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代具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元，都司卫所构成了一套有别于府州县的疆土管理体系，卫所辖区的民政管理及其与州县的关系因之广受学界关注，谭其骧较早注意到明代都司卫所兼理军民并渐成地方区划的现象，顾诚将明后期以降卫所改隶府辖、或改并州县的过程称为卫所辖地的“行政化”。事实上，这一进程常常与府同知、通判监管卫所有所关联。胡恒在讨论厅制起源时指出，由同知、通判分防而有厅之雏形，明代西北边区设置抚民同知、通判监收卫所的现象较为普遍。毛亦可在论及卫所与州县的关系时也指出，清初裁撤卫所时仍由明代所设同知、通判负责编审催征卫所屯户、屯粮，同时述及陕甘同知、通判对卫所的监管。从此意义而言，同知、通判既作为卫所军管体制的重要补充，亦构成卫所辖区“行政化”的主要变量与参考指标。

以上研究指出卫所变革与厅制起源的潜在关系，且不约而同地论及陕甘卫所。目前学界对陕甘诸卫的研究集中在卫所建置、组织结构与军事功能等方面，较少涉及卫所与同知、通判的权责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对卫所、州县与厅制的全国性研究，还是围绕陕甘各卫的个案讨论，均较少从整体上考察同知、通判与卫所辖区管理的联动关系。故本文拟综合考察明代临洮府、巩昌府佐贰官对陕西都司、行都司沿边卫所的兼管，细致梳理各同知、通判的分驻时间、职权范围及其在清初的演变与影响。如前贤学者所指，判别政区厅的主要标准在于同知、通判是否具有专管地方并兼钱粮、刑名之责，本文也将着重对各同知、通判之权责加以辨析，以期深化对明清卫所与府厅州县关系的认知。

一、明代通判、同知分驻卫所的缘起与职能

作为明代府级官署的佐贰官，同知、通判既与知府同城驻扎，协办政务，又常因时因事分驻地方办理专务。胡恒将明代分防府佐分为三类，一是同知、通判分防为府州行政的辅助手段，近似于“准政区建置”；二是分防同知、通判职责为捕盗、海防等某项事务，兼辖数县；三是设于边区，与卫所管理有关的分防同知、通判。以上三类是明廷应不同地区管理需求而灵活施治的结果，亦反映出同知、通判在明朝疆域管理与基层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随着宣德以降军功武将权势衰微且疏于文治，地方文官逐步参与监收卫所仓储及屯田事务。宣德十年（1435），河南各卫所税粮因军卫兼管，奸弊百出，经廷臣集议，“通行天下司府州县，原有仓分者，以卫所仓并属之；原无仓分者，就以卫所仓改易其名，隶之。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旧卫所，时令风宪官巡视”。其中陕西行都司各卫仓仍由武官经管，正统元年（1436）陕西行都司13卫所仓改隶陕西布政司，由布、按两司“轮流监督收放”。这一调整不仅限于陕西，正统二年（1437）四川松潘等卫仓粮作弊多端，明廷增设四川按察司佥事巡收边储，成化二十年（1484）辽东等25卫所32仓隶山东布政司。随着布政司、按察司分巡卫所，两司官员也逐步调和卫所与府州县的关系。

以陕西而言，卫所军民之粮草、食盐等日常用度与省府机构密切关联，故省府文官借机介入卫所事务。正统二年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奏请：“陕西所属卫所官军俸钞俱于布政司关给，而诸府户口、食盐并课程赃罚诸钞，又运赴布政司收纳，道路远阻，不利往复”，由此明廷根据陈氏提议“令诸府各贮所征钞贯，诸卫所每月备籍当支钞数，送赴布政司磨筭无异，径行该府关领分给。其行都司所属卫所令于本卫所岁收户口、食盐钞内关支，仍令监收粮草主事等官监临”。此举简化了布政司、卫所与府之间的行政运作，卫所“俸钞”由诸府根据其所呈钞数分别支给，布政司仅居中核算。此时虽未令府监管卫所，但两者在日常政务中已发生关联。

