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历史地理视野下的民族格局

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上的地理现象的学科。该学科虽然以地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但其观察的历史视角中却隐含着某种立场。这一点在时间尺度相对较短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尤其突出。

民族格局是一种贯穿历史进程中的地理现象，包括空间分布与时间过程的双重含义，在特定时间节点上就是民族关系的空间静态表达。民族格局兼具地理属性与历史属性的概念，理应成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纵观云南历史，民族格局始终是贯穿在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若能对此进行客观可信的描述，则历史研究的立场自然就应回归至以地方为中心的视角下，使丰富的细节逐一呈现。然而，民族格局又受制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不仅为民族变迁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舞台，还如一只看不见的手一般，甚至隐性地将历史进程引导向某个可能的方向。民族格局作为历史与地理的交汇点，在其研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回归以地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视角；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的民族关系。

二、云南：地方视角与地理环境中的双走廊格局

费孝通先生提出，对于民族研究工作，“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即“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在这个全国尺度下的“板块—走廊”格局中，通过去芜存菁的简化，简洁明确地表达出地理环境与民族关系中的关键信息，走廊正是民族关系的“复杂地区”。

应该注意，上述论述已经隐含了民族格局研究中的两个关键因素：回归地方视角的历史观，以及与地理环境相联系的整体观。对于后者，费先生还进一步补充道，“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这里的“生态结构”其实就是地理环境的统称。

(一)双走廊格局中的历史地理背景

云南西北的横断山区紧邻青藏高原，东北接四川盆地南缘，东面为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南面与西南面可至中南半岛，特殊的地缘特征使云南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缘”，但同时造就了民族迁徙的“中心”，产生了这一“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约四千多年前，当黄河流域的夏部落进入奴隶社会时，氐羌、百濮、百越三个大族系活跃于我国西南地区。氐羌系来自青藏高原，沿横断山区迁徙后，广泛分布于云南北部、东北部、西北部、中部和西部；百濮系分布于云南南部与西南部；百越系多位于云南东南部、南部、西南部，与百濮系杂居，直至中南半岛。在云南境内，以来自西北地区的氐羌系民族分布范围最广，其中的彝族、白族相继建立过南诏、大理政权，对云南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元朝之后，云南回归中原王朝版图。明代开启了大规模屯垦的历程，大量的汉族移民自滇东的云贵高原与滇东北的四川盆地涌入云南，并逐渐成为主体民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洪流之中。

作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这两次民族大迁徙对云南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云南成为汉族占主体、但同时又是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这样复杂的民族格局与历史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大民族走廊：藏彝走廊与汉族走廊。

(二)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位于川西、滇西及藏东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从西向东分别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大江河(也称“六江流域”)自北向南流过。这些夹在巨大山系中的河谷，自古以来就是以氐羌系为主的众多民族南来北往、频繁流徙的天然通道。在这一区域的北边，分布族群以地域广、人口多的藏语支族群为主，即康巴藏族以及其他众多藏族支系；南边以彝语支民族为主，除了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外，还包括其他属彝语支的纳西、傈僳、普米、拉祜、哈尼、基诺等民族；此外，尚有其他语支的白族、景颇族等。这一沟通西北与西南两大民族板块的走廊，就是民族学与民族史研究中极具学术价值的“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的西南端位于云南境内，即云南北部与西北部地区，与滇东地区的云贵高原、紧邻中南半岛的滇南地区共同构成云南民族变迁的地理基础。沿此区域迁徙的氐羌系民族，历经与其他的民族分化、融合与交流，成为云南长期以来的民族变迁主线。

与该区域的江河相呼应，这一地区的巨大山系也呈南北走向，形成典型的“两山夹一江”的特征，这一组巨大的山系被称为“横断山系”。“横断”意味着东西向的联系被中断，但“横断”却又意味着“纵联”，即南北向的沟通与交流艰辛，处于通而不畅的状态。“横断”与“纵联”之间，“走廊”的意味已跃然纸上。沿藏彝走廊至此的氐羌系民族原分布于西部的甘、青、藏等广大地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横断”与“纵联”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氐羌民族自北而南的迁徙方向，影响了元明之前的云南历史，是形成云南多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

(三)汉族走廊

地处边疆的云南与内地一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早在“庄蹻入滇”之前，云南即与内地有所往来。秦修五尺道，起自宜宾，经昭通、威宁、宣威过曲靖至昆明。此后汉朱提道、唐石门道、宋邕州道均在五尺道基础上加以完善。此外，各朝陆续开凿清溪道、蜀身毒道等各条古道，这些古道大致沿东西方向，将云南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通过滇东、滇东北方向与内地建立了联系。

