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卫家雄

1984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工作颇具特色，成果丰硕。无论在学科的基础理论探讨方面，或是在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现就笔者所见，择其要概述于下。

一 对重要科研成果的评价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历史地理学科三十五年来最重要的科研成果。《图集》自1983年分八册陆续公开出版后，中外学者评介不断。本年度蔡美彪的《历史地理学的巨大发展——〈中国历史地图集〉评介》，《历史研究》第6期)颇有新意。文中不但对《图集》本身的内容作了介绍，而且对《图集》的编撰史作了回顾。缅怀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图集》的关怀；充分肯定了谭其骧教授的主编作用和已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吴晗、尹达等人的组织领导作用。强调《图集》是全国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部门、测绘出版单位通力合作的成果。“其规模之宏大，体例之周备，内容之详赡，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如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作者认为《图集》的学术成就有几个显著的特点：(1)《图集》是我国第一部包括了整个中国历史疆域的地图总集。(2)秦汉以下各个时期的地图，都选择政权较为稳定，文献记载也以较为详明的年代作为标准年代。(3)《图集》不仅在广度上包括了整个中国历史领域，而且在纵深方面也有所发展，超越了前人。(4)《图集》的编者还注意考察了历代水系的变迁，在地图上显示了新的学术成果。之所以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很重要的原因是“编者的编绘态度是极为严肃和严谨的。”但由于只是编者的“一家之言”，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讨论和研究。

二 学科基础理论的探索

脱胎于沿革之学、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才真正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学科的属性上，学者们至今仍持有多种歧异观点，继续在讨论和探索。

邹逸麟在《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复旦学报》第5期)中概括介绍了侯仁之、谭其骧的有关观点：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因而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谭其骧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是历史地理学毕竟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因而不仅需要运用地理学方法，还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考古资料参证等等。他指出，传统的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仅限于描述历史上部分地理现象的变化，后者不仅要研究历史上一切地理环境的变迁，还要进一步探索其变迁内在原因和规律，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早在1961年，黄盛璋就撰文《历史地理学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人民日报》3月16日)，提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论，在现阶段它还是介于历史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今年，蔡美彪在上引评介《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文章中，则认为“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乃是历史科学必不可少的两个分支学科”。在《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的《人文地理》单行本里，李旭旦又把历史地理学归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盛叙功在《历史地理刍议》(《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增刊)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说，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三 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

自从中央作出开发大西北、在黄土高原植树种草，治穷致富的战略决策后，对于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是否存在大面积的森林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史念海曾撰文《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红旗》1981年第5期)，力主黄土高原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大面积的森林”。他认为今天高原之所以形成荒山秃岭、水源枯竭，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人为的破坏。随后，鲜肖威等亦挥笔就文表示赞同。本年度薛方显在《兰州地区气候干旱成因探讨》(《兰州学刊》第1期)中根据雨量的统计和文献的推断，亦得出了与史、鲜等人近似的观点。唐少卿、伍光和二人则合作成《历史时期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变化的若干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唐、伍二人认为，黄土高原的侵蚀史比人类历史要漫长得多。高原上的植被、土壤的地带性变化，不取决于小尺度短周期的气候变化，而主要取决于大尺度和较长周期的气候变化。对于我国沙漠地区的历史变迁，马正林在《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中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除了自然因素外，“历史时期沙漠的扩大则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关于海岸线变迁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张修桂《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3辑)一文无疑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文中根据翔实的文献资料、方志资料、考古资料，结合现代自然地理河口考查的成果，对金山早期的岸线、金山沦海与金山深槽的形成、金山海塘与金山咀的西移、金山卫滩地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对于长江三角洲各个地区成陆过程的研究，《历史地理》第三辑刊登的陈金渊《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一文，是作者多年以来，依据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研究的成果。关于成陆过程，全文分宋代以前、宋代及宋代以后的通泰江岸，唐以来海岸变迁概况三部分加以论述，并总结出江北沙咀的发展变化的六点规律。

