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毛双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2004年中国历史地理学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与论文集近十部。现就主要论文略加评述。对于专著与论文集，仅就所见，列举书名，学者自可参考。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与论文集有钱穆著《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童书业著《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侯甬坚著《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放著《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毛曦著《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任伟著《西周封国考疑》(社科文献出版社)，古籍整理有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点校《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葛全胜等《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第3期)在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近5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分析历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以探寻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李久昌《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渊源问题的再认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以下简称《论丛》)通过对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概念、学科关系及其著述特点的考察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自形成以来便存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大系统，并逐步孕育形成了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虽然极为纷繁复杂，但有两种类型的政治地理格局始终贯穿于两千年的王朝变迁之中，一是体现了边疆区与内地的关系，另一是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立态势。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其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其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此外，还可参看李晓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评述》(《历史地理》第20辑)。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论丛》第2辑)一文对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四个重要发展阶段的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变背后所包含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因素进行了论述。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大致可分为唐代后期、宋元明时期、明末迄今三个阶段。各地沙漠的形成时间各不相同。初期“毛乌素沙漠”大体形成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宥州故地，成因并非一般所谓过度的农业垦殖活动，而是自唐代贞观四年迄天宝年问长而过度的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破坏了天然草原生态系统所引致的后果。王守春《<辽史>“平地松林”考》(《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辽史》中所记载的“平地松林”是一个地域范围非常明确的自然地理单元，其范围可能会比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西北部的沙地云杉林自然保护区稍大一些，因此，历史上西辽河上游地区沙漠化范围不象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大。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论丛》第1辑)一文认为，清代我国西北地区环境遭到较大的破坏，当时的地方官员对当地出现的环境问题普遍没有认识。赵珍《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认为清初西北地区人口有所增长，到后来竞呈几何级数倍增，与当地原本就十分脆弱且相对有限的土地生态资源承载力发生了巨大的冲突，破坏了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和谐，导致这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在这130年间，铜业生产直接导致该地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铜业开发还带动了山区开发等一系列活动，使滇东北从此成为云南人口密集、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成为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颜廷真、韩光辉《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论丛》第1辑)对清代以来300余年间西辽河流域的行政格局、人口、土地利用、动植物等人地关系要素的变化进行考察，探讨了该流域环境变迁的原因。另有王子今《<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论丛》第3辑)。

    气候研究。赵治乐《关于古代气候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为例》(《论丛》第2辑)主要针对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一文，在材料的选择、史料的解读、史料运用、理论的运用等几个方面，对气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满志敏《关于历史气候研究的问题答赵治乐先生》(《论丛》第3辑)针对赵文的批评，主要从材料的选择、史料的解读两个方面作了回答。杨煜达、郑景云《清代(1711—1911)云南雨季早晚与夏季风演变研究——资料与方法》(《历史地理》第20辑)利用现代云南雨季开始期的研究成果，系统分析包含丰富天气信息的故宫清代档案，以及方志等其他文献的记载，希望总结出一套科学可行的复原方法，以利于进一步的复原与研究。

自然灾害研究。李辉《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认为两汉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时期，灾害以水灾、旱灾、地震为主，以今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安徽、山西、河北为高发区，具有多发性、群发性、间隔性、不规则周期性等显著特点。施和金《江苏历史气候变迁及其与农业灾害关系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通过方志资料对清朝建立(1644年)以来江苏省气候变迁进行观察与分析，探讨了其水旱等灾害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并研究其与农业灾害形成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农业的防灾减灾提供预防决策依据。

