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胶澳（亦即胶州湾，时常又与青岛混称）上演了德国强租、日德战争、日本侵占等历史“戏剧”。德国视之为在东亚谋求利益的战略支点，并试图在此建设所谓的“模范殖民地”。在列强环伺的国际局势下，胶澳成为德国与俄、日、英等国角力的“舞台”。在此背景下，围绕胶澳产生了大批的档案、旅行记、调查报告和舆图、照片等历史文献。

禹贡学会前辈称“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史学研究更将地理视为登堂入室的“四把钥匙”之一。基于上述理念，有必要关注胶澳租借地的境域广狭、河道变迁、海岸线盈缩、山川地望等地理问题。然而，国内相关研究涉及到地理问题时颇有可商之处，诸多域外著述在撰述和译介时也产生了不少地理的误译。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清季列强侵占地区图（部分）》中绘出了两幅胶澳租借地图，但在界线走向和地物定点上还存在进一步修订的余地。新近出版的《山东省历史地图集》在基本沿用既有画法并承袭已有不足的同时，捎带还产生了新讹误。更为重要的是，在地名拼写和翻译中要遵循“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不得使用“加藤岛”“墨特生岛”等外来地名，也不得采用Tsingtao和Chingtao等旧式拼音。对德国、日本侵略势力染指过的胶澳租借地海域地名进行正本清源的考索，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不得不审慎对待。

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地方史志及中外舆图资料，力求有助于绘出相对精确的胶澳租借地地图。当然，这一研究的前提就是地物名称考源和地点定位。由于陆上地物的通达性超过海上地物，且胶澳租借地的陆上界线经过了中德双方联合实地勘界，故本研究主要集中于海上地物的名称考源、地点确定和界线划分。

一、胶澳租借地海域划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以曹州教案为由，派兵强占胶澳及周边胶州、即墨等地。次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据此租借胶州湾99年，并攫取修筑胶济铁路及开采沿线矿产等特权。

（一）德军侵占胶澳的地域范围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德国“管驾东方海面德国兵船水师提督”棣利斯（Ernst Otto von Diederichs）向占领地中国官民发布告示。11月30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 M. MacDonald）致电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R. A. T. Gascoyne-Cecil），告知“我从可靠方面获悉，德国人在胶州湾已经张贴了一份中文公告，声称胶州湾周围的一个特定地区，包括胶州城在内，将根据德国法律进行治理”。此处所谓的“特定区域”，就是棣利斯告示中所称“胶州湾一地并海岸左近群岛等处”。

上述区域是德国企图谋划胶澳租借地的“蓝图”。时任东海关道李希杰等人将德国的告示抄录给北洋大臣王文韶，据此可知德军驻守的具体范围：

计开西边直线，自海岸起由东山至离胶州湾水涨时，水面十八里之处，从此往北大坡屯儿税卡绋线，后至胶州河、大沽河二河汇流之处，往东至海岸及崂山湾中央之处。东边一线自北边至崂山湾中央之处，往南至加帝庙岛岸以及炸连岛等处。南边一线自炸连岛至笛罗山岛之南首，从此至海岸西边二处相连之处。

棣利斯发布的告示是印刷件，其原件及抄录件数量不止一份。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中，除《总署收北洋大臣王文韶函》（1897年12月2日）外，《总署收前山东巡抚李秉衡电》（1897年12月10日）也抄录了棣利斯的告示。此外《申报》（1897年11月2日）、《国闻报》（1897年12月6日）等报纸及乡邦文献对德国告示也有抄录，其内容大同小异。据此可知，在次年《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之前，在中德交涉中已经使用“加帝庙岛”“炸连岛”“笛罗山岛”等海域地名。

上述棣利斯告示，在日本人田原天南（又名田原祯次郎）《胶州湾》一书中被称为《告占领地中国官民》，上引告示的内容相应地被译为日文“南方自朝连岛起，至水灵山岛的南端并至该处起至连接西线的海岸线”。显然，日本人认为“炸连岛”就是“朝连岛”，“笛罗山岛”就是“水灵山岛”。德、日文献对相关海域地名拼写的差异，也揭开了本研究的序幕。

（二）胶澳租借地海域范围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胶澳租界条约》签订，胶澳及其附近地区的战争状态结束。据1901年12月31日《胶海关十年报告（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报告）》载：

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一项条约，规定将原属即墨县管辖的白沙河以南的部分崂山区，土地约五百四十平方公里，租与德国政府使用九十九年。德国政府以港湾的名称来命名这块租借地，叫做德国胶州，并以青岛为其主要港口。同时亦是其政府所在地。

此处的“政府”亦即德国胶澳总督府，不过这段史料对胶澳租借地四至的表述语焉不详。

关于胶澳总督府（胶澳租界地）的具体海陆范围，《胶澳租界条约》第一端“胶澳租界”第三款将租借地范围分地段罗列如下：

一、胶澳之口北面所有连旱地之岛，其东北以一线，自阴岛东北角起，至劳山湾为限。二、胶澳之口南面所有连旱地之岛，其西南以一线，自离齐伯山岛西南偏南之湾西南首起，往笛罗山岛为限。三、齐伯山、阴岛两处。四、胶澳之内全海面，至现在潮平之地。五、胶澳之前防护海面所用群岛，如笛罗山、炸连等屿。至德国租地及胶澳周遍一百中国里界址，将来两国派员查照地情，详细定明。

