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借参加第二届淮河文化论坛之机，笔者来到“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蒙洼蓄洪区西田坡庄台，感佩着“舍小家，为大家”的王家坝精神，琢磨着蓄洪区里的“希望之岛”庄台、围合洼地保庄圩的村落形态，回想着淮河何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梳理着淮河从“名副其实”到“名不副实”再到重新走向“名实相副”的变迁过程，进而思考着在传统帝制时代里，淮河变迁过程中所反映的黄、淮、运的复杂关系，以及蕴含其中的人力与自然、政治与民生的难解矛盾。

一、原“淮”：“名副其实”的淮河

何谓“名副其实”的淮河？“淮”字就是形象的写照。如殷商甲骨文、周金文中的“淮”字，各举两例如下：。又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小篆(秦篆)的“淮”写如。“望文生义”，这些“淮”字的左边是指类的通名“氵”，表示“淮”是水，所以淮河最早的时候就称“淮”，后来才称“淮水”“淮河”；“淮”字的右边是指位的专名“隹”，“隹”是什么？《说文解字》：“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隹之属皆从隹。”清段玉裁注：“短尾名隹，长尾名鸟，析言则然，浑言则不别也。”而具体到“淮”之“隹”，可以理解为，揭示了“淮”在得名之初的某些水文特征，即“淮”字的本义，原是各种各样的短尾巴鸟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自由自在地浮翔，甚至“淮”字的读音也可能就是某些鸟的叫声。

这样的淮河，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地位又非同一般。《汉书·沟洫志》：“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即它们都是独流入海的大川；而说起“四渎”的重要性，《礼记·王制》中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即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山的五岳(东岳泰山、南岳霍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水的四渎最受朝廷重视。又具体到淮河，《尚书·禹贡》有云：“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汉书·地理志》则称“淮水”自桐柏大复山发源，至淮浦(今江苏涟水县西)入海，“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约合1347公里)，虽然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却是关于淮河长度的最早历史记载。

然而较之江(长江)、河(黄河)，流程并不算长的淮、济能够列入“四渎”，还是彰显了淮河与济水的某些特质。兹先以济水为比照，以见入选“四渎”的标准其实不一。唐人李甘有篇颇为有趣的寓言小品《济为渎问》，借北方诸侯与温县县令之口，将黄河与济水作了一番人格化的比较：

北诸侯来朝，过温，温令送于温。指问水名，令曰：“济也。”侯曰：“岂济渎邪？”令复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横千里，浑猛，如涨，无风或毁船杀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别为九河不加狭，彼所以为渎也。今尽济水之力，载数石之舟，广不能横，深不能浮，而曰与河同灵等秩，吾不识先生班祀之意也。”令曰：“济，南去数十里过河矣，寡介如此，驰狂浊中，未尝波渝气夺，别河而潜积沙，连块千里，不压不翳，益壮其流。帅汶而东，终能发山输海，此其所以为渎也。今河负其强大，自积石不捷趋海。往来戎狄间，胁泾、渭、沣、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决，愁民生，中土患，势逆曲多，穷始归海。此皆济水所羞也。执事岂以大为贤乎！”侯默然。

此文从国计民生出发，认为“浑猛”的黄河虽然“为渎”，但“负其强大”“滋其暴决”，遂至“愁民生，中土患”，所以不能“以大为贤”；反之，深、广无可称道的济水，却沉稳孤介、坚韧宽厚、滋养千里、泽被民众，理应受到敬爱。换言之，古人尤其看重的，是济水象征的高洁、顽强之品格，以及给予流域民生之美善恩惠。如唐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末首云：“济水澄而洁，河水浑而黄。交流列四渎，清浊不相伤”；又北宋文彦博《题济渎》诗：“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然而这样因为品格得以列名“四渎”的济水，后来却因黄河的水质黄浊与河性狂暴，遂至容颜苍老乃至生命不再。

