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古藏文文献所记林芝（古称工布）“四洲四门”这一传统称谓，涵盖了西藏早期历史上娘波、工布、塔波三小邦的核心地理范围与重点城邑名称，是清代正式形成的“工布四宗”区域沿革的重要一环。“四洲四门”呈现的历史地理空间布局具有浓郁的藏东南地方特色，其所囊括的大量历史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以林芝、羌嘎、羌纳、哲那（查域）为代表的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与之相关的“林芝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吐蕃时期古墓葬群和石刻碑文、元明清时期的古藏文文献与宗址遗迹，对于藏东南早期人类活动史、小邦史、象雄与吐蕃关系史、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行政区域沿革史等学术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四洲四门”：古代林芝历史地理空间布局概说

作为西藏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新石器时期开始，就有先民生活在工布苯日神山脚下发育较为成熟的河岸台地上。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后的河段流经此地，大小支流与山脉分割出的绿色洲渚滋养着独具特色的藏东南文明。所谓“四洲四门”，是古代林芝先民从民族审美观和宇宙空间观的角度出发，用黄金、绿松石、红铜、黑铁来譬喻当地东西南北四隅特征及主要城邑，形象概括了古代林芝的历史地理空间布局特点。就当前传世的古藏文文献来看，“四洲四门”之说至迟源自元代晚期，广见于明清两代西藏苯教高僧传记和圣地志类文献。元末明初，罗丹宁布活佛（1360—1406）所撰《圣地苯日朝觐名相》《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等文记载，以工布苯日神山为中心，娘波、工布和塔波三地可分为“四洲”，每洲主城各有一门，共计“四门”；各城邑地名起源及地方护法神祇均有详细介绍。清代早期成书的《工布苯日神山志》《桑杰林巴传记》在承袭前说的基础上，还强化了“四洲四门”的四业宗教象征含义。历代著述者不断构建完善的“四洲四门”之说，将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三界宇宙观与印度佛教的四业、五方说灵活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在宗教圣地空间布局、神祇等级与功能、圣迹分类与排序等方面形成严格统一的叙事方式。这类古藏文文献历史跨度大、内容丰富、版本多样，可互为补充勘正，为研究古代林芝历史地名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依据。以下是《圣地苯日朝觐名相》所载“四洲”情况：

（一）羌嘎（chab-dkar）黄金洲

在羌嘎黄金洲有达瓦（rta-bar）王邑，秘密法螺门，密匙藏于替巴岩（thim-pa-brag），由东方冈年达则护法神担任伏藏主，囊瓦多坚大师开启此伏藏门，受王辛（国王的护身苯教法师）加持。因昔时三王争斗之故，该城名为杰增塘（rgyal-vdzing-thang），由于战乱纷争而名达瓦城，亦名达瓦杰增城（rta-bar-rgyal-vdzing）。

（二）羌纳（chab-nag）绿松石洲

在羌纳绿松石洲有苯教囊辛派（snang-gshen）的城邑，赤色宝马门，密匙藏于隆果岩（klong-sgo-brag），由南方玛姆玉沃门尊女护法神担任伏藏主，象雄苯教佐门杰钦大师开启此伏藏门，受象雄加持。昔时工布王分配魔王恰巴拉仁所盗苯教辛饶弥沃祖师的七骏马时，曾将一匹宝马赠送给魔王的父王加拉妥杰，故此地得名达确（rta-mchok）王邑。

（三）娘波（nyang-po）红铜洲

在娘波红铜洲有苯教年赤（gnyan-khri）城邑，帮纳（spang-sna）黄金门，密匙藏于曲古岩（chu-skor-brag），由北方娘拉赞珠护法神担任伏藏主，象雄东炯图钦四贤开启此伏藏门，受邬仗那莲花生大师加持。昔日魔王与辛饶弥沃斗争和解之后。曾在此地给辛饶弥沃修建宝座，故得名年赤。