上述海陆地域内的地物，前四项或为“连旱地之岛”，或为胶州湾内的海域或岛屿，其古今地名与方位不难考察。但是，第五项所列胶州湾外群岛的名称和方位则一时难以确指。更何况，上引条约文本只是提出了胶澳租借地划界的原则性问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1898年8月22日），中方勘界人员彭虞孙、李希杰与德方签订《胶澳租地合同》两款，分别划定“入胶澳向北德国租界地界”和“入胶澳向南德国租界地址”。八月二十一日（10月6日），中德双方勘界官员签订《胶澳边界合同》《胶澳潮平合同》，确定了胶澳租借地的四至范围和界石位置。其中，《胶澳潮平合同》第三款载：

胶澳前一百二十一经度（即伦敦观象台数），至北半球纬度三十六度十分距三十五度四十分中间，笛罗山、炸连岛、加帝庙岛及群岛均系德国租地。

此合同第三款涉及“胶澳之前防护海面”的海上划界问题。根据经纬度可划定胶澳租借地的海域界线。文中提及的笛罗山、炸连、加帝庙三个岛屿是确定胶澳租借地海域范围和边界走向的标志性地物。

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占领胶澳租借地。正如日本第二海军舰队司令加藤定吉所言：

1914年8月27日，我宣布对德国租借的胶州全境沿海海岸实施海上封锁。该项任务将由我统率的舰队完成，介乎东经120.1度、北纬35.54度以及东经120.36度、北纬36.7度之内的广大海域，乃至与此相邻的所有区域，都是我们的封锁范畴。

与中德《胶澳潮平合同》第三款相比较，加之经纬度的比对，可见日军“一战”期间在青岛的封锁区域大体与德国胶澳租借地的地域范围保持一致（当然，经纬度数据存在测量上的误差，下同）。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决定收回胶澳并开辟商埠，设置青岛特别市。据《胶澳商埠章程及自治令》规定，胶澳商埠区的范围南北自北纬35°53'30''起，到36°16'30''止，东西自东经120°8'30''起，至120°35'30''止。这一四至范围也与德占、日据时期的胶澳地区范围基本保持一致。据民国《胶澳志》记载可知，“胶澳商埠区之陆地面积并所属二十五岛屿，合计共五百五十一平方公里又七五三”。其中，位于胶州湾内有大鲍岛、阴岛、毛岛等6处岛屿；位于胶州湾外的有青岛、麦岛、竹岔岛、大公岛、戛堤庙（即家门岛，乃八仙墩北方之三小岛）、水灵山岛、搭连岛等19处岛屿。上述岛屿，在《山东省海岛志》、今方志及今地图上大都能明确定位。

但是，《胶澳潮平合同》所载“笛罗山、炸连岛、加帝庙岛及群岛”等地名则既不见于民国《胶澳志·方舆志》记载，今方志及地图也弃之不用。因此，确定这三个岛屿的名称和方位对于划定胶澳租借地的海域范围而言显得尤为关键。

二、源与流：胶澳租借地海岛地名的语源与变异

笛罗山、炸连、加帝庙及其群岛在性质上属于“胶澳之前防护海面所用群岛”，地处胶澳之外，远离陆地，当时多为无居民岛屿。时人对上述三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地名渊源和具体地望已经语焉不详，今人更是无从确知。

（一）“中名德译”与“德名中译”

对于确知的地名，中德《汉洋文合璧潮平合同》随德语译名之后在行内注明汉语地名，譬如“徐哥庄”“盐滩”“于家河”之类。这类地名对译方式，可称为“中名德译”，传统中文地名产生在前，德语地名出现在后。而笛罗山、炸连岛、加帝庙岛地名的中文则标注于德语译名“Tolosan”“Tscha lien taw”“Tschia-timiaw-taw”之上。这类地名对译方式，可视为签约双方在不确定海岛地名准确拼写方式情况下的“德名中译”，亦即将德语地名按照发音转写成中文地名。倘若时人熟稔这三个岛屿地名的来历及地理状况，似不必独出心裁采取另一种书写格式。从地名学的常识判断，三岛地名的命名显然没有遵循传统汉语地名的基本规则。

当然，笛罗山、炸连、加帝庙三岛地名的组合“亮相”并不是在胶州湾事件之后，也不是首见于《胶澳租界条约》及相关合同。三岛地名的源头也不局限于德名地名。岛屿仍在，地名却佶屈聱牙。如何接续三岛地名的历史脉络，就成为今人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笛罗山岛地名源流

《汉洋文合璧潮平合同》在德文“Tolosan”一词之上标注汉语地名“笛罗山”。“Tolosan”一词从音译的角度看，译为“托洛”“多罗”“提劳”“陶罗”等同音或音近的汉字也无不可。

1. 来自英语的“多罗山”

“笛罗山（岛）”的写法是中国传统地名经由外文辗转翻译而成。在日本海军省水路部依据英国《中国海航行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翻译而成的《支那海水路誌》中，英文地名“To-lo-san island”译成“陡羅山島”，并未标注片假名。陡罗山是多罗山的又一译写形式。金约翰（John William King）编辑，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依据英国海图翻译而来的《海道图说》一书对“多罗山”有如下记载：

