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毛双民

据粗略统计，本年度历史地理学共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专著近十部。现就主要论文加以评述，对于专著，仅就所见，列举书名，学者自可参考。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史念海著《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陈可畏主编《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程存浩《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中华书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古籍整理方面有黄永年点校《雍录》（中华书局）、吴松弟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一、历史地理综合研究与学术动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阶段，对一百年来的研究进行总结，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这一学科的研究轨迹，对新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具有启示意义。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第3期）一文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了论述，并对历史地理学在以后的研究中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历史地理学研究水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东南学术》第4期）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已在进行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葛剑雄、周筱贇《创建世界一流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为什么要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采用问答方式，回答了该项目的内容、目前进展状况，以及与外国学术机构的合作方式等。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要领和方法》（《历史地理》第18辑）对此系统的一些相关概念和方法，以及遇到的问题作了介绍。毛曦《旧石器时代可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从人地关系理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以及现有条件等方面，论证了历史地理学特别是文化地理学将旧石器时代纳入其研究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环境变迁研究。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对历史地理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近年来成为研究者的重点课题。朱士光《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以下简称《论丛》）一文认为其变化特征主要为干旱化、沙漠化与水土流失不断加剧，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气候干旱化的影响，也与人为活动关系密切。王乃昂、颉耀文、薛祥燕《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的影响》（同上）认为清代中叶是近两千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人口迅猛增加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徐日辉《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的生态变化》（同上）通过对渭水上游地区新石器时期环境的研究，揭示出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的气候比现在高出2～3℃，有着优越的生态环境，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后来由于气候变冷再加上人类活动的破坏，才变成今天恶劣的黄土高坡。梁中效《历史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的变迁》（同上）认为唐代以前对此一地区的环境破坏是局部的，宋代以后对环境破坏是全局性的，晚清以来环境要加恶化。马强《汉中地区生态资源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同上）认为唐代以来的“畲田”农业开发、频繁的伐木修栈，尤其是晴清时期移民进入汉水上游大规模的垦殖活动是造成汉中盆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源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樊自立、马映军《塔里木盆地水资源利用与生态平衡及土地沙漠化》（同上）认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的开发利用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张莉《汉晋时期楼兰绿洲环境开发方式的变迁》（《历史地理》第18辑）根据考古资料、地理考察论述了从汉通西域之前至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楼兰绿洲的环境开发与经营方式，认为这里曾先后出现过游牧渔猎和农业耕种两种经济活动方式。因为楼兰绿洲上的可耕种土地受到了超承载力的开发，已大大超过了楼兰绿洲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致使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这也正是四世纪中后期楼兰绿洲走向衰亡，乃至最后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气候研究。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在冷暖变动方面，两汉时期的气温比春秋时期要低，与今天相比较无大差异。前后汉相比，西汉略冷，东汉稍暖，但其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在干湿状况方面，该时期具有若干干湿相间的显著特征。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同上）对这一资料进行了剖析，认为这是迄今所见有关黄河下游汉代气象与气候变迁的第一份实际记载，对于了解西汉晚期黄河下游地区，尤其是汉代东海郡、楚王国两地的气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自然灾害研究。