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制约着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故先民筑城定居选址时就必须选择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以便于生存。而在影响选址的众多因素当中，水是一个优先被考量的条件，因之在城镇悠久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城与水关系的多样化形态。

对于河流与城镇选址的关系，春秋战国时管仲曾总结云：“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很好地阐释了河流与城镇的关系，既要考虑城市用水的方便，又要防止可能发生的水灾对城镇的影响。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古代的城镇尤其是北方城镇，在进行城镇选址、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城镇与河流各具特色的空间关系。就卫河流域的城水关系而言，城水空间的差异及由此而导致地方社会的多样应对，塑造了卫河流域城镇与河流之间不同的人文景观，体现出该流域人地关系的差异性与丰富性。

目前所见有关城水空间方面的成果，大多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探讨如何利用城镇水系达到城水共生、作好当今城市规划。而历史学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则多关注历史时期河流对城镇的影响，大多侧重古代都城或运河沿岸城镇研究，即便有研究卫河及沿岸城镇的成果，亦多从卫河漕运或城镇的商业、空间结构及建筑特色等方面着眼，很少注意卫河流域河流与城镇空间关系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通过对卫河流域城水空间关系及其影响研究，剖析河流与沿岸城镇之间的境况差异导致的反向互动，以及由此形成各地因势而为的城镇景观，以期理解城水互动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并为当今城镇利用河流打造城水共生环境、营造和谐发展空间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明清卫河流域城镇与河流的空间关系

卫河系海河流域的重要支流之一，起自太行山南麓河南省辉县苏门山百泉，流经河南省新乡、汲县、淇县、滑县、浚县、汤阴、南乐、清丰，河北省魏县、大名，山东省冠县，至河北省馆陶县徐万仓与漳河汇合，以下至临清与京杭大运河交汇。自起源至漳卫汇合处，历冀、鲁、豫3省14个市县，全长393公里，流域面积15830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淇河、汤河、洹河等。因发源于太行山的小丹河在合河镇与百泉之水合流汇成卫河，故我们将与之相关的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新乡市获嘉县亦纳入卫河流域范围，加上支流漳河所经州县，是以本文所指卫河流域共包括修武、获嘉、辉县、新乡、汲县、淇县、滑县、浚县、林县、安阳、汤阴、内黄、清丰、南乐、临漳、魏县、大名、元城、冠县、馆陶、临清等21个州县。

探讨卫河流域城镇与河流的空间关系，需要首先了解该流域的河流分布及其走向。宏观来看，卫河流域北、南、东三面分别以漳河、黄河、运河为界，与相邻区域分隔开来，中间有卫河贯穿其中，加上其支流上源，形成“北漳南黄卫河贯中”的格局。

北部自西向东流经的是漳河，其上源有二，一为浊漳，一为清漳，均发源于山西太行山中。浊漳的上源一说为二源，“漳水在（沁州）州西二里。有二源，一出伏牛山西谷，一出州西北三十里滑山，流至交口合为一川，名西漳河，又名小漳水，亦谓之铜鞮水。流经此又东南入潞安府襄垣县界，经虒亭镇至甘村合于浊漳”。另一说有三处发源地：一是山西省沁县漳源镇西北的千峰岭，称为浊漳河西源；一是山西省长子县发鸠山，称浊河南源；一是山西省榆社县石拐村，称漳河北源。自西向东，到山西省平顺县下马塔村入林县境，沿林、涉两县交界边缘，在古城村东北与清漳河汇合后，横跨华北平原，至山东馆陶县入卫河。浊漳河流域地形复杂，在林县境内的支流较大者有两条，即露水河和浊河，露水河河床浅且宽，两岸多系山谷沟地，汛期山洪暴发，极易发生水害。清漳源于辽州，“在州东南。源出平定州乐平县之少山，流入州境分而为二：一自废平城县东南流，经州南一里而东；一自和顺县石堠岭流经州东七十里而南，至交漳村，二水合流入潞安府黎城县界”。清浊二漳下流至彰德府临漳县交漳口始称漳河，入北直界，最后注入卫河。

