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甫

1991年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共出版专著10余部。《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汇集了侯先生近十年来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沙漠地理等方面的最新成果。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0月），对北京、西安、安阳、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的历史、地理、考古、人物、掌故等作了系统、精湛的介绍，比8年前出版的《中国六大古都》多了一个安阳，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通行的六大古都的说法。史念海《河山集》四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10月）是一部侧重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的力作。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9月）主要研究了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层级的增减、幅员的伸缩和划界的原则等问题。牛平汉等《清代地理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6月）著述宏富，向读者展示了清代三级以上政权机构的建置、裁并、徙治、异名等地方政区沿革的详细过程，是迄今为止同类著作中最为完善的一种。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丛书的一种已与读者见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千古奇人徐霞客》也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9月）。本年度共发表论文200篇左右，现扼要介绍一年来的研究概况。

一  历史自然地理

水域与海陆变迁是历史自然地理的传统内容之一，林汀水《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以下简称《论丛》）认为历史时期辽东湾海岸线变迁最大的是在海湾中部，特别是盘锦地段发展最快，他归纳了其变迁的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辽河所经之地，植被良好，输沙入海不多，岸线伸展不大；到了清后期，植被残遭破坏，辽河含沙量剧增，输沙入海数量大，岸线遂即迅速外移。二是各地段岸线的变迁深受水系、河口的移徙所制约，也与各时期流域植被的好坏很有关系。周魁一等《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论丛》第3辑）回顾了鉴湖由兴到废的历史，认为“宋徽宗的贪欲和对官僚地主掠夺土地的纵容，才是鉴湖废毁的直接原因”，指出：“宋代围湖垦田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是属于自然界的，人类在克服和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应注意审慎地保护和顺应自然。”阮明道《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洪灾研究》（《四川师院学报》第2期）探讨了清代四川、湖北、湖南及陕南、云贵地区的洪灾状况，认为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等因素是造成水土流失和洪灾的重要原因，人口增长过快、盲目开垦，是造成清代中后期洪灾频繁的人为因素，而占耕江汉沿岸与洞庭湖水系淤地，靠修筑江堤来防洪，是造成长江中游一带洪灾日益严重的直接原因。环境变迁是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的热门。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论丛》第3辑）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就相当茂密，植被完好”，“就是在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地区亦复不多”，“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珠江流域，不仅有森林，而且森林还是相当普遍的”，东北地区森林广大，“直到清代尚极繁多”，文章最后对森林与草原的分界线作了探讨。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盘庚之所以迁都殷地，决不是贸然选定，盘庚时的殷墟是前带河、后被山，北有漳滏、南有开阔平原，而洹水流经其间，气候较为温暖、土质较松软，周围又有许多沼泽地和丛林，既利于农业、又利于狩猎和手工业，这里既是农牧业基地，又有矿源，也是手工业发展的良好场所，实在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朱士光《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农业考古》第3期）一文，探讨了江汉平原从新石器时代原始稻作农业的产生、经过楚人辛勤开辟与汉唐时代的进一步垦殖、直到宋至清初垸田兴筑的开发过程，认为江汉平原农田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然而放任大规模毁林开荒及占垦江湖，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加剧了洪涝灾害，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而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则指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由于无视生态平衡，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造成许多严重后果，为我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运用考古学、动物学等知识综合研究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目前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何业恒《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论丛》第4辑）认为：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主要分布在秦岭陇山区、大巴山区、武陵山东北区、九连山罗浮山区、梵净山和大娄山区、大凉山和相岭山区，目前我国金丝猴的分布范围已比上述范围大幅度地缩小，这个缩小过程始于十八世纪，主要是十九、二十世纪，目前还在缩小之中，其原因是一片片适宜于金丝猴生息的森林不断遭到破坏。这个结论，对今天保护珍稀动物、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论丛》第4辑）探讨了古代独角动物的两种类型，认为犀牛类是典型的热带、南亚热带森林泥沼动物，分布地区大幅度缩退，局限于少数零星的偏僻密林之中，而第二类独角动物则可能是亚热带、温带动物，分布区应比犀牛类偏北，分布地区则从商代的函盖半个中国到现在在境内的绝迹，指出影响动物分布变迁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二  历史人文地理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拥有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极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文汇报》1月6日第3版）。今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状况分作八项加以介绍。

1 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历史政治地理的前身是沿革地理，至今仍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为乐《我国地方政区制度史的研究与当前政区改革的设想》（载《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3月）认为，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影响是深远的，秦汉以来两千年间我国地方政区制度的变化，基本上是在二、三级之间变动，若实行的是两级制，则往往在一级政区之上或一、二级政区之间加设一个监察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级制总是被三级制所取代，并建议将地区与地级市统改为州，将县级市改为特级县，借鉴历史上政区分等的办法，可将州、县分成若干等级。沈重《历代政区演变与中央集权》（《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政区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产物，历代政区演变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变化，而行省制的确立则是中央集权日臻强化的必然结果。秦郡研究，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有些问题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严宾《秦三十六郡考》（《学术研究》第6期）认为：关于秦郡问题的分歧根源完全在于秦击百越究系何年的问题，而秦击百越实有前、后两次，并一一列举了秦始皇二十六年所有三十六郡的名称，并且说：“到秦始皇三十三年，秦仍为三十六郡，其中唯有闽中郡被废除，更立南海郡，其余诸郡名皆无变更，直至秦代灭亡，这三十六郡无论在数量上或名称方面，均未发生改变。”这是秦郡问题上前所未有的观点。关于秦代有无鄣郡，争论也此起彼伏，祝求是《鄣郡考》（《论丛》第4辑）认为，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中并无鄣郡，裴箆《史记集解》坐实鄣郡为三十六郡之一是缺乏根据的，文章辨明了鄣郡作为一个汉诸侯王国支郡而名实脱离异化成秦郡的过程，还原了它的本来面貌。对于北周、隋朝的郡、县，杨守敬、王仲荦的著作时时以封爵来证、校、补、纠，华林甫《〈隋书〉郡县封爵研究》（《北朝研究》下半年刊）对此提出疑义，指出北周六个封郡、七个封县、隋代六个封郡、一个封县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封郡、一个封县在始封时并无建置，而隋开皇三年至大业三年天下无郡时仍封了12个郡爵，从而认为郡县封爵不一定与政区建置沿革有着必然的联系。

