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任  则

198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硕果累累。8月，在兰州召开了“丝绸之路暨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日本的一百八十余名学者，围绕着丝绸之路与开发大西北研究的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部分代表还参加了丝绸之路河西地段的实地考察。全年除发表的各类论文数百篇外，还出版了三十余种专著、论文集及工具书等。研究课题较以往更加广泛，并开始涉足某些空白领域，有些问题的研究也较以往深化。以下就各主要问题作一些扼要的述评。

一 学科建设与地理环境作用方面

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第1期）一文，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我国的地理现象和人与地的关系的学科”。“应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全部采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沿革地理只是它的前奏，“实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适应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尤其是我国的丰富的文献记载，实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资料的重要来源。但“在当前说来，实地考察的重要性还应超过文献记载”。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了不少成就，只是当前尚难满足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尤需多方努力。

杜瑜、朱玲玲合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一书已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历史地理参考工具书，汇集了1900—1982年我国(包括台湾与香港)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论文、著作及资料等目录共两万五千余条，计120余万字。内容包括：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人口地理、历史地图学、历史地名学、历代中外关系史地考证、历代地理名著研究及考古遗址与各地名胜古迹等方面，门类齐全，子目详细。此书出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历史地理环境作用的研究，在前几年讨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深化。宁可的《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第6期）指出，“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绝不能忽视地理环境及其作用”，“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和最具决定性的方向——生产上”，地理环境的特点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特点，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它虽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所以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不可忽视，又不可夸大，应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

二 政治地理方面

谭其骧的《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的《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主要“从县的设置来考察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作者告诉我们：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始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同时，从县的设置年代和析置所自不仅可以大致阐明浙江省各地区的开发过程，还可以说明一些关于省界和地区界形成的问题。弄清一个新县是从哪一个或哪几个老县分出来的，这是决定府州境界乃至省界的一项最重要因素。这种研究方法虽很重要，但不全面。要全面研究地区开发，还必须广泛搜集资料，运用各种研究方法。

楚文化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何光岳的《楚国疆域的开拓和演变》（载《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指出：“楚国灭国，有的说四十二，有的说六十，其实远不止此故，只是因秦楚典籍而失传罢了。纵观战国时期楚国最盛时的疆域，也是楚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当在楚威王及庄襄王时期”。当时几乎统一了整个南方，为战国时首屈一指的大国。“除了吞并众多的国家外，还大量开拓了东夷、南蛮和西南夷的疆土，包括百濮、三苗、苍梧、扬越、闽越、东越、南越、虎夷、淮夷、卢戎、陆浑之戎、阴戎、巴、蜀、氐、羌、夜郎、且兰、笮、邛、靡莫、青衣等众多的部族”。

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健才的《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两书。前者系统地研究了明代东北历史，尤其是对明代建州卫、兀良哈三卫、扈伦四部的初居地和迁居地，以及明代东北卫所和驿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后者汇集了近年有关东北历史地理研究成果25篇，对目前争议颇多的一些历史地理与民族史专题和尚少研究的历代东北交通，都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两书的出版，必将推进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

三   经济地理方面

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一文，对河西走廊农牧业变迁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民族势力的消长和变迁，农牧业生产曾多次进行交替。汉武帝以前、两晋至唐初约四百年、唐安史之乱后至元朝约六百年，先后为三次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时期；西汉武帝至西晋约四百年、唐初至安史之乱约一百年、明清迄今约六百年，先后三次以农业生产为主时期”。而每次农业发展时期，都有一个繁荣阶段，汉代尤为显著。

经济地理中对交通地理研究较多。其中对历史上著名古都西安、洛阳间的交通线研究，在前几年的研究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胡德经《洛阳——长安两京古道考察》(《中州今古》第1期）和《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第2期），对古道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辨，对其形成、发展、变迁都作了详细研究。王文楚在他近年研究《唐代两京驿路考》的基础上又推出新作《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广征博引历史文献资料，对这一交通路线作了周密考证，给人以史料翔实、立论新颖之感。此外，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4辑）对丝路这一辅线作了深刻研究，指出：“因为东晋时河西走廊先后为一些地方政权所割据，南北朝时先后处于柔然、突厥的威胁之下，北宋时又为西夏所据，丝路干道为之梗阻。而青海地区，却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得以代替河西干道而成为丝路的主线”。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总26期）一文对宋代我国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外、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逐一考核，颇有新意。有关交通方面论著尚多，不少学者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了许多实地考察。如《蜀道话古》(李之勤等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前者是对飞栈如云的蜀道进行实地考察后，结合历史文献，系统地论述了栈道的形制、兴废，蜀道的走向、变化以及蜀道上的战争风云，并以游记方式记下许多蜀道纪行，使我们对蜀道历史能有较全面的认识。后者则是1984年暑期，由唐史学会与其他单位联合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队员所写论文的汇集。他们由南而北，分别考察了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邗沟和汴河故道，行程约三千公里，共140余个点，并结合文献资料，从不同角度对唐宋运河进行了研究，所以内容丰富，把运河的研究工作引向新的深度。