在卫河流域之南的黄河巨浸，虽然善决善徙，但因距卫河流域诸州县城相对较远，且在清咸丰五年之前以南流为主，大致走徐、沛一线，或夺淮入海。即使泛滥决口，也多以南泛为主，对州县城影响不大。铜瓦厢改道之后，黄河东北流，洪水开始波及卫河流域部分地区，主要以东部、东南部的滑县、内黄、清丰、南乐等地的农村地区为主，故对州县城镇而言，其影响远不及漳卫等河。

贯穿中部的卫河在明清时期为漕运的重要通道。其源有二：一为辉县之百泉，一为山西境内的小丹河，二河在合河镇交汇始称卫河。在这个区域内部，因西有太行山，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的特点，淇、洹、汤等卫河各支流均大致以西北至东南走向，呈梳齿状排列注入卫河，左右极不对称。

上述三条河流与东部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一起，将卫河流域合围，形成一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区域。在该区域内部，各州县城镇沿漳、卫、淇、洹等河次第分布、错嵌其中，与河流之间形成复杂的空间关系，并因之对城镇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形成地方适应性景观。

通观卫河流域21个州县城镇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与河流的空间位置关系分为四种形式：一是横跨河流型城镇。这种城镇多为水路交通咽喉之地，以临清为代表。临清由于处在卫河、汶河、会通河三河交汇之地，三条河流将临清分隔成几部分，有新旧城之分，临清州治在县治遗址，即旧城“地狭而民稀，外城环汶卫二流，地广民稠”。表明了其空间位置临河与否而形成的差异。二是濒临河流型城镇。这类城镇距河不远或者单面临河，有河流之利但又时常受洪水困扰，如获嘉、浚县等13城。

三是绕城而过型城镇。河流流经城镇的多个方位，形成包围或半包围的格局。如内黄县城、安阳县城、大名县城、修武县城等5城。四是远离河流型城镇。该类型城镇一般多在水利条件不是太好的山区，因受山区地势及河流走向的限制，城镇距河流较远，如辉县、林县二城。

若仅以河流与城镇的距离远近来分，又可将上述四种形式归为两类，即近河型与远河型。不同的城水空间关系导致河流对城镇的影响大小、影响方式又有差别，并因之产生地方社会“防”“迁”“引”的不同因应。

二、护城避水的因应措施与人文景观

城镇的发展一方面与河流带来的便利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距河太近又易遭受洪水的侵袭，这种城镇与河流对立统一关系，使得许多城镇在享受河流带来发展便利的同时，必须采取措施护城避水。