灵山，西名罗盘架子山……圆岛：距黄岛东南角二里，距多罗山东北偏北十三里，内有数小岛。

灵山为中国传统地名。明代设有灵山卫，清前期的方志也明确记载灵山岛。英国海图不明就里，将“灵山”意译成“罗盘架子山”，又将海中的“水灵山”意译为“多罗山”。与《海道图说》配套使用的《大清一统海道总图》也标注“灵山”和“多罗”山。英国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该图在“胶州澳”标绘“灵山，一名多罗”。该图又将“崂（劳）山”音译为“罗山”，这也就增加了“灵山（多罗山）”与“崂山（罗山）”混淆的概率。

与《海岛图说》基本同期，陈寿彭在《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中提到灵山和笛罗山二地。据该书载：

（尖顶峰）一作罗经架子山，在滨海岸上……尖顶峰中国呼为灵山Ling shan。……。提劳山To Lo Shan，一作罗山，乃一岛。南北长二迷当半，在琅琊岛东北偏东十五迷当。上多冈峦，南向特高耸崛起一千七百尺，崎嵚突兀。斜坡直向于北角。离角则有一小低岛。

提劳山（To Lo Shan）亦即“多罗山”。将之译为“罗山”，似乎脱漏了音节，且易与“崂山（罗山）”混为一谈。

根据中外古旧舆图及地理方位、经纬度判断，笛罗山当为今灵山岛（又名水灵山岛）。灵山岛为我国第三高岛，主岛周边还有牙岛子岛、洋礁岛等子岛。

2. “陶罗山”与“驼篓岛”

英国最早在中国沿海测绘海图。不过，英国海军对中国海域缺少足够了解，遂将陆上的“灵山”命名为“罗盘（经）架子山”，将海中的“水灵山岛（Schuiling schan）”命名为“多罗山（Tolosan Island）”。此后，德国沿袭英语译法，拼写成Tolosan，日本将该地名音译为“陡羅山島”。至于中国，或仍用传统旧名，或用西文译名，又有不明就里者，误为两个地名。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直隶山东两省地舆全图》（清咸丰五年至同治九年前后）在灵山岛以南，隔王淮口、夹仓口等地标注海岛“陶罗山”。f考虑到中国传统舆图精确性欠佳，这个“陶罗山”也有可能就是基于英国海图而翻译“Tolosan”。当然，更大的可能性在于巧合。夹仓口是位于今山东日照东港区涛雒镇附近的海口，故“陶罗山”之名或取自“涛雒（涛洛）”。

另外，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近海有驼篓岛（位于北纬36°04'43''，东经120°35'02''）与“Tolosan”发音相近。至于陶罗山、驼篓岛与多罗山（Tolosan Island）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尚待进一步排除或验证。

（三）加帝庙岛地名源流

在中文语境下，加帝庙岛（Tschia-timiaw-taw）之意不可解释。该地名又有“加帝铙岛”“卡剔尼牙岛”“戞堤庙”“家门岛”“关帝庙岛”等发音、拼写相近的记载。

1. “加帝庙岛”相关地名

其一，加帝庙岛又作“加帝铙岛”。据光绪年间陈寿彭《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载：

加帝铙岛Ka ti miau island 离罗山澳之鸭头角，东偏北十二迷当，远与亚德庆士角，所距亦同，乃一小岛，高二百四十三尺。又有一较小之岛，高约一百尺，在加帝铙南偏西三缆，二者相距之间，深十二拓。

此处“罗山澳之鸭头角”即位于今青岛崂山区崂山湾（澳）东南角的“亚岛角（德文作Kap Yatau）”，“亚德庆士角”通常译为“墨特生岛（德文作Mo tö schöng tau）”。

其二，加帝庙岛又作“卡剔尼牙岛”，显系外文地名的音译。金约翰辑《海道图说》在表述“牛山澳”时捎带提及：

牛山澳：距澳岛头东偏北十里有卡剔尼牙岛，为数岛最外者。数岛以内，澳岛头以北有大

浅澳，其与额金司头之间为澳口，阔十六里，长十里。

上引文中的“澳岛头”亦即今崂山区东南端的“亚岛角”。《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在此地标绘

“亚岛角”，隔崂山湾与地处东北方的“额金司角”（德文作E Chin Szu chiao）相望。据上可知，“卡剔尼牙岛”当位于“亚岛角”东北方十里处，与《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所称加帝铙岛在方位和里距上均相近，与中德条约及合同中的“加帝庙岛”应为一地。

其三，又称“戞堤（提）庙岛”“家门岛”。据民国《胶澳志》载：“戞堤庙，即家门岛，乃八仙墩北方之三小岛。”八仙墩位于崂山东南角突出的海岬，与亚德角同处一地。至于“家门岛”的来历，暂无从考索。据民国《胶澳志》载：

戛提庙群岛，在青岛市东五十余公里，地当八仙墩之东北方，小岛四五环拱成群，旧隶即

墨，为胶澳区极东之属岛。

此外，“戞堤庙”与加帝庙岛发音相近，二者或应是基于传统地名“家门岛”（或为“车门岛”，不确）而形成的外文地名之汉译。在中德条约及合同中，加帝庙岛是标识胶澳租借地东北端的标志性地物。民国时期又把戛堤（提）庙群岛视为“胶澳区极东之属岛”。如此看来，加帝庙岛与戞堤庙岛、卡剔尼牙岛当为一地。

其四，又作“关帝庙岛”。古人与今人对该地名的流变也语焉不详，多有讹误。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九（1897年12月2日）《申报》刊印烟台人采访所得棣利斯告示全文。文中称：