河流湖港研究。漆子扬《<禹贡>古桓水水系考释》(《论丛》第2辑)以亲身勘访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基本厘清了历代关于桓水、白水、羌水、西汉水等水道文字的种种纠葛和有关舛误。王双怀《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陕西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气候振荡、滥垦滥伐和不合理的开发是导致西部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鲁西奇《汉水中游古代堤防考》(《历史地理》第20辑)考述了历史时期汉水中游堤防的修筑过程及其具体位置，并对堤防修筑与河道变迁的关系加以论述。认为自汉代开始，汉水中游的个别河段即开始修筑堤防，至明清时期，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堤防体系。尹钧科《永定河下游的地面淤积》(《历史地理》第20辑)对永定河下游的地面淤积状况进行了考论，并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考古资料，列举实例，对明清以来永定河下游的淤积速度进行了测算。王尚义、任世芳《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地理研究》第3期)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510年的黄河下游水患发展过程，认为唐初水患较轻，但以后逐步加剧，至晚唐已相当严重，五代、北宋则几乎年年决溢，且灾情较前代严重。而党项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北部的传统放牧活动，是土壤沙漠化和下游水患加剧的根本原因。邹逸麟《明代治理黄河思想的变迁及其背景——读明代三部治河书的体会》(《陕西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是黄河多患时期，如以16世纪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河患多在河南境内，后期河患多发生在山东、江苏境内，故前后期治河思想和措施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由明代治河的保运、护陵目的所决定的。从明代刘天和《问水集》、万恭《治水筌蹄》、潘季驯《河防一览》三部治河书中可以看出治理黄运思想在治水防洪、治河通运——河运合一、以河治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面的变化，是我国治黄史上治河思想的转折时期。张建民、鲁西奇《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光明日报》9月21日)分三个历史阶段对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认为人口变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演进、河湖与植被变化、自然灾害加剧是本区人地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并总结了这些要素演变的历史教训。张莉、李有利《近300年来新疆玛纳斯湖变迁研究》(《论丛》第4辑)一文运用历史地理逆向推演法，由今及古逐步确定不同时代玛纳斯湖的位置及其入湖水系的变迁过程，并且对不同历史时期区域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对玛纳斯湖流域水文变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祖陆等《山东小清河流域湖泊的环境变迁》(《古地理学报》第2期)对小清河流域湖泊消失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气候变干的大背景下，湖泊消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小清河流域的泥沙淤积。二是疏浚河道、围湖造田、过度利用水资源等人类活动的影响。王列辉《近代宁波港腹地变迁的机制探析》(《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近代随着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和温州、杭州的开埠，宁波港的腹地日渐缩小。影响宁波港口腹地变迁的机制可以归纳为港口的区位条件、相邻港口的竞争、港口的挂靠率、商业习惯、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等。

动植物研究。程遂营《北宋东京的木材和燃料供应——兼谈中国古代都城的木材和燃料供应》(《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认为北宋定都开封时期，都城人口超过汉唐，而附近却没有森林，东京的木材供应仍依赖于隋唐以来就在不断利用的西部山地，因而延续了那里森林资源的破坏局面。但随着煤炭的大量开采和使用，北宋中后期，东京居民和部分手工业作坊开始把煤炭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这标志着我国燃料应用的一大进步。任泉香、侯甬坚《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论丛》第2辑)主要利用方志文献，力图恢复清代至民国时期陇东地区森林分布和覆盖状况，反映这一时期该地区森林分布面积和分布空间的变化，并探求其变化的内在原因。曹志红《唐宋时期黄土高原的兽类与生态环境初步探讨》(《历史地理》第20辑)就历史文献记载所见唐宋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兽类状况及其所反映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政区地理研究。何琳仪《楚郡丹阳地望新证》(《文史》第2辑)通过对出土文献的考察，认为在有关“丹阳”地望的众说中，“丹淅”说的分支“均州”说可能性最大。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依据考古资料，对从未见诸文献记载的“洞庭郡”进行了考证，并确定了该郡的郡治在今湖南常德。进而还讨论了秦简中“销”与“苍梧郡”的地理位置。叶永新《项羽所立西魏国封域考辨》(《论丛》第3辑)认为西魏国的封域应为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陈致远《西汉武陵郡治地望考》(《论丛》第2辑)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考辨，认为西汉一代武陵郡应在索县，只是新莽时期曾迁治义陵。赵红梅《真番郡考疑》(《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真番郡”与“古朝鲜”、“高句丽”相比较，梳理真番历史变迁的脉络，对南北两说作进一步考释，将武帝所置真番郡比定为今朝鲜半岛黄海南、北道及京畿道的一部分。曾新《南越国建置演化之考析》(《历史地理》第20辑)一文对南越国建置体系演变的由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苍梧地区的建置及海南岛的辖属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胡阿祥《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对陈朝疆域的变迁与政区设置进行了考述。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论丛》第1辑)依据历史文献、自然地理和文物考古资料，考述了唐代这四州间的边界位置。郭声波《唐代顗属羁縻州及其部属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对唐代顗州都督府的建置沿革、部族分布、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交通格局与各州地望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温春来《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明代贵州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始末》通过对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过程的考察，试图探讨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拓展统治权力时所面临的行政成本、文化隔膜等因素的制约问题。林涓《清代的巡抚及其辖区变迁》(《历史地理》第20辑)以乾隆29年为准，上溯下行，逐一对各巡抚的分布、辖区及其变动作了详细的考证。梁勇《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论丛》第2辑)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的方法，深入考证了古恒山地望和恒山变迁的历史真相。

