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玉米、马铃薯、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相继传入中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与粮食危机，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对这一点，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炳棣、韩茂莉等，对马铃薯在中国的引种时间和路径、马铃薯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的考证与分析。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马铃薯在各地的引种与传播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如甘肃、四川、山西等地马铃薯的引种与传播，已形成了诸多专门性的成果。陕西具有独特的自然优势与社会条件，为西北地区马铃薯最早的传入地，也是当今马铃薯的主要产区之一，以此为基础还形成了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马铃薯饮食文化。但是马铃薯在陕西的引种与传播问题，除了曹玲的《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孛鹏旭的《马铃薯传入甘肃初探》以及陈良学的《明清大移民与川陕开发》等成果有所涉猎外，尚缺乏专门性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以期通过对陕西地方志和相关史料的梳理，勾勒出马铃薯在陕西引种与传播的概貌。

一、马铃薯的引种

康雍乾时期，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陕西亦不例外。据史料统计，雍正、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由216万增长到708万；至嘉庆时期则达到了清代陕西人口的最高峰，约1196万。在人口急剧增长，传统作物难以满足人食物需求的背景下，开垦荒地、引种域外高产作物，亦成为了缓解饥馑的必然选择之一。众所周知，陕西南北狭长，地分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块，由于显著的自然环境差异，三大地区社会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基于这一背景和环境，梳理清代陕西地方志及其他相关史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马铃薯引进陕西的诸多路径，也大致上具有一定的地域独立性，即从东南沿海地区引入秦岭北麓山地、从川鄂地区引进陕南山区、从蒙晋等地引种至陕北边地。另外，从史料记载来看，清代陕西马铃薯的引进，也存在多阶段、多渠道、多频次引种的现象。

1.关中秦岭北麓山地的马铃薯引种

关于马铃薯引入关中秦岭北麓山地的史料有二。第一则为道光时张鹏飞《修关中水利议》之记载，其文称：“洋芋来自海岛，自兴平杨双山（屾）载归，种于南山。乾隆时知食者少，嘉庆时渐多，近则高山冷处遍莳之。”第二则为《光绪平利县志》之记载：“洋芋，旧志未载，……或云乾隆间杨屾仕广东自外洋购归，未知孰是，俟考。”前两则史料均言马铃薯的引种和杨屾相关，如果可信，再结合杨氏之生平，很可能是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年（1736～1755）（即18世纪中叶），马铃薯由杨屾从广东或台湾岛等东南沿海地区，带回关中秦岭地区开始试种。此外，道光年间陕西巡抚杨名飏亦曾有“洋芋一种出自外洋，传入中国始于闽粤，遍及秦蜀”之说，亦可以视为马铃薯引自东南沿海地区之佐证。至道光时，秦岭山区马铃薯种植已相当普遍，时人称“终南山氓种植尤繁”、“种于南山……近则高山冷处遍莳之”。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说，关中秦岭北麓地区的马铃薯最早在乾隆前期由东南沿海地区传入应无疑问；但至于关中地区的马铃薯是不是由杨屾引入，则有待做进一步考证，因为从目前关于杨屾生平资料来看，只知他曾前往南方寻访种桑养蚕之法和缫丝织造工艺，却没有从东南沿海引进马铃薯的确切记载；而且上述关于杨屾引进马铃薯的两则史料均是他人转述之说，故亦不排除民间附会之可能性。

2.陕南地区的马铃薯引种

关于陕南地区马铃薯引种和早期种植的史料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接反映陕南马铃薯之来源，如《光绪孝义厅志》载：“洋芋，俗传此种系嘉庆时杨大人（遇春）自西洋带来。高山民以此为主食。”再如孝义厅所辖镇安县之记载：“杨芋，八九月种，次年四月收。俗传杨侯遇春自口外掘土得之，携回作金疮药。居民于高山种之，因以为食，故呼杨芋，又名羊芋。”此外，《光绪续修平利县志》也提到：“洋芋，旧志未载，相传杨侯遇春剿贼，于军中采以供食，高山居民始知种，故俗又称为杨芋。”三则史料虽均言马铃薯由杨遇春引进陕南，但同一主角却有三种说法：一则说从西洋带来；另一则说口外掘土得之；第三种说法则云是剿贼时从其他地方为军队采购、高山民始知种。而且，记载者也难以确定其真实性，故以“俗传”、“相传”见诸文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杨遇春引种说如同杨屾引种说一样，可能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线索人物和马铃薯的特征可能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被改变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史料所描述的引种现象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嘉庆时期确实有人将马铃薯从外地引进到陕南地区。

