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绥远城将军贻谷延请予假太常寺少卿高赓恩修纂《绥远旗志》，引发了归绥道和土默特旗各自修志的应和，最终成为近代内蒙古方志编纂史上规模最大、成果最富的一次修志。除高赓恩纂成《绥远旗志》《归绥道志》《土默特旗志》外，道属各厅为备修纂道志采择，或创修厅志及采志录，或补续旧志。据《归绥道志·采用书目》记载，创修者有《宁远厅志略》(署通判宁存校辑)、《宁远厅古迹志》(乔桐荫著)、《陶林厅志略》(通判贾栩编集)、《兴和新厅志稿》(同知陈时隽纂)、《托克托厅采志录》(通判任秉铨辑)、《萨拉齐乡土志》(刘澍初稿，通判屠义矩纂)、《五原厅志略》(署同知姚学镜辑)，补续者有《归化厅志采访稿》(刘鸿逵辑，徐树璟续辑，张嘉桢补辑)、《和林格尔厅志略草》(通判张焕辑，署通判乔樾荫续辑)、《清水河厅志稿》(通判文秀纂，署通判吴福麟续)等。遗憾的是，此后时代更替，政局变动，如今只有《五原厅志略》尚存，其余尽皆无从踪迹。

2021年9月12日，友人告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鹿城红藏阁”网店出售旧籍“托克托县采写史料15本”。同月19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领导批准，我与友人宝力格驱车赴包头市造访店主方文军。经目验，确认该籍为《归绥道志·采用书目》之《托克托厅采志录》的底稿本，遂以善价购回。据卖家方文军言，该稿本购自地摊，其辗转经过不详，原收藏者及来历无从查证。以下笔者对该籍做详细介绍和初步研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文献形态与成稿时间

该籍共15薄册，毛头纸，毛笔书写，纸捻装订。开本大小稍有差异，大致在23.7cm×15cm以内。厚薄不一，厚者15叶，薄者仅4叶(均包括封面、封底)。正文多处有修改，个别册中还有粘条或夹页。

此15册实为前后两稿：前稿6册，约8000字(见图1)；后稿9册(封面右边缘粘有红色细纸条，以别于前稿)，约10000字(见图2)。每册封面仅标注其所含类目并编次，无总书名。前稿6册依次为：《职官采集录壹集贰集》《疆域山川采集录三四集》《建置采集录五集》《兵防户口实业赋税采集录六集》《风土物产商务矿物采集录七集》《人物古迹采集录八九集》。后稿9册依次为：《职官采集录壹集》《巡检采集录贰集》《疆域采集录三集》《山川采集录四集》《建置采集录五集》《兵防户口实业赋税采集录六集》《风土物产商务矿物采集录七集》《人物古迹采集录八集》《历史沿革采集备考录九集》。除后稿增有《历史沿革采集备考录九集》外，两稿册数的差异主要在合订与否。

其成稿时间，每册末均署明。前稿6册依次为：壹集“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集录”，贰集“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七”，三、四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五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六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四”，七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八、九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后稿9册除三集“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九”、九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一”外，余与前稿同。惟该籍所载内容有晚于此者，如后稿《职官采集录壹集》末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任职的林朝元，《巡检采集录贰集》末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署任之王鍾，观其笔迹，当系纂辑者续补。前稿亦据以抄录，其中巡检王鍾系以圆珠笔抄录，当系晚近之收藏者所为。

二、书名与纂辑者

该籍虽未题总书名，但每册均标明“采集录”，故其书名应为《托克托厅采集录》。《归绥道志》作《托克托厅采志录》，《绥远通志稿》又作《托克托厅志录》。此三者中，“采集”词义宽泛模糊，“志录”易生歧义，唯《托克托厅采志录》系定稿缮清后的定名，含义相对贴切，且使用在前，故本文以其为正书名，以免纷乱。至于该籍册数与《归绥道志》所言之“三册”不合，应系未定稿与定稿缮清本的差异。《绥远通志稿》称：“稿本原存厅署，入民国后，托县经匪陷扰，比修通志查取，已早遗失，无从踪迹矣。”此遗失之稿本，当即定稿缮清本，而非此未定稿本。

关于纂辑者，《归绥道志·采用书目》作“通判河间任秉铨辑”。《绥远通志稿》沿袭此说，称：“《归绥道志》著录三册，通判河间任秉铨辑。今案职官表，秉铨吴桥县人，光绪三十二年任，宣统初始卸事。”此说不确。该籍后稿八集末署明“两等京学堂教习附生郜荣采集”，而通判任秉铨当为下达采辑任务者。因为同知、通判等地方官“负有重责，事务纷繁，恐无亲自纂辑志书的可能。况幕僚属草，主子署名，乃官场通例”。观《归绥道志·采用书目》中各厅报送之志略或志稿，多署其同知、通判纂辑，即可了然。