明代府州县官对卫仓的介入可分为两类，一是州县正印官监收卫所仓储。如正统二年因直隶北部永宁卫、隆庆左卫粮草亏损，明廷依照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刘琏的建议将两卫仓合并，“改铸印信，从永宁县统属，知县公同监收”。嘉靖九年至十年（1530—1531），福建泉州卫、建宁右卫均系州县正印官征收屯粮，此后多数省份陆续出现州县官征收卫所屯粮的事例。二是府州县佐贰官即同知、通判、县丞、州判等监收卫所仓储。如成化年间河州州判监收河州卫仓，弘治年间成都府通判专驻松潘卫监收粮料，正德年间平凉府通判专管宁夏西路收放粮草，宣府镇也陆续在东西南北各路仓场增置通判，经管粮草。只是州判、县丞的派设早于通判。在明人看来，“沿边仓库钱粮，综理稽核，固在该道，而厘革奸弊，尤在监收”，而通判“较之州县之官识廉耻、顾行检者尚多”，故明中期各通判分驻卫所多冠以“监收”，有监管、核查的性质，陕甘诸卫仓场便由“监收府官出专其责”，另有“管粮”“水利”“管马”诸名号，只是此类通判并不常见。事实上，陕甘诸卫所设通判不仅名目众多，其设置时间亦相对较早。

正德年间湖广岳州府通判之设便援引“西北边例”。明初曾在湖广与四川临界地区广设卫所，弘治年间澧州判官分驻大庸所，督理九溪、永定、安福、大庸四卫所仓粮。正德十年（1515）湖广巡抚秦金“以州判职卑任重，地僻军强，出纳多弊，难以责成，疏请比西北诸边，于岳州府增设通判一人，总核粮储，兼理词讼，管摄卫所”。在地方官看来，州判位卑权轻“难以责成”，故“比西北诸边”增设通判管摄卫所，这意味着至少在正德年间通判分驻卫所的管理方式已在明朝的行政运作中得以确认并被援例推广，此类制度设计很可能源于西北陕甘诸卫。

鉴于陕甘沿边卫所直面蒙番族众，边防尤重，朝臣对各卫监收官的选派颇为费心。隆庆初年，陕西三边总督王崇古称：“带衔府同知、通判、州同知、州判、县丞等官分驻各边、各路城堡，监收边饷，职任尤重，必得精明廉干之官。”但陕甘毕竟偏远，各府官常有空缺，“监收府官，累补不赴，所遗民事边储，往往委署乏人，职务渐废”，故王氏提议“府佐各官，或于存留考语才守素优附近有司内推升，州县及各佐贰于精壮科贡内铨补”，意在选用精干府佐办理边务。至迟在嘉靖年间，沿边卫所同知、通判的权限已涵盖钱谷、词讼诸事，如嘉靖十三年（1534）永平府佐分驻山海卫主理钱谷与狱讼，嘉靖四十二年（1563）巩昌抚民同知分驻岷州卫专理17里钱粮及军民词讼等事。事实上，弘治以后陕西都司、行都司所属河西及河湟洮岷地区十多个卫所均设有同知、通判，下面分别对其派设情况做一梳理。

二、在卫所与州县之间：陕西都司沿边诸卫中的同知与通判

洪武初年，明廷在陕甘地区招抚蒙番部族的基础上建立河州卫、兰州卫、岷州卫、洮州卫等沿边卫所，其中河、洮、岷三卫均兼辖蒙番、土汉及军民等人群，随后升为军民指挥使司，处于陕西都司与布政司两套管理系统之间。