因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灾害学研究近年来愈来愈引起历史地理工作者的重视。余蔚、张修桂《自然灾害与上海地区社会发展》（《复旦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自然灾害对上海社会的影响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其对上海水利系统及海塘建设的刺激作用，引起水道的大变迁，改变了本地区的交通地位；人们因其地势而调整其种植结构，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灾害带来的损失，于是又导致了种植结构的分化，并进一步引发地区中心和城镇布局的变迁。可以说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自然灾害是原动力。施和金《论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及其社会影响》（《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对中国历史上蝗灾发生的主要区域及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些蝗灾不但对历代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危害，而且引发了众多的饥荒、疾疫乃至社会大动乱。袁林《陕西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陕西历史饥荒发生频率具有频繁性、严惩性、局部性、增长性的特点。有着准3年、7年、15年、22年发生周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大约每100年有4个高发阶段。他的《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论丛》第1辑）运用数理统计方式，研究了从隋朝至民国陕西历史上水涝灾害发生的规律，在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地区特征等方面得出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结论。童圣江《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论丛》第4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中国地震灾害的发生频率及时空分布作了分析，并获得几点规律性的结论。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福建为例》（《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以1940年为界，官方抛弃了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实行了现代防疫措施，减少了鼠疫感染者的死亡率。余蔚《关于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基础研究的几点想法》（《历史地理》第18辑）一文对上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的资料来源、资料的考辨、灾害的界定和等级划分等问题，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河流湖港海岸研究。戴鞍钢、张修桂《环境演化与上海地区内河航运的变迁》（《历史地理》第18辑）探讨了上海地区内河航运各个水系的脉络和发展历史，认为历史上内河航运促进了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孙达人《郑国渠的布线及其变迁考》（《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辑）对郑国渠的干渠布线，及与此水程相关的白渠、三白渠的布线与变迁进行了考辨。周魁一《荆江和洞庭湖的演变与防洪规划的历史研究》（《历史地理》第18辑）对洞庭湖的演变历史及其对荆江防洪的影响进行了论述。王元林《关中东部河道变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论丛》第1辑）认为历史时期关中东部黄渭洛交汇区河道变迁不但使三河河谷拓宽，沙洲沙地增多，而且使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两岩滩地兴废频繁，同时还使支流入河口不断发生变化，如关中沙苑特殊地形的形成。吴海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同上）论述了历史上黄河泛淮给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凌申《历史时期江苏古海塘的修筑及演变》（《论丛》第4辑）一文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江苏古海塘的形成、演变逐一作了考证，为当今沿海开发、海堤建设提供了参考。

动植物研究。王守春《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与犀牛地理分布变化与气候环境变迁若干新认识》（《历史地理》第18辑）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及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新史料，对历史时期亚洲象与犀牛在我国地理分布北界变迁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论丛》第4辑）依据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直到清代中叶，秦岭仍然保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许多珍稀动物仍大量存在。18世纪中叶起，大量移民进入秦岭腹地，砍伐森林，开垦耕地，加之滥捕滥猎，致使许多珍稀动物数量减少，甚至灭绝。史红帅、吴宏岐《明清时期西安园林绿化的变迁与启示》（《历史地理》第18辑）对明清时期西安的王府园林、官署园林、文教园林、私宅园林、公共园林、寺观园林以及郊区园林等园林建设的兴废变迁进行了探讨，并为当前恢复明清西安园林提出了建议。关传友《论明清时期宗谱家法中植树护林行为》（《论丛》第4辑）论述了宗谱家法中植树护林行为产生的原因，并对植树护林的行为及对象、效果等进行了探讨。王社教《民国初年山西地区的植树造林及其成效》（《论丛》第3辑）对民国初年山西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次活动虽然声势甚大，但成效甚微，并就其中原因作了分析。吴宏岐、萧爱玲、严艳《抗战时期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城市绿化实践及其启示》（同上）依据有关民国档案资料，论述了抗战时期西京筹备委员会在西安城内与郊区的行道树栽植、风景林建设、果园种植、乡村绿化、苗圃经营、林木养护等方面所作的一系列工作与贡献。