郜荣，“托厅民籍”，光绪十九年(1893年)取中文生。朱耀主编《托克托县志》载有郜荣，称：“清朝秀才。他在私塾教书重视习字和写作训练。规定每个学生每天写大小楷各一仿。写大楷字用尺八大白纸，一仿写24个字；指导学生练字由易到难，先照仿引写，然后写配格，最后临字帖。写小楷用6行25格纸，临小字帖，练习写小字，为开笔作文打基础。学生写完以后，先生都要亲自评判，选择好的贴堂表扬。学堂成立后，他任过两等官立小学堂教习附生，著有《托克托厅采集录》9集。”末句所言书名、集数与该籍吻合，当得自其收藏者或知情之郜氏后人。

幸运的是，笔者在该籍某册某页装订线处发现夹有一折叠得很小(约4.4cm×1.7cm)的薄纸条，纸色发黄，展开约13cm×3.6cm，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有“国营内蒙第二机械制造厂职工医院医师郜明赠”。国营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厂于1954年成立于包头市青山区，直属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是现今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此职工医院医师郜明当即郜荣的后人，是该籍的原收藏者。经托克托县友人乔红艳女士帮助，我得以先后向郜荣后人郜三板、郜文鼎先生请教。据称，郜荣是其曾祖父，清末在托克托厅衙署任书办(管办文书的属吏)。郜明是其六叔，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包头市青山区居住。2018年去世，终年82虚岁。关于该籍，两位郜先生并不知情。

三、前后稿之异同

该籍前稿修改痕迹较少，仅有一粘条，而且有据后稿补录者；后稿增改处较多，仅粘条或夹页就多达十余条。例如：

前稿《职官采集录壹集》中，通判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格尔肯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秉铨共77任(包括署理、代理)，其中第74任史树桢系以粘条补写的。后稿较前稿多乾隆元年(1736年)伊某，少道光廿三年(1843年)觉罗清，并将前稿之任赓熙、任奇瑛改作赓熙、奇瑛，收录了前稿粘条所补之史树桢。

后稿《疆域采集录三集》前后均有粘条：“黄河自何方来，由某境入本境，由厅治西转南，经某某村，行若干里出本境何方，入某境。村名、里数、方向都要查明。黑河自何方来，由某境入本境，经某某村，行若干里由厅后西南某处并入黄河。”此种粘条与该籍原文笔迹不同，当为审阅把关者提出的加详要求，而应命补写的内容不见于后稿，而是被合订于前稿《人物古迹采集录八九集》末，并夹有其草稿两纸。

两稿《建置采集录五集》所列相同，后稿于厅治、巡检署、监狱、城守厅文字有所加详。例如，前稿“厅治”作“在本境前后街中间，乾隆二年建盖，大堂、仪门、大门，宅在二堂后”。后稿改作“在南北大街路东，乾隆二年建”，删“大堂、仪门、大门，宅在二堂后”，粘条曰：“于某年被水灾冲圮，经樊公恩庆重建二堂、三堂，现任任公秉铨重建大堂、仪门、大门及左右科房、厢房、客房、厨房、马号共八十余间。”“某年”二字旁又补“光绪二十一年”。

后稿《兵防户口实业赋税采集录六集》于“汉民户口”后有朱色粘条：“按：前报过共平民十万九千余口，此系礼房有卷。”“耶稣教户口”后有朱色粘条：“托厅耶稣堂一座，现已禀明归官经理，教民教士溃散，无××查。”“赋税”列目相同，地亩数、田赋数有异。“旧田”末亦有朱色粘条：“光绪九年每米一石奉文改征银一两六钱，以一两五钱解运绥远城粮饷厅散放兵米，以一钱为各厅办公经费之需。”

后稿《人物古迹采集录八集》于“黄河西城”前有粘条：“黄河西城、十二连城、二古城，有无基址，均要注明。”而正文应命于“黄河西城”下增“基址残阙，有处约尺许，仿佛城垣形”，于“二古城”下增“二城相距不远，城基均有，约二尺许”。

前稿《人物古迹采集录八九集》之“艺文”目无内容，而后稿《人物古迹采集录八集》之“艺文”目夹有《乾隆三十七年重修黑河桥碑记》一纸。

后稿《历史沿革采集备考录九集》于“沿革”后有粘条：“安设托克托城厅应注明属何府。即归化同知所属。协理系归化城西路协理通判，归化同知所属。”其后即有夹条补曰：“归化未设归绥道以前，归化系属朔平府，协理托克托厅并未设置。设归绥道以后，始置协理托厅××，旧归×署厅治以来，归归绥道管理。旧系属归化同知厅所属。”