（一）临洮府监收同知分驻河州卫、兰州卫

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明廷先后设置河州卫与河州府宁河县管辖民户，至洪武十二年（1379）府县即遭裁撤，河州卫亦重组为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但此类军管体制也导致当地民户“被军职扰害且地相隔远，赋役不便”，成化九年（1473）巡抚陕西都御史马文升提议“复河州仍隶临洮府，除知州、同知、吏目各一员，专除判官一员，监收河州卫仓粮”。新设之河州专管河州卫属45里，又设河州州判监收卫仓。不过，嘉靖六年（1527）边备副使翟鹏巡查河州卫后指出“边储浩大，判官职专催督，不便收放”，故主张添设“府通判一员，驻州监收”，首位分驻河州卫的临洮通判由陕西布政司经历张贤升任。直到嘉靖后期卫仓“收纳支放”渐繁，而通判仍系府佐，办理无凭，陕西布政使张瀚称：

临洮府原设同知一员，监收兰州广积等六仓；通判一员，监收河州等三仓，民屯、京运、盐引等项钱粮，各岁至数万，不为不多，不时收纳支放，不为不烦。其间虚收实放，诈冒侵欺，千绪万端，不可枚举，一向因无印信，呈上行下，皆止白头公文，其诸卷牍簿籍，抽换洗改，何所不至。况延宁二镇三路监收通判，俱有钦降关防。惟兰、河二处尚未请，乞敕礼部将兰州、河州二处监收官，查照边事例请铸关防各一颗。

嘉靖年间临洮府同知、通判分驻兰州卫与河州卫监收仓粮，因无印信以致“诈冒侵欺”，故张瀚奏请“钦降关防”规范同知、通判的行政管理。此中兰州同知，万历《临洮府志》记嘉靖三十八年（1559）临洮同知胡邦佐首次分驻兰州。值得注意的是，兰州同知、河州通判还兼辖茶马事务，特别是河州通判“辖三十六族二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临洮府同知徐有登始驻河州，称“监督府同知”，康熙《河州志》述其职权称“惟茶马专司”。

事实上，在分防同知外，兰州、河州均有州治与卫治，故两地出现同知、知州与卫守备同城分治、各理其事的行政格局。直到康熙年间，兰、河同知还兼带捕务，称“兰州监收兼管捕务同知”“河州监收兼管捕务同知”，亦作“兰州监收厅”“河州监收厅”，属于办理专务的派遣厅。在兰州地区，“兰州监收厅”与兰州、兰州卫分管更名地、民地及屯地，其中兰州经管6里民地，兰州卫经管10所屯田，“兰州监收厅”经管更名地丁并招垦新疆额赋川中山坡地共2219顷。随着雍正三年（1725）兰州、河州、临洮三卫转隶临洮府，清廷全面重整监收厅、卫所与州县并存的局面。其中兰州卫及监收厅归入兰州，原设“兰州厅”同知改为河捕同知，专司河桥税茶法暨捕盗案件。而河州卫析归河州，“河州厅”仍管番族及番地，嗣后清查番地均归厅兼辖，所谓“茶马田地或寺中香田，清查之时即编为厅地”，包括积石关内、外族寨工屯94处，直到乾隆年间河州同知移驻循化，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循化厅方才建立。以上兰、河同知均出自临洮府，实际上临洮府还有“贴堂监收督粮清军总巡同知”，系万历三十二年由通判改设，经管临洮卫屯田，至康熙年间临洮卫屯田归并临洮府。

（二）巩昌府抚民同知分驻岷州卫

明初，岷州卫经历司以土番十六族编制16里，后徙岐山县里民在城居之，为土番里甲之“样民”。随着经历司对土番里甲的管控趋于弱化，嘉靖四年（1525）洮岷兵备道副使翟鹏请设巩昌通判分驻岷州“监收粮饷”。嘉靖六年翟鹏还曾以临洮通判监收河州卫，翟氏系进士出身，曾任开封府知府，遂力推府佐兼管卫所。而嘉靖二十四年（1545）甘肃巡按御史朱徵则主张裁撤通判，增置岷州，只是岷州初设后便出现诸多问题。

嘉靖二十四年始设州治，由是民夷胥称不便，地方渐敝。至是督抚陕西都御史郭乾等言：“岷自建州以来，徭役烦累，民皆逃散、诡匿，加以水旱霜雹，生计无聊，人心摇惑。今州官假别差之故，而寄他邦，兵备官羁縻旦夕，势不可久。且番夷之情狎习世官，而流官之任更代不一。”

