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1]

杜瑜  朱玲玲

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在1982年极为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发表的论文约有一千二百余篇，还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集，其中不少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年内人民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出版的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和《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两书，汇集了作者近三十年来对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成果。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创办的《历史地理》丛刊的出版，则为历史地理研究开辟了新的园地。

九月初，在上海举办了“1982年度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一百多篇，与会者围绕“城市与自然环境变迁”这一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八二年发表的论文中，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理论等方面的问题，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湘潭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他着重对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作了全面的阐述。谭其骧在《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第11期)一文中，作者阐述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并强调文献资料中沿革地理知识问题，“这实是一个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队伍今后能否健全发展”。郁越祖《地理环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复旦学报》第6期)对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指出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封建时代中国农业的单一化、精细化。而发达的农业一方面阻碍了封建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维护了小农业的强盛，从而难以产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要求，“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原因”。

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本年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就疆域地理而言，在西北方面，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所收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论述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陈全方《唐代内地与新疆关系》(《史学月刊》第3期)通过唐代昭陵、乾陵的石刻艺术与新疆、陕西出土文物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阐明唐代内地与新疆的关系密切。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帕米尔问题的研究，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列举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帕米尔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苏北海《两汉在西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的统治疆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以往一些文章中把两汉西域都护府所辖范围仅限于昆仑山北麓，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把大片土地丢失在西汉国境线以外”。过去所出的一些历史地图也是如此，只有清代李光庭《汉西域图考》中绘入了喀喇昆仑南麓的一部分。1975年新出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只绘进了克拉达克、坎巨堤的一部分，仍未辖有乔戈里峰地区喀喇昆仑山南麓。我国两汉疆域直到喀喇昆仑山南麓是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连1953年《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也承认这点。作者指出在整个两汉时期印度势力范围从未到达过克什米尔。黄盛璋《我国历史上的帕米尔》(《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则指出，在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和喀什噶尔“历来是我国西域的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作者认为最早创通帕米尔的是汉代张骞，最早记载帕米尔及其周围地区的是法显的《佛国记》，帕米尔最早的名称——波迷罗是唐代玄奘记载的。最早对帕米尔行使主权的是我国汉代西域都护府。刘存宽《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着重分析了帕米尔问题的由来与发展，指出帕米尔争议的根源是“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侵略”的野心。

在西南方面，方国瑜《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和《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南诏)地理考说》(《历史研究》第3期）二文论证了云南地区历来归属中国。前文引证张九龄《曲江集》中的重要材料批驳了伯希和的谬论，指出云南自远古以来与巴蜀相连，历来其南境边界略与今日国界相当。后文主要论述了唐代后期，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设立了云南安抚司，而南诏能迅速发展到“尽有西南之地”，乃是“西南各地居民历史发展之要求”。

在边区地方政权问题上，渤海国的研究很活跃，全年先后发表的论文达三十余篇。涉及其政权性质、疆域、经济、古城邑、交通、族属等各个领域。杨昭全《渤海是我国唐王朝辖属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求是学刊》第2期)，严圣钦《论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黑龙江文物丛刊》第1期)等文，论证了渤海国是唐王朝所辖的一个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权。孙进己《渤海疆域考》(《北方论丛》第4期)，英德《唐代渤海长岭府考》(《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等文则论证了渤海的疆域。李健才、陈相书《渤海的中京道和朝贡道》(《北方论丛》第1期)是近年研究关于渤海交通要道——朝贡道与古城址方面的新成果。

在历代政区的研究中，黄杰民《我国历代行政区划的演变》(上海《地理教学》第3期)和谭家健《略述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学习与思考》第3期)两文都概述了我国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黄灼耀《县制的形成与发展》(《华南师院学报》第4期)立论新颖，作者认为县最初只是在被征服的僻远农村地区，“原是古代农村里的小聚落”。县的大量出现，是在公元前七百年间，它逐渐由小到大，由采邑性质“转变由统治者任命官吏，直接管辖的行政单位”，并逐渐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与“大量的财富”。而这些变化是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转变、发展的。