    经济地理研究。陆建伟《秦汉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开发》(《论丛》第2辑)从人口聚集、水利兴修、次中心点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秦汉时期苕溪流域开发的研究，揭示了次流域经济圈在早期开发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薛平拴《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论丛》第1辑)认为五代宋元时期，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唐末至北宋初的萧条期，宋真宗以后至北宋末的恢复和发展期，金朝至元初的徘徊期，元初至元末的恢复和发展期，并对以上四个时期兴衰状况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杨伟兵《元明清时期云南高原的农业垦殖及其土地利用问题》(《历史地理》第20辑)考察了元明清三代对云贵高原历史发展和环境变迁有着重要影响的农业垦殖、土地利用等活动，探讨了包括人类活动和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在内的能量交换系统演进情况。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地理研究》第5期)指出，虽然辽中期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上京地区与以老哈河流域为核心的辽中京地区人口已数额相近，但辽上京地区人口已接近或达到这一地区人口容量的临界值，环境已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求，最终以人口迁出形式求得人口与资源的暂时平衡。而辽中京地区，由于资源环境较优，整体上人口与资源禀赋保持平衡，仅局部地区存在资源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完成新一阶段生存环境的选择。田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清时期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却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18世纪后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原因。杨伟兵《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论丛》第1辑)以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产业在经济开发下的土地利用与植被变化为论述对象，对影响农林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结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李智君《历史时期宁夏平原灌溉渠务经营的人地关系调适》(《历史地理》第20辑)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爬梳，考察了宁夏平原古代渠务经营的人地关系调适措施，探讨了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环境下人地关系的历史特点。

    人口地理研究。安介生《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地理研究》第5期)一文作者借鉴西方学者有关人口迁移理论研究的成功经验，根据大量已有的移民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了历史时期发生于中国境内移民运动五个方面的规律(法则)，即政治主导法则、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载力决定移民法则、灾荒与移民法则、民族迁移法则、移民与文化区特征法则。温海清《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3辑)通过对元代《延祐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分析，结合元代在江浙实行“计口食盐”的政策，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入点，推测出元代某一时点上庆元路的口数。