与济水的命运相仿佛，同样列名“四渎”的淮河之容颜苍老乃至遍体伤痛，竟然也是因为本不相干的黄河侵夺的结果。那么黄河侵夺之前的淮河又是怎样的呢？

上文已述，由“淮”的得名，可见淮河之碧波荡漾、水鸟浮翔；而由《诗经·小雅·鼓钟》“鼓钟将将，淮水汤汤……鼓钟喈喈，淮水湝湝”，又可见淮水之浩浩荡荡、奔流向前。这样的淮水，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早期如《尚书·禹贡》所规划的九州贡道，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是“浮于淮、泗，达于河”，两州贡道合并以观，可见由长江东出，沿海岸北上，转入淮河逆流西进，再转淮河支流泗水，北上转入中原水系(如菏、济、黄)，乃是战国时代较为便捷的水路，其中的“达于淮”“浮于淮”又是航程的关键。晚期如隋、唐、北宋，因为淮河连接着漕运东南物资的邗沟(漕河)与汴河(通济渠)，所以邗沟入淮的末口到汴河入淮的泗州一段的淮河航运，尤其繁盛，只是这段淮河，一则有山阳湾之险，二则浪大流急，所以漕舟常遭覆溺，唐宋朝廷因此多次开挖新渠，期望避淮之险。如北宋元丰六年，调发十万民夫，开挖“取淮为源”“引淮通流”的龟山运河，“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而如此兴师动众、“工费浩大”的原因，诚如发运使蒋之奇的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泽，而风浪之险止百里淮，迩岁溺公私之载不可计。凡诸道转输，涉湖行江，已数千里，而覆败于此百里间，良为可惜”，又都水监丞陈祐甫有言：“异时，淮中岁失百七十艘。若捐数年所损之费，足济此役”，神宗皇帝也认可此役“费虽大，利亦博矣”。然则淮河之于公输私载的航运价值，据此可见一斑。

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的淮河，也孕育了淮河流域的经济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而逐渐走向富盛。以言自然经济，如此地先民叫淮夷，也称隹夷、鸟夷，《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条记“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淮海惟扬州”条记“鸟夷卉服，厥篚织贝”。按“蠙珠”即珍珠；“鱼”包括鲜鱼与干鱼；“篚”，盛装东西的竹筐；“玄纤缟”，黑色的绸与白色的绢；“鸟夷卉服”，《汉书·地理志》唐颜师古注：“鸟夷，东南之夷善捕鸟者也。卉服，絺葛之属”；“织贝”，先染其丝、织之成文的织锦。其他诸如淮河以北之徐州特产，有羽山之谷的“夏翟”(大雉)、峄山之阳的“孤桐”(桐木)、泗水之滨的“浮磬”(磬石)，淮河以南之扬州特产，有“金三品”(三色的铜)、“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橘、柚”；徐州之植被“草木渐苞”即不断长成而且丛生，扬州之植被“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即花草茂盛、树木高大。凡此，先秦时期淮河流域之自然环境、物产资源、经济状况可见。而经过统一的两汉时代之兴建水利工程、推广牛耕、发展手工业，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之重视漕运、开展屯田、招抚流民，及至隋唐时代，淮河流域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城市繁荣，唐朝安史之乱以前，淮河流域更是成为朝廷的财赋基地。再经迂回曲折的中晚唐与五代十国，进入北宋时代，淮河流域的经济迎来了繁荣富盛的巅峰时代，水利灌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引黄淤灌、治碱改土、扩大垦田，措施甚见成效，交通航运繁忙。至于北宋朝廷特别重视淮河流域经济的深层原因，则在“北宋以汴京为都城。流域北部是北宋的京畿地区，中南部是其后方大本营。淮河流域是北宋安危存亡的根本，没有哪一个王朝比北宋与淮河流域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然则独流入海、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的自然的淮河，繁荣富盛、大体写实了隋唐北宋时代情况的民谚“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人文的淮河流域，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开始，突然发生了“质变”性质的惊天逆转。这样的逆转演至后来，自然的淮河成了一条“名不副实”、苦难深重的淮河，人文的淮河流域成了环境整体恶化、经济全面衰退的淮河流域。那么这样的“质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可收拾呢？这广泛联系着掺杂了诸多人为因素的淮河与黄河、淮河与运河之间纠缠不清的“怨仇”，形象些说，就是淮河与淮河流域所遭受的“黄侵运逼”。

二、述“黄”：从短暂夺淮到长期夺淮

说起淮河与黄河之间的“怨仇”，元人陈孚《黄河谣》有着画影图形、拟声绘色的描写：

长淮绿如苔，飞下桐柏山。黄河忽西来，乱泻长淮间。冯夷鼓狂浪，峥嵘雪崖堕。惊起无支祁，腥涎沃铁锁。两雄斗不死，大声吼乾坤。震撼山岳骨，磨荡日月魂。黄河无停时，淮亦流不息。……千载今合流，神理胡乃尔。……

解读一番这首歌谣，就能看出淮黄“怨仇”的来龙去脉：

“长淮绿如苔，飞下桐柏山”，源自桐柏山的淮河，上游跌宕在高山崇岭和丘陵岗谷之间，所以其流奔腾，其水清澈。

“黄河忽西来，乱泻长淮间”，西北向着东南而来的黄河，忽然泻入淮河，麻烦的是，淮河中游本就坡降骤减，河道平缓，再间以每当汛期水势陡增的扼淮、颍、淠三水的正阳关，以及两山夹峙、水流阻滞的硖山口、荆山峡、浮山峡，黄河“乱泻长淮间”是祸不是福，黄淮遂结怨仇。

“冯夷鼓狂浪……惊起无支祁……两雄斗不死，大声吼乾坤”，面对黄河狂浪的长途奔袭，清碧潋滟的淮河不甘屈服，淮河水神无支祁奋起抗争黄河水神冯夷的欺凌，这样的抗争，惊天动地，悲壮惨烈。