随着渠道通畅，渐有内地汉族进入云南，但总体人数一直不多，早先进入的汉族反而被同化，这一状况直至明代才发生显著改变。洪武年间，明代开启了中原王朝在云南大规模屯田的历史，大批汉族进入云南。据郝正治的研究，明初的云南人口不超过300万，其中仅军屯人员及其家属约有70—80万之巨，再加上民屯与商屯，移入云南的汉族约有百万之众。其主要迁徙方向是从最接近内地的云南东部、东北部，如陆良、昆明、曲靖等地，逐渐沿云南中部向西扩展至祥云、大理、保山等地，形成一带状分布。

云南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均发育典型，其中，内部相对低平、周边相对较高的山间中小型盆地、小型河谷冲积平原、河谷阶地、河漫滩和冲积洪积扇、起伏较和缓的高原面、剥蚀面及高原面上的宽谷低丘等地貌类型统称“坝子”，其面积仅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6.5%，但人口与耕地却最为集中。意在屯垦的汉族移民，自然选择农耕条件最好的坝子屯垦，如上述的陆良、昆明、祥云、曲靖就分列云南坝区面积的前四位。这些坝区的高程多为1800—2000m之间，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容易开垦，大致沿云南省中部呈带状。如果说藏彝走廊之名源自横断山区的山川河流形成的狭长空间，那么，上述主要坝区的绵延带也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带状空间，不妨称其为“汉族走廊”，不仅能形象描述其形态特征，也易于对应“藏彝走廊”的称谓。汉族走廊的存在，影响着元明以后的云南历史，奠定了云南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格局。

三、两条走廊空间格局的GIS分析

藏彝走廊与汉族走廊的叠加，最终造就了云南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格局，这种格局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性，是否可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呢？以下尝试以GIS的技术方法完成。

GIS是地理信息技术(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英文简称，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对地理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展示的综合性学科。GIS拥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可以科学、高效地解释地理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格局具有明确的空间属性，适用于以GIS技术方法开展相应的空间分析。

(一)基本假设

藏彝走廊的民族格局历经变迁，始成今日分布状态。其中少数民族历经分化、融合，直至1950年代的民族认定，其源流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要开展量化分析，应基于如下基本假设。

(1)民族分布与界限相对稳定——考虑到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习惯的显著差别，使逾越藏彝走廊界限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较为有限，民族分布及其界限是相对稳定的。

(2)民族认定与成分相对稳定——民族成分源于我国自1950年代开展的民族认定工作，虽未直接反映民族交融与变迁，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定却相对可信，少数民族在生育、教育等方面享有的政策，至少在民族成分上强化了其认同感，其结果是民族成分的界限被强化。

(3)民族分布与民族迁徙相关——民族迁徙虽无特定目的地，但应以寻求与既有生产方式匹配的宜居环境为目标，静态的分布状态也是动态迁徙特征在特定时间点的反映。

(二)分析思路与数据来源

基于上述假设，只要得到各县人口与汉族人口，就可以计算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在各县人口中的比例(表1)，将其中比值相同者在地图上连接，得到的等值线就可以描述民族分布的状态，并进一步推断其迁徙过程。

本研究的空间数据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中的1：400万全国分县地图。表1中的人口数据来自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滇川藏三省区的分县民族成分统计资料。应该说明，由于统计口径问题，“五普”数据更适合于本研究，因此未采用最新的“六普”数据。

(三)技术方法

藏彝走廊区域面积广大，涉及351个(区)县，以各县民族人口的比例采样仅得到351个值，这样粗疏的样本数将难以用常规方法获得涵盖三省区的等值线。

ArcGIS是GIS行业中应用最广泛的软件，拥有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与众多分析工具。ArcGIS中的地统计分析模块以地统计学为基础，通过区域化的某个变量，借助适合的数学函数，以研究具有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的自然现象[9]。其基本分析思路如下：当需要描绘等值线但样本数量又不够多时，通过选择适合的函数进行插值计算出缺失的点，描绘出的等值线能够科学地表达出空间分布特征。插值方法有多种可供选取。考虑到人口分布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本研究选用无须对数据进行任何假设的径向基函数(RBF)插值法，其模拟结果可以满足本研究需求。

(四)研究结果

1.藏彝走廊格局

根据“五普”的各县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以ArcGIS的地统计分析方法，选用径向基函数插值，以几何分类法描绘出各地的少数民族比例的等值线如图1所示。该分类法是根据具有几何系列的组距创建分类间隔，其统计依据是使各区间内所有样本的平方和最小，以确保各区间跨度与各区间拥有的样本数量大致均衡，且各区间的范围变化较为一致。反映在图1中，可以很好地突出边界特征，反映出藏彝走廊在两大板块中的沟通作用。