（四）塔波（dwags-po）铁洲

在塔波铁洲有沙洲（bye-gling）黄金城邑，查域（phrag-yul）铜门，密匙藏于额拉岩（nga-la-brag），由堆那拔瓦护法神担任伏藏主，印度与藏地大德开启此伏藏门，受冲木藏地加持。昔时辛饶弥沃率领天兵与魔王斗法时，天兵莅临娘波境内，魔兵云集塔波境内，因魔兵多至十万余众，故得名查域。

地名为点、时间为线、空间为局，是古藏文圣地志文献的基本写作特点。经过历代僧侣学者层累式的传承创作，大量历史地名贯穿在早期赞普、象雄苯教、藏传佛教等著名历史或宗教人物在工布苯日神山的活动轨迹中，最终被整合固化为“四洲四门”这一传统称谓。

上述娘波、工布等地区的地名起源传说与城邑名称释义，为了解中国西藏本土历史地理观和藏东南地方区域沿革史提供了较为典型的范例。

二、林芝：娘波红铜洲的年赤城

娘波红铜洲的核心城邑年赤（gnyan-khri），位于今林芝市巴宜区（原林芝县）林芝镇尼池村（nyi-khri），林芝市、林芝县、林芝镇等现代行政区划名称均源于此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林芝”地名具有典型的一地多名特点，藏文名称有“nyang-khri”“nying-khri”“nyi-khri”“gnyan-khri”等多种写法，分别对应“娘赤”“宁赤”“尼池”“年赤”等汉语音译，今正式定名为林芝（nying-khri）。古藏文文献常用的林芝古名主要有娘赤（nyang-khri）和年赤（gnyan-khri）两种，其释义分别源自历史与宗教两个方面。

（一）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娘赤“nyang-khri（娘氏宝座）”这一历史地名与娘波小邦联系密切

除了该地名的“娘氏”标志，2000年至2005年在今尼池村西约700米处考古发掘的吐蕃时期尼池古墓群，是等级较高的封土墓（共21座），当地曾有“吐蕃娘氏家族墓地”的说法。《桑杰林巴传记》所载“娘波下部的年赤”，指明年赤（尼池）地处娘波下部的地理方位。近代藏族苯教学者扎敦·格桑丹贝坚赞在《世界地理概说》一文中介绍吐蕃地理概况时，曾有“拉萨东下部的娘赤（nyang-khri）、达波、工布三地以及苯日神山”之说。这种将“娘赤”视为“娘波”代名词的做法，凸显了该城邑在娘波地域的重要地位。

另从“四洲四门”所记娘波红铜洲的护法神娘拉赞珠（娘氏赞神六兄弟）之名来看，其当是娘氏部落（小邦）所奉地方神祇无疑。藏族神山崇拜是自然崇拜、巨石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综合性产物。苏联学者托卡列夫曾强调：“在苯教所包括的各种崇拜中，除了天神崇拜、祖先崇拜之外，藏族人尤其重视对山神的崇奉。”谢继胜指出，藏族山神及天神神话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吐蕃王统世系建立在山神神话的基础之上，是山地居民的原始信仰发展到英雄时代所产生的“古人造人为君的一种方式”。孙林还认为山神是地方首领和吐蕃王室树立权威时需要依赖和借助的重要宗教力量，对西藏地方社会发挥过整合性功能。由此可见，“四洲四门”的护法神祇实际上是藏族祖先崇拜的遗存。田野考察发现，“四洲四门”列举的守护四方城邑的护法神主要是工布、娘波的地方山神，各有与其同名的神山为证。其中，北部娘拉赞珠护法神的神山就位于今林芝镇政府驻地（旧林芝县城）附近。