“千载今合流，神理胡乃尔”，本来，江、河、淮、济四渎发源注海，各安其位，各行其道，现在，济水已经因为黄河的影响，逐渐淤浅乃至堙没，而在黄大淮小、黄强淮弱的态势下，黄河又来侵夺淮河河道，黄淮合流入海，面对这样悖逆原始的“质变”，诗人陈孚既指斥着“黄河无停时”的霸道、同情着“淮亦流不息”的坚韧——这样的指斥与同情，也见诸其他众多诗人的吟叹，如元人萨都剌《过淮河有感》：“淮水清，河水黄，出山偶尔同异乡……东流入海殊不恶，万里同行有清浊”，元人薛《初见淮水》：“偶上仙槎入淮浦，欲见清流自千古。但令河伯知我心，莫把泥沙溷兹土。”——陈孚更是发出了如同“天问”般的质疑：“神理胡乃尔！”

神理胡乃尔？为何黄河会夺淮、淮河会被夺？其实也有着“科学”的解释。

黄河原是脾气暴躁、水患频发的“四渎”之“宗”，而其暴躁、水患的根本原因，在于“水”与“沙”。黄河径流量相对贫乏，按照现代的情况，5464公里长的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仅为628亿立方米，这只是6300公里长的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9280亿立方米的大约1/15，也只稍多于1000公里长的淮河多年平均径流量611亿立方米；麻烦的是，黄河径流量虽小，年内分配却不均匀，又含沙量不仅丰富，而且产地集中，再加上黄河的丰水期与丰沙期一致，如7月到10月，水量是全年的70%，沙量是全年的80%，如此这般的“水沙条件”，遂引发了黄河“善淤”“善决”“善徙”三大问题。具体来说，自从战国中期黄河下游两岸全面筑堤、制约了黄河泥沙的沉积范围后，黄河河床越淤越高，乃至逐渐成为一条“地上河”；“地上河”容易决口，决口就意味着改道，为了堵住决口、避免改道，就得加高、加固堤防，而堤防越为高大、越为坚固，河床就会随之越来越高，淤积、决口、改道就会越来越严重，于是，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期的两千多年里，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竟然达到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也有20多次。这样的黄河，把河北太行山以东到河南伏牛山以东的广大地区，扇状扫射了一遍，那些扫射所及之地，洪水与泥沙吞没了农田与城镇，瘫痪了水陆交通，淤浅淤废了河流湖泊，这也包括了复杂的淮河水系与广大的淮河流域。

本来，淮河干流、支流以及淮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就存在不少经不起重大“打击”的薄弱环节。如言淮河干流，1000公里的总落差仅为200米，其中上游的364公里，已经占去总落差的近90%，这就意味着淮河上游水流湍急，中游水流平缓，下游尾闾不畅乃至海潮倒灌；又如淮河支流，尤以淮北平行汇入的支流相当密集，它们多数河床坡度特别平缓，河道容易淤塞，汛期更易酿成洪涝灾害；再言今天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淮河流域，除了西部、南部和东北部为山地丘陵之外，其余广大地区皆为平原，平原地形又大体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这也成为黄河“骚扰”乃至“侵夺”淮北支流、淮河干流、淮河流域的坦途大道。凡此种种，概而言之，诚如《淮河综述志》的“综述”：

淮河以北是一个辽阔的北高南低的倾斜平原，北岸的支流呈西北东南向注入淮河。它的北面，紧靠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黄河，这段黄河与淮河自古没有天然的分水岭，一旦东决或南决，滚滚浊流总是通过北岸支流，在淮北平原泛滥。

换言之，从自然地理的“科学”角度说，不乏“内忧”、难以承受重压的淮河与淮河流域，最大的“外患”，就在于摊上了黄河这么条含沙量极大、善淤、善决、善徙的近邻。

然而问题还有更加复杂之处。在文献可考的3000多年文明史中，上述的黄河以及淮河本身的自然地理并无什么“质变”，但奇怪的是，若以1128年这个标志性的年份划分前后，则此前的近1300年里，虽然黄河夺淮事件曾经多次发生，仍属历时几十天或几个月的暂时夺淮、历时几年最多24年的短期夺淮，这样的黄河夺淮所波及的淮河水系，既局限在淮北支流泗水以及泗水入淮之后的淮河下游，其对淮河流域的影响也就比较有限；而在此后的700多年里，黄河却是先持续400多年的多股夺淮，再持续300多年的夺泗入淮，淮河水系既因此紊乱不堪，淮河流域也因此遭受严重破坏。那么，对于黄淮关系的这个转折点来说，1128年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宋史·高宗本纪》建炎二年：“是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按此前一年的1127年，四月，女真金朝掳去徽、钦二宗，北宋灭亡；五月，钦宗所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称帝，南宋开始；六月，宗泽任知开封府、东京留守，招义军，修战备；十月，高宗赵构南迁扬州；十二月，金兵攻略河南、山东、陕西。及至1128年，金兵南下之势甚盛，宗泽忧愤而亡，“喜功名，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的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人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因为抚御无方，宗泽所集义军陆续散去……当此形势，杜充施行“以水代兵”之计，谋求阻止金兵南下，遂于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西决开黄河，于是黄河新道约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再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先秦以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旧道，开启了727年东南向夺淮流入黄海的历史。

