在地方诗歌总集《贞丰诗萃》中文会活动的画卷则丰满得多，如唐际会(云岩)《传》云：“云岩长身鹤立，谈论风生，与朱棣华、陈錬甫、韩念桥游，以诗文相质难。”沈伟烈(樗庭)《传》云：“樗庭虽处华膴而苦志励学，无异寒素。嗜饮好客，时举文酒之会。”陶金梭《传》载其“创建洗钵亭于永庆庵之后，一时名流赓唱迭和，极觞咏之盛”。俞达《传》云：其“池上草堂在洗钵亭之左，波光云影影映于几席间，一时文酒之会于斯为盛”。如果进一步细勘所录作品，很多参与者和现场盛况都能够还原。

其实不惟周庄，明清时代几乎每个江南市镇都有诗社、词社、文社，有的直接以市镇地名命之，如盛泽的红梨社、同里的竹溪诗社、续竹溪诗社、昆山的东冈诗社、华亭的泖东诗课、嘉定的白沙社、仁和的东乡诗社、海宁的黄山诗社、嘉兴的梅里文社、海盐的侜浦里诗会、平湖的月桥吟社、乌程的溇上诗会、归安的双溪诗社等，这些文学社团规模不等，一般在十人以内，但也有像“骚人词客，代不乏人”之梅里，其词社多达九十人以上，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流派。这类市镇文学社团参与者一般都是“同里”关系，即使有外地人，大都不出江南范围。

在对文事考察的基础上，我们能否对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的数量作出某种量化分析呢?这方面仍需要借助梅里这一市镇个案。王庭《梅里社稿序》云：“夫梅里，故僻壤也，夹湖而市，襟带及三数里，合四隅村落，不能万家，农者、贾者、工者、佣者与士，倍将百一。”王庭是清初梅里词派中坚，与朱彝尊有通家之好，作为历史现场中人，他所论“士”，也就是广义上的“文人”在四民中的比例差不多为百分之一(倍将百一)，是大致可信的。清代江南市镇方志往往以“烟火万家”来形容一地之繁盛，不无夸张的成分，实际上清代市镇户数少则一两百(更少的亦有之)，稍大者在一两千至四五千之间，特大者或有万户。关于户与口的比例，有较能凭信的史料可觇，如民国《双林镇志》记载：

咸丰三年，粤寇作乱，金陵陷，所在戒严，郡城设团防局，编查双林实户五千有奇。……同治三年乱平，逃亡者以渐归里，居民仍盛。……光绪二年，实户二千零九十四，口九千一百七十四。光绪六年，实户二千六百六十，口九千零六十四。此次编查，第据四栅民居，市口大小铺户不与，然镇上列肆，连家者少，合以客户，亦相去不远。

以此来看，每户三至四人不等。在此基础上借用王庭所论士在四民中的比例，已经大略知道小市镇擅文者不足十人，较大市镇约有数十人，个别特大市镇或不下两三百人。这便是明清时代江南市镇文人基本的集聚情况了，其中尚不包含商而能文、农而知书者。

对一地文人进行家族式的统计，可以支持以上判断。柳亚子编辑《分湖诗钞》，所录主要是吴江芦墟镇明清两代诗人和作品，共423人，诗作2590首。原稿23册，除后4册为杂姓、闺秀、方外、寓贤外，其他都按照姓氏分册。录10人以上的，以叶姓最为显赫，为52人，370首；次者陈姓34人，193首；陆姓27人，105首；袁姓25人，226首；沈姓22人，106首；朱姓19人，167首；柳姓18人，149首。孙楷《赠李紫畇并示屠儒斋》云“三白荡前美哉水，诗流各占一烟村”，由以上统计观之，绝非虚语。江南市镇文人之密集，是其他地区难以等量齐观的。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江南市镇文人群体是“江南人”与“外地人”结合的社群，我们对“外来者”应该给予关注。人口流动是古代历史上的常见现象，虽然历代从江南迁往各地的人口数量相当可观，但总体来看江南吸附的外来者远远超出了迁出者。人口向江南的流动，自“五胡之乱”时就开始了，宋代以来，江南出现了两次显性的人口流动、汇聚。一次是靖康之变中，北方士族大举南迁，其中多定居江南；一次是明清两朝江南各省士族与经商者移居江南，其中以安徽迁来者居首。