历史人口地理在中国历史经济地理中一向比较薄弱。葛剑雄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正如谭其骧导师的序中所评述那样：“这篇论文是历史人口地理方面的，时间限于西汉二百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作者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在研究方法上作了新的尝试，填补了一项空白，这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是很有意义的。”将是我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中一块新的里程碑。

四 历史城市地理方面

近年来成果颇为显著。1986年更为突出，除大量论文外，专著、论文集就有十余种，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这方面研究大体有三类：

一是古都方面研究。自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以来，古都研究工作十分活跃。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史名都》和《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前者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名都20处，简要地勾画了其特点。后者汇集了1984年第二次古都学术讨论会论文16篇，这些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示了我国古都研究新水平。在综合研究方面，史念海的《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第1、2期)一文，提出要建立中国古都学新学科，认为目前条件已成熟，并阐明了古都学定义、任务、特点及研究方法等。既总结了以往古都研究的一些经验，又指明了今后古都研究方向。刘德岑著《古都篇》(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试撰的中国历史地理丛书第一种，着重介绍了六大古都，并探索了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朱玲玲《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的特点》(《历史地理》第4辑）根据地下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探索了我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特点，如整齐划一、中轴线、宫殿为主及宫殿高台化等。在专题研究方面，马正林主编《古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游记方式介绍西安古往今来风姿容貌。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出版），是作者多年研究临安的一部力作，对南宋都城各方面作了深刻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多有新见。

二是一般城市研究。其中又以港口城市最为出色。作为中国水运史丛书的《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和《青岛海港史(近代部分)》均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广州港史(古代部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这些海港史的陆续出版，对我国海港发展的历史地理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可以更好地为当前开放政策服务。沈福伟《论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第2期）概述了唐代著名海港主要是广州、交州、明州、扬州，泉州在唐代并非对外贸易要港。林承坤《长江和大运河的演变与扬州港的兴衰》(《海交史研究》第1期）指出，“扬州港的兴衰一方面决定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长江镇扬河段与大运河河床的演变”。扬州港的衰退主要是大运河淤积，镇扬河段北岸线严重淤涨，从而渐为瓜州港、江阴港、刘家港等取代。作为中国地理丛书的一种，由陈桥驿主编《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简要介绍了50个历史名城，也涉及到这些名城发展的历史地理内容。李先登《试论中国城市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第5期），从考古、文献、古文字、经济、政治、工程技术、治水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夏代初期。史建群《简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规划的形成》(《中原文物》第2期），探索了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城市布局“以宗庙为先，并占据中心地位”；春秋战国时缺乏统一明确的指导思想，“多是因时因地制宜地扩展，没有一致的规划原则”，到秦汉时则“重天子之威”，“各种城市建筑以通过‘朝’的主干道为中轴线而左右对称”。值得一提的是，贺业距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汇集6篇论文，不仅探索了我国城市规划体系源流，还详细论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

三是城镇研究。近年来研究逐步深化，郭正忠《唐宋城市类型与新型经济都市——镇市》(《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探索了唐宋镇市一些特点：以工商业为主、其规模人口不逊于州县城，法律与习惯上划入城市之列、多数已蜕去城市外壳——城墙。万家佩等著《试论湖北城镇体系结构特征及其发展》(《湖北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湖北省城镇分布受到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形成了“东密西稀”的特征，大多城镇是沿交通干道而发展的。整个布局以武汉为汇集点的放射状网络结构形态。杨正泰的《明清时期长江以北运河城镇的特点与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分析研究了明清时期运河城镇的兴起、特点、变迁及其衰落，指出地理环境不仅自始至终影响城镇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波及于城镇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