第二类为反映陕南地区马铃薯早期（即乾隆、嘉庆、道光三个不同时期）种植的史料，这类史料更为丰富，不但在众多地方志中加以记载，而且在文人的著述中也屡屡出现。笔者将这些史料中记载的马铃薯出现的时间和地区进行梳理，并标注成图（见图1），由此可大致展现出马铃薯在陕南早期种植的基本状况：乾隆时期，马铃薯在陕南分布较少，只有沔县（今勉县）马铃薯种植见诸史载，亦为目前关于陕南最早开始种植马铃薯之史料；嘉庆时期，马铃薯在陕南分布增多，孝义厅、定远厅（今镇巴县）和平利县均有马铃薯之记载；道光时期，马铃薯在陕南的分布迅速增加，洵阳县（今旬阳县）、宁陕厅、褒城县（今汉中市辖区）、紫阳县、留坝厅等地都开始种植马铃薯。对这些分布区域比较后发现，嘉庆时期和道光时期马铃薯分布增加的区域主要位于几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孝义厅和宁陕厅位于秦岭南北麓地带，其余地区则均位于陕南与邻省交界处，其中，沔县和褒城处于陕南与四川的西部交通要道上；定远厅与紫阳县位于陕南与四川的中部交界处，可通过盐马古道与四川来往；平利县、镇安县、洵阳县则均位于陕南与湖北的交通要道上。后三个地区是乾嘉时期流民进入陕南的重要路径。史料记载，明清之际，陕南的人口数量大增，而人口构成中流民的比例甚高。正如毕沅的《乾隆四十五年兴安升府奏疏》所说，陕南山区诸县“以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卅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日前来。旋即推谷依岩，开垦度日。……久已益众，处处俱成部落。”

梳理马铃薯在陕南各地的传播情况，大致与流民进入陕南的时间和分布情况基本吻合。按照《清末平利县乡土志》记载，嘉道时，平利县的化龙山西侧聚集了大批流民，以种植马铃薯为生。光绪年间，兴安知府童兆蓉也称：“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以此推断，陕西南部与邻省接壤地区的马铃薯的引种，与迁陕的各省流民有着重要联系，临近川陕、湖陕交界区域出现的马铃薯，应是从毗邻的四川和湖北地区传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秦岭南北麓马铃薯种植之间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虽然秦岭横亘于关中与陕南之间，但自古即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等联系孔道。根据目前所见史料之记载，马铃薯在关中地区已经经历了乾隆前期和嘉庆时期的两次引种，且引种目的地均位于秦岭北麓山区，似早于陕南地区的马铃薯种植，但是不是二者存在交集，则缺乏有力之史料证据。抑或有之，但如果考虑地广人稀之客观环境，影响范围应该不大。

3.陕北地区的马铃薯引种

关于陕北地区马铃薯早期种植的史料不多，刊行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定边县志》有“回回山药，状圆”之记载，似为目前陕北出现马铃薯的最早记载。之所以认为此处回回山药指的是马铃薯，主要从三点考虑：第一，《山西通志》记载的乾隆年间浑源州知州严庆云“自沔购洋芋”，被记载为“于沔县捐购圆形山药”；第二，《马首农言》中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近又有回回山药，相传也出回国。其形圆，其味似薯蓣，种者颇多”，据尹二苟等学者考证，此处“回回山药”为马铃薯，因晋商或回回人从俄国或哈萨克汗国（今哈萨克斯坦）引进而得名；第三，从生物特征上来看，山药有扁山药、圆山药和长山药之分，清代史料中记载的圆山药指的是蒙古山药，又称蛮山药，不是正宗的山药，实则为马铃薯。而今天所指的圆山药主要分布在南方水田和黏湿土地区，生长期需热量、日照、水量较高。此外还应注意的是，西北、华北一带气候寒冷干燥、降雨较少的地区，如蒙古、陕北、山西、河北等地，至今仍旧把“山药”作为马铃薯之俗称。由此推测，《定边县志》中记载的“回回山药”也应为马铃薯。定边县与宁夏、内蒙接壤，又有盐池，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马铃薯通过商人或回回人沿西北陆路经由山西、内蒙或宁夏传入陕北，还是有可能的。