娘赤的“娘氏宝座”含义、吐蕃时期的封土式高等级古墓群、娘波红铜洲护法神的娘氏祖先崇拜特征，均可证明今林芝市巴宜区旧林芝县城及其周边区域曾是娘波小邦的核心辖区之一。田野考察发现，今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娘俄村（nyang-ngu）下游2公里处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最宽阔的水域，被当地群众视为娘波与工布的分界线（实际上是娘波与下工布的分界线）。依照此说，自该水域分界线向上游西北方向回溯约24公里（途经娘俄、哲那、立定、拉日江妥山峰及其脚下的米域吉庭藏王墓遗址、帮纳、曲古、达则等地）直至旧林芝县城和尼池村这片区域，曾属娘波辖区。需要辨析的是，工布的传统地理范围还有“上、下工布”之分，即以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在林芝市巴宜区布久乡嘎玛村附近的交汇处为分界点，向西南至今米林县卧龙镇甲格村为上工布，向东北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米林县派镇加拉村为下工布。按此划分，前述拉日江妥、米域吉庭、立定、哲那、娘俄等地又属下工布范畴。实际上，这两条传统水域分界线划分的娘波与下工布地理范围的重合之处并不矛盾，恰好提供了古代林芝早期部落（小邦）起源、迁徙、战争与兼并的历史线索。

（二）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年赤“gnyan-khri（威猛宝座/年神宝座）”这一历史地名与象雄苯教文化密切相关

其一，年赤可直译为“威猛宝座”。据《工布苯日神山志》（12a-b）载，辛饶弥沃曾亲临娘波红铜洲的年神（gnyan）、鲁神宫殿，工布王与魔王率众在工布王座之上为他修筑更为高大威严的宝座，取名为“杰及年赤妥（rgyal-gyi-gnyan-khri-thog）”，意为“威猛庄严胜于王座之宝座”。在藏族早期历史阶段，宗教首领的社会地位高于世俗国王或部落首领，年赤这一历史地名就是神权高于王权的例证。其二，年赤之名还可译为“年神宝座”，与苯教年神崇拜传统有关。年神是苯教的重要神祇类别。据《圣地苯日朝觐名相》《工布苯日神山志》等记载，工布苯日神山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各有一位护法神驻守，中部护法神的名称为年神雍仲则。内贝斯基曾引用苯教文献《十万净鲁经》介绍年神的分类。按照苯教的传统解释，年神驻于“三界”的中部年界，身色为黄色，如果被人类触怒的话，该神会施放致人残疾的疾病与灾难。其三，年赤这一历史地名还有藏语与象雄语混称的现象。《竹色活佛传记》记述元代中期苯教在工布苯日神山地区传播情形时，曾提及位于神山北部的“年赤顶（gnyan-khri-steng）”这一地名。元末明初时期，罗丹宁布所著《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1200）、《工尊第穆问答》（1030）亦将林芝记为此名，其所撰辛饶弥沃最为详尽的传记《无垢光荣经》还记载了“杰赤年顶（rgyal-khri-gnyan-steng）”这一别称。古藏文的书写传统以记音为主，同音异形的人名与地名较为常见。“年赤顶”的“顶（steng）”很有可能由“ste”之音转写而成。在象雄语中，“ste-sto”一词的藏文含义为“grong-khyer（城邑）”，这表明“年赤顶”可直译为“年赤城”。此类苯教文献象雄语与藏语混称、转写的现象并不罕见。其四，林芝藏文地名常用的“赤（khri）”字，也并非仅“宝座”一义。“khri”的词源为象雄语，藏文释义为“sems”，意思为“心”“命”或“长寿”。其中，“心（心自力能见自境体性之知觉）”，象征苯教大圆满修行的最高境界。

在松赞干布将印度佛教正式引入吐蕃之前，历代赞普均奉象雄苯教著名法师为国师，赞普们的名号中多有“赤（khri）”字，是苯教国师给赞普取名的结果。南喀诺布教授认为这一习俗应始于吐蕃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时期，“为表示对苯教及其起源地的尊崇，并向公众夸示吐蕃赞普是苯教的施主，就形成了用象雄语为赞普起名的这一习俗”。

除了年赤这一地名，娘波红铜洲的帮纳、曲古岩等历史地名都与宗教圣迹相关。帮纳（spang-sna）这一古名，今亦记为“spang-sne”，意为“草坪旁的村庄”，即今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帮纳村。曲古岩（chu-skor-brag）意为“水绕岩”，是工布苯日神山的著名圣迹之一，地处尼洋河东北岸的林芝镇曲古村（chu-vkhor），该村名因神泉圣迹而得名。此外，前述娘俄村下游附近的娘波与工布的水域分界线，元明清时期的苯教文献多将其记为“江水右旋处”，也是工布苯日神山的著名圣迹之一。