藏彝走廊北接青、藏，南达川、滇，西跨国境，唯有东缘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限，此限以东为汉族聚居区，以西则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走廊区域。图1中可以看出，介于红色与绿色之间的过渡地带狭窄，即少数民族的分布比例出现突变，呈现出明显的边界特征。此外，等值线的空间形态与地理要素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即在阿坝地区东部的岷江北段、成都西北至雅安北部的龙门山脉、甘孜地区东南侧的大渡河中段，三者界定的成都平原西—西南边界，并构成了藏彝走廊东限的北段；沿大渡河下段汇入岷江，至宜宾后沿西南方折向金沙江下段，直至昆明以北，构成了藏彝走廊东限的南段。

在滇川藏交界的西部至中部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段、雅砻江流域，河谷主要体现为迁徙的通道，而在东部的岷江上段、大渡河中下段、金沙江下段，除迁徙之外，还是界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天然界限。可见，藏彝走廊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特征。

在图1中，少数民族比例的等值线从最高的青、藏向南逐渐降低，这一形态可视为从高值向低值因“溢出”而形成，与氐羌族群沿河谷向南的迁徙过程相吻合。在这一“溢出”的动态过程中，氐羌系中的彝族、白族相继建立了南诏、大理政权；狭长的地理环境又承担起不同文化间的流播职责。如著名的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都不过是宏大的藏彝走廊中以某种交易主体所命名的一部分。藏彝走廊对云南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

2.汉族走廊格局

元明之后，另一条自东向西的民族迁徙通道同样值得关注，即汉民族不断进入云南原住民地区的汉族走廊。依据同样思路与相同数据来源，采用分类标准为分位数间隔，绘制的云南汉族分布比例等值线如图2所示。这一分类标准的特点为：越接近高值区或低值区，区间跨度越小；越接近中间值区，区间跨度越大。这一分类标准可以体现出高值区数据之间或低值区数据之间的细微差别。

从图2中可知，云南汉族分布主要集中于东西两翼，东翼分布较广，以曲靖—昆明为中心，东北至昭通、东南至南盘江以北，向西延伸至礼社江(即元江上游)以东；西翼分布较窄，以保山为中心，东至澜沧江，西北至腾冲边境。这一分布状况与汉族进入云南的史实是相符的。

明代时，云南的交通状况经历朝修筑，其通畅状况已较之前有很大改善。有通京大道之称的普安入黔旧路是此时云南通达内地的咽喉要道，明代汉族主要自此方向入滇，从滇东方向至昆明后可以沿着纵贯东西“蜀身毒道”到达大理、保山。作为与内地接壤的门户地区，滇东一带自然成为汉族的聚集之所。保山古为永昌府，一直是内地控制滇西的桥头堡，早在汉代已设郡县。在明代的屯垦大潮中，保山因其历史缘由与战略地位再次成为重要移民地区，汉族比例大大增加。

从时间上看，汉族大规模进入云南的时间晚于之前进入的少数民族。元明之后，汉族从滇东与滇东北方向，似楔形“挤入”原住民的空间，并在驻地附近迅速取代原住民而成为主体民族，这一过程以屯垦戍边为脉络，伴随着行政中心东迁昆明等大事件，汉族走廊逐渐形成，对云南历史进程的影响显著增大，最终与其他民族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与藏彝走廊具有明确的狭长河谷地理特征不同，汉族走廊的地理特征较为隐晦。但若将云南的主要坝子叠加在同一图上，这一隐晦的地理特征也就清晰起来（图3）。云南的大坝子集中分布于云南中部一线，即沿曲靖—昆明—楚雄—保山横贯东西，恰恰与汉族走廊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吻合。在云贵高原的高原面上，集中了陆良、曲靖、昆明、昭通等大坝子，此区域形成汉族分布的“热点”区域即是汉族移民入滇的主要门户。另一个“热点”位于以保山为中心的坝子，大致形成了“东西两翼、东大西小”的分布格局。另外两个坝子较集中的区域分别为滇西北的大理以北与滇东南的文山附近，前者接近川西、藏东南，集中分布氐羌系；后者接近广西，集中分布百越系，可以视为汉族走廊“挤入”之后，原有族群的文化韧性保持着一定“抗力”的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进程中的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民族格局研究隐含着以地方为中心的历史视野，同时具备地理属性与历史属性，是该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作为一个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的省份，云南的历史始终贯穿着各民族迁徙、分化、融合的变迁历程。拥有特殊地理环境与相对区位的云南，在历史地理造就的因缘际会中，成为藏彝走廊与汉族走廊叠加后的一个绝无仅有的标本。

民族格局是一个有明确地理属性的时间过程。使用GIS的空间分析对藏彝走廊与汉族走廊的民族格局展开研究，可以直观地揭示出二者与地理环境的关联性。考虑到这种分布的动态性，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族的迁徙过程。GIS擅长于图形化分析结果，可以地图方式形象直观描述上述空间格局，其定量化的分析过程有较高的可信度，并可与其他文字材料的相互佐证以增加说服力，为民族学研究增加新的视角与技术方法。

（本文原刊《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1期第208-212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族问题研究》2018年03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