    军事地理研究。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第3期)认为，“赤壁之战”的整个过程，包括赤壁遭遇战、乌林追逐战和华容北窜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战场纵深三百余里。展开遭遇战的赤壁，即今武汉市武昌西南的赤矶山。沿江追逐战至乌林结束，其对岸的赤壁市赤壁山虽非初战赤壁，但也是整个赤壁古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操逃窜的华容道，横贯于今江汉平原的中部。黄州赤鼻山与“赤壁之战”的赤壁当无关系。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论丛》第2辑)对安史之乱后，西京长安西北所设立的抵御吐蕃、回纥、党项的八道藩镇的建镇过程、军事实力等作了考述。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论丛》第2辑)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唐中央在穆宗长庆元年利用成德镇内部出现分裂的时机，在河北地区的乐寿、博野二县设立神策行营的问题。认为乐寿、博野两县地处数镇接壤之处，因此控制了这两个县既可将中央的势力安插进河北地区，又可成为防止河北各镇勾结的障碍，并将此二县作为对付王廷凑叛军的前哨据点。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通过对堡寨守军性质前后变化的论述，指出宋方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疆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以满足宋军的后勤补给需要。杨军《试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城》(《论丛》第3辑)一文分析了位于宋辽边界要冲作为北宋北边门户的雄州城出现的历史地理条件，论述了其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辛德勇《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中国史研究》第4期)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明代隆庆初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陆续调集一些浙江士兵北上戍卫蓟镇长城这种“南兵北戍”的现象，进行了地理因素的分析。

    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介永强《历史宗教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20辑)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提出了个人的初步认识与研究构想。朱智武《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论述》(《论丛》第3辑)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进行了探讨。认为活动于各地的墨家后学由于受到当地社会风俗、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的影响，对墨子的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变革，从而使得墨学的区域性特点更趋鲜明，即楚墨行事“任侠”，秦墨“重法”，齐墨“好辩”。王雪玲《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论丛》第2辑)从陈留阮氏的起源与早期分布、魏晋之际陈留阮氏郡望的形成、两晋南北朝时期陈留阮氏的播迁、隋唐以后阮氏分布概况等方面论述了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状况。李映辉《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论丛》第2辑)一文通过详细的统计数字和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前后期的变迁。介永强《中古时期西北佛经译经文化区域考论》(《论丛》第4辑)认为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颇为盛行，主要有对山岳、河流等自然神灵的崇拜，英雄人物的信仰，本地神灵的崇拜，以及巫鬼神灵的信仰等，并对这几种信仰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考察。张卫东《略论唐五代河南人才的地理分布》(《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唐五代时期河南地区是全国人才聚集地之一，其总体分布态势是豫西、豫中及豫北地区涌现出较多的政治和文学艺术人才，豫东南、豫南地区涌现出较多的军事人才，而豫西南地区各类人才都不十分突出。周晓薇《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论丛》第3辑)探讨了宋元明时期崇祭真武的三大中心地区形成的原因及三朝崇奉真武的历史因素。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资料，对明代双籍进士(即籍贯登记中既有现籍，又有祖籍的进士)在各个朝代所占比例，以及地理分布与流向，双籍进士与明代移民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明代双籍进士是明代文教政策和移民政策的产物。范金民《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15世纪末朝鲜人崔溥所撰《漂海录》，并结合其他相关的明代典籍，探讨了崔溥所见的运河风情。认为崔《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关于运河沿岸的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城镇风情的珍贵资料。郑威《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论丛》第4辑)一文从多种史籍中统计了明代洪武至正德、嘉靖至崇祯这两段时间宦官的籍贯，并比较分析了这两个时期宦官籍贯分布的变化以及造成此种变化的原因。周雪香《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论丛》第4辑)对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经济变迁对科举事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史红帅《清代西安城会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地方史志、碑刻与文史调查资料，对清代西安城的会馆类型、数量、分布及其社会功能作了初步论述。