东边一线，自北边至劳湾中央之处，往南自关帝庙岛岸以及炸连等处南边一线，自炸连岛至笛罗山岛之南首，北至海岸西边二处相连之处。以上等处，该归德国驻守。

在中文语境中“关帝庙岛”比“加帝庙岛”更容易被接受。故后人在整理《国闻报》第四十二号所载棣利斯告示作“东边一线自北边由劳山湾中央往南至加〔关〕帝庙岛岸”，此举显然把“加帝庙岛”视为“关帝庙岛”之误。也有文献整理成果坚持《国闻报》中“加帝庙岛”的本来写法。顺带一提有的地图（集）将“加帝庙岛”简化为“庙岛”，去其本意更远。

综上可见，加帝庙岛外文拼写的发音大同小异。前引日本海军省水路部《支那海水路誌》将英文地名“Ka-tih niau island”用片假名译成“カチニヤ島”（其音为ka chi ni ya），并称该位于劳山湾外，亚岛（Ya-tau）岬东偏北十二里。日本人当时没有找到加帝庙岛的汉字写法，只能采取音译。这种处理方式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年代。青岛市博物馆等单位在摘编翻译日本人田原天南《胶州湾》一书时，又转手译介了棣利斯致占领地中国官民告示。据该书载，德军驻守地“东方自劳山湾中央的北线起，至南方的卡琴半奥岛及朝连岛一线。”此处的“卡琴半奥岛”当为“卡琴米奥岛”的音译，“半”则为“米”之笔误。

2. “格啼岛”与“谷积岛（古迹岛）”

来源于外文的“加帝庙岛”系列地名并非源头所在。《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在亚岛角东北、额金司角南，亦即崂山湾最外一侧标注“格啼岛”（格啼二字对应 Ka ti）。该图虽由英国海图翻译而成，但从语音判断，格啼岛的原型则应为中国传统地名“谷积岛”或“古迹岛”。

谷积岛（古迹岛）见于即墨旧志及各类古文献。嘉靖《山东通志》载：“福岛，在即墨县南五十里，其相望又有香岛、塔沙岛、谷积岛、牛车岛，俱在县南海中。”康熙《纂修即墨县志》载：“香花岛、塔沙岛、谷积岛、车牛岛、阴岛，俱在县南海中。”同治《即墨县志》载：“谷积岛，县东南百二十里，上多耐冬。”据上可知，谷积岛（古迹岛）当在即墨县南（或东南）。另据明末黄宗昌《崂山志》载：“浮山：倚危峰，面大海，登其巅，古迹岛，其对处者。”今人周至元《崂山志》载：“古迹岛：在浮山正南海中。传其上有耐冬。”浮山位于今属青岛崂山区，为崂山山脉西南端高峰。如若黄宗昌、周至元所说不误，则古迹岛当为于今崂山区正南海中，或为今大公岛、小公岛。

与谷积岛（古迹岛）相关的另一处地名为古迹洋（古积洋）。乾隆《莱州府志》载：

胶州正南为柴湖荡……与诸城县分界。内洋东南为唐岛口，为灵山岛，岛之南为外洋，为竹岔岛，为古积洋，俱外洋。……正南为墨岛，内洋。为大古积岛，为小古积岛，俱外洋。

据此可知古积洋及大、小古积岛位于外洋。另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皇舆全览分省图·山东舆图》载，胶州湾外有“古积洋”。

古迹岛之名又见于神怪传说中。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海公子》篇载：“东海古迹岛，有五色耐冬花，四时不凋。而岛中古无居人，人亦罕到之。……旋见一大蛇，自丛树中出，粗于巨筩。”《聊斋志异》是情节离奇的神怪小说，但也有研究者采信上引文关于古迹岛的记载，认为该岛就是今青岛即墨鳌山卫附近的长门岩，称“蒲松龄下笔审慎，小说中所涉及地名、人名多非臆造。如卷一《海公子》中‘古迹岛’，即处于今黄海中的长门岩，今属山东省即墨市鳌山卫镇”。

与《海公子》故事类型相近的是“崔道人”。据明末黄宗昌《崂山志》载：“崔道人：修真黄石宫，避人，与其徒结茅古迹岛，自耕食。岛在山南海中百余里，常为蟒穴。”此处古迹岛与崂山相距百余里，与其他文献所载相比，里距过大。又有观点认为“今长门岩岛在清代之前称‘古迹岛’或‘谷积岛’，岛上遍生耐冬，长门岩岛在大管岛东南16千米，距崂山头22.5千米处。”

长门岩位于崂山头东偏北，大公岛和小公岛位于崂山头西偏南，二者间直线距离多达40余公里。上述二说因何大相径庭，疑为大公岛、小公岛与大管岛、小管岛这两组地名字形、字音相近致误。另外，《直隶山东两省地舆全图》则在相关海域标注大、小古迹岛、大、小龟岛和大小关岛三组发音、字形相近的地名。由此看来，格啼岛、古迹岛与其他地名音形相近岛屿的关系，难以一时断定。

然而，德文舆图已将加帝庙岛标绘于崂山头以东，《大清一统海道总图》也在此处标注“格啼岛”。光绪《山东通志·舆图志》也将“积谷岛”（“谷积岛”之误）标绘于崂山头以东，大管岛以南。综合上述文献，谷积岛（古迹岛，及其衍生地名加帝庙岛、格啼岛）的位置当在今天所称的“长门岩”岛。