稍加考察可知，靖康之际的迁来者较多卜居于江南市镇这一层级，故清代江南名镇方志中往往有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寄籍其地，从而促进人文日盛的记载。而至明清时代南渡者已经完成了在地化过程，融入江南并成为推进江南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很多簪缨世家作为一地之人文风标，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为吸附江南周边地区人口的因素。

明清外来者迁至江南，往往以其经济地位和发展需求选择居住地，有相当一部分选栖县以下地方。如安徽月潭朱氏一族明清时期大量外迁，据统计该族人外迁凡二百七十馀例，主要流向江浙两省，即江南地区。许承尧在《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序》中称该族外迁者“镇海以商著，平湖以官显”。“平湖”指的是朱为弼一支，此支流动性甚强，为弼曾自述道：“暨先高祖迁于丹阳，先曾祖自丹阳迁桐乡，先祖父又自桐乡迁平湖，凡三迁历五世矣。”可见此支即使到江南后，也经历了先落脚丹阳，再迁往桐乡，最终定居平湖的过程。

外来者“三迁”(甚至更多)屡见不鲜，如徐应奎《徐氏续修宗谱序》云：“吾宗自凤阳而余姚而海盐，盖三迁矣。迁海盐者，嘉禾令讳彦明，卜居于丰里。弟讳彦英，随居盐之二十七都，即今之平湖大易乡也。”蔡埰《蔡氏宗谱序》记载其家族自明代末期“一迁于湖郡之马车巷，再迁于归安之石冢村”，至曾祖“始迁于青镇东栅望佛桥。”三迁的过程是不断适应的过程，也是完成“江南化”的过程。此后便趋于稳定，“或占一乡，或占一镇，即小有迁徙，亦不出数百里之外”。当一宗一族真正享受到“亲串过从情密迩，婚姻不出一乡里。课晴问雨每相偕，只隔盈盈衣带水”的江南市镇生活乐趣后，除非因不远的地方构建了别业或义庄，有后人分支而居，一般不会再发生占籍的变动了。

文人迁移，是一种带着精神和文化的流动，他们在流动目标地有一个接触、生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往往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或文学组合，即外来者与当地文人之习尚相近者结合起来，产生互动，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集群，成为促进江南市镇文学繁荣的合力。当然，江南是一个大区域概念，因各种原因内部也产生流动。这里略分“跨省域向市镇流动”、“名人吸附而向市镇流动”、“由江南府城向市镇流动”、“江南市镇间互相流动”四种状态，分别举例说明其文学、文化影响。

跨省域向江南市镇流动。外省士人游宦、寄迹多在郡府和县治所在，卜居、占籍者自然也有一部分在区域中心城市或县城，如汪汝谦“明季由歙徙杭，延纳名流，文采照映，有湖山主人之目”。但有不少人是落脚于市镇的。如李流芳原籍徽州歙县丰南，嘉靖年代祖父李文邦将其家迁徙至嘉定且城，后流芳移家至南翔镇，自此李氏家族在南翔形成了一个文人交流网络，程嘉燧即为其中密切者。其母张孺人与李流芳家族有亲缘关系，嘉遂随经商之父衍寿侨居南翔镇，乃步李氏家族迁徙之后尘。他在此间长期生活，崇祯十四年(1641)届七十七岁时方偕家返歙县山居。

外省人卜居江南时间既久，便进入了文化体系中了。程嘉燧不但与李氏兄弟三人交好，与本籍唐时升、娄坚亦有共同的文化习尚和文学话语，程、李、唐、娄被并称“嘉定四先生”，后人有“嘉定派”之说。另外，他与虞山钱谦益、柳如是等也有密切交往。钱氏于明代诸家多所排击，而独推孟阳一人，甚至称“孟阳诗律是吾诗”。在某种意义上，与钱谦益发生诗学联系，就意味着介入了明末清初的江南诗坛，程氏之影响可以想见。

名人吸附而向江南市镇流动。名族名人，是江南市镇的文化旌旗，具有号召和吸附四方的影响力。如晚明浙西南浔镇董斯张，号遐周，出生于高门，学问深博，以文章气节著称。虽未获功名，且清羸多疾，行动不便，但“启、祯以来，东南文社一昌君子之气，而一时领袖群贤几人，皆当年就正遐周先生之门，比之苏门诸君子者”。他不仅精于雅文学，与族人及其同道结社唱和；同时对通俗文学也颇爱好，与冯梦桂、冯梦龙兄弟过从甚密。冯梦龙曾参与校阅董斯张的《广博物志》，董氏有《喜冯大若木闽归》诗云：“明日到家犹未暇，南浔南畔唤停船。”凌濛初亦每至南浔访问董氏，董氏《凌初成载酒至》云：“经旬病未了，抱影北村阿。稍得故人忆，兼载名酒过。”另外明末清初吴江汾湖叶绍袁以午梦堂主名动遐迩，其诸子无不能文擅诗，一门珠联，誉甲东南。由此午梦堂也成为文人向往之地，包括金圣叹在内的许多文人和遗民都常趋往，咸通声气。