按岷土跷瘠、灾害频发，加之徭役繁重，“民贫特甚”，而本地番夷熟识世官，驻岷文官或推脱赴任，或遥寄他邦，严重影响地方治理。嘉靖四十年（1561）明廷允准郭乾等人提议，“仍卫革州，相安于无事，所遗人民仍属岷州卫经历司兼管。添设巩昌府通判一员，驻扎其地监收民屯粮草”。但巩昌通判与岷州卫共治的局面存时不长，嘉靖四十二年甘肃巡按御史韩君恩奏请“裁去通判、经历，添设抚民同知，专理一十七里钱粮并岷州一切军民词讼、仓库、狱囚、学校、城池、兵马、屯田、粮饷”。最终明廷基于行政成本、品级对等及边地传统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派设抚民同知兼管岷州卫。史载“嘉靖以后，民事则归诸别驾以及抚民郡丞，而卫不与。为指挥者，惟与二三僚佐专管屯务，而屯地之刑名、钱谷，郡丞且得而综核之矣”，可见岷州抚民同知的权限一度扩展至屯地之刑钱事务，渐有“完全”的行政长官之实，初具政区厅的性质。

清初因袭岷州卫与抚民同知共治的格局，抚民同知成为具有专管地方与民户的准厅县长官，其虽分驻岷州，但管辖范围涵盖文、成、漳三县及阶州等地，又兼管洮州卫茶马事务。康熙年间，抚民同知的权限似乎有所收缩，“按旧制，阶、文、成、漳四州县暨洮、岷二卫悉隶于抚民郡丞，大计军政之典必由丞考核其贤否。自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则径由郡守而丞不与”。随着雍正三年至九年岷州卫改隶巩昌府，厅卫地丁相继析并州县，岷州厅遂改岷州。

（三）巩昌府同知巩昌府同知、通判分驻洮州卫、靖虏卫

洮州卫编设2里土民，康熙《巩昌府志》记，洮州监收厅“隆庆五年（1571），通判雍世哲改建于洮州仓”，表明隆庆五年以前巩昌府通判已分驻洮州卫。另据《明神宗实录》载：“阶州同知一员驻扎西固所城，专管收放民屯钱粮并管四里百姓及洮州卫二里土民，亦令监收之。”此“阶州同知”监收洮州卫土民，而巩昌通判可能专管洮州卫仓，实际上阶州同知主要管辖西固城军民千户所固城、东山、石阏、化马4里。万历六年（1578）因4里均徭词讼系“武职综理”，多有不便，阶州同知驻扎西固城“收放民屯钱粮，催征钱粮，稽查奸弊，审编均徭，准理词讼，专管四里百姓，所官不得分毫干预”，同时监收洮州卫2里土民。

至迟在万历年间，陕西都司沿边诸卫均设有同知、通判，史载“河州、靖虏、岷州、洮州若设参将守备之处，皆有监收、抚民同知、通判等官”。河洮岷三卫前已述及，靖虏卫先后由巩昌府通判、同知分驻，该卫系正统二年由会宁县析置，领千户所五，百户所五十。正统三年（1438）巩昌府通判监收该卫粮饷，勘给地亩，所谓“靖自建置，即设府倅督饷，为足食计”，此“府倅”即通判，不过随后通判即改监收同知，经管钱粮、词讼诸事。入清后“靖虏”似改“靖远”，监收同知衙署称“靖远监收厅”，雍正八年（1730）靖远厅改靖远县。