3. 来历不明的“长门岩”

新修方志认为位于今崂山区王哥庄社区东南29.5公里处的长门岩，也就是清代之前的古迹岛、谷积岛，该岛又名车门岛、长门岛。长门岩由北岛（嘉宝岛，群岛主岛）、七星岩岛（北岛的东南端）、南岛等岛屿构成，其名称普遍见于今方志、地图。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由此呈现：加帝庙岛何时因何故改称长门岩？新修《即墨县志》称该岛“因南北两岛拱卫航道之侧，中间宽敞如行车之门而得名。岛上的花岗岩所含云母成分较大，到处散发着宝石般的晶莹光泽，故又称嘉宝岛”。新修《崂山区志》也持相同看法。关于长门岩的得名，当地人士认为：“西汉大文豪司马相如的《长门》一赋，情文并茂，后人附庸风雅，便将车门岛改名为长门岛。因岛体不大，又称长门岩。”上述诸说没有史料佐证，未尝不是“附庸风雅”，本文不敢采信。

检诸古文献数据库未见“长门岩”的记载，而标注该地名的文献和舆图都产生于晚近以来。虽无确凿证据，仍有理由怀疑该岛地名是对车门岛、石门岛等地理位置相近岛屿名称的杂糅。例如，康熙《皇舆全览分省图·山东舆图》在崂山头今“长门岩”处就标注了“石门岛”和“车公岛”。

此外，鉴于长门岩所在的青岛地区均被日本侵占的经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该地名与日本侵略的关联。日本的“長門国（ながとのくに，Nagato no Kuni）”为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在日本海军中，有“長門型戦艦（Nagato-class battleship）”。日本也有用“长门”命名的岛屿。在山口县（県）有長門市，广岛湾（広島湾 Hiroshima-wan）内的“倉橋島（Kurahashi-jima）”在古文献中又称“長門島（Nagato-jima）”。

日本借“一战”之机占据青岛之后，在此地侵夺渔业资源，“自青岛战役以后，日人西来，从事水产者颇多。民国五年，考其业渔者，已达五百余人”。日本越界侵渔的范围包括：

日本在青岛附近之渔场，初限灵山岛、大公岛、小公岛、塔连岛一带近海小区域内，迨后逐年扩大。至民国六年，又发见嘉鲫之一大渔场。民国八年，经日官厅之补助奖励，陡添大型渔船七只，遂大加发展。而鲨鱼延绳渔船，亦同时出渔于山东高角之海面。于是海州至山东省之海权，任其操纵矣。

由此可知，青岛海域是日本渔民掠夺我国渔业资源的重要场所，这其中就包括灵山岛、搭（塔）

连岛。

具体说来，日本渔民“鲨延绳钓”的分布范围为“渔场始则极近海岸，不外大公岛、水灵山、沙子口、腰岛岬、劳山湾、﹤专﹥〔长？〕门岩一带，渐次远徙。盛渔期以千里岛近海为最好，渔期将终，渔群逾远，往往至石岛以南十浬，及塔连岛东南七十浬”。而“马鲛流网”则“渔场春季在水灵山、大小公岛、腰岛岬一带渐次南移，秋季以塔连岛、长门岩附近为良多渔场”。上述产生于1922年的文献，或可解释“长门岩”作为海岛地名的缘起，它有可能源自在此捕捞的日本渔民。而且，“日人出渔于青岛者，以广岛县为第一，爱媛，大分、鸟取、山口诸县次之”。而日本山口县又有长门市。如果这种巧合不是本文的“牵强附会”，那么，地名虽小，事关民族尊严，长门岩岛的地名来源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炸连岛地名源流

炸连岛，又名乍莲岛、乍连岛、栅联岛、褡连岛、搭（塔）连岛、朝（潮）连岛等，地处胶澳租借地东南边界最远处。从地名字形、发音判断，上述地名出自同一语源。

1. 从“褡裢岛”到“潮连岛”

炸连岛（Tscha lien taw）之名，见于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潮平合同》等外交文件。此外，汉译金约翰《海道图说》对搭连山有如下记载：

距澳岛头东南偏南又南三分十七里，距罗山东偏北三十四里，有搭连山，长二里，形势甚低，其间有小山，高二百五十尺至三百尺。其角为稍高陡岸，纬度约距赤道北三十四度五十四分，经度偏东三度二十三分（原图偏东一百一十九度五十一分）。

引文中的搭连山亦即炸连岛的异写。虽然在文献及舆图中也有将“崂（劳）山”写作“罗山”的记载，但从里距和方位判断，此处的“罗山”当为“笛罗山”之讹。所谓“澳岛头”，当指《大清一统海道总图》所载的“亚岛角”，亦即今崂山区东南角滨海的崂山头所在。

陈寿彭《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所载“栅联岛”“塔连岛”也是炸连岛的另一种写法。据该图说载：

栅联岛Tcha Lin tau，一作塔连山，在赤道北纬线三十五度五十三分又四分之一，经线由英京起算，偏东一百二十度五十三分。最近于鸭头yatau角，东南南又东四分之一，十六迷当半。此岛由东北与西南，长一迷当。甚窄。有一平顶小山，高一百八十二尺。其东尽处有一粗石。

上述两种汉译海图对炸连岛的经纬度记载不尽一致，但从其方位、里距判断，当为一岛。民国《胶澳志》所载搭连岛（乍连岛）与《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说法十分接近，更能起到佐证。