名人的精神往往附着于物质建构而不朽。叶燮辞官后在吴县木渎横山筑二弃堂，设馆授徒，由于其学问与名声甚隆，吸引了远近学者。乾隆十二年(1747)，沈德潜从京城回苏州，创二弃草堂九老会，其《二弃草堂燕集序》云：“德潜值乞假归里，越五日，拜横山叶先生神位于二弃草堂，先生故栖息地也。时先生辞世四十五年，门下士存者九人咸在列……皆向时请业于二弃草堂者，讨术业之渊源，合通门之情好。横山一脉，犹在人间。”仁和塘栖镇卓氏在晚明卓明卿、卓发之、卓人月时代已成文化望族，人月之子天寅更以气节闻世，修葺传经堂藏书、讲习名动一时。此处也成为塘栖的文化标志，四方文人访问、寄住络绎不绝。

由江南府县城市向市镇流动。江南文人因身份地位或经济实力提升，从乡镇移居府县城市构屋筑园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也有下移性卜居的。如朱彝尊崇祯二年(1629)生于嘉兴府城内碧漪坊旧第。年十七，随家僻兵练浦，二十一岁时因警讯不断，避地六迁，最终卜居梅会里。梅会，又名梅汇，简称梅里，是大彭、嘉会之间一巨镇，夹湖而市，人杰地灵，历代才智辈出，颇有文章驰誉者，更以词人荟萃闻世。移居后朱彝尊与年长一辈的词坛宿将王翃等人密切往还，成为忘年交。王氏辞世后，竹垞便成为梅里词派的核心人物，以规模南宋为取向，使词风为之一变。在此基础上，他组织、发起了更有影响的浙西词派。这既是朱彝尊词坛地位的提升，也是梅里文化影响力的扩大。

事实上，江南文人在生命的中后期往往出现卜宅市镇的经历。如王时敏国变后自太仓城移迁归泾，钱谦益后期与柳如是从虞山迁往白茆镇红豆山庄，黄周星从上元流寓长兴后移至南浔，施相不乐尘市自仁和移居河渚张村，沈德潜老归后从苏州葑门外竹墩移居木渎山塘街，陆志熙不谒选人自长洲迁昆山南星渎，陆烜放弃仕途后自当湖隐居胥山邱为里，秦壵奎为经商从嘉定城移家于钱门塘镇，后成为国子监生……其迁徙原因各不相同，但向下移居的动态可见，而这类流动都在地域文学史上留下了新的痕迹。

江南市镇间互相流动。江南市镇间往往距离不远，亲缘友朋关系密切，且因祖产或置产往往在毗邻市镇都有居所(如顾炎武在昆山千墩浦和常熟唐市语濂泾皆有房产)，故流动情况多见。文人流动在战乱时为常见现象。郭士髦家住太仓海塘，“甲申遘变，思以身殉，辄中夜披衣起，欲自沉舍旁池水，念其父老且病，不能引决然，拊膺植发，蹈海沈湘之志，无刻去怀。所居毁于兵，徙茜泾，终身遁迹，罕入城市”。也有因为入赘而流动的，如钱枋“明大理卿贡孙，桐乡儒学生，为方伯王庭之婿，遂徙居梅会里，有《长圃吟稿》”。还有为卜选怡老地而移居的，如周庄镇郑斌“晚年爱洞庭东山之胜，卜生圹于其间，遂家焉”。另外，家族遭遇奴变也往往会引发江南市镇士绅家族向其他市镇平行迁移，明末清初尤为多见。