黄正林、栗晓斌《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向个问题》（同上）一文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状况。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政区地理研究。唐晓峰《甲骨文所见唐地史迹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18辑）根据甲骨文有关史料，对唐地的环境、唐地的城邑、唐与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徐日辉《秦器不其簋铭文中有关地域的考辨》（同上）以文献和文物为基础，结合实地踏勘，对“不其簋”中提到的几处地名“西俞”、“西”、“略”的地域概念及范围进行了考索。朱彦民《商汤“景亳”地望及其他》（《论丛》第2辑）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以商族迁徙方向和入主中原的进军路线为线索，考证“景亳”很可能就在今河南省浚县大伾山附近。王健《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同上）依据西周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结合文献资料，对西周的方伯制度进行了考述，认为西周的方伯，或称侯伯，是介于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方诸侯之长，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作者还对周方伯制度的形成途径、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论述。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根据古文字资料，推考了一批三晋设置的县邑名称，同时证明《史记》等书记载的三晋地名大都是县名。陈伟《晋南阳考》（《历史地理》第18辑）对春秋时期晋国南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论。林汀水《闽越王国疆域考》（同上）考述了汉代闽越国的疆域。侯旭东《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朝“三长制”设立的年代、初立三长的成效、三长的名称与地位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郭峰《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唐代道制改革是以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为制度取向的综合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至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唐代形成了道—州府—县分级管理的三级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郭声波《唐代黎属羁縻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8辑）依据文献资料，从黎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建置沿革入手，通过对部族分布、交通格局、地名遗迹等多方面分析，初步推考出大部分羁縻州地点或大略位置。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论丛》第1辑）论述了唐代河曲地区的灵州、夏州、胜州、丰州四个都督府的政区建置沿革、管区变迁和府际边界的基本位置。许正文《唐代我国西部政区的演变》（《论丛》第4辑）论述了唐代西部地区的关内、陇右、剑南三道所辖州县的增置、省废、改隶，州县名称的更改，治所的迁徙，等级的升降，以及羁縻州府的变化。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中国史研究》第2期）论述了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幽州镇节度使兼任卢龙节度使的组织体制，认为这可以称之为“一元二府”体制，使府官员任职上具有流动性、一身两任性和地域上的兼跨性等特点。余蔚《宋代的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论丛》第1辑）一文研究了宋代统县州的节度、防御、团练、刺史体系，认为这一等第体系不仅是州的地位的表征，而且还涉及州官的待遇。在这一等第体系中，有五个因素影响州的等第高下，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因素。张帆《金朝路制再探讨——兼论其在元朝的演变》（《燕京学报》新12期）从政治制度史角度对金朝各类路级机构的性质、职掌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简要阐述了这一机构在元朝的演变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承金制”的具体内容。韩光辉《清代热河地区盟旗和府厅州县交错格局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清代热河地区盟旗和府厅州县交错格局的形成过程，清初政府为了管理热河地区蒙古诸部，实行了盟旗制度。随着蒙地的开垦，汉人移居，为了加强管理，府厅州县随之设立，从而出现了盟旗和府厅州县交错分布的格局。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议》（《论丛》第1辑）论述了清代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单位析分成为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单位的过程，认为江南分省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米庆余《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历史研究》第3期）依据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国明代琉球册使陈侃上呈的《使琉球录》，考察了钓鱼岛的归属，指出此书对中琉疆界有明确的记载，充分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原本便是中国领土，历史记载的古米山（现今的久米岛）才是古代琉球王国的西部疆土。