四 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

地学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的论争，终于摆脱了地理二元论的束缚，重新肯定了现代地理学应是一门统一地理学的正确观点。由此，人文地理学的地位也得到了应有的确认。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无疑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动力。

1984年，以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11月26日至12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第二次讨论会”应该说是近年来关于古都研究的一次大检阅。会上提交的论文多达七十四篇，所研究的内容包括政区沿革、经济、文化、城建布局等方面。会上，不少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其中，谭其骧教授《关于中国古都研究如何深入》的发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1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2研究工作应该深入。他认为，如果讲中国中原的古都的话就不应该提六大古都，而应该是七大古都。因为历史上邺都的重要性至少不比杭州差。邺都当然不单是邺的时代，正象长安一样，长安不单是指长安的时代。也包括西周镐及秦朝的咸阳这个广大的长安范围。邺都也应包括商朝后期盘庚以后所建都的殷，因为殷的故址不过离邺四十里，实际上应该象长安和咸阳一样，看成一个地方。因此，殷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稳定的疆域，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的首都，加上以后以邺为都的国家，邺都的历史长达三百多年。“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至少在六世纪以前，是可以和长安、洛阳相提并论的。”他认为，我们研究的范围“还应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些很重要的地区性政权的首都。”例如北魏的平城，金的上京，辽的上京、中京，元的上都等等。同时，“还应包括当时没有统治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首都。”如唐吐蕃的首都罗娑，渤海国的首都上京龙泉府，云南南诏大理的首都大理等。除了研究首都，“也应包括研究陪都。”“凡是中国历史上的都城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研究范围的扩大不是无限制的，甚至超出古都的范围，去研究不同概念的历史名城。关于研究工作如何深入，他认为抓普及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要比过去深入，提高水平。“不能满足于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史念海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研究古都诚然要了解古都的历史，包括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但更重要的则是要为当前的现实服务。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解决古都的“继往开来”的问题。陈桥驿教授还作了专题发言，介绍了国外学者研究古都的情况。

关于古都洛阳的历史，近几十年论著甚多。唯独一谈到洛阳的早期历史，大多认为西周初年营建了王城和成周二城，王城在西，成周在东。对这种传统观点，史为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西周营建成周考辨》（《中国史研究》第1期）中，通过对成周的营建及其名称变化的历史考察，得出西周初年所营建的王城和成周实质上是一城，王城是成周的一部分的结论。春秋时，周平王由镐京迁都成周，住在王城，此后的历史记载中，“成周”之名逐渐被“王城”所取代。而原来在成周之东、后来称为“成周”的地方，本是成周的东郊。《左传》等文献中的所谓“城成周”，决不是指西周初营建的大邑成周，而是指春秋以后与王城相对而言的成周，亦即汉魏洛阳故城旧址。他认为现代学者的错误，追根溯源最早出在《公羊传》。其后相沿因袭，加上秦之后某些古籍的散佚，致使一些学者对当时情况感到茫然。通过对大量金文的分析，作者还确证了周公所营洛邑即成周，并考定出西周的王城应在今天洛阳王城遗址附近。

马正林的《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第3辑）为我们展示了隋唐长安城宏伟壮丽的图景。从当时城建布局的整齐大方，高低错落有致，水面利用合理，风景秀色宜人等方面，可以看出设计师顺应高坎、冈原、洼地之势，因地制宜巧妙安排的匠心。同时也充分说明了设计者对地形的熟悉，城址选择的得当。值得我们借鉴。

夏代都城的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注意研究。70年代，河南登封王城岗两座城堡(属龙山文化中晚期)的被发掘出土，这个问题的讨论又趋热烈。发掘者近来认为，城堡可能是夏都阳城，杨宝成随即撰文《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第2期）提出疑义。从理论上分析，他认为城堡产生于阶级未出现的原始社会末期，只不过是“一座筑有防御措施的一般聚落遗址”，是“部落的中心，而不是国家的中心。”虽然出土了青铜器和“人祭与人牲”，但不能因此断定遗址已处于奴隶制时代。通过C¹⁴分析和树轮校正得知，遗址的年代已“远远超过了”后人制定的“夏代纪年范围”。加上在古文献中，“禹都阳城”的地望众说纷纭，目前仍有争议，因此不能确定所发现的城堡就是“夏代的都城”。