不过仍然令人疑惑的是，此前屡次发生的黄河夺淮都属暂时夺淮或短期夺淮，为何杜充决河后的这次夺淮，竟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呢？不妨玩味两条文献的记载。《三朝北盟汇编》卷197“绍兴九年八月十一日戊午”条记金朝鲁国王、都元帅挞懒(完颜昌)之言道：

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岂可弃之！今当以新河为界，则可外御敌国，内扼叛亡，多有利吾国矣。

这里的“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指北宋靖康元年金朝占有河北地后，迫宋和议，所提条件中，就包括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黄河为分界线；及至绍兴九年南宋与金朝和议成立，双方仍以黄河为界，此黄河却变成了“尔今新河”即杜充决河后的黄河新道。这条黄河新道，变原来的东北流为东南流，金朝因此得地甚多、获益甚大。再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划淮为界”，黄河下游已经尽入金朝疆域，而金朝仍然消极治河、放任河道迁徙无定，则如《金史·河渠志》大定九年的记载：

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单虽被其患，而两州本以水利为生，所害农田无几。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则山东河患又非曹、单比也。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都水监梁)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

因为托言“所害农田无几”，因为不愿“大费工役”，因为恐怕“宋人乘间构为边患”，金朝奉行的这种不堵不塞政策，终于导致“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即两河分流而新河(主溜)流向东南、后来又分三股夺泗入淮的混乱局面。至于这种混乱局面的持续演变，笔者曾概述道：

从元代起至明嘉靖中叶的300多年间，河患十分频繁，黄河下游长期呈多股夺淮的局面……这是黄河夺淮为害最称剧烈的时期。300多年中，黄河迁徙不定，粗略统计，发生大规模的夺濉事件10余次，夺涡事件11次，夺颍事件11次，夺汴事件数次，滚滚浊流在西起颍水、东至海滨、北自黄河、南到淮河的黄淮平原上恣意漫流。黄河这条可怕的泥龙，东横西决，泛滥无归，所到之处，无不淤河道、塞湖泊，原本顺畅自由的淮北水系因此变得紊乱不堪，而水系打破、河道淤高、排水不畅，水旱洪涝之灾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流离漂没，惨遭其害。

行文至此，导致1128年黄淮关系发生惊天逆转并且持续恶化的根源，主要在于“人祸”，已经不言自明！其实这样的“人祸”，在中国历史上又何止杜充的决河、金朝的放任。就以黄淮来说，前文提到的汉武帝时“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之所以历时24年方才堵塞，亦有“人祸”在乎其中，《史记·河渠书》明确记载：

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后来因为黄淮之间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经济破坏严重，汉武帝才“既临河决……卒塞瓠子……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即“人力”战胜了“天事”。至于与杜充决河几乎同样的情景，又有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口。当时，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国民政府决定“以水代兵”，于是掘开花园口(今河南郑州市惠济区北郊)黄河南岸大堤，滔滔浊流分成两股，由正阳关、怀远冲进淮河。虽然洪水泛滥，迫使日军暂时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但我方的损失也实在太大，受灾面积达到54000平方公里，125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死亡人口达到89万，大片良田变成贫瘠的“黄泛区”，间接导致了1941年到1943年惨绝人寰的“河南大饥荒”。

本节之述“黄”，述的是黄河从短暂夺淮到长期夺淮，述的是黄河长期夺淮“神理胡乃尔”，述的是“但令河伯知我心，莫把泥沙溷兹土”的辛酸无奈。然而祸不单行的是，淮河与淮河流域不仅南宋以来越来越受“黄侵”，元朝以降又越来越遭更加“冠冕堂皇”的“运逼”，而“运逼”的结果，乃至淮河失去了河形、失去了下游、失去了入海水道。

三、辩“运”：蓄清刷黄，济运保漕

辩“运”之“运”，这里专指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蓄清刷黄，即蓄淮河清水以释黄，借淮河水势以冲沙，目的则在济运保漕，首创其法者，为明朝治河大臣、湖州人潘季驯。从嘉靖末年到万历中期，潘季驯四次出任总理河道，前后凡27年。他认为旧有的“分流杀势”即从多处分流分洪黄河的治河方略，远不及“以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黄”来得有效，“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应该说，这是对黄、淮、运泥沙运动规律的准确把握与辩证认识，也为后来的治水者长久遵行，如《清史稿》卷279“论曰”即评价潘季驯道：“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