经济地理研究。邹逸麟《我国早期经济区的形成——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历史地理》第18辑）依据区域性、综合性、专业性和经济中心等四条划分经济区的标准，论述了我国早期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域背景，并将这一时期经济区域分为关中、三河、齐鲁、梁宋、燕赵、江东、淮江、江南、岭南、巴蜀、西南、西北、北方等十三大区域，详述了各经济区域的不同特色，及其所反映的商品经济的特点和地位。庄辉明《西汉水利工程与“基本经济区”》（《华东师大学报》第3期）论述了西汉一代，特别是汉武帝在位时期，在关中地区兴建大规模水利工程，建立“基本经济区”的政策，认为这些措施是为了加强统治，但是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由此便加剧了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论丛》第1辑）通过爬梳墓志材料，结合文献资料，对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主要是指幽州节度使所辖的妫、幽、蓟、檀、平、营六州之地屯田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李并成《元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历史地理》第18辑）认为元朝对河西走廊的开发，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大大改变了自晚唐以来数百年生产衰落的面貌，本区汉唐盛世的繁华景象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又得以恢复，并为明清时期更大规模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赵贇、满志敏、葛全胜《徽州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1500—1900）》（《复旦学报》第5期）论述了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土地利用发生的剧烈变化，认为在突出的人口压力、徽商发展、棚民运动和自然灾害等驱动力的作用下，四百年间，徽州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态势表现为三个阶段：作物种植从无序到有序，土地权属从分散到集中，土地覆盖从优化到退化。徐少华、江凌《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客商与城镇商业经济的发展》（《历史地理》第１８辑）论述了客商进入南阳盆地的原因及其分布状况、客商的经营特点及其在城镇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馆与南阳盆地城镇商业文化发展等。陶卫宁《明末清初吸烟之风及烟草在国内的传播方式与途径研究》（《论丛》第5辑）认为烟草最早是从海上传入我国东南沿海闽广一带，它在我国的传播是以吸烟风气的流传为“开路先锋”的。明末吸烟之风主要是通过南征北战的将士携传。吸烟之风传入后，紧接着便是烟草的引种，这二者在时间上一般是紧密相连的。在烟草的传播过程中，商人的贩运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论丛》第4辑）论述了清代陕西南部地区土地利用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大部分地区由原始林地转化为耕地。导致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除了人口的机械增长处，还有高产作物的引入、优惠的招垦政策和粗放的耕作习俗等。张丽蓉《民国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论丛》第2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海关贸易统计和日本人调查报告，从贸易格局、市场整合等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民国时期四川桐油贸易的历史全貌。樊如森《近代天津外向型经济体系的架构》（《历史地理》第18辑）通过对外开埠后到抗战前天津及其腹地市场网络化、产业商品化、外向化过程的解剖，探讨了天津外向型经济体系的构筑过程及其影响，并通过与上海的比较，来寻找中国近代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共同点。

人口地理研究。 葛剑雄《对中国人口史若干规律的新认识》（《学术月刊》第4期）一文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否存在周期性的特点，目前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史上不存在人口爆炸，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起”，而只有“大落”；中国并不存在单纯出于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社会动乱。张箭《后周北宋之际的户数》（《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应以后周显德五年前后的统计数据２５４万户为是，而北宋初年的统计数据96万户没有将207县的户数包括进去。程民生《简论宋代两浙人口数量》（《浙江学刊》第1期）罗列宋代两浙历年户数，考证了不在户籍的军队及家属人口、僧道人口和官僚贵族及家属人口，估测北宋中后期两浙约有1204万余人，南宋中后期约有1847万余人，占南宋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高艳林《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南开大学学报》第１期）论述了明代天津人口的来源及其发展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了天津怎样逐渐由一个军事城堡向经济商业的新型城市转变。荣宁《明代西宁卫人口试析》（《论丛》第2辑）对方志中所载西宁卫的几组户口数进行了分析，考证了西宁卫的军户和民户数。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评价了美国学者近年来关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研究，认为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对中国历史人口的认识没有重大错误，相反，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对马尔萨斯的认识存在重大偏差，他们创立的生育率理论并不能代替马尔萨斯对中国历史人口的描述。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同上）对曹树基、陈意新一文所提出的论点作了答复和辨驳。王庆成《晚清华北村镇人口》（《历史研究》第6期）主要根据光绪初年青县、深州的两种村图以及一些方志，探讨晚清时期直隶、山东一些州县村镇的人口问题。葛庆华《太平天国战后皖南地区的移民活动》（《论丛》第2辑）对太平天国战后，一百多万移民迁入皖南地区的移民过程、地域分布，及影响这一分布态势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探讨。

军事地理研究。祁海宁《东汉关陇世族与西北战事》（《历史地理》第18辑）一文以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考察了关陇世族与西北战事之间的关系。李新峰《红罗山与元明战争》（《历史地理》第18辑）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辨，并结合军事形势分析，认为元明之际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红罗山，既不是金末和明中后期以来锦州以西的红螺山，更不是近于杜撰的上都西南某地，而是位于元上都以东、全宁路以南的要隘大宁虹螺山。