    城镇地理研究。徐日辉《秦早期都邑考》(《历史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对秦文公四年(前762年)由甘肃东部进入关中，卜居“訄渭之会”以前的原来居地，即“秦”与“西犬丘”两处都邑的具体区位进行了考述。赖琼《汉长安城的市场布局与管理》(《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汉长安城市场的布局与管理制度既有对先秦时期的承袭，同时又有因地因时的发展，其发展和创新是由时代特点和周围地理条件决定的。张鸣华《东汉南宫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针对学术界通行的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观点，认为东汉与北魏的都城布局基本上是一样的，东汉的南宫实际上位于洛阳城北部，而且北魏也有南、北宫。所以北魏洛阳并不是一种新的都城布局。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容布局问题》(《论丛》第3辑)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实地考察，对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都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的关系，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以及内部布局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徐小玲、延军平《统万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研究》(《论丛》第3辑)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对统万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考古文物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生态环境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旅游意义与价值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李令福《隋大兴城的兴建及其对原隰地形的利用》(《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隋大兴城对龙首原梁洼相间地形的利用没有停留在空间规划上，而是给它们赋予了文化内涵，在冈阜上各类建筑的布局运用了《周易》“六爻”理论，改造曲江为皇家禁苑芙蓉园时又引入了曲水流觞的人文传统。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论丛》第2辑)从历史地理角度对隋唐长安城清明渠的流路、历史功绩、遗址现状进行了探索。

    [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北宋东京外城小考》(《历史地理》第20辑)一文通过对神宗朝修建外城墙的分析，探讨了宋人对于外城墙的认识。认为与元丰官制改革并行，始于熙宁末年的城郭工程，反映了神宗欲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意志，可以视为其一系列政治行动之一环。满志敏《南宋皇城主要宫殿建筑考》(《历史地理》第20辑)依据有关文献，对南宋皇城的主要宫殿的名称、建筑沿革、前后沿袭变化等进行了考述。张劲《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宛分布》(《论丛》第4辑)综合各种史料分析，认为楼钥、范成大将所经过的里城北墙的景龙门误以为是封丘门，说明北宋末年兴筑的艮丘是向东跨过旧封丘门内马行街而到达城东墙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在开封城外所兴建的各个宫苑的大体方位也因此可以得到确定。李令福《北宋关中小城镇的发展及其类型与分布》(《论丛》第4辑)从县城经济职能的加强、建制镇的普遍兴起及其数量发展方面论述了北宋关中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并对其结构类型与布局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雍际春、吴宏岐《宋金元时期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城镇的发展》(《论丛》第4辑)认为宋金元时期是陇西、青东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阶段，城镇数量的剧烈变化主要在于县以下的小城镇，而县及县以上城镇的变化相对稳定。在功能上形成综合性区域中心城镇、军事性城镇和商贸型城镇三大类型。

    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论丛》第1辑)认为从明代中期开始，贵州出现的“州卫同城”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同内地省分一样的政局。王社教《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陕西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明清时期太原城市区域的政治中心地位进一步突出，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发展速度缓慢，而且波动很大，经济地位更趋下落。主要原因是：一、太原所在的山西中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来说比较落后。二、太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刘景纯《从地方志资料看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论丛》第4辑)利用地方志资料，对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基本类型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在以往二千年间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因此，先民在此环境中开发的成功经验同样适合于当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在西北地区实行城市化既有其便利条件，也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王乃昂、程弘毅《武威城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对从秦汉至明清各个阶段武威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论述，并针对武威城市发展的兴衰变迁的原因，从自然和人文方面进行了探讨。马正林《从历史上的西安咸阳政区划分看两市合并》(《陕西师大学报》第5辑)认为自秦孝公设置咸阳县一直到1949年，大约经历了2300年，西安、咸阳在同一个县级或地级政区的管辖之下持续时间达1900年左右，而分属两个不同政区的管辖时间只有400年左右。从目前形势和长远利益看，都有必要把咸阳市划归西安市，从而促进两地共同发展。