面对洪水对城镇的严重威胁，地方州县政府和当地人民的通常做法是加高加厚城墙，或者把城墙由土筑改为砖墙，以提高防洪能力。据统计，大致自明万历年间开始，各地州县城出现了一次大规模改土城为砖城的活动。其出发点虽系多元，但应对日益严重的水患无疑是其中重要一面。相较于土城，城墙改砖不仅提高了城镇的防御能力，亦增强了其防水级别。不过，虽为砖城，天长日久仍有倾塌，是故屡修屡圮。比如南乐县城的城垣系唐武德六年筑……至嘉靖十三年，知县叶本重修，始易土而砖。后知县路王道、锁青缙暨清朝顺治中知县蔡琼枝，以兵荒水灾屡加修缮治。康熙中知县方元启、潘开基俱捐资重修，后渐圮坏。咸丰辛酉之乱，城以不守，知县孙文焕莅任急筑之。是年冬，知县张保泰告竣。此后常加修补。光绪二十六年，知县恭寅重修，支用仓谷以工代赈。二十七年秋遇大雨，间有损坏。二十八年知县施有方复加修葺，并筹岁修款为善后计。这一过程，清晰反映了卫河流域城镇面对兵荒水灾，城垣由土易砖并不断增补修缮的事实。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为御水护城，各地还修建有护城堤，“以城池仓库为重，护城堤防令坚厚，无使再得冲决”。如临漳县为避漳水浸城，护城堤不断加筑，“周围一千一百四十四丈，雍正四年，知县刘湘筑。七年二月内、八年三月、六月内知县陈大玠屡修培筑，计高二丈五尺，底阔三丈，顶阔一丈八尺”。为使堤防牢固，还沿堤栽种柳树以防冲啮，“沿堤栽柳，以护城池，以防漳水。往例城上堤上工料俱庄村鸠钱修葺。知县陈大玠悉自捐修。嗣堤多坍塌，柳已无存。同治七年知县骆文光复修。光绪二十一年，知县周秉彝浚濠培堤。二十九年，遍植杨柳，始复其旧”。有时为了修筑护城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吕游在《开渠说二》中就曾力主集中全部的人力物力来培护城堤，以保护城廓、衙署、府库、仓廒。但是，加固护城堤也并非一劳永逸的万全之策。护城堤防的效用虽然明显，却也不能让人高枕无忧，不少城池仍“屡遭水冲垮”，城池与护城堤也不得不“屡屡重建”。地居漳河岸边的魏县，就因漳河的频繁迁徙使城外泥沙越积越高，城内地面益发低洼，护城堤防越筑越高，致使“城内地益下，多积水，水居十之八。漳决溢则环流自垣下浸入城，如泉源。然城内居民庭内自出水，或方爨自灶内流出，人不保朝夕”。地处卫河上游的汲县亦曾因洪水过大冲决护城堤而遭淹浸。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大雨，山洪暴发，卫河漫溢，护城堤决口，洪水围城，沿河村庄受灾惨重。为排城外积水，查得北关外宝坛寺后有乾隆时修的泄水故道，遂疏浚，水穿护城堤，经水印村入卫河，积水渐消。所以，除修筑护城堤之处，各地还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势而为，采取不同的护城措施，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这其中尤以浚县城和临漳城为典型。

浚县城在卫河东岸，西面以卫河作护城河，河宽60—85米，水流湍急，其险阻非一般濠池所能相比。加以浚县城区地势较低，海拔高度大约在60.5—61.47米不等，河流纵横，故易于遭受水患。

卫河水灾，连年不绝，历史上有“卫河闹浚县，十年九年淹”的传说。在与洪水灾害的长期斗争中，古代的浚县人民利用地近太行山，石材获取便利等优势，积累了丰富的以城防洪经验。（1）修有坚固的、能防洪抗冲的城墙，城墙外壁的基础全用条石，以白灰拌桐油垒砌。基础深宽，城墙高而坚。（2）为了保护城基，在南、东、北三面护城河边“筑长堤、高丈余”，以抗水冲，并在堤上植柳以保护堤防。城西临卫河一段，用石甃河东岸以保护城基，使城“可固守，并无河浸之”。（3）城墙较厚，城墙内部使用三七灰土，采用层层夯筑的版筑方法，加强了城墙的反渗透能力，这是一项重要措施。（4）城墙外壁以砖石包砌，增强了城墙的抗冲能力。（5）城门设闸，以御河水。（6）在西城墙的低洼处开挖二便门（俗称水门），以排泄潦涝。

虽然如此，由于城西之卫河“西南连沁淇二水，二水发卫河亦与俱发，每发时澎湃奔腾，而浚城遂作河之东岸，此害也。城西北隅河与濠仅隔一线”，当河水涨发，浚县城仍深受其患，故明天启三年，浚县知县赵建极对浚县城池又进行改筑，“城下有池，曩止有池之名耳，雨集则盈，雨歇则涸，侯建闸引水绕城三面，又树柳于堤，栽藕于池”。通过对城池的改造，使原来只流经城西一面的卫河，形成三面环城的空间格局，达到分流水势、减少对城墙冲刷的目的，从而有效保护了县城的安全。