三、从卫所到府县：陕西行都司河西诸卫中的同知与通判

陕西行都司辖凉州卫、永昌卫、甘州五卫、山丹卫、肃州卫、镇番卫、高台所、镇夷所、古浪所及庄浪卫、西宁卫、碾伯所等12卫4所，散布在河西至河湟一带，紧邻鞑靼及土鲁番。弘治十六年（1503），明廷曾以巩昌府管粮通判二员分理甘州、凉州及镇番等处仓场，同年巩昌通判二员又专管肃州东、西二路粮草。以通判分管卫仓粮草主要源于卫所武官不谙钱粮，巡抚陕西都御史石茂华称：“各卫所武职率多不谙事体，一经委用，即成骚扰。查得各卫所原收〔设〕有监督通判、县丞等官可以兼摄其事，除审编各另选委官员外，审完之日，合就委令监督等官专管。”隆庆元年（1576）石茂华提议裁革肃州卫、西宁卫知事，改设肃州、西宁卫仓监收通判各一员，其中肃州卫监收通判“带御〔衔〕临洮府”。另据顺治《西镇志》所载石茂华《议肃州、西宁添设通判疏》：

边事莫重于饷，经理要在得人。本镇如肃州卫远处极边，西宁卫僻在一隅，二卫仓场钱粮，每岁出入不下数万。虽设有州判各一，顾分征率不自爱。而甘州、庄浪通判，虽各有监督肃州、西宁之责，顾甘州去肃州五百余里，庄浪去西宁三百七十里，无暇遍履，稽查难周，致各仓场奸弊纷如，日甚一日。且勘处重务，问理讼词，虽有各道任之，亦必委官分理，设非其人，欲事实不眩，能乎？又屯田乡兵，边方吃紧政务，必专官责成，方可垂久。查得甘肃止行都司统辖一十五卫所，别无郡邑。有司可以委任图理，止有监督通判五员，欲议设官，未免增费，乞将甘州左、中二卫知事并甘、凉监收州判一并裁革，所遗俸薪等项，于甘州、凉州各设府同知一员，专理屯兵。

耐人寻味的是，疏文前半部述及肃州、西宁仓场“奸弊纷如”，后半部却乞于甘州、凉州设同知。另《明神宗实录》记“甘肃抚臣廖逢节奏，屯田乡兵乃边方吃紧政务，今欲兴整必专官责成，方可垂久，议裁甘、凉知事二员，监收判官二员，于二州各设府同知一员专理屯田乡兵”。此文与前文后半部如出一辙，实为廖逢节请设甘、凉同知之疏文，而前半部则为石茂华议添肃州、西宁通判之疏文。概明末清初战乱迭起，文书散落，顺治《西镇志》将两文叠加，该文虽系不同文本层累而成，但仍透露出不少重要信息。

其一，肃州卫、西宁卫、甘州卫、凉州卫等均有“监收州判”，表明明廷派设通判之前曾以州县佐贰官监收卫所。其中甘州卫甘肃仓监收判官出自静宁州，高台所富积仓监收县丞系狄道县添设，山丹卫永丰仓监收判官一员，镇夷所监收县丞一员。古浪千户所大靖仓有监收县丞，镇番卫“弘治十八年，移住秦州判官，经收钱谷，崇祯二年判官裁”。此外，河州、西宁及庄浪3卫监收判官均出自河州。由于州判仅为从七品佐官，素难“监收”，通判分驻各卫后，多数判官被裁，只是镇番卫、山丹卫、高台所及镇夷所等幅员有限，似乎长期由州佐监收。

其二，监收通判亦称“监督通判”，分驻甘州、凉州、庄浪、西宁、肃州5卫。万历二年（1574）石茂华巡查卫所称：“靖虏、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洮州六仓各设有巩昌府带衔通判各一员监收钱粮。”首先，甘州卫通判出自巩昌府，但万历《临洮府志》记通判李希闵“万历二十一年（1593）任，自此新设驻甘州”，表明甘州通判之设曾有变动。其次，庄浪卫通判原设于凉州卫，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总督侍郎魏谦吉奏请移驻庄浪，监收西宁卫仓场。此通判后改为“庄浪监收巩昌府同知”。第三，西宁卫通判于隆庆元年由巩昌府派设，首任通判郭志学“以巩昌府通判监收西宁仓储”，称“西宁监督通判”。第四，同在隆庆元年临洮府通判派至最西端的肃州卫，首任通判窦文“甫一日忧去，自此新设驻肃州”，至万历二十一年又增设肃州屯兵通判，其事权渐大过监督通判，万历三十年（1602）监督通判遂遭裁撤。直到万历二年前述通判监收钱粮仍无关防，“一应文卷无凭钤盖，……易于承隙作弊，文卷率系旋抽旋补，或私开封筒而洗改申呈”，故石茂华奏请照兰、河同知“钦降关防”，自此陕甘各卫同知、通判多持“关防”，拥有与府州县正印官类似的行政权，这也是从府佐贰官向政区厅过渡的重要标志。

