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卫家雄

由于史地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1981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少研究领域又有新的突破。现将笔者所见，概述如下。

地方史志的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关系密切。本年度7月25日至8月1日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不但为专门从事地方史志研究工作的同志关心，亦为广大史地研究工作者所注意。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同志传达了胡乔木同志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即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如各项社会、经济、文教、政法状况和统计，地方大事年表，各项政策、法令、制度，新企业、新事业、新技术、新风尚、各项公共工程和福利的发展变化，省、市、区的自然地理变化和人文地理变化，人名录，各种图片等。这项工作还应邀请研究现代史、经济史、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社会学的学者共同参加，才能作好。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受到与会代表的重视，并表示赞同。

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在学术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编修地方志工作中，地方史、志不可偏废，应该并重。同时，记载现状，要实事求是，采用旧方志的资料，要经过审核，不可轻信。他否定了清朝著名方志学权威章学诚所谓“志”就是“史”，方志就是一方之史的著名理论。认为“事实上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都是源远流长的。”志不能代替史，二者不可偏废。地方史、地方志有三点不同，其一，地方史主要记叙一个地区的过去，志主要记载现状。其二，史主要记述一个地方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活动，志则不然，地方志至少应该自然与社会双方并重。史的体裁接近记事本末体，志属于书志体。其三，史主要依靠史料，修史工作主要是搜集、整理、鉴别史料，用正确的观点分析史料，记叙历史发展的过程。虽然也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调查采访，但所占比重都是不多的。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编修地方志比地方史需要的人力更多，地方史一般说史学工作者可以担负起来，地方志需要有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史学工作者，自然方面主要靠地学工作者。他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传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地方志学术价值较高。但地方志愈修愈坏，旧方志十部中难得有一部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对方志中的各个项目，每一条具体记载，我们决不能轻信不疑，不经考核，照抄照搬。而朱士嘉先生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中，坚持章学诚主张，认为章氏“第一次把方志提高到和正史等同的地位”，“从而建立了方志学”。史念海教授认为早期的方志一是述地的，讲自然变化；一是记人的，讲社会活动。述地的当时是主流，属史部地理门；记人的主要是人物传，属史部杂传。以后记地记人逐渐混合，到南宋时地方志逐渐按正史体例编成地方史。

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的公开出版，是今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1958年开始编写《中国史稿》时，郭老特别提出，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应当作到“文图并茂”，“历史地图，必须尽可能编绘，使读者有比较准确的历史地理的概念”。现在，《史稿图》(上册)编制完成，已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史稿图》为综合性的历史地图集，上册刊绘了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图幅，共七十四图。其中，既有原始社会遗址分布图，又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全国形势和行政区划图；既有全国或区域类型的一览图、主要农民战争图、历史战役图，又有文化、经济繁荣地区的明细图以及各种经济图、中外历史交通图。

1981年各种报刊上发表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论文数量相当多，既有属于人文地理的，也有属于自然地理的。

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吕光天的《论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各族的管辖》(《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一文，以大量史实说明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密切，论证了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长期以来都实施有效的管辖，证明整个贝加尔湖以东直达库页岛，一直是中国明朝的领土。何纪生在《海南岛渔民开发经营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功绩》(《学术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中，以流传至今的《水路簿》为证，肯定了海南岛渔民对开发与经营西沙、南沙群岛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证明西沙、南沙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林金枝的《东沙群岛历史考略》(《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一文，详细叙述了东沙群岛的历史，指出：根据大量的史籍资料和古代文物，以及至今仍遗存在东沙岛上的古建筑物，并参证大量外国文献、地图，都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汉代中国人民已在南海航行，并发现了南海诸岛；从晋代开始，东沙群岛就由中国人民命名和开发经营，至迟从明代起就为中国政府管辖。

在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周宝珠的《宋代东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一文，是作者为纪念宋代东京建立一千零二十周年而撰写的论文。全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东京城市经济的巨大发展及其特点；二，东京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城市。何浩、殷崇浩的《春秋时楚对江南的开发》(《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主要针对清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论》一文中所说，楚国“历世自南而北”地发展，“未尝越洞庭湖南一步”的观点，认为春秋早期，楚武王开濮之前，楚国根本就不具备“自南而北”发展的条件。当时，楚已选择了后人称为“江上楚蛮之地”的长江中游两岸作为开发的目标，到了春秋中期以后就越过了洞庭湖。

在关于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谭其骧应山西大学之邀所作的报告《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甚有见地。他详尽剖析了山西的历史，认为：在隋唐五代以前，山西在全国，至少在黄河流域曾经占有过突出的政治、军事地位。宋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山西虽已不能成为政治中心，但就经济、文化上而言，仍居重要位置。到了明清时，政治地位不重要且不用说，就是经济发展也远及不上平原地区。唯独工商业还能给全国经济以很大的影响。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由于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加上“割据势力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因此能够长期割据称雄。