三、下工布：羌嘎黄金洲与羌纳绿松石洲

“四洲四门”所记羌嘎（chab-dkar）、羌纳（chab-nag）两洲地名可直译为“白水”“黑水”，此“水”专指雅鲁藏布江；“白”“黑”之别，则与两地分处雅鲁藏布江北岸（羌嘎）与南岸（羌纳）的地理位置有关。一般而言，江水的北岸阳光照射较为充足，而南岸则反之，故两岸江水的颜色也有深浅之分，这应是两处地名较为客观直接的释义。除了前述嘎玛村附近的上、下工布水域分界线划分的属于下工布的历史地名，林芝叙事型民间歌谣《工布下部》还列举了杰增塘（今米瑞乡增巴村）、南迦巴瓦峰、拉日江妥峰、厅古修行洞、第穆寺、羌纳寺、布曲拉康等下工布重要地名、山脉和寺院名称。《桑杰林巴传记》亦载，“黄金洲（羌嘎）与红铜洲（娘波）之间，有米域吉庭（mi-yul-skyid-mthing）”。米域吉庭是拉日江妥山脚下的天葬台名称，至今尚留有藏王墓遗址，位于立定村附近，距离哲那村仅1公里。由此可见，传统下工布区域主要包括今巴宜区林芝镇立定、哲那、娘俄等村及拉日江妥山，巴宜区布久、米瑞两乡，米林县羌纳、丹娘两乡和派镇。其中，“四洲四门”的羌嘎、羌纳两洲地域范围分别对应今米瑞、羌纳两乡，两地隔江相望，同属下工布区域。

“羌嘎”这一古名没有沿用至今，但其主城达瓦王邑有迹可循。该城亦名杰增塘（rgyal-vdzing-thang），在《工布苯日神山志》（10b）中又被记为杰拉妥增（rgyal-lag-thod-vdzin），意为“杰拉妥杰王（魔王之父）受擒之地”。作为补充，《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1199）还另记“三王（工布王、魔王、魔王父王）在此受擒”之说。该历史地名的口语化简称，可与今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增巴（vdzin-pa）村名对应。今增巴行政村曾经下辖增巴、本仲（vben-grong）、肖仲（shar-grong）三个自然村，这三个村名都源自辛饶弥沃和魔王恰巴拉仁斗法的宗教神话传说。《工布苯日神山志》（9a—10b）载:辛饶弥沃和魔王在羌嘎黄金洲射箭比赛获胜，此地得名“本仲（靶子）”；辛饶弥沃率领天兵在拉日江妥击败魔军后，又在“增巴（擒获）”地方俘获魔王之父并占领了工布王所辖的达瓦米瑞宗。“肖仲”村名也与辛饶弥沃和魔王掷骰子比赛的传说有关。这三个自然村相互毗邻，其中增巴与本仲两村相距仅2公里左右。

羌嘎黄金洲的早期人类活动史可以上溯至原始氏族部落时期。本仲村（今米瑞乡政府驻地）还是著名的“林芝人”遗址所在地。1974年发现林芝人的云星遗址位于该村北侧约20米处。这是林芝市境内迄今发现最早、分布面积较广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址（距今4000—5000年），尤以出土的人类头骨残片意义重大，故被命名为“林芝人”，是藏东南林芝文化类型的代表。另外，距离本仲村约3公里的色果绕村发现的色古拉封土式古墓群（共8座），是吐蕃时期以工布为代表的藏东南小邦在羌嘎地区活动的历史遗存。

与羌嘎不同，羌纳这一古名沿用至今，其地理范围相当于今米林县东南部的羌纳乡。羌纳绿松石洲的隆果岩（klong-sgo-brag）这一古名，可与今羌纳乡结果（rgyal-skor）村名对应。该村名还有“rgyal-gog（王宫废墟）”和“rgyal-vkhor（国王与臣民）”两种写法，都与工布王曾在此地建立宫殿的传说有关。该村东南约2公里处有清代杰果宗所建杰果石碑遗址，残存的碑文内容记有止贡赞普遇弑事件。田野考察发现，位于结果村附近与该村同名的山沟前方的一座小山被当地人称为“苯日阿妈”，是羌纳绿松石洲玉沃门尊女护法神的神山。该女护法神也被尊为拉日江妥山的护法神祇，至今拉日江妥寺仍保留着与其相关的祭祀仪轨和节庆传统。