其三，甘州卫、凉州卫分设同知兼管15个卫所，其中“临洮府带衔同知专理甘、山等九卫所，巩昌府同知专理凉、永等六卫所”。事实上，添设同知的最初动议是陕西守巡兵备道参议梅友松、李之茂等人揭发河西诸卫监督通判选私舞弊，又因其“志趣卑鄙、才识短劣”以致兵事废弛，故提议在甘、凉各设同知“专理屯兵”。隆庆六年（1572），巡抚陕西都御史廖逢节兼采众议：

甘肃行太仆寺卿兼以宪职，改给敕命，将甘、凉监收州判、甘州右中二卫知事一并裁革，于甘、凉各添设府同知一员，于临、巩二府列衔，在甘州者专理甘、山、高台、肃州、镇夷九卫所，在凉州者专理凉、永、镇、古、庄、西六卫所。屯田乡兵，寺臣与各道总督于上，府臣各分理于下。……各监督通判俱改同知，恐涉烦琐，仍各照旧，亦悉听寺臣委用。

新设之甘、凉同知分别出自临洮府与巩昌府，受甘肃行太仆寺及布、按两司节制。其中临洮府同知驻甘州卫，专理陕西行都司左路的肃州卫、甘州五卫、山丹卫及高台所、镇夷所等7卫2所，万历元年（1573）新任临洮同知汪可诏分驻甘州。巩昌府同知驻凉州卫，专理右路的永昌卫、凉州卫、镇番卫、庄浪卫、西宁卫及古浪所等5卫1所。原设监督通判照旧存留，由甘肃行太仆寺委用，故甘州等卫出现监督通判与屯兵同知并存、各司其职的局面。相较于监督通判，同知专理“屯田乡兵”，廖逢节奏设同知时亦厘定其权责：

屯田在昔如何开垦无拖欠，在今如何抛弃作何召种，豪余之侵隐者勘丈归正，职官之占种者清理还屯，渠具之修浚以时，水利之均给以序，拨补之偏累以革，凡有利于耕者多方聚之，务使近年拖欠尽复原额。乡兵在昔如何团练废弛，如今作何整复，盔甲之损失者务按籍以追赔，兵器之改毁者务照件以查并。

甘、凉同知的职事涵盖屯田、水利、乡兵及兵器诸事。随着明后期蒙古部落频繁袭扰陕甘边地，各卫所更加偏重军务。虽然明廷先后以监收通判分管甘、凉、肃及庄浪、西宁等卫，但“屯田、乡兵、水利之事无所寄”，而“铨升之官，有半载或一年不至者，有终焉不至，而不知其为谁者。兼以补者俱系临、巩之衔，不知其谁为河西之官，而催令上任，以致地方事体率多费搁”。鉴于甘、凉二卫尚有屯兵同知亲临，万历二十一年田乐奏请在庄浪、西宁、肃州添设屯兵水利通判，兼管军火、盔甲、器仗等。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龙膺以西宁监收通判嗣迁监收同知，当地兼有监收厅与屯兵厅；庄浪卫亦有巩昌府监收同知与大松山监屯巩昌府同知，两同知的职权涵盖收放军马仓场钱粮、督理开垦荒田、督招番中马、查理屯兵水利、问理本道词讼等事务。由此，在甘、凉、肃、庄浪及西宁诸卫，出现监收通判与屯兵水利通判、同知并存的情形。