在历史地名学的研究方面，史念海的《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主要从地名工作的重要性、地名的搜集、地名的整理等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桥驿对《水经注》所收录地名作过系统的研究。前年曾发表过《水经注地名错误举例》一文，去年又发表了《〈水经注〉记载的一地多名》(《地名知识》1981年第2期)一文。文中指出，在《水经注》中以“一水多名的情况最普遍”，“一地多名现象在山岳类中也大量存在。”一地多名“不仅存在于自然地理的地名中，同时存在于人文地理的地名中”，县类地名即是其例。如果从版本上考察，除却殿本，其余版本记载还有差异。石泉的《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地名知识》1981年第2、3期)一文，对孙仲明、赵苇航《长江与扬子江名称初考》(下文简称《初考》，《地名知识》1980年第3期)提出异议，认为我国“江”是个专门名词，特指长江的说法不妥。《史记》古四渎之江只能是在淮河下游以北，相当于今之沂河，直到汉宣帝时始以今之长江作为四渎之江。另外，汉水古亦称江，汉水支流、宜城平原上的蛮河，古亦有“江”称。淮河在古代也被称为“江”。其次，《初考》说，六朝以后，才出现长江这一名称，来代替整个干流。作者则认为，至迟在东汉时已有长江之称，但仅指长江在今湖北省境内的一段。陶克涛在《“鹿”的质疑》(《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一文中，否定了包头这个地名来源于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或为“博托河”的谐音二种说法。经过考证，认为包头很早即为商船往来的枢纽、渡口和货栈，故包头之名应为汉语“泊头”的音转。钱林书的《“鄢郢”解》(《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一文认为，史书记载的战国鄢郢，不能指鄀，也不能单指郢城，更不能指鄀和鄢二城，而是应指江陵北的楚都郢城及别都鄢城。故可以把鄢郢联称作为楚国当时国都的通名。陈家麟的《“亶州”非海南岛说》(《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一文，指出袁臻在《关于〈三国志·孙权传〉上的亶州》一文中对史料的解释有谬误，认为无论从文献记载或语音上的考定看，“亶州”无确指，只是预定发现的岛名；孙权没有将珠崖说成是“亶州”；“亶州”非西汉时的儋耳和珠崖。史为乐的《安徽省、县释名》（《地名知识》1981年4、5期)一文，是他的全国省、县释名的一部分。过去《地名知识》已陆续刊登了两个省。对于全国省县释名作了全面研究的人目前仍不多见。此外，曹尔琴的《唐长安街道名称的解释》(《地名知识》1981年4、5期)，卫家雄的《广州地名丛谈》(《地名知识》1981年第6期)等文，对所论及的课题，也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对传说中名山的研究方面，顾颉刚的遗作《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内容丰富。他首先介绍了《山海经》、《禹贡》等书中的昆仑山在不同时期专指不同地点的情况：汉武帝时定在于阗南山。可是，却为司马迁所否定。到了前凉张骏时又定在酒泉南山。接着他运用详尽的史料考定了昆仑第二次实定于酒泉南山的由来，并作出倾向性的评价。遗憾的是，他“最后还是不敢作圆满的肯定”，需要后继者进一步探讨研究。

在对于古城址、古国的考定方面，谭其骧的《陈胜乡里阳城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否定了自汉至今，前人对于陈胜乡里的三种说法：一说为秦汉颍川郡的阳城县，故治在今河南登封县境。一说为《汉书·地理志》汝南郡的阳城侯国，故治在今河南商水(一作汝南)县境。三说为在今安徽宿县南。经过考定，他认为把陈胜乡里阳城解释为南阳郡的阳城县，即今河南方城县比较可靠。陈可畏的《街亭考》(《地名知识》1981年4、5期)一文，指出《通典》、《元和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的所谓街亭即今甘肃秦安县陇城东北六十里的街泉亭故城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三国志》所说的街亭，应该是今甘肃天水市东南的街子镇。朴真奭的《关于东夏国首都及其位置的考证》(《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1、2期)指出东夏国的南京是由延吉市附近的土城和城子山山城两者联合构成，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前者(土城)是主要的，后者(山城)是次要的，南京只是它的临时中央所在地，东夏国东迁以后的首都是开元，大体在今黑龙江省牡丹江中下游流域。史为乐的《中山国简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对中山国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对此，他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即中山国的由来；中山王世系与中山国疆域范围；中山国的社会经济；中山国的灭亡；同时他还指出，不应把汉代封国中山国与古代的中山国混为一谈。经顾洪整理的顾颉刚遗稿《战国中山国史札记》(《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系顾颉刚生前搜集过的一些有关中山国的资料，对于深入研究中山国的历史甚有裨益。关于西周时期一度是江淮大国的徐国，过去有的史地工作者根据江西出土的徐国铜器及其铭文，曾推定徐国势力达到江西。但彭适凡在《春秋徐国南疆析疑》(《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一文中，却否定了这一推断，认为西周徐国的南疆从来未到达过江西，所发现的徐国铜器是“由徐国的王侯子孙在被遣散安置时带入江西的”。