根据“四洲四门”之说，工布王将魔王恰巴拉仁所盗辛饶弥沃的七匹骏马中的一匹宝马赠送给魔王的父亲加拉妥杰（rgyal-lag-thod-rje），故羌纳绿松石洲的主城得名达确（宝马）王邑。罗丹宁布的著述还记载：“加拉妥杰王与工布王联姻生下魔王恰巴拉仁，该魔王将偷盗辛饶弥沃的七匹宝马藏匿于工布王宫之内。”尽管达确城这一古名没有沿用至今，但就该地名的王邑特征、魔王父亲被称为杰布（国王）并与工布王联姻等线索来看，羌纳地方首领很有可能是工布王的外戚。另由魔王率领的军队来自塔波这一记载来看，苯教文献所记“魔王”的原型应是与塔波有密切关系的小邦首领，因其与辛饶弥沃为敌，故被贬称为魔，这是古藏文文献受宗教影响而常用的叙事方式。

除了羌纳，与魔王家族相关的地名还有今米林县派镇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工布苯日神山志》等文献屡记魔王战败后逃往雅鲁藏布大峡谷（古名工昌绒），暗示此地应为魔王及其父王为首的小邦或部落的聚居地之一。羌纳乡的地形沿雅鲁藏布江南岸分布，东接米林镇，西连丹娘乡，北与巴宜区（包括米瑞乡）隔江相望，南接墨脱县，是通往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必经之路。今米林县派镇的加拉白垒山峰、加拉村（下工布的东北界终点）、加拉部落等名称，都可与魔王父亲的名号对应。此外，羌纳乡毗邻的丹娘乡境内有朗嘎石碑、工布王石像等与工布王相关的历史遗迹。朗嘎石碑与米瑞乡的工尊第穆摩崖石刻，均以记录吐蕃赞普诏书而闻名，是迄今林芝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两处吐蕃时期（公元8—9世纪）遗迹。近年来考古学者已经初步考证工布第穆摩崖刻石是继朗嘎碑之后的修订版。公元11世纪，工布王后裔阿杰在羌纳一带崛起并统领整个工布地区。今米瑞乡（羌嘎洲）、羌纳乡（羌纳洲）、丹娘乡、派镇等地保留的与工布王及其后裔和外戚相关的大量历史文化遗迹，仅石刻碑文就有三处，是研究古代林芝自早期小邦至吐蕃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羌嘎、羌纳两洲地名还与早期苯教囊辛派的两大仪轨同名，是林芝历史地名受苯教文化影响的例证。古代工布苯日神山地区曾经盛行羌嘎（白水苯）与羌纳（黑水苯）两种早期苯教仪轨。不仅“四洲四门”强调羌纳绿松石洲的达确王邑是“苯教囊辛派的城邑”，笔者在田野考察时也发现林芝至今还流传着“羌嘎密宗、羌纳仪轨”的说法。囊辛苯是早期原始苯教的主要类别，以禳灾送祟、酬补厉鬼、赎身祈福为主。随着苯教修行次第的“九乘”分类方法出现，囊辛苯被整合归入雍仲苯教四因乘，包括羌纳、羌嘎、施放替身、上师招财四大仪轨。《工布苯日神山志》（16b—17b）记载，辛饶弥沃自工布返回象雄之后，苯教法师继续在工布王邑工域哲那（kong-yul-bre-sna）一带传播祭神驱鬼的苯教四法门（雍仲苯教四因乘）；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与苯教法师在工域哲那推行的也是羌嘎、羌纳以及360种禳解仪轨。这类历史地名与早期苯教仪轨的同名现象绝非偶然，工布苯日神山是否为羌嘎、羌纳两种苯教仪轨的发源地，娘、工、塔三小邦的土著宗教与早期苯教囊辛派的关系，源自象雄阿里的苯教与工布小王、吐蕃赞普的关系等，都是在研究古代林芝历史地名时需要综合考量的问题。