临漳与浚县所处的环境又有不同，其护城应对措施更具特色。临漳地处漳卫之间，漳河的南北摆动对临漳县城的安全影响甚重。由于漳河泥沙不断淤积，护城堤不得不随之加高。甚至到同治初年时，因水灾而加高临漳县城护城堤五尺，仍不能高出城外民居，“临漳地滨漳河，城池屡为河患徙避。今城筑于明初，五百余年来，漳水亦数次浸灌，是以城外积高，城中低洼。此次修城虽加高五尺，尚不能高出四关民居之上”。正是由于临漳这种“郭外地高半于城，城之形若釜若瓯若出水荷”的地势，使得临漳县城的防洪问题非常严峻，所以当地官员除了“培筑护城堤逾门额宽称是”，加高加厚护城堤外，还要解决城中内涝问题。而城内低于城外的地势，造成外水不易侵入，但城内积水也不易排出的尴尬处境。遇“夏秋之交，雨积水涨……惟城无出水处，久雨则室惟水宅，洼者蛙产龟居，民患之”。故经县令再三考察，相度地势，采取以下针对性措施，以解城中水患。（1）根据地势，仿江南置水车，雇人昼夜不停将内城濠的水汲往外城濠。（2）由于外高内低，当外濠水多后，外濠之水又从地下向内濠涌出，于是就根据地势，在外城濠东南堤角较低的地方开一水道，即此福惠渠，向河中排泄外濠之水。（3）为不阻交通，在福惠渠上架一桥梁，以利行人。（4）水干之后，以内濠土培城，以外濠土培堤，自是“城益厚”而“堤益丰”，城中无患。临漳之民赋烈文之章曰：“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

陈大玠《福惠渠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访有旧水闸在城南西偏，因外濠高倍内濠，久已塞。复再四筹，北门差可出水，仿吾闽置水车五，募夫数十，俾更翻昼夜作将水伡。外濠乃堤为之障，潜滋暗润，水由地中复涌内濠，遍度地势，于东南堤角暂开一水道，自堤至于河凿一渠，计长可四里，深广各七尺，而后乃今得畅流。又虑途径纡，于堤外元帝庙前架一梁，俾车马得通，及乎水出地干，即以内濠土培城而城益厚，以外濠土培堤而堤益丰，自是居民有寝处之安矣，农夫获灌溉之利矣，行旅免跋涉之艰矣”。可见，临漳知县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采取合理措施解除了临漳县城的水患，并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城水关系。

但是，一些近河城镇面对汹涌的洪水和易涝的周边环境，却人力难施，无法避免墙塌城淹的悲剧，“竭数十年之人工物力不足以抵三五日之洪波巨浪”，因而不得不将城迁往他处。明清时期卫河流域有许多州县治所都曾因此有过改变，如临漳县治所就“由邺镇而旧县，由旧县而今邑”，进行过数次的迁移。为避水灾而迁城的事件更不鲜见，如浚县城原在黎山之北，据“邹伸之《使达日录》所载：‘浚州城在小横山上，复有一山如偃月，与城对峙。’盖宋置城于浮丘之西。”宋天圣间城没为湖，始迁浮邱山巅，明洪武初复徙山之北坡。临漳县城在明洪武十八年，漳水冲毁县城（今杜村乡小庄）；洪武二十一年，移县治于理王村（今临漳）等。大名府城在“洪武三十一年，漳河泛溢，城沦于水，因迁今治，在旧城西八里。建文三年，营筑土城。成化、弘治以后，相继增修。嘉靖四十年，易以砖石。隆庆四年，复增葺之。寻以涨水冲啮，屡葺屡圮。万历二十年，大水，城坏，又复改筑，始为完固”。

更为严重的是水灾之后，州县城镇的迁址甚至还引发行政区划的改变。比如魏县城在笔者查到的清至民初三次淹城记载中就有两次调整了行政区划，一次是乾隆二十二年魏县归并大名、元城，另一次是民国三年灾后又并入大名。正是这些近河城镇在具体环境中的不同因应，影响卫河流域城镇的空间分布并塑造了“防水护城”人文景观的形成。

三、引水绕城的空间营造与文脉培育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城镇的建置布局有很多讲究，宋人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指出：“古人建都邑，立家室，未有不择地者。”正是人们对城镇选址重视的反映。在城镇选址布局的过程中，契合风水是其重要理念。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风水思想发展到鼎盛，已经深入人心，人们除了将其与城镇的兴衰直接关联外，甚至与当地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以达到强化人们乡土观念等效果。在此影响下，州县城镇更加注重当地风脉，对不符合风水理念的地方，通过“相地”进行剪裁和营造，使之符合“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基本风水原则。正是这样的思想与行动，使明清卫河流域一些城镇的客观外部环境被不断校改，从而营造出别样的城水空间关系。