姻娅关系是江南市镇文人流动的有利条件，也是形成新的文学关联之纽带。陈希恕原为吴江芦墟镇人，雅好吟事，郭麐评价其“诗词皆出自机杼，意主新隽”。他本专注举业，因身体原因无奈退出仕进，后成为颇著声名的儒医。道光五年因芦墟发生水厄，应亲家沈烜之邀移家盛泽镇，即与其子陈应元共同参加到沈烜等人创立的红梨社中。这是一个建立在连环式的家族关系基础上的诗社，前后持续了二十五年，在吴江乃至江南地区都颇有影响。以希恕之卓荦诗才，虽非诗社盟主，但“隐然莅牛耳焉”，而其领衔编辑《红梨社诗钞》，更为清代江南文会雅集留下了珍贵的文献。

明清江南文人在市镇的汇聚与组合，本质上是文化能量的空间转移和形态建构。从明初到清末，这种文人流动一直在进行过程中。但客观来看，江南文人空间转移现象是不均衡的。政治和自然的因素造成的社会动荡越大，则转移量和幅度越大；社会相对稳定，则转移量越小，而且往往是局地性的。如果我们将原本稳定居住的文人作为“常量”的话，转移流动的文人就是“变量”了，这个“变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市镇文学发展的起伏，也对文学风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生于斯，长于斯：明清江南市镇的环境与生态

历史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即使出现超越经验的事件，必有一种内在力量将其有机调整为合乎理性的现实。明清江南市镇的文人汇聚，在一定意义上形成的是超验性的结构，但确乎又是一个合理的存在。要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应该回到历史中去，特别是要注意作为历史要素的明清江南市镇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生态，发现蕴藏于其中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力量。

先说物质环境。市镇的物质环境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水平所形成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一是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二者具有内在相关性，赵同钰序《唐墅诗存》云：“语溪擅东南之胜，平原清美，门鲜催租；渌水潆洄，家耽沤紵。”这里“平原清美”“渌水潆洄”是自然环境，而“门鲜催租”“家耽沤紵”则是自然环境带来的经济利益了。《贞丰诗萃》记载张华宇“筑室陈湖之滨，老木扶疏，清流映席，客至觞咏靡倦。邻里有急，倾囊周之，无德色”。显然清嘉的自然环境，优裕的生活条件，更适合“中隐”，故一些文人甚至长期沉浸于“有酒不愁来日短，得闲便喜胜人多”的氛围中，以文学作为休闲方式，社集则成为充实生活的友道。

自然环境本身对文人情感也具有兴发作用。顾士荣在《征刻海虞诗苑启》中论及“邑当胜壤，山川堪助吟情”：“维我虞山，宿号弦歌之里；缅兹曩哲，多游著作之林。毓秀钟奇，乌目耸文章之岭；流葩合绮，青城开锦绣之湖。”这也就是刘勰所谓的“江山之助”了。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江南市镇文学总集在历述本地人文昌兴时往往都联系到本地山川形势，如“盛湖犹吴江旧治，溪山清远。士大夫家烟云水竹间，日饮湖光而汲山渌，襟怀幽旷，发为歌咏，皆能抒写性情，深有合于《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木渎“名山大川麇集吾乡，灵秀所钟，瑰奇之士出焉”。甫里“三江五湖之锺其美也，潆洄抱中和，澜漪敷藻绘”。江南文人大都怀有深厚的山水情结，其生于斯，长于斯，自然环境濡化了他们的秉性，也形塑了他们的文学品格。

园墅作为一种人为作用后的自然环境，对文人的影响甚巨。山川地理冶铸人的方言音声与先天性格，乃园墅所不能，但园墅与自然山水同样成为文人活动的空间，审美抒情的对象。明清两代，江南文人与园墅的关系，至为密切，既关乎性情习尚、人际交往，亦关乎写作题材、美感涵蕴。故在物质环境层面上探讨江南文人与市镇的关系，园墅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江南私家园林兴建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也与奢侈风习兴盛、休闲意识增强有关。明代“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江南各地府治都构筑了不少规模较大的园林，三吴地区更是园苑棋布。市镇园苑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仅就录入市镇《园林志》《园第志》的来看，少的有几处，较多者如南翔镇、唐市镇等有十几处，而黎里这样的典型市镇更多达五十多处，这还未尽山房、草堂、水轩、山庄、小圃等形形色色的别墅、小筑。可以说，明清时代江南市镇随地皆有园墅，甚而可谓无园墅则不成市镇，它是江南市镇的文化景观，也是寻绎江南文人所在的地标。