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毛曦《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界定、学科属性与学科构成、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毛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划述论》（《论丛》第1辑）在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划分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划分原则，并试着进行了多层次划分。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着广泛的一致性。段塔丽《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丧葬习俗——船棺葬及其民俗文化内涵》（同上）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船棺葬的发现与地理分布、船棺葬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船棺葬的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古老丧葬习俗形成的原因，以及其所蕴藏的民俗文化内涵。胡阿祥《魏晋文学地理论纲》（《历史地理》第18辑）对魏晋文学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文学家的群体流动与相关地区的文学局面、文学家的相对集聚与若干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分体文学地理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对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有关文学的地域问题提出了一些构想。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论丛》第4辑）通过对两《唐书》有关史料的统计分析，推论出唐代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的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嶲、江南等六大地区，而以实边与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同时还探讨了唐代流人分布的地域特征、时代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并论述了流人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徐晓望《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东南学术》第2期）认为福建是宋代少有的长久和平的地区。北方移民入闽与灌钢工具的应用，开发了福建的森林与沼泽，官营经济的引入促进了福建采矿、制茶等产业的发展，面对海洋的开放政策，使福建成为商业最发达的区域。自宋初以来的儒学浪潮使福建拥有国内最多的书院、最多的进士、刻书最多的书坊，并产生了许多影响一个时代的伟人。林拓《元代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过渡性变化》（《历史地理》第18辑）通过科举、教育、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所形成的地域差异，对元代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变化进行了探讨。王洪瑞、吴宏岐《明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论丛》第4辑）考述了明代河南书院的分布状况，认为河南先后存在的有126所书院，分布于省内的大部分地区，在省内形成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开封府成为书院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秦燕《明清时期陕北社会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论丛》第3辑）认为明清时期，随着大量移民迁入陕北地区，组成不同类型的村庄。清代前期，陕北宗族一系列仪式、制度逐渐确立和规范，这是当地儒生实践儒家伦理的自觉行为与封建国家以教化为手段控制地方社会相契合的结果。朱圣钟《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论丛》第1辑）认为在明代及清初，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土蛮占绝大多数，清代改土归流后，由于大量流民的涌入，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王建革《农牧交错与结构变迁：清代内蒙古地区的农业与社会》（《论丛》第3辑）用结构主义方法对清代内蒙古地区农业的扩展与制度形成作了分析。认为蒙地新制度发生的变化，如定居、游牧业、租佃关系、婚姻关系和行政体制等，都是集约化农业在一定阶段的共时性结构，即派生形式。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论丛》第4辑）论述了从清末开始的地主由乡村向城镇迁移的这一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认为居住环境的改变对地主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社会活动的内容和交往关系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活动的空间范围上。司徒尚纪、李燕《岭南汉民系神灵崇拜地理差异》（《历史地理》第18辑）将岭南汉族划分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分别对他们的神灵崇拜的地域差异作了论述。