从舆图资料看，在德文《胶州占领区概览图》标注“Tscha lien tau”，音译即“炸连岛”。《大清一统海道总图》标绘了“朝连岛”，地处胶州湾东南。民国《胶澳志》所载《胶澳商埠区域图》及《青岛市自治区域全图》（1933年）、《青岛特别市区域图》（约1912年）则标注“乍莲岛”。

此外，日本海军省水路部《支那海水路誌》一书将英文地名“Tcha Lien tau”译成“塔連島”，并标注片假名“テヤリンタウ”（其音为te ya ri n ta u）。但在该书地名索引中则将“塔連島”写作“搭連島”。日本《胶州湾征独地图》（大阪朝日新闻社调查部编纂，1914年）则直接标注“朝连岛”。

关于潮连岛的得名，《山东省海岛志》认为：“太平角与西山头两岛低潮时与潮连岛相连，涨潮时则与潮连岛隔开，故统为‘潮连岛’。又因其狭长的岛体两端各有一小岛，形同钱褡子，所以也称为“褡连岛”。还因其岛形狭长，颇似沧海中的巨舟，又名‘沧舟岛’”。在新修方志和地图中，潮连岛被视为正式名称，褡连岛、沧舟岛、窄连岛等则被视为别名或曾用名。

本文认为，炸连岛的本名或当为褡裢岛，这也契合以形状命名的地名学原则。至于潮连岛之名，则语意含糊，有自相矛盾之处，应系与褡裢岛音近而后出的衍生地名。考其今地，褡裢岛当为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沙子口社区东南39公里处之潮连岛。该岛主岛为潮连岛，另有太平角岛、西山头岛等附属岛屿。

2. “沧州岛”与“千里岛”

有观点将沧舟岛视为炸连岛（潮连岛）的别名，此说值得商榷。沧州岛，又作沧洲岛、苍州岛、沧舟岛等。德藏《胶州海口图说》（Kart. E.1229）在胶州湾东南标注“苍州岛”，附近贴红标签称“自淮口赴上海，由沧州岛迤南，至黑水洋、毛竹沙、蒋家大沙、陈家沙、五乃沙、板沙、茶山，西南至重明。并无间道、捷径，亦无暗礁”。同一份舆图中的沧州岛，其写法应音形相近而并不一致。

《胶州海口图说》贴红标签记载了从淮口（淮子口，即位于薛家岛、团岛之间的胶州湾入海水道）出发开往上海的航路，由此推断，沧州岛当位于胶州湾外偏东、偏南方向。倘若该推断不谬，则欧洲战纪社编《青岛》所附《胶州湾图》标绘的沧州岛方位和里距或许是准确的。

此外，《直隶山东两省地舆全图》在胶州湾海域标绘“苍岛”，地处“车古岛”附近，与欧洲战纪社编《青岛》所附《胶州湾图》大致相同。《直隶山东两省地舆全图》在苍岛东南方甚远处标绘“千里岛”，此岛有可能就是沧州岛。

然而，又有文献记载沧州岛地处崂山头以东。据明代陈沂《崂山记》称：“海中诸岛，东有大管、小管、车门、沧洲。南有鲍鱼、老公、车屋、大古、小古、浮岛，皆登陟所见者。”今人周至元《崂山志》载：“乍莲岛，在太清宫南海中，上有德人所置灯塔。”又载：“沧州岛，在崂山头东。”上述两处文献均认为沧洲（州）岛地处崂山头以东，而不是南方。另据《民国山东通志》载：“沧洲岛又名千里岛，在崂山东方海洋中，是一座大山岛，由崂山乘风船往返需五、六小时。”

千里岛（今名千里岩，又名千里山），今属山东烟台海阳市，地处北纬36°15’57’’，东经121°23’09’’。千里岛与崂山头东西相对，距离约60公里，被视为崂山湾的前哨。千里岛的轮廓呈两端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状。潮连岛的形状则为细长条状，两端各有一小岛。所以，千里岛、潮连岛从外形上看均可能被称为褡裢岛。是不是因为外形相近则造成地名命名“一名两地”的现象，笔者不敢妄下断言，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如果千里岛与沧州岛本为一地，则它在外文文献中的名称应为“测量士岛（Surveyor Island）”。

三、德国胶澳地理知识的来源

德国大规模的侵华行为晚于英、法、俄、日等国，其在中国的地理考察和测绘活动也相应较晚。

（一）德国在胶澳的地理考察

德国人在华的地理（地质）考察活动，以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最为著名。他在《山东及其门户胶州》一书中积极鼓动德国政府侵占胶州湾，攫取在山东的路矿权益。在1885年出版的《中国地图集》中，李希霍芬在胶州湾（Kiau-Tshou-Bai）外清晰地标注出“To-lo-shan”“Tshu-lien-tau”“Ka-ti-miau”（亦即笛罗山、炸连岛、加帝庙）。不过，李希霍芬在华游历虽广，但也没有亲自踏上胶州湾外进行实地考察。1897年5月5日，德国驻北京公使海靖（Friedrich Heyking）在致首相何伦洛熙的公文中指出：

所谓胶州湾及其富饶腹地的一切优点，至今还只是建筑在一个尚未经批评证实的传说之上。这个传说大部分是于30年前由李希霍芬先生所散布，但他本人却从没有到过该处。唯据福兰西斯顾问从现存的地图及各种报告中的材料上所看到的，他认为胶州湾可能具有好军港的一切基本条件。