这样的借淮→刷黄→济运的理论与实践，又使淮、黄、运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淮河因之再起巨大变迁，黄河因之长期单股夺淮，运河则因之力保畅通，至于运河能否畅通，又关系到帝制朝廷能否正常运转。

如所周知，除了明初53年短暂建都南京外，元明清三代都在北京建都。其时，政治中心在华北平原的北端，经济中心偏居江南，这样的分离格局，引出了无尽的忧患与难解的麻烦。京畿自为人口集中之地，麇集于此的皇室、贵族、官僚、军兵仆役以及其他人员，官俸日用，常规消耗着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然而京畿北部及东北为游牧狩猎地区，华北平原又太贫瘠，如此情势之下，朝廷只得仰仗江南以及汇聚江南的物资。滔滔运河之水，昼夜舳舻相继，运载着发自江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京都。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这并非亘古不变，元明清三代的“国之大事”就在运河及漕运。运河及漕运沟通了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缓解了因为两者分离造成的窘困，成为帝国的经济维系线和政治生命线。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运河及漕运在给帝国带来种种实惠的同时，也让朝廷背上了沉重包袱，既时刻考验着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也系统反映了国家的“权衡利弊”抉择。盖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又北高南低，淮河横亘东西，黄河长期夺淮，再加上黄、淮、运三者的河性水情各异，因而其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好在梳理这些关系的归宿，又是无比明确的，那就是明清两代的济运保漕，以及有明一代的护陵。

如何济运保漕以及护陵？元代相对不具典型意义。元至元三十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告成后，虽然漕船可从杭州直达大都(今北京市)，但因山东境内运河存在的两大问题——水源不足、地势中间隆起而南北倾斜——未能解决，故此每岁漕运不过数十万石，远远低于终元之世不罢的海运。及至明朝，尤其是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因为海运存在风险、起运时间受到季风与洋流等的限制较多，以及总体而言的海禁政策，又转以漕运为主，黄、淮、运的治理也就随即抟为彼此关联、无法分割的整体：

黄河与运河紧密地包裹在一起，可以说，黄河的每一次溃溢及改道都直接或间接地危害到运河并影响漕运，特别是黄河全河入淮后，在“黄高淮壅”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清河为中心的溃溢区……漕运面临着黄河和淮河的双重威胁……使修整运河陷入治河与治淮缺一不可的困境。

这样的困境，较之上节述“黄”所陈史实，更加关系重大，如清人谷应泰指出：

隋唐以前，河与淮分，自入海。宋中叶以后，河合于淮以趋海。然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庐，至明则妨漕矣，故视古尤急。

姑且不论“坏民田庐”与“妨漕”孰缓孰急，起码就“淮河变迁”而言，明清时期所受“人力”的影响，较之以往既倍增矣，“人力”影响下的淮河形态，尤其变得面目全非。这里以洪泽湖、高家堰为例说明之。

今天仿佛内流河“尾闾湖”的洪泽湖，本是独流入海的淮河流经地区，该处地势低洼，分散着众多不大的陂塘湖涧，其中破釜涧是洪泽湖的前身。“洪泽”之名始见隋代，隋大业中，杨广游幸江都，途经破釜涧时，久旱逢雨，而且大雨倾盆，洪水肆泛，因将破釜涧更名洪泽浦。明代初年虽然已有“洪泽湖”之名，但其面积仅相当于今洪泽湖区南部一隅之地。而在明嘉靖二十五年之前，由于黄河多股并存，迭为主次，侵夺淮河北岸支流入淮，泥沙被分散在各个泛道，泗水一线的来沙量不是很大，淮安以下淮河河道的沉积也较有限，所以洪泽湖的扩展速度相对缓慢。大体说来，两宋时期的洪泽湖区是湖涧并存的沼泽区，元代洪泽湖区的大部分仍在兴办着屯田，明代嘉靖之前的洪泽湖区在平水期仍然呈现一派湖涧分明的态势。

洪泽湖的最后形成，与以下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黄河单股夺淮造成淮河下游河道的严重淤积。《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条云：“至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南流故道始尽塞”的原因，或是自然淤塞，不再疏浚，或是有意堵塞，引黄济运。而“尽出徐、邳，夺泗入淮”的这条黄河河道，后来再经潘季驯的筑堤治理，基本被固定下来，即今所称的“废黄河”，它虽仍然时有决徙，但不久即复故道。对于黄河夺淮来说，这是从多股夺淮到单股夺淮的一大变局；对于淮北平原来说，这是黄河从四处泛滥到相对安流的一大利好；然而对于淮河变迁来说，这却不是福音，因为本来已经不再“名实相副”的淮河，由此更加速了完成“名不副实”的过程。盖黄河单股夺泗入淮，全部泥沙滚滚而来，淮河下游的淤积急剧增加，尾闾水位抬高，排泄不畅，于是淮水逐渐向上潴积，乃至漫溢成湖。而当降及清口(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一带)的门限沙严重堆积扩展时，又出现黄水倒灌现象，这不仅增加了洪泽湖的来水量，而且淤垫湖底，抬高水位，扩大了水域面积。