古都方面的研究历来较为热门，1982年继续保持了这种势头。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上)(中)(《历史教学问题》第1、3期)，扼要地介绍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概况，以及前、后期古都变迁的主要原因。在各个古都研究中数北京史研究最为活跃，这一年中北京史研究会不仅内部编印了《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收集了二十余篇论文，而且还编辑出版了《燕京春秋》(北京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近年研究北京史地的论文。其中陈高华《元大都史事杂考》一文，对过去关于元大都的一些传统说法，提出异议。作者另著《元大都》一书(北京出版社出版），运用元人文集、笔记等材料，对元大都作了全面地研究。此外侯仁之的《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历史地理》第2辑)一文，对北京城的历史发展特点作了概述。对历史悠久的长安与洛阳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第5期），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和徐苹芳《唐代西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第6期）等三篇文章综合了历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对古代长安、洛阳的形制、布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作了全面的概括。此外，李民《说洛邑、成周与王城》(《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对过去一直认为成周、王城是在洛阳附近两座城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洛邑、成周、王城三者实为一地。

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陈代光《北宋时期的开封》(《地理知识》第5期)、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第1期)、单远慕《明代的开封》(《史学月刊》第6期)、李长傅《开封地名浅释》(《地名知识》第5期）等文，则对开封历史地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至于春秋战国的都城，钱林书《战国时期的七国都城》(《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对战国都城作了简要的概括。随着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对楚都丹阳地望探索也很热烈，年内楚史研究会内部编印的《楚史研究专辑》中收有刘彬徽《再论楚都丹阳的地望》、裴明湘《再论楚都丹阳》、高应勤《再谈丹阳》、顾铁符《楚三邑考》等文，对楚都研究各述己见，开展热烈讨论。

关于传统中的昆仑区的研究，顾颉刚遗著《〈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和《〈禹贡〉中的昆仑》(《历史地理》创刊号)两文是姊妹篇。作者运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山海经》和《禹贡》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考证，认为《山海经》中“昆仑区的地理和人物都是从西北传进来的，这些人物是西北民族的想象力所构成，其地理则确含有西北的实际背景。”但不能确定其具体位置。而《禹贡》则剔去了《山海经》中神话部分，把昆仑视作一个西戎国名，其地位与析支、渠搜西戎国相等。

历史经济地理方面研究历来比较薄弱，但1982年中有所起色。

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一文论述了唐代前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方始转向南方。冯汉镛《唐代剑南道的经济状况与李唐的兴亡》(《中国史研究》第1期)详细剖析了唐代剑南道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市集等方面的繁荣发达的状况。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第2期)论述了唐代扬州能够成为全国最大经济都会，是与当时长江下游经济地区的发展分不开的。田尚《试论“塞北江南”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区的形成》(《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宁夏平原引黄灌区的成因分析后，揭示因引黄灌渠的形成，使“塞外荒原”变成了“塞北江南”，但也出现了泥沙增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土壤盐渍化日趋严重等问题。

在历史城市地理方面，马世之《略论城的起源》(《中州学刊》第3期)认为城的起源在原始社会末期，“最早的城是以堡垒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些有围墙的村落”。刘敦愿《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历史地理》创刊号)和《齐国故城所体现的国家职能及早期城市特点》(《东岳论丛》第5期）两文对齐国故城临淄作了复原，并指出当时城址选择及其形制布局都与阶级矛盾激化有关。田岸《曲阜鲁城勘探》和张学海《浅谈曲阜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均载《文物》第12期)认为鲁城曲阜是两周早期城址，城内有一条中轴线，这是我国古代城市“采用中轴线布局最早的一座故城”。

在研究历史上国内交通路线方面，“鄂君启节”的研究是个老问题，1982年又有刘惠和《鄂君启节新探》(《考古与文物》第5期），熊传新、何光岳《〈鄂君启节〉舟节中江湘地名新考》(《湖南师院学报》第3期）和孙剑鸣《“鄂君启节”续探》(《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6辑）等文对这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在研究中外交通路线方面，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创刊号），经作者考证，确定《西天路竟》为宋初乾德四年(九九六年)所遣西行取经之僧徒行记，记载了从宋东京一直到南印度海边之角的路程，对中印交通研究颇有史料价值。作者还利用文献资料详细分析研究了各段路程。