王文楚的《上海市大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3辑）给我们带来了研究区域城镇发展史的新信息。作者认为，“城镇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是地区经济的集中点，它的形成发展既受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又受地区自然条件的直接影响。”由于社会生产水平的差异，在上海市大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二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在中唐以前，城镇的产生发展主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虽设立县镇但不能长久维持，先后废置。中唐至北宋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改变了自然条件，大陆地区获得了进一步开发，新兴了一些城镇，“但因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较快的提高，上海地区城镇不断涌现，直至形成今天“簇丛林立”之势。加上当地具有优越的河网化的地理条件，致使城镇虽密但分布均匀。

对于历史上城市郊区村落的研究，历来鲜有。尹钧科的《明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历史地理》第3辑）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作者认为，今日北京郊区村落分布的格局奠定于明代。因为明王朝的封建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与前朝相比都有较大的进步，并成为带动郊区村落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因为军事上的需要，大量军队驻防北京、大规模的移民、军事屯田“对促进京郊村落的发展作用尤大”。杨正泰的《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3辑）论述了运河沿线城市之一的临清，由于社会、地理两种因素的制约，由盛转衰的历史发展过程。文中指出，“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城市的盛衰往往与运河兴废、漕盐转运和遗址迁移密切相关。”综观临清的盛衰史正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城市之一”。

侯灿的《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是作者实地考察的文字成果。通过考察，得知楼兰城的确切地理位置是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城现存的形制是在曹魏、西晋时期，特别是在西晋时期形成的。从城中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证明，当时的楼兰就是西域长史府的驻地。楼兰城的废弃，最根本的原因是孔雀河水的改道，致使下游地区水源枯竭。西域长史府是在楼兰废弃以后于前凉时期迁驻于海头的。

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是有待加强的，比起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来说，成果仍较少。

杨章宏的《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告诉我们，要发展地区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历史时期的宁绍地区的土地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开发，农业之所以能出现地域分异，是因为春秋以来的海退为土地不断扩大提供了自然基础。而日后真正成为鱼米之乡，则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四至五世纪的晋室南迁，北人南移，虽给地区开发带来一定好处，但因土地和粮食问题的出现，形成了消极后果：农业形成了单一的种植业；过度的垦殖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又给农业带来了不应有的严重困难。马福生的《西周各地农业开发的先后与农作物的分布》(《中国农史》第2期)把西周地区分成若干农业区，然后探讨出各区农业开发的先后。他认为“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和基于它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影响农业开发的“最基本因素”。文中总结出西周农作物的分布特点是：“北方旱作、南方水稻，北方的西部以黍稷为主，东部则五谷杂植，麦子不断扩展。”作者认为，“上述作物分布特点是我国农业地理的一条规律”。

关于泉州港兴衰的原因，以往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在宋元之际能盛极一时，主要是南宋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政治中心移到临安；而它的衰落则是因为元末的战乱、明初的海禁及泉州港湾的淤塞所造成的。林汀水觉得这些“都没有抓住根本”。他在《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中指出，“关键应是福建和泉州地区本身经济的发展变化”。宋元之际福建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已经变成“全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因此，泉州才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之港”。而明末清初，特别是自清朝以来，福建和泉州地区，由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支配，耕地的安排首先要满足粮食生产的需要，致使经济作物的发展受到限制、排挤。波及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资本难以投资，经济发展必然受挫。形成比浙、粤等地区落后的局面，致使泉州港产生衰退。

郭声波的《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不但详细叙述了历史上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布局及演变情况，而且指出，这种布局受铁矿的分布、燃料来源与交通状况等因素制约。分布的范围一般不能远离峦嶂岗阜，基本上局限在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内。这种布局随着农业的伸缩、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人口的活动而不断改变。