    交通地理研究。高荣《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秦汉时期，全国性交通干线的建筑多由国家统一组织，区域性道路桥梁及邮亭馆舍的建造维修则由各地方政府承担。根据过往者的身份及其所持“传信”不同，各邮驿机构要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食宿和车马等便利条件。遍布各地的邮驿机构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全国邮驿系统的有效运转。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从今杭州通往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基础。彭文峰《唐代“五台山进香道”补释》(《论丛》第4辑)一文按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述的顺序，对“五台山进香道”在今河北境内正定县至阜平县之间的各点进行了考述。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论丛》第4辑)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探讨北宋使臣在辽国境内经行的交通路线，并运用地名调查资料寻找道路沿线地名定位的证据，以进一步明晰北京在宋辽时期交通线向北延伸的基本情形。王秀丽《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论丛》第3辑)一文结合元代江西商业的发展与江右商人的活动，对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进行了考察。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论丛》第2辑)认为从汉晋、隋唐至明清，作为古代主要驿道，金牛道北段陕西宁强烈金坝至四川剑关间的线路，曾经几次变迁，这一变迁既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也是金牛道北段线路不断优化的表现。

    历史地理文献与历史地理学家研究。石超艺《<水经·浊漳水注>错简与脱文考——兼说利用数字化地图技术重绘<水经注图>》(《历史地理》第20辑)在重新绘制《水经·漳水注图》时考辨了其中的一处错简与一处脱文。胡阿祥《<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献疑》(《论丛》第3辑)、《<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献疑》(《历史地理》第20辑)、《中华本<宋书·州郡志>校点献疑》(《文史》第2辑)、《<宋书·州郡志>考疑》(《学海》第1—4期)、《<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安徽史学》第4期)数文对《宋志》本文之讹误脱衍、疑难之处，以及中华书局本点校方面的问题提出数百条意见。张其凡、金强《<舆地纪胜·琼州>正误》(《文史》第1辑)对《舆地纪胜》卷124《琼州》部分误引《南海志》和其他错误进行了考辨，并从引用《南海志》同误现象论述了《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的关系。施和金《新旧<元史·地理志>补校考》(《文史》第3辑)一文校核其他典籍，对新旧《元史·地理志》中的错误提出了96条意见。朱圣钟《<明史·地理志>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论丛》第3辑)通过文献资料的比证分析，对《明史·地理志》中所载的土家族地区的黔江、清江、崝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订纠谬校正。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论丛》第1辑)一文在考察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的基础上，对明代方志地图绘制者的身分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这一时期方志地图的绘制者大致可以分为儒士、普通绘画工匠和专业刻书匠。张忍顺、葛云健、齐德利《徐霞客对丹霞地貌景观的考察与贡献》(《历史地理》第20辑)对《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丹霞地貌记载的重要性及其科学贡献进行了论述。巴兆祥、董艳《日本天皇“御览”孤本崇祯(嘉兴县志)考述》(《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崇祯《嘉兴县志》始修于天启四年，后经崇祯十年重新调整，编纂成书，约在乾嘉间流入日本。由于汲取了前人的修志经验与教训，因而有不少优点与创新处，体现了明代方志的发展与进步。是一部规模宏大、资料翔实、编纂规范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县志。另有华林甫《<嘉庆重修一统志>各统部的成书时间》(《历史地理》第20辑)。施建雄《王鸣盛历史地理学考证的通识——以州郡及其治所建置的动态考察为例》(《论丛》第3辑)一文分别从正史志记载建置沿革之规律性的探讨，唐以前州、郡、国建置变迁的动态考察，汉唐之际州郡治所设置的深入辨析等三个方面，对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王鸣盛在历史地理考证方面如何体现其通识的眼光进行了论述。文士员遗稿、文榕生整理《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简史》(《历史地理》第20辑)介绍了湖南新化邹氏家庭自清朝嘉庆(1796—1820)以来至1949年，七代二十余位研究地学的代表人物的事迹，以及他们与亚新地学社的关系。

    历史地名学研究。陈喜波、韩光辉《统万城名称考释》(《论丛》第3辑)对“统万城”名称的蒙古语意进行了考释，认为统万即拥有万国之意。陆韧《云南汉族移民与汉族姓氏地名初探》(《历史地理》第20辑)试图通过考察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的出现、发展和演变，来透视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云南社会历史的影响。认为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兴起于明初大规模汉族军事移民进入云南之后的明代中叶，发展于明代后期，普及于清代，并成为云南新增居民点和新开发地地名的重要命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