对于运河的研究，邹逸麟《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历史地理》创刊号）及其《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第3期）两文，一方面阐述山东运河的历史变迁以及由此引起沿运河地理面貌的变迁；另一方面从地理环境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历史上运河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方面，而经济作用仅居次要地位，所以在评价历史上的运河时应全面考察，才能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黄盛璋《曹操主持开凿的运河及其贡献》(《历史研究》第6期）、陈代光《曹操开凿运河及其影响》(《中原地理研究》第1期），王文彬《曹操征乌桓时开通运渠事迹考略》(《历史教学》第12期）概述曹操为了统一北方适应军事之需，分别开凿了睢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运河。开凿后的运河对发展社会经济、交通运输及海河水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中、下)(《陕西师大学报》第1至3期），则详尽地论述了济水和鸿沟的演变踪迹，作者分析了历史上造成济清河浊的种种原因，指出鸿沟的开凿是当地劳动人民巧妙利用济、汝、淮、泗四条大川之间自然地形的结果。济水和鸿沟，曾经灌溉过整个黄河下游以南直至淮河北岸的广阔平原，故道虽已久湮，但对现代兴修水利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于历史人口地理的文章也不少，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光明日报》1982年6月21日）强调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缓慢增长，是在周期性的人口大波动中实现的，这波动并非简单的循环，而是出现了几次台阶式的“跃进”，呈现了螺旋形的上升。葛剑雄《略论我国封建社会各阶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历史研究》第6期）着重揭示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这样必然导致地主阶级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造成对农民剥削量的急剧增长，就社会生存而言，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权能否稳定的内部原因在于该政权能否控制地主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大致适应。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从清代人口史料的评价入手，运用清代丰富的人口资料，勾画出清代人口发展概况。作者认为人口过剩实质上可归结为：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问题。这个比例常数称为“温饱常数”或叫“饥寒界线”。清代生产力水平下的“温饱常数”约每口四亩上下，此线之上社会就兴平，此线之下社会就动乱。

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方面，出版的专著、论文集有：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出版）、方国瑜《滇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尤中《西南民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发表的论文达二百余篇。由于前二年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为解决鲜卑史上多年存在的一些地理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米文平《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第4期）对古代文献中所记大鲜卑山、大泽、乌洛侯、地豆于、难水、室韦等地理位置作了新的探索。陈连开《鲜卑山考》(《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对历史上鲜卑族几次迁徙中出现的诸“鲜卑山”方位作了详细考实。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1982年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首先是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专著——《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科学出版社出版)；就所发表的论文而言，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在许多课题研究中有不少新的突破。

我国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以黄土高原最为典型。史念海的《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和鲜肖威《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两文对此作了深入研究，都证实了在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上曾有过大面积的天然森林。由于人类生产活动在黄土高原上多次由牧转农，森林的砍伐破坏和草原的滥垦致使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史念海指出“最为明显的差异，应该是原的变迁”，“原来黄土高原上范围相当广大的原大都已经先后不复存在”。鲜肖威文中指出“也反映在水旱灾害日趋频繁。据不完全记载：在明中叶前，本区每百年只有旱灾四—五次，水灾一—二次；清代每百年旱灾多达四十次，水灾十几次；新中国建立前不到五十年，每两年有一次旱灾，每四年一次水灾”。

在黄河研究方面，值得提出的是著名的水利学家张含英长年研究成果《历代治河方略探讨》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些同志经多年切磋修改的《黄河水利史稿》两书，均由水利出版社出版了。这两本书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历代黄河变迁及其水利工程设施，总结了历代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颇具现实意义。青海人民出版社把由各方面人员组成黄河河源考察组1978年考察的成果汇集成《黄河源头考察文集》，这本论文集集中反映了我国黄河河源问题最新研究成果。