五 历史文化地理

这方面研究以往几乎是空白，近年已有人开始涉足，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着重研究了我国方言地理，其中有专门章节论述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拟测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方言地理的区划。还探索了地名和历史文化景观、移民、经济史、历史交通地理、民族史、历史民族地理等各个方面关系，从而填补了我国历史文化地理中的某些空白，为今后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王尚义的《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山西大学学报》第4期），是区域性断代文化地理研究新作。作者汇集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汇编成《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分布及著书者统计表》，从而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晋西南地区、太原地区、晋东南地区和晋北地区。晋西南文人最多，太原其次，晋东南和晋北较少，晋西北出现空白。这是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山西文化传播的地域性变化，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制约，具有时代的、民族的、地方的特点：汉代和唐代是由南至北，匈奴文化和突厥文化融于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是由北至南，汉文化融于鲜卑文化”。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探索类似课题，从而促进我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繁盛。

六 历史自然地理

首先是水道方面研究，谭其骧主编的《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把解放后反映黄河历史基本概貌的一些主要论文汇集成册，便于对黄河变迁历史的了解，有利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深化。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4辑）一文指出，海河水系形成于东汉末建安年间，主要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漕运需要，“把原来分流入海的几条大川改造成为汇合入海，因而形成了海河水系；又为了要延长运道，增加运河的水源，把原来与海河水系不相干的几条水道导使加入进来，因而扩展了水系”。作者对海河水系的发展作了详明的论述，使我们对海河水系的形成发展有了全面了解。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第1期），主要利用敦煌石室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志》等写卷以及唐代敦煌受田户籍、地亩文书、典祖契约等材料，研究了唐代敦煌绿洲的水系，大小干支渠道九十余条，另有泉湖陂泽近二十处，形成统一的绿洲水系，并对一些主要灌溉渠道作了分别论述。邓自欣、田尚《试论都江堰经久不衰的原因》（《中国史研究》第3期），提出古代水利工程如芍陂、郑国渠等先后废弃，唯都江堰经久不衰，其原因主要是：优越的地理位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科学的工程体系、不断维修和完善的结果。此外，周魁一的《农田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概述了我国古代农田水利史。

其次是沙漠研究方面。陈育宁《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农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解放以后三十多年来由于我们工作失误，造成沙化面积相当于二千多年来沙化面积的总和。导致沙化主要人为因素依然是滥垦。李淼《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西北史地》第1期）指出，乌兰布和属于非原生性沙漠，是在历史时期(主要是汉代以后)形成和扩展的。

其他在植被方面，袁森坡《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的反思》(《河北学刊》第2期）指出，明清以后承德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被毁坏殆尽，导致当地水土流失、水灾频繁、河水减少、土壤沙化、珍兽绝灭、气候变暖等不良后果。郭松平等《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第1期）认为，凌源林木被毁主要原因是清廷政治注意力的北移和御道连结两京纽带所起的作用，从而自然灾害加剧。鲜肖威、陈莉君《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变》(《西北史地》第2期）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经济开发过程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几千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从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逐步变为最落后地区，这与黄土高原土地利用不当，开垦加剧、森林草原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有关，致使自然环境发生很大变化，黄河下游水患加剧。景爱《呼伦贝尔草原的地理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一文，试图复原古代呼伦贝尔草原的地理面貌，包括森林、农业、土壤、气候的变迁，由于人为因素致使这里森林破坏、农田开垦与废弃、沙丘的出现和扩大、湿度降低、降水量减少、河网衰退与消失、湖泊干涸、盐碱地出现等等，以致恶性循环。

七 其他方面

出版了一批工具书，除上述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外，黄定天等编有《东北史论文资料索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魏嵩山等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我国历史地名二万一千条。“大凡正史与正史地理志、正史以外各种史籍地志以及历代诗文中所叙及的较为重要的地名”，均广泛收录。由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撰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出版），将中外史籍中有关南海地名尽量辑录、注明出处，作出简明考释，是一部难得的古地名工具书。冯惠民等主编的《通鉴地理注词典》（齐鲁书社出版），全书辑录《通鉴》胡注中出现的民族、邻邦以及各类地名，详为解释，词目共六千多个，注文一万数千条。在历史地名研究方面还有褚亚平主编的《地名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汇集了近年研究地名的一些主要论文。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有一部分涉及历史地理，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章巽修订的《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等。

近年来许多地方还编印出版了许多新编的地方史、地方志，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大批资料。在历史地图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地图出版社出版了由徐苹芳编著的《明清北京城图》。

综观198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各方面收获都很大，标志着这门学科十分繁盛，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但与当前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形势相比，仍还有不足。随着城市开放、旅游业发展、各地编修地方史志、恢复修缮名胜古迹等工作的开展，各方面工作对历史地理研究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地理、文化地理方面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我们去探索，有些课题研究尚需深入。这就要求历史地理工作者能放开眼界，争取用新材料、新方法去开拓新的领域，为四化建设，为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