在引水绕城以营造风水方面，以远河型城镇的辉县为代表。通过前述列表可知，远河类型的城镇一般多在水利条件不太优越的山区，因受山区地势及河流走向的限制，城镇距河流较远。为了培育文脉，这些城镇往往会采取措施，引水入护城河或城内。辉县地处太行山区，虽然泉源环绕，但近处并无较大河流，人们即将县城濠视为一个县城的形胜所需，认为有了它就可以使当地“民俗殷富，文学振兴”。反之，则会人文寥落，“民生日瘁而文物渐衰”，所以地方长官历来就十分重视城濠（护城河）的修疏。

辉县的城濠即所谓“以培风脉以资灌溉”的玉带河，其作用有二，一培风脉，二资灌溉。同时又是辉县城的护城河，其上游从卫河分出，下游又归入卫河。系明万历年间辉县尹陈必谦所开，他“见卫河南下，一往无情，因创改新河，名曰玉带，自礼字闸下引水东流，至新桥折而南下，由三里屯西南流，至胡家桥入智字闸，下仍归卫河，纡抱城邑，以培风脉，一时人文鹊起，科甲蝉联，不惟本邑称盛，即他乡之发迹者亦多系辉人，应验不爽，历历可征”。可见，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当地就开始通过改造城镇周边环境，有意识地培育城镇文脉。遗憾的是，作为城镇文脉的护城河，浅狭容易淤积，从而影响到当地人文民生的兴盛繁荣。“历年久远，不行开浚，遂致淤塞。……是以民生日瘁而文物渐衰。……后遭秋雨连绵，城濠两岸土淤濠内，以致濠水微浅，并未挑浚。后至顺治十五六年，山水涨发，全然淤没，至今水不通流干涸者三十余年”。此后仍然屡疏屡塞，以致“每浚则文风户口无不增盛。今又八十年矣，人文寥落令人徒致慨于山川之明秀也，而且向称素封之家，概就衰微，即商人贸易亦复难期殷实，追述其由，未必非此河淤塞之故”。将城濠的淤积与否跟城镇的兴盛、邑人的发迹对应起来，反映远河城镇对水的渴望以及对护城河营造城镇风水的崇信程度。所以，人们相信，通过对护城河的疏浚，不仅“人文蔚起……即农工商贾借兹振作，亦可转啬为丰，而城之东南亦可永绝水患矣”。既可以消解水患，又可以培育文脉。

辉县所引玉带河原未绕城北面，而是自西北向南，再向东入卫河。因为辉县城的月城无北门，只有东、西、南三个城门，系明正德十二年知县赵越所建，“东曰宣和，西曰揽胜，南曰保泰，取土筑城，因而为池，深一丈，阔八尺，三门俱有木桥，后易以石”。故为了培育城镇文脉，当地主动改变河流入护城河的流向，在县城的西北隅建立石堰，擁水经城北，向东再折而南，绕城三面最后注入卫河，形成三面环抱县城的格局。但随着时间推移，城濠年久淤塞，县城北侧经常发生洪水侵城的现象。尽管如此，为了不破坏风水文脉，当地亦无改变河水绕城方位的打算，因为时人认为，城北易发水的原因，“实以城北地势高故也。……又闻……有精堪舆家言者，谓城北河一决，大不利于官绅，其言果验，盖县治龙脉来自坎位，城之所以无北门，惧伤脉也，则北城不可决也明矣。孙志谓于水口南建立石堰，拥水绕城亦此意耳”。显然在当地人心中，城镇风水的重要性已远超洪涝灾害的危害，所以要做的是疏浚河道城池，而非改变河流走向，从而对“城之形势大有裨益，或将来民俗富绕，文教振兴”，体现了时人在城与水空间关系上的思想理念，也使辉县城河水绕城三面的人文景观得以留存。

