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普生

20世纪的新疆地方史研究是从新疆的重大考古发现开始的。1899年，瑞典地理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古楼兰遗址，轰动了世界。紧接着，西方学者打着各种旗号纷纷进入新疆这块广阔而神秘的土地。他们深入沙漠，涉猎废墟，探查测绘，发掘盗取，收集了不少珍贵历史文物，并以此为基础，著述立说。不可否认，他们的发掘和研究，促进了新疆地方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疆古民族文字、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西域学、敦煌学、吐鲁番学成为国际上的一门学问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他们的劫掠而造成的新疆珍贵历史文物的破坏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不可弥补的。从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肩负着神圣使命，开始了我国自己的新疆考古工作，并把新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对新疆地方史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探索与研究得不到社会各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往往是孤军奋战。所以，迄至解放，新疆地方史研究的制高点仍然掌握在外国学者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新疆地方史研究。1952年，中共新疆分局首先组织了社会历史调查。1956年、1959年，国务院和国家民委又分别组织了两次大规模全国性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是这两次调查的重点地区。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我国有了专门研究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的科研机构。1965年，历史研究室发展成为新疆民族研究所，设历史、民族、考古、宗教、理论等研究室。随着科研机构的建立，一支专门研究新疆地方史的科研队伍逐步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了10年浩劫的历史学从一片废墟中走出来，经过拨乱反正，迅速恢复和发展，新观点、新理论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形成了生动、活泼、繁荣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新疆地方史研究也迎来了大发展，科研队伍得到恢复和发展，研究成果集中涌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入。其主要特点和成就：

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各民族的大团结和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大量的、丰富的历史资料，科学地阐述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阐述了各族人民在开发、建设、保卫新疆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过程中结下的生死与共、亲密团结的关系；新疆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揭示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不仅推动了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自觉性，为自治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拓宽了研究领域，使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不断深入。新疆地方史研究，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新疆地方史研究起步比较晚，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史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不断拓展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新领域，涵盖面更加广阔，内容更为丰富，除政治史外，还包括民族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宗教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对外关系史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包括通史、民族史、地方政权史、断代史、专门史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史研究体系。

第三，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由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篡改、歪曲、杜撰新疆历史，并把它作为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鼓吹新疆独立的依据，要求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做好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编写和出版了《新疆历史人物》、《通俗新疆史》、《新疆民族史》(简明读本)、《新疆历史常识》、《新疆历史百问》等书。由于这些通俗读物比较好地把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着力汇集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所以深受读者欢迎。

第四，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自然会受到特别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一些文献资料、少数民族文字史籍，经过整理，陆续出版；大批新的考古资料及时刊布，以及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等，都给新疆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方便，创造了条件。

第五，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解放前，没有研究新疆地方史的专门机构。自从1956年起，我们不仅建立起了专门科研机构，而且培养出了一支专门研究新疆地方史的科研队伍，并逐渐担当起了新疆地方史研究的主要角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加入到了新疆地方史研究队伍，使新疆地方史研究呈现出新的勃勃生机。

回顾过去，我们清楚地看到，19世纪末，作为中国边疆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地方史研究，是带着屈辱、悲愤的心情迎接新世纪的。古气以后，则是满怀胜利和喜悦，信心百倍地跨入了21世纪。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疆地方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的来说，还不能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研究的理论、方法、手段还比较落后，新疆地方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新疆早期居民的种属、族属问题，新疆主要民族的族源问题，民族的迁徙与融合的问题等等，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或统一的能被当地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观点。另外，社会的发展也会不断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要求从历史研究中找到答案。特别是新疆地  方史研究与现实结合紧密，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往往反映在对历史的认定上。民族分裂分子歪曲、篡改、杜撰新疆历史，欺骗各族群众，制造分裂，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要求我们在发掘、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必须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社会责任。广大史学者任重而道远。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