此外，关于陕北马铃薯的早期种植，还有一则史料亦值得注意，即陕西巡抚杨名飏在《颁种洋芋法以厚民生谕》中之记载：“察看秦中无土不生五谷，惟南山一带多赖包谷以养生……北山地气较寒，二月甫经开冻，八月辄畏繁霜，地鲜膏腴，民多艰食，尤贵多方以为之计。查包谷亦间有种者，若洋芋则并无其种。兹由南山采买洋芋一万斤，分运延、榆、鄜、绥四府州……道光十六年正月”。从杨名飏的谕令中可以看出，陕北山区在道光十六年时，似尚无马铃薯种植，故他从秦岭一带采买洋芋运送至陕北四府州后，颁布《种洋芋法》，教民种植技巧，洋芋才逐渐成为人们济荒的重要作物。颇为有趣的是，可能由于这次引进的马铃薯种来自南山，故马铃薯还因此有了另一个别名——“南芋”，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榆林府志》卷二十三《物产·蔬属》即有“薯蓣（即山药），南芋（近始有）”之记载。

二、马铃薯的推广与传播

1.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推广

正如上文所述，有清一代，陕西各地的人口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激增的发展态势，加之灾荒战乱频仍，因此粮食供需矛盾甚为严重。在这一背景下，除了提高集约程度、增加可耕地面积之外，如何推广这一时期新出现的诸如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也成为了政府官员、士绅和各地民众推进民生、舒缓社会矛盾的重要选择。梳理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亦不难发现这样的事迹。《修关中水利议》中即有两则有关士绅推广马铃薯之记载，一则是乾隆年间，杨屾从东南沿海引种马铃薯，在终南山一带试种成功后加以推广；另一则是道光时，主持来鹿堂书院的张鹏飞请求陕西巡抚林则徐发布谕令，使山民多多种植、利用马铃薯以备荒旱之灾。一些地区的士绅还在地方志中将马铃薯“不费人功，贱植多获”、为“山中备荒之糇粮”、“春种则五六月可食，山民有因之致富者”、“宜高山，喜旱、畏潦，作饭、作菜皆可”、“可代谷食，其余喂豕，易肥”、“切片晒干，堪以久贮”等优良特性做了系统性地总结。再如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严如熤的《三省边防备览》和杨名飏的《关中集》等著述中，也有马铃薯的相关记载。在马铃薯推广过程中，一些经世致用的地方官吏作用尤甚，如据《光绪孝义厅志》、《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和《光绪镇安县乡土志》记载，嘉庆年间杨遇春将军剿灭山贼时，让士兵在山上种植马铃薯以供食，随后又将其在高山居民中进行推广。此外，从《道光紫阳县志》的《紫阳书事三十二韵》和《劝民种蕱济荒六十韵》等记载来看，紫阳县令陈仅在推广马铃薯过程中别出心裁，以“包谷粮多名纪蜀，蹲鸱产别种传洋（洋芋种于高岭，亦正粮食也）”、“苦荞荼尔口，洋芋冰我肠”等通俗诗韵形式开展宣传推广工作。这些行为对马铃薯在陕西的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最为典型、影响最大的，当属道光年间陕西巡抚杨名飏对马铃薯的推广。

杨名飏，号崇峰，云南大理云龙石门人，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卒于咸丰二年（1852），因其“累有名迹”，《光绪云南通志》、《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均为其立传，有《关中集》、《经书字音辩要》、《学礼简编》等著述传世。杨氏一生的仕途以陕西为主，且颇有政绩，《新纂云南通志》在其传后评价：“杨名飏简静敦惠，学行坚白，守土理民，累有名迹……始名飏守西安，吏民怀德，勒石鸡头关，以永去思，时人比之甘棠，今其迹犹存云。”杨氏早年长期在陕南各地为官，曾担任凤沔、褒城、略阳、西乡、山阳等县知县，后升汉中、西安府，对秦巴山区广为种植的马铃薯及其救荒纾困之作用颇为了解。此外，他曾任鄜州直隶州知州，后又施政陕北，“擢延榆绥道”，深知陕北各地民生之艰辛，但又为其不广种洋芋的境况而忧心。故任陕西巡抚期间，即有在陕西北部各地推广马铃薯种植以资民生之举。史载，道光十六年（1836），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杨名飏从终南山地区采买洋芋种一万斤，分发陕北延、榆、鄜、绥四府州，并令各府州择地播种、加意培植，有收成后，分散至各地进行推广。同时，为了使当地百姓熟悉马铃薯植种之法，还特地颁行《种洋芋法》：