以上所举乃荦荦大者，至于细微的修改，所在尚多，恕不一一缕述。

四、与《归绥道志》相应内容之比较

作为辖有十二属厅的归绥道，其所修《归绥道志》自有其相应的体例、记载范围等要求，对《托克托厅采志录》(以下简称《采志录》)不可能尽数采用，而且利用方式也多为摘要或删改，径抄者甚少。现择要对比如下：

《归绥道志》“驿递”仅言“在厅城，现额递马四匹，马夫二名”。未采《采志录》中设于“乾隆七年”“每马一匹，日支草料银九分八毫。马夫二名，日支银六分。每年共额支草料工食银一百三十两七钱五分二厘”。

《归绥道志》“托克托厅户口”采用过《采志录》后稿，除汉民数据不尽相同外，蒙、回户口尽同。将后稿之“喇嘛教在厅治十五里河口镇东召湾村建有广宁寺召一座，寺内住持、大小喇嘛僧四十名，均有理藩院札付。建自乾隆廿八年”句，简化为“喇嘛教在厅治十五里河口镇东广宁寺召，内住持、大小喇嘛僧四十名”，未采“天主教教民二千七百八十九名口”“耶稣堂一座，现已禀明归官经理，教民教士溃散，无××查”句。

《归绥道志》“托克托城厅关隘”之湖滩和硕、黄河官渡、黑河渡，全文径抄《采志录》后稿；黑河堤坝“由厅治北阁外起，至河口镇西南隅止，计长一千八百余丈，广三丈”句系摘抄，未采“沿堤种植杨柳树五千余株，环围厅镇，系前任杨公讳逢春、恩公讳承种植。于光绪三十一年经前署归绥道曹公祖转详院宪奏拨款银，大加修筑。嗣由本住铺商每年岁修”句。

《归绥道志》之《归绥道厅学堂表》采用《采志录》之学堂、学生、经费，未采年份。

《归绥道志》之《归绥道各厅巡警饷章表》利用过捕盗营条，作“马步兵共二十七名，以捕盗营弁兵改”。未采饷银项。

《归绥道志》“托克托厅田赋考”全部抄录《采志录》(包括粘条)，仅一处数字微异。

《归绥道志》“托厅军需仓廒”全文径抄《采志录》。

《归绥道志》中“二百年来，客民日多，近益垦辟，阡陌居庐，逐渐增广，蒙汉同处，类皆勤于稼穑，习于牧养”句，摘自《采志录》后稿。

《归绥道志》中“托克托厅通判”自乾隆元年伊某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秉铨，共62任；“巡检”自道光年间张方溎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署任之王鍾，共19任。而《采志录》后稿较《归绥道志》为详，“通判”自乾隆元年(1736年)伊某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秉铨，共77任(包括署理、代理)，不包括末增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任职的林朝元；“巡检”则为23任。

《归绥道志》之“孝义”韩二仁，系据《采志录》改写，并增家属之后续事。“节妇”杜氏、丁氏，系据《采志录》改写，并增一阎氏。

以上所举可见，《采志录》于《归绥道志》多有贡献，但不知是因从事仓促草率，抑或别有他故，被刊落不用的内容亦复不少，值得重视。

五、史料价值

该籍系应归绥道署修志而报送的志材，又是未定稿本，归类与记述自不能尽妥，与一般方志成籍相较，其粗略殊甚。尽管该籍记载较简略，且被《归绥道志》采用过，但未采用者尚多。它作为现今托克托县唯一的清代准方志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及文物价值。被《归绥道志》采用过的部分，对今后整理《归绥道志》亦是不可或缺的参校依据，对近年新修的两部《托克托县志》亦有一定的纠错和补充作用。

例如，关于广宁寺的创建时间，托克托县志编写委员会编写的《托克托县志》(修订稿)称：广宁寺“所建年月无碑匾字迹可考，唯外院置一铁鼎，鼎腹有‘乾隆五十八年铸’等字”。而朱耀主编《托克托县志·大事记》于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廷核准托克托厅在召湾修建章嘉活佛家庙广宁寺，历时15年竣工。”显系将前志所载铸鼎时间“乾隆五十八年”确认为广宁寺建成时间。至于起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15年，不知何据。而《采志录》则明确称广宁寺“建自乾隆廿八年”。

再如，乾隆年间《重修黑河桥碑记》，《归绥道志》及两部《托克托县志》均失载，而原碑已无从踪迹，全赖未定稿《采志录》得以存世。

总而言之，未定稿《采志录》历经百余年沧桑而传世，实乃托克托县人及地方史志研究者之大幸。郜荣的纂辑，其后人的保护、传承，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的重金购藏，皆功不可没。

（本文原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93—96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