明清江南市镇园林为什么比较集中，有学者认为一是城市地价高而且土地相对紧缺；二是市镇可以避开城市的喧嚣，但同时具备市场功能，可使生活便利；三是许多市镇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观赏美丽景胜的绝佳位置，所论甚是。还应该注意的是，清初形成了在城市郊区、市镇兴建园墅的高潮，与躲避鼎革之际城市战乱有关。王抃《王巢松年谱》顺治三年条记载：“去岁鼎革时，随吾母到十四都避乱，离城止数里外。归述之大人云，此间颇有幽致，且纡曲可以避兵。大人以沧桑之后，不欲专居城市，即于此创一别业。”王时敏原有属于娄东城范围的东园、南园，乱后筑西田别墅于去城十二里的归泾，其选址偏离于城市显然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而正是从清初开始，江南园墅的兴建出现了明显的向市镇发展的趋势。

江南市镇园墅是一种物理空间，也是一种文化空间。锺惺曾游访许自昌万历年间构筑于长洲甫里镇的梅花墅，作园记云：

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玄祐之园皆水，人习于亭阁廊榭，忘其为水；水乎，园乎?难以告人。闲者静于观取，慧者灵于部署，达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

作为一个审美环境，不同资质性情的人，都能够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而这里同样也是学术和艺术生产的空间。嘉定南翔镇李流芳的檀园，是在他亲自设计下构建而成的，吴伟业有诗称赞说：“檀园著述夸前修，丹青余事追营丘。平生书画置两舟，湖山胜处供淹留。”市镇园墅没有府治、县城园林夸胜远近的繁华，也不像山林岩壑小筑专意远僻的冷幽，而这恰恰是市镇所需要的物质环境和文化氛围，它使江南市镇更具有自足性，也更具有独特性。

再说人文生态。人文生态并不能脱离环境的物质性，物质环境、自然生态是人文生态形成的基础要素，具有本源性特点。但人文生态更侧重于伦理性和价值性，人地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知识生产状态和文化氛围是更为重要的。

江南市镇历史传统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创造和承续角度而言，世家名族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少儒而能仕者，在一地历史传统形成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明清时代，市镇《先哲志》的编纂者往往视本镇名家盛族为珍贵的文化资源，对“自古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比他镇为蔚”，“科第不绝，儒风不衰”尤予表彰，而其中擢科第、登仕版、卓有声称者，更成为市镇人文昌盛的典型为历代传诵，乃至为之建牌坊、造亭阁、树碑石。如南翔镇明代人才辈出，成化年间在太平桥北、天恩桥西建科第坊、进士坊，万历年间在云翔寺南建两世方伯坊，又在方伯坊南建司马中丞坊，用可见的物质形态符号作为对乡贤永远的纪念。

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使杨朝麟曾大为感慨：“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竞丽增华，海内称最。”如果从“平江一路”放量到江南，而将明清举人以上获得功名者都纳入统计的话，这个数量是极为可观的。如唯亭镇明代有进士6人，举人24人，清代有进士23人，举人39人，共92人；南浔镇明代有进士8人，举人25人，清代有进士16人，举人54人，共103人；双林镇明代有进士6人，举人27人，清代有进士16人，举人66人，共115人；王店市明代有进士5人，举人16人，清代有进士13人，举人48人，共82人；乌青镇明代有进士9人，举人18人，清代有进士38人，举人127人，共192人；菱湖镇明代有进士9人，举人18人，清代有进士34人，举人159人，共220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科举中登科通籍、获取功名者，往往有家族递传的特征。以无锡荡口镇华氏家族而言，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就有32人，其中尚有榜眼二人(华琪芳和华亦祥)。恰恰是这些自幼受到良好教养的世家子弟，深知教育的重要，他们致仕、罢官，或因其他原因返里后，往往亲莅书院讲习，或躬身兴办学校，这恰恰成为市镇人文兴盛，儒风不替的重要原因。

明清江南市镇文人荟萃，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隐读的风气。元末明处的政治巨变，造就了一批“虽居市廛，如处岩壑”的城市山人，由此江南隐读阶层逐渐聚型，江南文人也便形成了某种新的存在方式，而不少人最终离开了城市，寻求隐读和写作的新空间。咸丰年间吴大淳在《木渎诗存跋》中曾感慨云：“天平、灵岩、尧峰、横山，雅宜诸胜，皆连绵一派，峰峦相望，文人学士结茅庐，构别墅隐居其中，而学术文章名闻天下，因是所居之山多得名，岂山之得人而名乎?抑人得山川之气，盘礡郁积而发为学术，著为文章，有出于寻常侪辈之上者乎?”江南文人如果走出城市而又要获得基本的生活和交流的便利的话，市镇自然是主要去向了。