洋芋一种出自外洋，传入中国始于闽粤，遍及秦蜀。有红白二种，性喜潮湿，最宜阴坡沙土黑色虚松之地，不宜阳坡干燥赤黄坚劲之区。栽种之法，南山多在清明天气和煦之时，北山须俟谷雨地气温暖之候。先将山地锄松，拔去野草，拣颗粒小者为种子，大者切两三半，慎勿伤其眼窝。刨土约深四五寸，下种一二枚；其切作两三半者须将刀口向下，眼窝向上，拨土盖平。每窝相去尺许，均匀布种。白者先熟，红者稍迟，须分地种之。俟十余日苗出土约一二寸，将根傍之土锄松，俾易生发。一月以后，视出苗长五六寸，将根傍野草拔去，锄松其土，壅于根下约二三寸。至六月内根下结实一二十个不等，大如弹丸，即可食矣。……白者结粒较大，一斗可收二三石。食用不尽，并可磨粉。磨法：洗净切碎，浸泡盆中，带水置磨内碾烂，用水搅稀，竹筛隔去粗渣，再用罗布滤出细粉，澄去清水，切片晒干，其渣仍可饲猪。

杨名飏的《种洋芋法》对马铃薯种植、加工方法、推广意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于其在陕北的推广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不同时期各界共同之努力，嘉道以来，陕西各地的马铃薯种植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无论种植范围、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技术的普及，还是社会与文化的认可接纳，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2.清代陕西各地马铃薯传播概况

陕西南北介于北纬31°42′～39°35′之间，绵延近千公里，纵跨高原、平原和山地三个地质地理带和中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三个气候带，形成了全国独有的三大自然景观区：北部古朴浑厚的黄土高原、中部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以及南部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婀娜清秀秦巴山地。由于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人文因素，清代马铃薯在陕西各地亦表现出不同的传播状况。笔者根据清代陕西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记载，将所有出现马铃薯的地区及时间绘制成图（见图1），通过分别对关中、陕南和陕北三地马铃薯传播状况的论述，可以更清楚地反映清代陕西马铃薯总体的种植情况。

（1）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热条件好，自古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地区。由上文及表1可知，马铃薯最早在关中南部秦岭山地开始种植，随着马铃薯产量高、耐旱、耐寒等优良特性的显现，其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西安、同州、乾州、凤翔府四地的冷凉地区和山区均有种植，“终南山氓，种植尤繁”。道光时张鹏飞的《修关中水利议》对马铃薯在关中的传播与分布情况有所记载，“洋芋来自海岛，自兴平杨双山（屾）载归，种于南山。乾隆时知食者少，嘉庆时渐多。近则遍高山冷处咸莳之”，大致勾勒出了马铃薯在关中地区的传播脉络：乾隆时关中地区知道马铃薯并且食用的人还很少，嘉庆时逐渐增多，到了道光时期关中高山冷凉地区都已经种植有马铃薯，已经成为了山民备荒的重要物资，即所谓“此亦度荒一资”、“永不受荒旱之灾”。

从《光绪凤县志》、《光绪孝义厅志》和《光绪佛坪厅志》等地方志记载来看，至光绪年间，马铃薯在关中冷凉山区已经代替谷物，成为这些地区山民之主食，而且产量不低，甚至可以用多余的马铃薯来喂猪。由于平原地带各地方志缺乏马铃薯的相关记载，故对其在关中平原地区的传播状况尚无法做出具体的描述。但从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的地方志记载来看，其多把马铃薯放入蔬菜中。据此推测，民国以前，马铃薯在关中平原地区可能有一定的传播，只是由于关中平原地区素来土壤肥沃，平原地带的人们皆以面食为主，尚不能将马铃薯这一外来作物纳入粮食作物结构中，人们只是利用房前屋后、地头田尾等“隙地”见缝插针式的种植，把其作为蔬菜以接纳。因此，清代后期马铃薯在关中平原地带应处于一个传播、接纳的过渡期。