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方面，1981年也发表过一些有见解的文章。《锡伯族西迁概述》(《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一文，是吴元半、赵志强利用满文档案研究锡伯族西迁历史的成果。全文叙述了本来聚居我国东北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锡伯族，如何经过清初两次大迁徙，到达新疆伊犁河以南的历史。指出第一次迁徙是因为康熙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第二次迁徙主要是乾隆为了移民实边，充实新疆的防御力量，让几个民族共处一地、互相牵制。文中还记述和歌颂了锡伯族在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以及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功绩。史继忠的《试论“东谢”、“牂柯蛮”及“西南蕃”等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成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考证了唐宋时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和民族源流。认为当时的“东谢”、“西赵”、“南谢”和“夷子”等，“当以布依族的先民为主”；“在牂、充、琰三州，即‘牂柯蛮’、‘充州蛮’、‘琰州僚’则以仡佬族的先民为主；至于蛮、矩二州即‘西南蕃’和‘西谢’，则是各民族杂居”。

在历史上中外交通研究方面，陈茜的《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一文，根据古籍的记载，结合近人研究成果，对我国四川、云南与缅甸、印度的古代陆路交通进行了探讨。记述了自古以来通过这条道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描绘出大致的交通路线。蒋忠新在《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陈茜论据中的两个问题：一，若根据《摩奴法典》与《政事论》“支那”一词，就说中国和印度的陆路交通经济往来“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开始了，这种推断不妥。陈文称两书皆为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的著作，没有根据。二，陈文对梵文Cinapatta(支那帕塔)及Kauseya(桥奢那)翻译有误。前者原意是“中国丝织品”而不是“丝织品的原料”；后者季羡林认为是“野蚕丝”，从字源和字义两个方面看都不会是“蜀地丝织品”。

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面，1981年发表的论文涉及古代河流、水文、地震、生物气候等领域的不少课题。

田尚的《黄河河源探讨》(《地理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运用1978年的实地考察成果，对河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过去认为河源正源是约古宗列曲(渠)，亦有人主张卡日曲，作者赞成后者，指出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大约长三十公里；其次，卡日曲源头有五条泉水，水源十分丰富，而约古宗列曲源头只有一小泉，水量甚微；再次，卡日曲支流众多，流域面积比约古宗列曲流域面积大七百多平方公里；最后从历史上看，历代探河源者，多数以卡日曲为黄河正源。

在对各历史时期河患及其治理的研究方面，邱成希的《明代黄河水患探析》(《南开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叙述了明代河患及其严重后果，指出黄河自然环境的变迁与明代河患密切相关。明朝时，陕、甘高原地形发生了明显的差异；黄河中游分支流由清变浊的增多；中游的湖泊已基本淤涸；中游森林植被已遭严重破坏；加上明朝河政的失误，执行一条“治黄先顾运”的方针；治标而未治本，只治理下游一隅，不顾中游水土流失；水利政策又不协调，致使河患频繁，遗害无穷。

在对区域水文历史变迁的研究方面，田世英的《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根据历史传说推断，“古代的山西，在原始社会末期，是一个湖泊广布，河川盈溢，劳动人民长期和洪水搏斗的水乡泽国”。而根据文献记载得知，“仅就西周、春秋以来而论，湖泊在缩小堙灭，泉水在萎缩枯竭，地下水位在降低，湿地和土壤水分在减少，河流的含沙量在增多，河流流量的季节差别在增大。”这种变化，除却受降水变化影响外，“一两千年来，在封建、半封建社会里，地主豪强违反自然规律，驱使劳动人民破坏植被，大幅度的、掠夺式的伐森林、垦草原、开辟耕地，是致使水文变迁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

在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文焕然、何业恒的《历史时期华北的野象》(《地理知识》1981年第7期)一文，以殷墟、阳原发现的象骨为证，认为我国历史时期已知野象分布的北界可以推到北纬四十多度，达到与北京市相同的纬度。这是我国已知亚洲象分布最北的记录。另外，从古代文献有关野象的记载以及一些与“象”字有关地名由来得知，华北在夏代末至商代确实存在过野象。而到春秋时期，气候变得恶劣，致使野象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被破坏，华北野象才灭绝了。

在对历史地震的研究方面，金计初的《台湾历史地震简述》(《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叙述了台湾历史上地震活动的情况，指出从历史记载看，台湾的大地震有四个特点：一，地震的分布基本上与台湾岛的主要构造线相平行，与中央山脉走向相一致。二，重复性明显。三，东西两个地震带的地震活动各有自己的规律，它们的高潮时间各不相同，彼此交替。四，东西部强震前小震活动规律不一致。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