再如林县城，因地处太行山区，自古就以缺雨少水而著称，有“十年九旱之说”，县城距最近水源亦有二十余里，以致“周池燥涸，风气散越”，影响县城风水。同时“西南诸乡之尤艰于水，民患远汲”，为了所谓文脉和百姓吃水问题，林县城曾经在明弘治十年时凿渠导黄华山水引入城濠，使“周池环潴，输连映带，会盛挹秀，至者改观”，“人汲甚便”。清顺治十七年再浚黄华渠由北关注入城濠，在解决城内居民生活用水的同时，以求培育人文风脉。

为了培育文脉而引水绕城的还有新乡县。新乡县城虽非远河型，但卫河从西南转而向东流，“当卫水之冲，岿然矗起于水色苍漭之际者，邑城也。引水入隍而驾之虹桥，所以卫城郭而济徒舆也。新之城……旧制于城隅开渠导水绕城一周……文教之兴，其发祥为有自也。”当然，有些城镇虽有引水入城之举，但却并非完全出于风水考虑，而是有不同的现实需要，如临清在明朝景泰元年七月建城的同时，“浚城西南之清泉，郡以得名，岁久被湮没者，引以供城内外之汲，兵民赖以安足”。引水入城并非城镇远离河流，而主要是为解决城内外居民用水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营造风水思想的影响下，卫河流域各州县城镇即使无河水绕城，也要费尽心思挑挖护城濠以求绕城，追求城镇的风水吉局，从而营造出山合水绕的封闭性城镇。其目的一来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二来可与风水相合。但如此河绕城周的布局，必然导致河水对城墙不断冲刷。当洪水暴发，就可能冲毁城墙，淹浸城内，造成城镇的巨大损失。修武县地居“丹沁之阳，卑湿湫隘，水患颇多。而大者有二，其一小丹河，源出丹林，自西而来，环城三面，屈曲迂迴如带，折而北。每遇秋霖则怒涛涨溢，啮城隅，没田禾，濒河之民且与鱼虾争命”。故为避免水大淹城，又不破坏所谓的风水，古人就采取改变河道流向以减轻对城墙的直接冲击。内黄县境内有硝河，上游为硝河陂，是排水季节河，纵贯县东侧。康熙三十八年疏浚成渠，通于卫河，改曰柯河，一名永丰渠。雍正十一年，因此河直射县城，改移西向转北而东，绕城三面。为保护县城而改变硝河的流向，形成三面环水的城水格局。

正是因为培育文脉的思想观念和地近河流便于生活的现实需要，使卫河流域的城镇在明清时期塑造了不同的城水空间关系，形成了各地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四、结论

自先秦时期城镇的形成阶段开始，风水思想一直是影响其选址与布局的重要因素，并在以后的历史演替过程中不断校正城镇的发展，从而逐渐形成后世城镇与河流的不同空间关系。城水关系的差异对城镇产生的影响必然不同。为应对这些影响，并符合城水和谐的风水理念，各地主动采取适宜的因应措施，从而塑造了州县各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明清时期卫河与沿岸城的空间关系有近河型与远河型，以近河型为主。前者包含河流绕城、城镇临河及跨河等不同形式。因城镇地近河流，常受洪水泛滥冲啮之患。面对水患威胁，地方州县和百姓采取改土城墙为砖墙、修筑护城堤等措施以加强城镇防护之外，更因势而为，在筑城墙技术、材料及排水方法等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形塑了沿河地方以防水固城为主的景观适应。后者则因远离河流，常有城镇用水之困、文脉断绝之危，是以通过开渠引水绕城等形式，竭力缩短城水的空间距离，调整城水的空间格局，既为解决生活实际更为营造城镇风水，以求当地科甲蝉联，人文蔚起。当然，引水入城以培育风水文脉的做法并非只限远河型城镇，一些近河城镇亦有此现象，反映出明清时期卫河流域州县城镇对风水思想的重视。

通过对明清城水空间差异与地方因应措施的研究，除了可以深化理解后世城水空间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外，还可以观察人在此过程中因势而为的能动调整，既表明卫河流域州县城镇重防御与重文脉观念的演变，更反映卫河沿河城镇独特地域景观的塑造与城水空间差异之间的密切关联，体现人对自然界认识的一种方式。

（本文原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11-11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