其二，明代后期以来高家堰的大规模修筑。高家堰的修筑历史颇为悠久，先是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筑堰，意在阻障淮水东泛。此种策略，为后世治水者遵用。北宋庆历年间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也曾修筑，明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再度修治。陈瑄所修的堤堰，北起武家墩，南至阜宁湖，相当于今堰的北段。隆庆年间，总督漕运王宗沐又招募淮民修堰，捍淮东侵。不过此时的高家堰规模仍然不大，大约高度在三四米上下，长度在30里左右，即约相当于今洪泽湖大堤的1/4。及至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万历六年，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治河事务。其时的黄河，经常发生决口，而黄、淮、运交会的清口一带，淤积阻塞严重。潘季驯接任后，首先在黄河两岸筑成近堤、遥堤、横堤、月堤以及减水坝组合成的堤防系统，以约束水流、防御洪水；在初获成效后，他又大筑高家堰，意在抬高淮河水位，蓄清刷黄。次年，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长60里的筑堰工程竣工。又次年，再向南延伸20里至周家桥。至此，淮河来水被大量拦蓄起来，洪泽湖基本形成，担负着刷黄的巨大使命，运河漕运大为畅通。清康熙时，河臣靳辅仍然沿袭潘季驯“蓄清刷黄”的“金科玉律”，他挑浚清口，开挖引河，堵塞高堰决口，培修残破堤岸，又将大堰向南延伸25里至翟坝，再修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唐埂及古沟东、西6座减水坝。康熙二十年，六坝关闭，洪泽湖盛极一时。

然而，时有盈缩的洪泽湖，巍峨壮观的高家堰，对于淮河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言由河道变身湖泊的洪泽湖，因为黄高淮低、黄浊淮清、黄强淮弱，为了实现“蓄清刷黄”的目的，高家堰只能一步步增筑，洪泽湖底也就一年年淤高，水位则随之一层层抬升，水位抬升的意义，则在“以刷沙敌黄……亦资淮利济”。如清道光八年，洪泽湖水位蓄至一丈六七尺，仅能与黄相敌，蓄至一丈八九尺，始能畅出清口。而从道光十一年至咸丰元年的21年中，洪泽湖水位均在二丈以上，最高时达二丈三尺四寸，洪泽湖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湖”。

以言淮河干流，因为中游末端洪泽湖的横空出世，因为黄河泥沙由泗入淮导致的淮河下游壅水逆流、河床抬升，加上高家堰在淮河中、下游之间的南北阻截，于是原本上游水流湍急、中游水流平缓、下游尾闾不畅的淮河干流，演变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扁担河”态势。这样的淮河干流，上游留不住、中游流不动、下游流不走，打个形象而苦涩的比喻，就是上游得了“脑溢血”，中游患了“肝腹水”，下游则是“肠梗阻”。或者说，淮河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下游，因为理论上的淮河下游，潴积的主要是黄河之水，沉淤的主要是黄河泥沙，而理论上的淮河中游，其末端的洪泽湖已经成为汇淮刷黄济运的“尾闾湖”。这样的情形，正如清人郭起元所言：“淮合诸水，汇潴于湖，出清口以会黄。清口迤上为运口，湖又分流入运河以通漕，向来三分济运，七分御黄。”

以言淮河南岸淮扬地区，本来麻烦并不算多，因为黄河夺淮对于淮河南岸的负面影响仍不明显。及至悬湖既成、高堰既筑，一旦汛期淮、湖暴涨，高家堰开闸泄水，地形卑下的淮扬地区势必洪涝成灾，乃至汪洋恣肆，此诚如乾隆皇帝《下河叹》所云：

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五坝平分势未杀，高堰一线危骑墙。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

也许“河徙夺淮地”遂至“水患恒南方”，还是自然与“人祸”的综合影响，至于“去患言岂易”与“南望心徬徨”的矛盾，就是明清朝廷“权衡利弊”、舍“小”取“大”造成的恶果了。

然则孰为“利”孰为“弊”？何谓“大”何谓“小”？《明书·河漕志》开篇有言：

汉、唐、宋皆漕于河，河第见利多，其害也不过坏民田庐，而国之命脉不与焉。……元都幽燕，仰漕粟东南，始重漕与河，而尚海运居其半，漂溺所不恤，苟且以终……至于明，治水无遗法，用水无遗功，防水无遗力，因元都，势必因元漕，且北方田瘠收薄，除输正粮无余物，而国家百费岁亿万，不得不赖漕。明人之言曰：“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需漕固不重欤？