在明后期边防压力骤增的背景下，甘、凉同知径以屯兵之名兼理诸卫仓粮、词讼事务，成为凌驾于诸卫所之上的行政长官，形成“寺臣与各道总督于上，府臣各分理于下”的局面。各监收通判虽分驻一卫，亦兼刑钱之责，“各镇兵马之查核，钱粮之出纳，刑名之审谳，庶官之委查，一切大小事务之议处，惟责成于一监收，比之腹里府佐，大不相侔”。事实上，不仅是监收、屯兵府佐，管粮府佐也逐步兼管多项事务，“各边卫所去府远处，一切茶盐、粮草、词讼倚办于管粮府佐”。总之，同知、通判兼带不同名号在攫取卫所行政权的过程中逐步从临时派驻、办理专务演变为定期常驻、兼辖民政的准厅县长官，渐具厅之雏形，明人即以“监收厅”“管粮厅”称之。

值得注意的是，临洮府佐并未分驻接壤的西宁卫与庄浪卫，反而派至更远的肃州卫与甘州卫，巩昌府佐则分驻西宁、庄浪及凉州卫，这种隔区分驻的模式究竟是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还是道府官员借由人际关系操纵的结果有待考证。迟至万历年间，河西地区同知、通判与卫所共治的管理体制基本定型并长期延续，清人即称“河西额设粮草，监收有厅，催征有卫”，又称“明时卫所皆有监收厅，以司出纳”。顺治初年甘州同知、肃州屯兵通判仍监收卫所粮务，康熙年间凉州同知范仕佳“以催科兼抚字”办理屯兵。至雍正初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年羹尧遍察陕甘诸卫，“考其吏治，未为尽当，此则卫所之故也。虽卫所各官，亦有才能，而抚字催科，多不可问”，有鉴于此便推动河西各厅卫改为府县：

西宁厅请改为西宁府，所属西宁卫改为西宁县，碾伯所改为碾伯县，西宁通判专管盐池，即为西宁盐捕通判，西宁之北川应设一卫为大通卫，俱隶西宁府管辖。凉州厅请改为凉州府，所属凉州卫改为武威县，镇番卫改为镇番县，永昌卫改为永昌县，古浪所改为古浪县，庄浪所改为平番县，庄浪同知经理茶务，应仍其旧，俱隶凉州府管辖。甘州厅请改为甘州府，所属左、右两卫改为张掖一县，山丹卫改为山丹县，高台所改为高台县，以肃州之镇彝所并入，俱隶甘州府管辖。其肃州卫事务即令肃州通判管理。

袭自明代的“西宁厅”“凉州厅”“甘州厅”均改府，原管卫所改县，分隶府辖，这意味着厅已成为诸卫所之上的行政机构。如“西宁厅”便是西宁道之下、西宁卫和碾伯所之上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随着雍正七年（1729）清廷裁并肃州卫、通判并设置直隶肃州，在河西地区开展大规模招民屯垦活动，肃州属九家窑、三清湾、柔远堡等，凉州属柳林湖等地均新开屯田。雍正十三年（1735）九家窑、柳林湖等处屯垦颇见成效，陕西总督刘於义奏请“添设通判、州判、县丞、主簿等官料理屯务，以专责成。……柳林湖设通判一员，九家窑设肃州州判一员。高台设主簿一员管三清湾、柔远、平川屯务，毛目城设高台县丞一员管毛目、双树墩屯务”。此类府县佐贰官仍外驻地方，监理屯务，在河西社会开发与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作用。