（2）陕南地区

陕南多山，素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清代南方流民迁居此地高山、深林地带者甚多。流民的迁徙带来了大量的马铃薯，广泛种植于各地，官员亦因势利导，以各种方式推广。因此，该地关于马铃薯的文献记载颇为详细（见表2），能反映不同时期马铃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乾隆至道光时期关于陕南马铃薯的分布，在引种部分已经有所论述，此处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史料对这一时期马铃薯在陕南各地的传播深度有所描述。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沔县人严庆云从沔县购买马铃薯万斤运至山西浑源州试种，然后“劝民广植”，据此可知，至迟至乾隆中叶，马铃薯已经传入陕南汉中府的沔县，且种植规模可观，已经达到了可以贸易的程度。刊行于道光二年（1822）的《三省边防备览》亦记述了秦巴山区的马铃薯种植情况，“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山沟地一块，挖芋常十数石。”该著是严如熤嘉庆年间长期在陕西为官时考察的汇总。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嘉庆年间，马铃薯和苦荞、燕麦一起成为陕南高山深林地带的主要作物。无独有偶，宁陕厅“日用常食以包谷为主，老林中杂以洋芋、苦荞”以及“货属：……洋芋粉”的记载也说明，马铃薯除了与苦荞一起作为杂粮，还被加工为粉，作为货物交易。道光时，刊行于道光三年（1823），由时任陕西巡抚卢坤所著的《秦疆治略》记载了洵阳县（今陕西旬阳县）羊山的马铃薯种植情况，谓该地“多种羊芋糊口”；刊于道光十一年（1831）的《道光褒城县志》也记载褒城北部“地瘠石跷”，山民皆以包谷、马铃薯为食；《紫阳书事三十二韵》中也记载马铃薯“种于高岭，亦正粮食也”。此外，虽然留坝厅“五谷皆种”，不缺主粮，却把马铃薯纳入日常食用的蔬菜中。由此可见，道光时期，马铃薯在陕南已经迅速的在高山民中普及开来，且由杂粮逐渐成为了山民主粮。在部分地区，马铃薯已经不仅用于备荒，还可作为可口的蔬菜食用。

光绪时期，陕南文献记载中马铃薯出现的地区也明显增多。根据表2可知，沔县、定远厅、佛坪厅、洵阳县、孝义厅等地，都已经在高山冷凉地区将马铃薯作为山民主食，兴安知府童兆蓉也说兴安“高山地气阴寒……山民赖此以供朝夕……以洋芋为主”。这一时期，马铃薯的主要种植范围仍旧是高山冷凉地区，但是在沔县、定远厅和洋县等地，也和留坝厅一样将马铃薯作为蔬菜食用，可见马铃薯在陕南已经逐渐“高下俱种”。这一时期，孝义厅南梨园塘山地只能种植包谷和洋芋，孝义厅署官员为此调整课税来源，只向种地的民众征收包谷课和马铃薯课，这标志着官方对马铃薯的认可。定远厅甚至出现了“洋芋塘”这种以洋芋命名的地方。马铃薯的作用越发重要，其用途和食用方法也愈发多元化。可日常食用，或为主粮，或为杂粮，为备荒、济饥、御冬不可或缺之物，亦可作蔬菜；可为货物，通过贸易以贴补家用；也可为饲料，饲养家畜家禽。其食用方式，“囫囵蒸之、切片煮之以为常，或蒸而捣之可为饼，磨而洒之可为粉”，“切片晒干，堪以久贮，磨粉和苦荞、燕麦，均可作饼馍”。由此推断，咸丰至光绪时期，马铃薯在陕南地区传播迅速，且传播深度较前更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社会接纳程度，在民众的饮食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3）陕北地区

陕北地区，常年寒暑剧变，干旱少雨，生态脆弱，土地贫瘠。一般的大宗粮食作物很难正常收获，但适于马铃薯等耐旱、耐寒作物的生育，故嘉庆年间马铃薯可能已从山西、宁夏或内蒙传入本地。

关于马铃薯在陕北的传播问题，如上文所述，与陕西巡抚杨名飏的推广之举密不可分。“察看秦中无土不生五谷，惟南山一带多赖包谷以养生……北山地气较寒，二月甫经开冻，八月辄畏繁霜，地鲜膏腴，民多艰食，尤贵多方以为之计。查包谷亦间有种者，若洋芋则并无其种。兹由南山采买洋芋一万斤，分运延、榆、鄜、绥四府州……道光十六年正月”。此处北山和南山所指分别为今陕北和关中分界的山区（由桥山、黄龙山、子午岭、陇山四座山脉组成）、陕南和关中分界的山区（秦岭山脉），按照杨名飏的说法，北山在道光十六年（1836）时，尚无马铃薯种植。这意味着最早经由内蒙传入陕西北部边界的马铃薯还未在陕北各地广泛普及及种植，以至于杨名飏于道光年间不得不从秦岭山地采买马铃薯在陕北各地推广。这一举措对推动马铃薯在陕北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从表3可知，在此之后，陕北记载马铃薯的地方志增多，标志马铃薯在该地区的种植的地域增加。