又明左给事中张企程《题开周家桥武家墩等处疏》：

臣尝熟为筹之，譬人一身，祖陵腹心也，运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善医者，腹心病则先腹心，咽喉病则先咽喉，手足病则先手足。脱有三者俱病，则由腹心而咽喉而手足，其缓急轻重固自不可紊者。况今腹心受病，宁以咽喉、手足之故而遂缓勿治耶？臣窃谓今日之役，以开周家桥、武家墩为急救祖陵第一义，其或有梗运道，随为区画，有伤民产，随议蠲赈，有损盐灶，随议减额。但处置得宜，下流有归，断断不为地方害。

据知明朝治河治淮的基本原则，乃合“保漕”与“护陵”兼筹之，而关乎帝王家业兴衰的“护陵”还优先于国家命脉所在的“保漕”，至于所谓“民生”，“其害也不过坏民田庐”，其病也不过“手足”，于是在“三者难以兼顾的情形下，民生自然被彻底抛弃”。及至明清鼎革、江山易主，“护陵”自然变得无足轻重，一切的治河治淮措施，包括负面影响了淮河干支流与淮扬民生的高家堰、洪泽湖，又皆服从和服务于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如雍正御撰《高家堰碑文》有云：

黄河为运道、民生所关，而治河以导淮、刷沙为要。高家堰者，所以束全淮之水，并力北驱以入河。河得清淮，则沙不积而流益畅。故考河道，于东南以高堰为淮、黄之关键。淮自中州挟汝、颍、涡、汴诸水，汇注于洪泽一湖，荡激潆洄，浩渺无际，而淮、扬两大郡居其下流，惟恃堰堤以为障御，所系讵不重哉！

按这段碑文包含了高家堰关乎运道安全、关乎淮扬民生两层意思，这在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2《高堰石工论》中也有清楚表达：“高家堰者，所以捍御洪泽全湖水势，保护淮扬两郡民生，蓄清刷黄，通漕济运。”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每当遇着暴雨洪峰，为了“通漕济运”，朝廷总是放弃淮扬民生，敞开“所系讵不重哉”的“障御”，开坝放水，而其结果，就如晚清高邮人夏实晋《避水词》的描述：“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上已牵船。田舍漂沉已可哀，中流往往见残骸。”

淮扬既然已经屋上牵船、田舍漂沉，百姓遂视江南为避难所，于是江南社会秩序为之混乱，又成为上至朝廷、下及地方政府新的忧患：

男拖棒，女挈筐，过江南下逃灾荒。云是淮扬稽天浸，幸脱鱼腹余羸尪。百十为群踵相接，暮宿野寺朝城坊。初犹倚门可怜色，结队渐众势渐强。麾之不去似吠犬，取其非有或攘羊。死法死饥等死耳，垂死宁复顾禁防。遂令市阛白昼闭，饿气翻作凶焰张。黔敖纵欲具路食，口众我寡恐遭殃。侧闻有司下令逐，具舟押送归故乡。却望故乡在何所？洪流降割方汤汤。

要而言之，“保护淮扬两郡民生”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因为相对于洵属国家大政的“通漕济运”，民生总被置于末位。然而这样的利弊判断、大小取舍，既使得“河徙夺淮地”导致的“水患恒南方”之地域越来越扩大、程度越来越加深，也使得乾隆皇帝感叹的“复古去患言岂易”与“惄焉南望心徬徨”被打成了无解的死结。京杭大运河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如此的复杂，乃至难以辩出个是非曲直！

四、悟“道”；文学的拟喻与哲学的关怀

一部淮河三千多年的变迁史，真是跌宕起伏而又分期明确，其间所显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规律，即“器”与“道”层面的启示，又堪称丰富且深刻。从见载于殷商甲骨文的“淮”字到南宋建炎二年以前的两千多年，这是“名副其实”、独流入海的淮河；从南宋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到清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决口的727年，这是“名不副实”、不能自主的淮河，其中南宋建炎二年到明嘉靖二十五年为黄河多股夺淮的418年，明嘉靖二十五年到清咸丰五年为黄河单股夺淮的309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淮河既全程备遭“黄侵”即黄河的侵夺，后半程又备遭“运逼”即运河的逼迫；而从清咸丰五年以后迄今的160多年里，淮河从前期(1855—1951年)重新起步走向“名实相副”的过程但仍然满目疮痍，到后期(1951年后)全面治理遂快速走向“名实相副”的征途，又鲜活证明了“人力”的力量乃至伟力。

犹记李鸿章曾以“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说，定性晚清中国社会之变迁；而借用此说，以言晚清时代之淮河变迁，竟然也能适用：