据此可知，李希霍芬地图集对上述岛屿的标绘，更多是依据已有的地图或文字资料，没有经过实地的地质地理考察和测绘。

在寻找“屯煤泊船之所”的过程中，德国对胶澳地理情况的了解存在由浅入深的过程。以东亚海军舰队司令梯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又译作铁毕子、提梯尔皮茨）为例，他在1896年8月与海靖的交谈中提到“去年视察胶州湾时之所以得到不利的结论，是由于观察得不够充分，且表示于短期内还将亲自视察该海湾，以作更精确的研究”。于是，梯尔皮茨在该月又赴胶澳考察，为在此经营军事基地作准备。

1897年2月，德国又派港口工程师乔治·弗朗鸠斯（Georg Franzius，亦即上引文中的“福兰西斯顾问”）前往中国沿海考察，并对胶州湾进行勘查。正如弗朗鸠斯所言：

令人遗憾的是，李希霍芬男爵并没有亲自对胶州湾作过考察。因此，为了从技术上考察胶州湾是否适宜建设港口，以及是否能够从那里修建一条通往内陆的铁路，当时的东亚巡洋舰队司令、现任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亲自视察了胶州湾，此后又要求派遣一名港口建筑工程师进行实地勘察。最终，此项任命由我获得。

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开始更为细致的实地考察和测绘。

弗朗鸠斯的专长是港口、水利，而建筑工程测绘与普通地图测绘在精度、地域范围等技术细节上有不少差异。他在考察报告中插入的山东、胶州湾地图同样也利用了已有地图资料。与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相比，弗朗鸠斯考察报告中的山东地图绘出了胶州湾外三岛的大致轮廓，但仅有“To-lo-shan”这一个文字注记。

德国在胶澳进行地理考察和测绘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1898年1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致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信函所附“德国东方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狄特立克斯的公告”中，关于占领区的边界仍注明“在任何可以得到的地图上，均未能提供地形情况，没有说明占领区的确切范围”。拉塞尔斯（Lascelles）致电索尔兹伯里，附上了“本月三日《德国殖民报》的摘要，还有一份胶州港的地图。在地图上分别标出了德国租借地范围及中国保持有限主权的领土的范围”。2月8日，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向国会宣读了来自北京的电文，并补充了发表在1月5日的《帝国公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中有关割让胶州湾一事的声明。他对胶州湾租借地有如下表述：

该地区在山东南部位于胶州湾入口处的两侧，下面还要对此作更准确的描述。……根据英国1863年所绘关于胶州湾的海图，德国政府租借地的范围如下：……

这段引文说明德国划定租借地所依据的地图资料的重要来源是1863年的英国海图。

直到1898年3月23日，德国海军测量分队才开始对胶州湾地理位置进行精确的天文测量，并对海湾前的岛屿进行基线测量、三角测量和地形测量。其测量的精度也从普通地图的1:75万提高到1:1.25万和1:1千。即便如此，在1898年10月10日完成胶澳租借地边界划定时，仍然面临着地图资料不足的问题。据《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

由于缺乏现成的地图资料，所以不能列出位于胶州湾前的全部海岛和名称。因此只能按经纬度确定一个区域，包括在此区域之内的岛屿都属总督府管辖。这些岛屿位于格林威治东经121°以西，介于北纬35°40’至36°10’之间。

由此不难想见，李希霍芬地图集中的海岛地名更是依据当时的现有地图加以标注，这是中外地图集编绘采用的惯常做法。

（二）德国胶澳地理知识的英国源头

探讨胶澳海域地名流变的关键之一，在于对英国海图所载相关地名来龙去脉的探讨。

在1898年出版的德语《胶州湾及其周边》地图上，胶澳租借地海域范围边界上标注出“To lo shan”“Chao Lien tao”“Ka tin miau”三个海岛，显然与李希霍芬地图集上所标绘的是同一地物。在这幅由德国尤斯图斯·佩特斯（Justus Perthes）出版公司印制的地图中，图名下注明该图是“根据一幅日语的山东地图和英语的海图”绘制而成。此外，德国学者华纳（Torsten Warner）在研究青岛城市规划与建设时指出，女儿礁“英文名称出自1863年的一幅英国海图，作为唯一一幅海图资料，无论是佛朗裘斯还是后来的测量分遣队都曾使用过”。此处的“佛朗裘斯”亦即前文提及的乔治·弗朗鸠斯，而所谓的“测量分遣队”亦即1898年3月到胶州湾进行测绘的德国海军测量分队。

英国是最早在中国沿海进行地图测绘的西方国家。已有研究表明：“从现存英版航海图的布局可以看到，大约于1840—1850年间测绘了珠江口至长江口的航海图，大约于1850—1860年间测绘了胶州湾至鸭绿江口的航海图。”英国海图为中国及德日等国对胶州湾及其附近地区的地理认知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其中前文屡次提及的1863年所绘英国海图（British Admiralty Chart）显得尤为重要。