事实上，清朝在开辟河西“新疆”过程中仍推行同知、通判兼管卫所的厅卫复合的行政体制。自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清朝的实际管控范围向肃州西部扩展，以嘉峪关为界，“在关西者，今已分授营兵耕种，在关东者，则募百姓充当屯户”。康熙五十七年（1718）营兵屯垦渐成规模，清廷照靖逆将军富宁安所奏，“西吉木设立赤斤卫，达里图设立靖逆卫，各添设卫守备一员。锡拉谷尔设立柳沟所，添设守御所千总一员，再添设同知、通判各一员兼管二卫一所”。此同知概分驻靖逆，兼管靖逆卫与赤斤卫；通判则驻柳沟管柳沟所，“设柳沟所于四道沟，建筑城堡，招徕户民，兼设通判”。雍正初年，清廷重新调整同知、通判与卫所的驻防关系，一是柳沟通判改驻靖逆，领靖逆卫、赤斤所；二是在布隆吉置安西卫并设安西同知兼理卫事，随着雍正三年至五年沙州所、柳沟所相继升卫，安西同知兼管安西、柳沟、沙州3卫，陕西总督刘於义称：“安西同知、靖逆通判并二厅所属之安西、沙州、柳沟、靖逆四卫，赤金一所，分隶安西道统辖。……一切刑名、钱谷等项，仍由该道核转。”乾隆年间，甘肃布政使阿思哈更将安西同知、靖逆通判比于知府：“安西同知统辖安西、沙州、柳沟三卫，靖逆通判统辖靖逆、赤金二卫，其责任与知府无异”，表明安西厅与靖逆厅已成为卫所之上、道以下的一级行政机构。

四、结语

明清同知、通判分驻卫所是明代卫所辖区“行政化”的重要方式，并衍生出厅制政区及厅卫复合的管理体制与政区形态。这一制度创设渊源于明中期通判对卫所仓粮的监管，形成于抚民、屯兵同知兼管卫所刑钱诸事并成为具有专管地方的政区厅，亦对清代的地方行政体制与疆域管理产生深远影响。此类同知、通判分驻卫所的事例较早见于陕甘诸卫。自弘治以降，巩昌府、临洮府通判先后派至陕甘边卫监收仓粮。嘉、万年间，巩昌同知分驻岷州、凉州等卫，临洮同知分驻兰州、河州、甘州及西宁等卫，各同知、通判亦经历了由临时派驻、办理专务到定期常驻、兼辖民政的转变。

事实上，自明中期陕西、山西、北直隶沿边府县佐贰官普遍分驻长城沿线卫所监收粮草，虽然同知、通判分驻卫所各有其动因及权责，亦呈现出不同的演进轨迹与管理体制，但均受到王朝治边理念、边地局势演变、驻地制度传统以及民族社会秩序等因素的影响。陕西都司属河州、岷州、洮州等卫兼辖军民，河州卫与兰州卫均设州治，又有临洮府同知监收茶马，形成监收厅、卫所、州县三元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清代，只是此监收厅仍系府之分支机构，岷州卫则形成抚民同知与卫所并存的格局。而陕西行都司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肃州等卫分设5个监督通判，特别是明中后期蒙古部落移牧甘青，河西边防尤重屯兵、水利诸事，故肃州、庄浪与西宁3卫增置屯兵水利通判，甘州卫与凉州卫派设屯兵同知，呈现监督通判与屯兵水利通判、屯兵同知并存的情形。只是通判分驻一卫办理专务，属府的外派机构，而甘、凉及西宁同知品秩较高且兼管多个卫所钱粮、词讼诸事，渐成卫所之上、省道之下的行政单位，初具政区厅的性质。

清初因袭此类卫所与厅制相嵌合的管理体制与政区形态。只是“兰州厅”“河州厅”同知办理专务仍属府之佐贰，“岷州厅”“靖远厅”同知渐具卫所行政权，遂于雍正年间归并州县，而甘、凉及西宁等厅同知兼管数卫且具行政全权，遂改为府，原管卫所改县。而在河西新拓之疆域，清廷以安西厅兼管安西卫、柳沟卫与沙州卫，靖逆厅兼管靖逆卫及赤斤所。源自明代厅卫互嵌的行政体制兼具镇戍与抚治功能，在清朝的边地治理中得以重新实践。作为卫所军管体制的重要补充，同知、通判分驻卫所及其衍生的厅制在明清陕甘卫所的“行政化”与地方行政体制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过渡作用。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90—9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