先是，咸丰元年，排山倒海一般的淮河大水，使得洪泽湖水位迅猛上涨，乃至决开高家堰(洪泽湖大堤)南端的礼河坝，东进的淮、湖之水，浩浩荡荡地沿着礼河冲进高邮湖，复经邵伯湖及里运河迤逦南下，竟于扬州三江营汇入长江。从此，淮河主流与夺淮的黄河汇流入海的河势，一变而为淮河主流汇注长江、借江入海。

再是，咸丰五年，黄河水势异涨，巨浪掀腾，遂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一时之间，决口刷宽至七八十丈。这次决口，使得黄河重新回到东北向流入渤海的局面，历时超过700年的黄河夺淮宣告结束。

又是，随着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北上，京杭大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这直接影响了漕运。及至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开始以海运方式承运漕粮北上，于是光绪二十七年朝廷宣告漕运结束。

然则晚清的这五十年(1851—1901年)，对于淮河来说，变局可谓既多又巨：江、淮开始牵手，淮河主动求得了新的生机；黄、淮正式分家，淮河从此又有了新的自我；运河漕运使命告终，淮河得以摆脱举步维艰的困境。这样，备受“黄侵运逼”折磨的淮河，终于迎来了“疗伤”——水系混乱、河道淤塞、出海无路等等——的机缘与时空。只是平心而论，清末、民国时代的各种“复淮”“导淮”规划，既不乏局限性与盲目性，其时动荡不宁的内忧与外患、分裂与战争，也导致多数工程无法落实或难见成效，淮河与淮河流域仍以最难治理、灾难深重的形象，可怜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令人欣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淮河与淮河流域，已经改变了这样的形象，并且正快速回归“名实相副”——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经济发展、民生幸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面貌中。而饮水思源，这离不开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1951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以此为标志，淮河上游筑坝建库、淮河中游修建蓄泄洪区、淮河下游通江达海的治淮工程，全面铺开，于是自然的淮河向着自然与人文交融密合的淮河迅速转化，淮河下游增添了“人文”再造“自然”的入海水道、灌溉总渠，淮河也开始了如同“凤凰涅槃”般充满希望的新生。

回顾“千里长淮”从“名副其实”到“名不副实”再到值得期待的“名实相副”的百般变迁，又引发今人广泛的文学拟喻与深沉的哲学关怀。

以言文学拟喻，即如本文的标题“黄侵运逼”，用词就很重，重到可能会因此得罪了文化意义上的“母亲河”黄河、政治意义上的“富贵子”运河。笔者在诸多的场合，习惯把传统帝制时代的黄河拟喻为“父亲河”、京杭大运河拟喻为“富贵子”、长江拟喻为“母亲河”、淮河拟喻为“隐忍子”。因为哪有“母亲河”如黄河这样脾气暴躁、成天惹事，恣意霸道地欺凌打压自己的近邻淮河，乃至“以邻为壑”“鸠占鹊巢”。因为京杭大运河得到了帝制时代那些自私自利的最高统治者不计成本的维护——比如延缓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恶化了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浪费了社会财富，牺牲了民众利益，乃至豢养了官僚利益集团，失去了海运技术的领先地位与开拓海洋的历史机遇——所以回到历史的语境，这个“富贵子”的是非功过，实在难以评说。因为亘古及今，长江无疑是性情温柔的，起码对于江、淮关系来说，正是长江接纳了淮河，让他在三江营投入自己的怀抱，从此，江、淮这对久违的母子，就一直难舍难分地携手并肩，走到了今天。至于笔者同情淮河为“隐忍子”，不仅是相对于京杭大运河这个“富贵子”而言的，更是因为明清时代的淮河，极委屈、超负荷地承担着“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也就是无偿地牺牲自己、全身心地奉献运河，结果曾经槽深、水清、利航的淮河，演至后来，竟然成了罕见变形、遍体伤痛、失去下游、失去入海水道的“扁担河”。

以言哲学关怀，就人地关系的复杂性论，淮河变迁过程中的人为因素，以及淮河与黄河、运河、长江之间的“恩怨情仇”，强力映证了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经典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而就自然变迁与政治权力的彼此影响论，淮河在传统帝制时代“黄侵运逼”的艰难处境，鲜活展现了政治权力对自然变迁的负面影响以及对载舟覆舟的百姓民生的漠视乃至冷酷，这又密切联系着自然的中国之内地农耕社会大江大河多为东西流向、政治的中国之北方地区拥有主话语权、经济的中国之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分离的大格局。这样的自然、政治、经济大格局，决定了传统帝制时代淮河让人扼腕叹息的无奈命运，谁让“隐忍子”淮河既是中国东部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又位居“父亲河”黄河与“母亲河”长江之间，并与“富贵子”京杭大运河呈直线交叉呢？如此，立足于这样的哲学关怀，我们当能更加切近、全面地理解诸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废江河万古流”“河流孕育着文明，文明丰富了河流”这类宏大命题，也能更加系统、深刻地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的重要指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内涵。

（本文原刊《安徽史学》2021年第6期第117-12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