城镇地理研究。李自智《秦九都八迁的路线问题》（《论丛》第2辑）着重讨论了秦的首次迁都和文公、献公的迁都路线。时瑞宝《秦都咸阳相关问题探讨》（同上）利用文献及出土陶文资料，探讨了秦都咸阳的辖域及城市功能区域分布等问题。李令福《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同上）一文坚持秦都咸阳渭水贯都之说，又肯定渭北说有极大的合理性，并认为东西八百里的咸阳实质上指代秦故地。艾冲《古代潼关城址的变迁》（《历史地理》第18辑）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认为潼关城址在历史上的三次变迁，是由于时势演变、地壳新构造运动和微观地貌变化诸因素的综合作用进而引起交通道路兴废所致。张大伟《铁路建造对清末东北城市的冲击》（同上）论述了1897—1903年俄国建造中东铁路对清末东北城市的影响，其表现为部分新城市的崛起，部分城市获得了新生，传统城市内部结构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影响所带动的变化是同清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变化相一致的。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论丛》第1辑）探讨了嘉靖年间倭寇之乱给江南地区城防建设带来的影响，所涉及的地域主要为明代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此一时期，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城市防护设施的活动，不但对减少倭乱的祸害，保护地方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更奠定了江南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刘景纯《宝鸡十县城镇近代化的过程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迁》（《论丛》第2辑）论述了宝鸡市辖10个县城小城镇的近代化的过程、特点，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若干小城镇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变迁原因，认为宝鸡小城镇的近代化走了先后不同的两条道路，即1937年前发展缓慢，其后发展迅速，影响城镇近代格局变迁的主要因素是近代交通和小城镇的优越区位。［美］威廉·Ｔ·罗著，成一农译《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第18辑）一文是曾经对中国近代汉口城市作过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学者威廉·Ｔ·罗教授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琳达·库克·约翰逊教授主编的一本关于中国王朝晚期江南城市研究的论文集《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1993年出版）一书所作的导言。在此书中，作者对中国王朝晚期江南地区城市形态长期稳定的根源、导致城市地位升降的原因、区域发展与中心城市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城市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些诠释。此导言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交通地理研究。 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历史研究》第2期）对二十世纪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指出了研究工作中的不足，并对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作了评价。李均明《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历史研究》第3期）利用简牍资料，对汉代关津的设施与职能、通关手续、违禁惩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韩香《隋唐时期长安与中亚的交通》（《论丛》第2辑）一文利用中外历史文献，大致勾勒出这一时期中亚（以木鹿为起点，即今土库曼斯坦之马雷）至长安的路线，并指出了其变化情况。阎希娟《民国时期西安交通运输状况初探》（《论丛》第1辑）依据民国时期有关档案资料，对民国时期西安交通运输从传统的依靠驿道与航运向近代运输业转变的状况进行了论述。朱惠荣《徐霞客万里西游行迹考辨》（《论丛》第4辑）一文通过考证认为，徐霞客晚年的这次西游没有到过西藏和西北各省，但到了四川，并考证他从鸡足山东归回到江阴的路线。

历史地理文献与地图研究。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曾经编绘了一套高水平的全国地图《守令图》，宋末即已失传，而1964年四川荣县发现的北宋宣和《守令图》碑刻，其底图来源迄今不详。郭声波《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源》（《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宣和《守令图》的最早底图，只要将宣和《守令图》作一定处理，一幅失传800年的精品地图可望重现人间。李裕民《〈舆地纪胜续编〉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分析了明本《记纂渊海》卷17至卷25大量引用的《舆地纪胜》，确定它就是失传已久的记载北方各路的《舆地纪胜续编》，其撰写时间大约在公元1235年前后。从而否定了谭其骧先生认为王象之没有著过《舆地纪胜续编》的观点，并阐述了此书的体例和史料价值。施和金《〈读史方舆纪要〉删改考辨》（《文史》第4辑）通过原稿本与后来的抄本及刊本对照，将后人所删四十条内容一一考检出，并加简要按语，对所删内容及被删原因加以说明。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的批注本、稿本、钞本、刻本、铅印本等作了考证，认为现藏台湾的全稿本就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许卫平《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晚清时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和肯定。张晓虹、王均《中国近代测绘机构与地图管理（1900-1949）》（《历史地理》第18期）通过清理20世纪上半叶我国测绘制度的演变，讨论了中国测绘业近代化历程的特点。另有郭黎安《〈隋书·地理志〉所载旧置郡县考（豫兖部分）》（同上）。

历史地名学研究。邓景滨《澳门外文称渭Macao渊源考》（《历史研究》第3期）搜集了大量异源史料，亦采纳时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归纳、对比的方法，论证了法国汉学家的伯希和1935年提出的“中国Macao借用于缅甸”之说不可信，并指出澳门之Macao称谓应源于古老的阿妈信仰。李志庭《“龙井”未尝名“龙泉”》（《历史地理》第18辑）对浙江杭州西湖“龙井”又名“龙泉”的说法进行了考辨。此说始于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通鉴》卷263载唐天复二年（902年）钱镠属将徐绾反叛，钱镠自临安衣锦城返回杭州，“及龙泉，闻变，疾驱至城北”。胡注云：“龙泉即龙井，在杭州西南风篁岭上，去城十五里”。后代学者也多因袭此说，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此文通过对当时事变的态势、龙井的显名时代、临安至杭州的交通路线等史实进行分析，认为此“龙泉”系余杭龙泉寺，胡三省所谓“龙泉即龙井”之说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信。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