在大禹治水问题上，有人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孙致中《论鲧禹治水的功过及其不同遭遇的原因》(《齐鲁学刊》第3期)认为鲧、禹治水方法相同，治水之功父子并称，而他们不同的遭遇是“政治原因”，也就是禅让、世袭之争而造成的。马宗申《关于我国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的探讨》(《农业考古》第2期)，对以往认为古代洪水发生于黄河下游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怀疑，认为古代洪水发生于帝都和华夏族所在的汾河平原的可能性比黄河下游要大得多。

都江堰问题是近年热烈讨论的一个老问题。喻权域同志继1978年撰文对这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后，今年又作《都江堰古史新论》(四川《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再次重申宝瓶口和沱江是古代蜀国开明氏所凿，李冰所凿离堆不在灌县，而在乐山县城对面乌龙山和凌云山。此后有不少文章对此提出了疑义。《社会科学研究》(四川)第六期载有王纯五、罗树凡《都江堰确为李冰所建——与喻权域同志商榷》等三篇文章，都肯定都江堰为李冰所建。田尚、邓自欣《关于兴建都江堰的几个历史问题》(《史学月刊》第5期)一文引用许多历史文献证明都江堰不但确是李冰所建，而且当时的离堆就在灌县，而在乐山的不是离堆，是李冰所凿平的溷崖(又作雷垣)，这“是两个地方的水利工程措施”，不该“混为一谈”。张勋燎《李冰凿离堆的位置和宝瓶口形成的年代新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民间传说和地质地貌、水利工程技术原理等几方面材料进行综合考察，认为李冰所凿的离堆既不在乐山，也不是今灌县城南的宝瓶口离堆，而在“今鱼咀上游南岸的马脚沱小山”。现在的宝瓶口、离堆是由公元九一〇年八月五日一次特大洪水冲出粗型、以后不断加工而成的。其名“离堆”也是“入宋以后的事”。这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在湖泊研究方面，数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及他和谭其骧合著的《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第2期)最为出色，两文采用了地理学和历史学两种方法相配合的方法，根据湖区的地质、地貌、水文、考古和卫星照片等多方面的资料，结合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调查而写成的。文章一反旧说，指出这两湖地区最早都属河网交错平原地貌景观，洞庭湖在历史时期“经历着一个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鄱阳湖的演变和洞庭湖的演变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质”。此外苏北海《谁说罗布泊是游移湖》(《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指出所谓罗布泊是“游移湖”的提法完全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歪曲历史造成的，他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历史上的罗布泊不是‘游移湖’。”其水量变迁“主要是封建各级统治阶级的破坏造成的，决不是什么纯自然的因素”。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2辑)列举许多历史事实，总结了我国湖泊湮废的经验教训，以利我们今后更好地利用湖泊资源作参考。

在沙漠问题研究中，赵永复《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历史地理》创刊号)一文对过去地理学界流行的种种说法，予以根本的否定，运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证明“今毛乌素沙地及其流沙，隋代以前可能已经存在”，“它的产生应该早在汉代以前”，它“主要为自然因素的产物，是第四纪以来就已存在的，而不是‘人造沙漠’”。

对历史动物地理和植物地理的研究，在我国一直是个薄弱环节，1982年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多。可喜的是文焕然、何业恒的《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和《湘江下游森林变迁》二文(《历史地理》创刊号和第2辑)分别论述了我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从北向南，从东北到西南缩小，及我国湘江下游自唐末以后森林不断遭到破坏，从而水土流失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和航运事业。陈连庆《古代黄河流域的竹子》(《博物》第4期)分析了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先秦时其北线超过北纬四十六度，以后随着气候变化而逐渐南移，至魏晋时期产竹区域北线局限在北纬三十五、六度之间了。

在历史地名学方面，史为乐《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和王希杰《地名中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语文战线》第3期)两文都阐述地名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地方史志的研究正在全国蓬勃开展，值得庆贺的是，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主办的《中国地方史志》正式发行。在发表的论文中，对本地区的方志加以“概述”的文章较多。

在地方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周春元等编著《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德春著《海南岛古代简史》(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师进修学院印)等书相继出版。这些著作都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利于当前全国各地正在组织进行的地方史研究工作。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