对于古代交通的研究。杨升南的《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人文杂志丛刊》第3辑《西周史研究》)认为，“周行”“周道”不单是泛指一般的“大路”“大道”，之所以“冠以‘周’，无疑与周王室有关。所以‘周道’应是指由周王室建筑，通往王室各地(各诸侯国境内)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根据文献及青铜铭文的记载，作者详细考定了各条“周道”的四至走向，并指出“周道”有修筑得十分平直、宽阔、两旁植有树木等特点。从“周道”设置的事实可知，“周王室与各诸侯国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西周王朝是我国古代地域辽阔的一个统一国家。”张英莉、戴乐的《丝绸之路述论》(《思想战线》第2期)、王云度的《丝绸之路始辟于何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都认为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与外国已有交通联系。但两文又有某些差别：张、戴二人说：“丝绸之路”还有一条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里海沿岸，横贯欧亚草原地带的“草原路”。这条路自公元前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王云度认为，考察“丝绸之路”的起源不能过于拘泥于丝绸贸易路线是否形成，因为“丝绸之路”，名字是后人加的。他同意张星烺《“支那”名号考》的观点，认为“丝绸之路”是“始辟于秦，盛于汉唐。”此外，辛德勇的《论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陕西师大学报》第2期)、黄灼耀的《秦时岭南交通线探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等文也对历史时期边疆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作出了很好的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百科知识》第4期）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认为这是“开始采用新的资料和新的方法”，“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李之勤的《西安古代户口数目评议》（《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主要针对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一书关于古代西安户口变化情况的论述进行反驳，他认为书中“夸大了汉、唐长安城内的户口数目，而对北宋以至清末的户口数目有意贬低。”对失去首都地位的长安的户口记载“忽略了它的起伏变化”。对某些资料的解释和运用，“也有与原意不符之处。”

对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虽然历来较为注重，但仍然存在不少历史地理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式悬案，有待于人们去解决。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百科知识》第7期）“以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经过缜密的考订，将西汉一代政区的前后变革勾通得十分详尽，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沿革地理上一大突破”（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周振鹤还与游汝杰合作，发表了《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分区为例》一文（《复旦学报》第2期）通过探讨吴语方言地理分布与历史行政区划的关系，指出，“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可以用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作为吴语内部分区的基础。”这种方法是否适合于其它地区，仍有待于研究。但笔者认为，在方法论上，周、游二位学者所提供新的信息值得引起重视。

其余，对于历史地名、地望的考证，本年度亦发表了不少文章。如史念海的《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西北史地》第3期）、陈可畏的《赤壁考》（《史学月刊》第3期）、魏嵩山的《〈山海经〉庐江考》(《地名知识》第6期)、周维衍的《唐代的“流鬼”和“窟说”》（《复旦学报》第2期）等文章都用翔实的史料进行了有关地名、地望的考证，所得出的结论极有参考价值。

本年度的历史地理要籍介绍，多流于一般。唯独邹逸麟的《万恭和〈治水筌蹄〉》一文（《历史地理》第3辑）较为可贵。首先，《治水筌蹄》一书是明后期与刘天和《问水集》、潘季驯《河防一览》齐名的治理河运的名著。可惜流传不广，众人欲览而不知其所藏。今日从邹文得知，清华大学图书馆收有万历刻本，应该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馆藏信息。第二，从作者文中得知，万恭在治理黄、运两河方面的贡献卓越。全书虽是工作随记，但其治理黄、运方面有不少“异于前人”的主张，对于今天仍有借鉴价值。《治水筌蹄》既然是“明代治黄史上承上启下的著作”，理应受到有关部门及广大学者的重视。

综观1984年的历史地理研究，不难发现其特点：

1.研究的专题多能围绕“四化”建设的急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撰写历史地理论文的，除了史学工作者、历史地理工作者之外，其它学科的学者也参与命笔。

3.在研究方法上，已开始注重现代科学手段的运用。但是应该指出，对于历史人文地理中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的研究仍开展得不够充分。而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对地下水、土壤、动植物等项目的研究还是少人问津。这些都是有待于加强和深入的。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