囿于本人学识，暂未看到这幅英国海军部（British Admiralty）绘于1863年的英国海图。然据陈寿彭《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卷一所载英国海军海图官局《原叙》可知，在“历届测量家姓氏官职年份表”中有“华特（Ward R. N.）”一人，官职为“总兵”。另有一人名为“蒲乐克（Bullock），官职为“守备”，二人均曾于1857年到中国沿海测绘。还有一人名为“仕连利（Stanley），官职为“船主”，曾于1866年到中国沿海测绘。在1876年出版的英国海图《中国东北海岸—山东半岛胶州湾至庙岛海峡》中，注明了该图的调查者为“Commander J. Ward, R.N.”和“E. Wilds, Master, R.N.”，另有协助者“Lieutenant C. Bullock”和“G. Stanley, Master, R. N.”等。Ward，Bullock，Stanley三名见于上述图文，如无意外，所指当为同一人物。

英国海图是历年测绘且逐年修订出版的，所以由1876年英国海图可以窥见德国人所据1863年英国地图的端倪。英国海图中标识的“Tolosan”“Tcha Lien tau”“Ka tih miau”三岛，也就是后来中德条约及合同所及“笛罗山（Tolosan）”“炸连岛（Tscha lien taw）”“加帝庙岛（Tschia-timiaw-taw）”的源头所在。

四、胶澳租借地历史地图重绘

今人绘制胶澳历史地图最直接的材料，当属中德双方勘界人员签字画押的地图。有研究者认为“清廷与德国签订《中德胶澳条约》时，应有德国租界胶州湾的正式地图，但此图并未放在条约内，已不复见。北洋政府时期所摹绘的《胶澳租界图》，应是参考《中德胶澳条约》，以及后来两国派员实地勘察所划定租地界址及周遍百里界线后所签的合同，或参考德国所绘制之地图等相关资料而绘成的地图”。据中方勘界官员彭虞孙、李希杰致总理衙门函称：“所有奉饬会勘胶澳租界边界，一律办竣，缘由理合绘具图说，并原记载及抄记载禀呈堂宪察核，实为公便。”

勘界时绘制相关地图，应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该类地图今已无考，只能从其他地图中寻找佐证。例如，民国《胶澳志》所附《胶澳商埠区域图》绘出“胶澳区域界线”就大致相当于中德勘界后确认的胶澳租借地陆上界线。该图绘出水灵山岛、乍莲岛，但又或因尺幅局限漏绘加帝庙岛，也没有绘出胶澳租借地的海上界线。与民国《胶澳商埠区域图》相比，其他古旧舆图的地名密度、准确度及界线的精准程度更逊一筹。

就外文舆图来说，由德国地图出版商尤斯图斯·佩尔特斯（Justus Perthes）印制的《胶州湾及其周边》地图展示了胶澳租借地的界线和地名。这幅出版于1898年的地图利用有关山东的日本地图和英国海图绘制而成，图上用红色色块标识德国租借地（Deutsches Pachtgebiet），用桔黄色虚线渲染出周边界线（Umgrenzung der）。该图应绘于中德会勘界线之前，故胶澳租借地的界线绘制并不准确。而且，该图将胶澳租借地周边界线（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中立区”界线）与笛罗山、炸连岛、加帝庙三岛连缀起来，实际上混淆了租借地界线与中立区界线的性质。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的《清季列强侵占地区图（部分）》绘出一大一小两幅胶澳租借地图。大图绘出胶澳租借地的陆上界线，小图还绘出中立线。至于租借地的海域界线则付诸阙如。经过本文研究，可对此图的界线和地名进行如下修正：

其一，胶澳租借地的陆上界线，依据租地合同将25块界石标绘于地图上。租借地的海域界线，则依据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胶澳潮平合同》等外交文件及相关舆图绘出。以笛罗山、炸连、加帝庙三岛为地标，参考经纬度，绘出租借地的海域范围。

其二，在该图标注“笛罗山（灵山岛）”“炸连岛”“加帝庙岛”三个重要的海岛地名。按照国家规定，“对有损我国领土主权的地名应当更改。对从外国海图翻译过来的、含义不好的地名，一般也不采用，以消除外来影响”。本研究认为，“笛罗山（灵山岛）”、“炸连岛”、“加帝庙岛”三岛地名的写法来源于对英国、德国译名的音译，具有明显的“外来影响”。在历史地图中应以“（水）灵山岛”“褡裢岛”“谷积岛（古迹岛）”等本土地名为准。

其三，订正加帝庙岛的位置和名称。加帝庙岛的今地当为“长门岩”。清季列强侵占地区图中的胶澳租借地图将加帝庙岛标绘于大管岛、小管岛之处。大管岛在长门岩西北方约15公里处，不应为加帝庙岛所在之处。

余论

严肃的地理学家认为：“为了肃清我国地图上的污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历史的材料和现在的实地调查相结合，来恢复或者发现我们固有的地名。”胶澳租借地经历德租、日占的屈辱历程，其地名变迁的复杂性不容小觑。德租时期，产生了伊尔蒂斯山、俾斯麦山、瓦德西高地、威廉皇帝海岸等德语新造地名。日占期间，也对地名进行了系统化改造。例如，将德租时期的俾斯麦路（今太平路）改称舞鹤町，将青岛改称加藤岛，将伊尔蒂斯山（今太平山）改称旭山。仅就本文涉及的笛罗山、炸连、加帝庙三岛而言，正本清源的文献考索和实地踏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有观点认为“殖民的文化在这个城市留下了痕迹，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美丽的城市当中，部分也被接受，成为当地的特殊文化。”但是，地名是携带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的特殊文化要素。在保留中国传统地名的同时，也要注意剔除带有殖民侵略背景的外来地名，不能全盘承袭古旧地名。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134-14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