杨名飏将马铃薯在陕北推广，主要目的是为了备荒。然而之后陕北地方志中对马铃薯的记载极为简略，其用途也由备荒变成主要用作蔬菜，只有《光绪保安县志略》把马铃薯看作可同时作蔬、作粮、备荒的作物。这一转变很是突兀，没有任何史料显示马铃薯在陕北是如何从备荒杂粮成为人们日常食用的蔬菜的。笔者猜测应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进入近代以后，陕北的人们再次逐渐将目光放在畜牧业的发展上，马铃薯以其与肉并食时松软甘滑的口感、贱植多获的优良特性，逐渐成为陕北人民食肉时的最佳搭配菜蔬；其二，马铃薯在陕北多春种秋收、与主要作物生长周期大致一样，故正常年份马铃薯一般不作为杂粮代替谷物食用。反而愈发凸显其作为蔬菜的重要价值。直到民国以后改良马铃薯品种后进行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推广，马铃薯才重新成为陕北人民重要的粮食作物。

三、马铃薯在陕西传播的基本规律

从传播过程来看，乾嘉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马铃薯在陕西处于引种期，仅零星分布在陕西部分地区，如定边县、秦岭北麓、沔县、平利县和洵阳县等地。道光时期（19世纪中叶），马铃薯在陕西进入了迅速传播期。关中冷凉山区，马铃薯“高山冷处遍莳”；陕南地区，马铃薯跟随流民的脚步，迅速而广泛地分布于陕南各高山地带，并逐渐向平原地区扩散；陕北地区，四府州接受了杨名飏从秦岭山地采购的马铃薯，极大的加快了马铃薯在陕北的传播。咸丰、同治、光绪时期（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马铃薯在陕西处于稳定传播及深入发展期。正如《救荒简易书》所言“民间种者甚广……山谷穷民，甚赖此以救饥也”，其中，以陕南地区马铃薯分布最广，已经呈现高下俱种之趋势。

从社会接纳程度来看，清代马铃薯在陕南接纳程度最高。因其耐寒、贱植多获的生长特性，成为陕南山民资以为生的重要作物，发挥着主粮、备荒杂粮、菜蔬、饲料、货物等多种作用，且食用和加工方式亦最为多样化。从文献反映方式来看，不仅该地地方志对马铃薯记载最详，而且还见诸文人著述，为之作诗、为韵。随着马铃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日渐突出，一些地方已经将马铃薯纳入课税范畴，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洋芋命名的地名，如“洋芋塘”。由此可见，马铃薯在陕南已经渗透到当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关中地区，迫于生计的需求，马铃薯成为关中地区山民的主要粮食，尤其是在高山冷凉地区分布甚广；但在平原地带，种植范围不大，其社会接纳程度亦不高。陕北地区，适宜马铃薯种植，民众平常将马铃薯作为佐食之蔬菜，灾荒时期则用以备荒。

美国历史学家珀金斯曾说：“在中国人看来，吃薯类被认为是一桩迫不得已的事情，只有在饥荒中才肯吃。而且薯类常常只是在正规的作物已经失败之后才种植。”在关中和陕南山区，马铃薯的传播主要是由于流民的迁徙和垦荒需要，具有移民文化特征。当国家和平、社会稳定下来后，由于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的需要，山民逐渐下山，马铃薯也逐渐退出高山冷凉地区，其在陕南和关中山区的种植面积，反而大幅度缩减，在平原低山地带的种植面积开始增加。陕北地区的马铃薯，主要作为日常蔬菜或佐肉食用，虽然不及陕南地区马铃薯用途之广泛、文化接纳之深，但陕北人民对马铃薯表现出更加主动的接纳，而非迫于现实的接受，因此马铃薯在陕北的传播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由此可见，马铃薯在陕西各地，因其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差异，呈现不一样的传播广度和深度。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对清代马铃薯在陕西各地的种植面积无法获知，因此也就无法对比当时其他作物种植面积，以及民国以后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不能对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传播广度和深度，有更加量化的认知。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期第90-10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