四、工域哲那：塔波铁洲的查域城

塔波铁洲的核心历史地名没有沿用至今，该洲地名考释和古今地名对照问题是“四洲四门”历史地名研究的最大难点。目前有关该洲主城查域（phrag-yul）的地名考证，主要有四条线索可供辨析。其一，由“天兵莅临娘波境内，魔兵云集塔波境内，因魔兵多至十万余众，故得名查域”这一记载推测，该城似应位于塔波境内。其二，塔波铁洲的额拉岩（nga-la-brag）与今米林县卧龙镇的阿拉塘（a-la-thang）村名同音，该村地处米林与朗县的交通要道，属于古代塔波（实际上是下塔波）与上工布的交界地带，可视为塔波地名。

但是，阿拉塘与“四洲四门”的中心点拉日江妥山峰之间的距离约318公里，明显与其他三洲相距过遥。其三，塔波铁洲的查域城并非真正的塔波地名，而是指位于拉日江妥山脚附近的工布小邦王邑——工域哲那。《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1199）在介绍工域哲那的地名起源时，曾有补充说明：辛饶弥沃在工域哲那接受工布王和魔王的献宝仪式时，因为“当时魔王将十万（vbum-phrag）魔军带领至工布地方，所以哲那（bre-sna）又名扎域（brag-yul）”。依照此说，扎域（brag-yul）、查域（phrag-yul）这两个地名均为哲那（bre-sna）的别称，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藏文古籍屡记的工布王邑工域哲那。其四，当代藏族学者嘎松罗布曾考证拉日江妥山正对面的一座小山就是“四洲四门”所记塔波铁洲的护法神堆那拔瓦（又名堆那昂扎卓）的神山。后两条线索可佐证所谓塔波铁洲查域城的真实地理位置应在拉日江妥山附近，而非传统塔波地域范围内的地名。

由于古藏文文献受宗教文化影响的局限性，“四洲四门”虽然勾勒出古代林芝的整体历史地理空间布局，但其罗列的工布、娘波、塔波等区域的代表性历史地名，多是根据建构工布苯日神山崇拜体系的需要而有所侧重和筛选，其间不乏将真实地名用宗教神话进行叙事加工处理的做法。总体而言，“四洲四门”建立在工布王、魔王及其父王三位小王与来自象雄的辛饶弥沃频繁交战的宗教传说基础之上，尤其是铁洲被冠以“塔波”之说，与魔王所率军队来自塔波地域有直接联系，“查域”也因魔兵数量（10万）而得名，明显带有夸张叙事的特点。此外，与其他三洲不同，塔波铁洲所列绝大部分地名没有沿用至今，也可视为反证。由此推测，所谓“塔波铁洲”，实际上是指以哲那为中心的工布王邑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借名方式，既维护了以苯日神山为中心的四隅五方的对称性，又不违背当地常将“娘工塔”三名并称这一传统。

田野考察数据与古今地名对照的结果显示，今哲那村（塔波铁洲查域城）地处米瑞乡（羌嘎黄金洲）与林芝镇（娘波红铜洲）之间，该村距离尼池村（娘波红铜洲年赤城）西南约20公里，两村同属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辖区；哲那村东北约17公里处即米瑞乡政府驻地本仲村；米瑞乡与羌纳乡（羌纳绿松石洲）隔雅鲁藏布江相望。既然“四洲四门”是以工布苯日神山的拉日江妥山峰为地理坐标的中心点而划分，如果将塔波铁洲的查域城考定为今哲那村（工布王邑的核心区域），无论从距离还是空间方位而言，都比远在318公里之外的米林县卧龙镇阿拉塘村或其他塔波地名更具说服力。