这里需要提及藏书处所问题，这既是隐读的条件，也是知识创造的条件。明清两代的藏书楼在何处?无疑以府治居多且相当显要，以私家藏书楼而论，杭州有八千卷楼、宁波有天一阁、湖州有皕宋楼、苏州则有士礼居、过云楼、秀野草堂等，不胜枚举。但在江南市镇也同样有数量可观、庋藏丰富的藏书楼，在藏书史上负有盛名者如刘氏嘉业堂在嘉兴南浔镇，胡氏好古堂在海盐武原镇，臧氏负苞堂在长兴夹浦镇，鲍氏知不足斋在桐乡青镇，祁氏澹生堂在绍兴梅里镇，卓氏传经堂在仁和塘栖镇，沈氏鸣野山房在绍兴东浦镇，朱氏曝书亭在王店市，蒋氏衍芬草堂在海宁硖石镇，袁氏锄经楼在吴江同里镇，吴氏遂初园在吴县木渎镇。常熟市镇藏书楼更多，如毛氏汲古阁在隐湖之南七里桥，瞿氏铁琴铜剑楼在古里镇，虞氏城南佳趣在支塘镇，徐氏虹隐楼在何市，不一而足。

江南市镇藏书楼以庋藏典籍、文本为己任，在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发展方面贡献巨大，同时它本身成为文人心仪的文化神龛，几乎每一个藏书楼都维系着一个宗族化的或地域化的文学或学术共同体。需要提及的是，明清江南市镇私家藏书楼一般都有家学传承，不同的家族文学传统往往形成专门化的藏书体系，这种体系在不同文学领域的知识传播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如好古堂主胡震亨毕生搜求了大批唐人诗集，其中不乏宋元善本，残卷遗篇，编成《唐音统签》《唐音癸签》，对清编《全唐诗》编纂具有奠基之功；负苞堂主臧懋循承继大量的家藏元曲秘本，在此基础上借抄杂剧善本，其编选校订的《元曲选》保存了元代杂剧九十四种，其数量达到今存元杂剧的三分之二。江南市镇藏书楼的文化功能于兹可见一斑。

明清江南市镇较之府县治所，更接近于社会底层，故天然地具有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浙西乌青镇南瓦子与北瓦子酒楼、茶楼什伍群聚，相当喧闹，这是宣卷、劝世文之类俗文学的一片天地。各地船会活动更是择时而举，热闹非凡，嘉兴县王泾镇《闻川志稿》卷二“祠庙·刘王庙”条称：“吾乡俗传正月二十日开印，八月十四日诞辰。届时江浙渔船，咸集荡中，以数万计。演剧献牲，到二三月之交，船之集尤多，谓之网船会。”地方通俗性的戏曲表演亦甚频繁，清末《越郡风俗词》“绍兴安昌镇做戏文快板”载“做戏文，在安昌；定子弟，趁夜航；有昆曲，有高腔；玩乱弹，也不妨；……拣戏文，要在行；铁冠图、封神榜；有东郭，有西厢；五人墓、三官堂；荆钗记，做投江；琵琶记，做吃糠；风流戏，陈妙常；中山狼，打面缸”，可见演出戏文之多，流传之广。明清江南市镇文人于雅文学创作外，俗文学创作也颇为丰富，当与民间文化氛围有一定关系。

明清江南市镇天形地貌，山水菁英，具有兴发性情，蔚兴人文的潜在作用，而弦诵之声不绝，儒风雅道日盛，逐渐厚殖成一种文化传统。诗书之兴多由治化而发生，治化虽具有人文属性，却又与地理因素有关，人们称之为自然环境的那个非精神空间，恰恰蕴含着一种氤氲化醇，息息濡变的内在力量。可以说，明清江南市镇的环境和生态是内敛性的，也是饱溢性的。内敛是市镇的局地性、基层性特点所决定的，而饱溢则表明其文化向度多维，包容度高，影响广泛。它涵容了江南文人的知识、伦理、态度、价值多重意识，又不断以日常体验、实践使这种意识得到深化。就此而言，完全可以将市镇作为明清江南典型的记忆识别空间和文化贮存空间。也正是凭借对这种空间的认识，我们能够理解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与文学群落的形成，其间具有内在而紧密的联系：在这里，物与人的发展是互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最终创造出文学、文化发展的优沃的土壤。

（本文原刊《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173-183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7年11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