值得强调的是，查域为哲那别称之说，虽然目前仅见载于罗丹宁布所著《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一文，却是破解塔波铁洲地名难点的权威证据。由当前传世的古藏文文献来看，最早记述工布“四洲四门”的作者是生活在元末明初时期的罗丹宁布。他撰写的《圣地苯日朝觐名相》《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都详细介绍了“四洲四门”的概况。此外，工布苯日神山规模最大的苯教寺院斯甲更钦寺（建于1330年）曾经收藏过《工布苯日神山志》广本和略本两份文献，目前仅存略本。尽管广本流佚民间，但据传该文献的作者即为罗丹宁布。他本人也曾自述“应诸位大德一再敦请和勉励，我撰写了一些关于《苯日神山志》的内容”。清代早期成书的《工布苯日神山志》（斯甲更钦寺略本）和《桑杰林巴传记》的作者桑杰林巴，是罗丹宁布的转世活佛，他有关该神山以及“四洲四门”的著述大部分承袭自罗丹宁布的传世作品。由此可见，有关“四洲四门”之说，应以罗丹宁布的著述时间较早且最为详尽。随着古藏文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推进，未来如果《工布苯日神山志》的广本能够重新面世，相信会为“四洲四门”之说以及古代林芝历史地名提供更为详尽的史料依据，届时“塔波铁洲”的地名考证工作也将有更大突破。

五、“四洲四门”与清代“工布四宗”的对应关系

“四洲四门”还是“工布四宗”区域沿革历史的重要一环。虽然“四洲四门”没有直接列出“工布”之名，但是羌嘎、羌纳、哲那（查域）、拉日江妥等一系列历史地名都属下工布的核心范畴。娘波红铜洲则指以旧林芝县城及其附近的尼池村为中心的娘波下部地区。

这表明，至迟自元末明初开始，工布和娘波这两个小邦古名已有上、下工布和上、下娘波的细分。清代正式形成的“工布四宗”包括则拉岗（rtse-la-sgang）、觉木（jo-mo）、雪卡（zho-kha）、江达（rgya-mda’），其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在传统工布小邦辖区之外，还增加了原属娘波工布江达、塔波朗县的大部分地域。其中，则拉岗宗位居工布四宗之首，该宗遗址位于今巴宜区布久乡嘎玛行政村下辖的则拉岗自然村内，正处于上、下工布的分界点。

娘波红铜洲的年赤城（尼池）属觉木宗辖区，该宗所辖范围包括今工布江达县朗色村至巴宜区尼池村地域，其宗址位于今巴宜区政府驻地八一镇西南约6公里处的巴果绕（brag-sgo-rwa）行政村下辖的觉木自然村东侧的觉木次仁切阿神山（多拉岗）山顶，附近还保留着东嘎、噶尔扎仓等格鲁派寺院遗址。羌嘎黄金洲的地域范围可与第穆宗（德木宗）对应，该宗建于17世纪（五世达赖执政时期），遗址位于今巴宜区米瑞乡曲尼贡嘎村东部。羌纳绿松石洲对应的米林县羌纳乡，原属则拉岗宗在米林县辖区的一部分。塔波铁洲（实际上为工域哲那）对应的区域是则拉岗宗在原林芝县拉日江妥山附近的辖区。

结语

从中国边疆学的角度而言，“四洲四门”涵盖的大量古藏文历史地名，具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双重意义。古代林芝区域沿革由吐蕃时期的“工布小邦”“娘工塔三小邦”向元明清时期的“四洲四门”“工布四宗”演变的历史链条，有史可循、有据可查、有名为证，是藏东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有力诠释。与“四洲四门”相关的大量元明清时期的古藏文文献，凸显了中国西藏本土历史地理观，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是研究古代林芝历史地理和区域沿革的重要史料。同时，由于古藏文文献受宗教文化影响所导致的局限性，其间也不乏以宗教神话的形式夸张叙述甚至借用或虚构传统历史地名的做法。“四洲四门”所列塔波铁洲的查域城，实为工布王邑哲那城的别称，就是例证之一。此外，古今藏文语法拼写、藏语方言、书面语与口语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一地多名现象，也是西藏历史地名研究亟须突破的难点，需要我们在文献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考察和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来认真辨析与考量。

（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4期第150-16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