2 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历史产业地理内容丰富，取得的成果也多。赵松乔《中国农业(种植业)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地理研究》第1期）从种植业起源与早期发展、传统农业的发展及现代农业区域开发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农业发展历史，并将其地域分布划分为七个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北温湿地区、西北干旱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湿热地区、西南湿热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认为各地区自然、经济条件及历史发展过程各不相同，农业发展方向和技术措施也有差别。程民生《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第2期）就宋代南北方主要粮食作物及交流、南北农田耕作和复种情况、各地粮食亩产量等问题作了探索，认为宋代的北方“非但没有衰落，而且在继续向前发展着”，“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经济之所以高度发展，是北、南两方共同创造的。”赵丰《唐代蚕桑业的地理分布》（《论丛》第2辑）一文，利用文献资料、诗文及出土对有唐一代蚕桑业的地理布局勾划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巴蜀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三个重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具有相当的规模，但也有走下坡路的情况，而长江中下游流域在唐代中晚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拓宽了江南蚕区，为宋代江南蚕区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产业地理所取得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区域产业地理的研究。梅莉、晏昌贵《史前湖北原始农业的开发》（《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从大量的考古材料入手，分析了湖北农业的起源、开发的层次与深度、农业经济形态等问题，指出湖北史前农业既不同于北方旱地农业，又不同于南方水田农业，它走的是一条“锄耕稻作农业”的独特道路。李天石《唐代江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述论》（《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唐代江苏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江苏地区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为唐代以后历代江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田尚《后套引黄灌区的形成与发展》（《平准学刊》第2集）主要探讨了清代阴山至黄河之间后套地区引黄灌区农田水利的发展、十大渠开浚的经济效益以及灌溉区形成的原因，总结了有史以来后套发展农业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以江浙地区为中心的江南产业经济有一组文章，它们是廖国强《论唐代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思想战线》第3期）、吴宏歧《元代江浙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地域差异》（《论丛》第4辑）、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项文惠《明清杭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之演变》（《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大学报》第1期），研究河西走廊的则有李并成《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的水利建设》、王永曾《唐前期河西经济开发之不足》（分别载《西北师大学报》第2期、第6期），其它地区还有郑川水《元代辽河流域农业经济开发述论》（《辽宁大学学报》第5期）、陈冬生《明代山东手工业生产发展概述》（《东岳论丛》第2期）、田树茂《清代山西票号的地域分布》（《文史研究》第2期。〖ZW〗)等。

3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古都研究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庞德谦《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宝鸡师院学报》第1期）一文，从人文地理角度探讨了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大势，认为从三皇五帝到清代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东向西、又从西向东，从中向南、又从南向北的发展变化过程。曲英杰《齐都临淄复原研究》（《论丛》第1辑）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临淄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向略向西斜，城垣每边设城门三座，大都有交通干道与之相连。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论丛》第3辑）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文章，它对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管理、年耗薪柴的数量、薪炭产区、薪炭运输以及樵采的后果等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指出：“能源是城市的动力，薪炭是点燃城市文明的火花”，认为樵采的直接后果是森林的破坏，间接地引起自然环境的恶化。孔庆赞《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历史研究》第6期）不同意传统的东京三层城说，认为东京应是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组成的四城制，并且对金代中都建设的影响作了简要分析。一般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也是欣欣向荣。陈代光《秦汉时代岭南地区城镇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认为秦汉时代的岭南城镇开始形成，并得到了迅速的蓬勃发展，在沿江、沿海及重要交通沿线形成了三个城镇密集区。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功能初探》（《安徽史学》第4期）认为安徽汉代的城市功能中，政治功能制约着其他功能的发展，部分城市军事功能膨胀，经济功能发展不平衡，文化功能发展不稳定。牛润珍《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许昌师专学报》第2期）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城镇263座，认为其总数已超过西汉，形成了新的城镇群，呈扇形群状水系结构的布局。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分析了唐代近八十个全国的大都市、著名的区域性城市和各地兴起的众多草市，将其布局以西安一线贯通南北而分成东、西两部，显示出广阔的西部地区城市为数太少，而占盛唐国土三分之一的东部却拥有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许多大中城市多集中于此，这和此地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认为隋唐之际出现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从浓厚的政治色彩向经济性、商业性转变的新曙光，而“坊郭户名称的登场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廉·施坚雅教授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王旭译）则向读者展示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成果。

4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继《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之后，史念海又推出新作《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论丛》第1辑），认为战国时“交通有了新的发展，道路也有了新的布局”，交通道路以各诸侯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邹逸麟《略论历史上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复旦学报》第1期）探讨了历史时期交通运输与地区经济发展、交通路线的变迁与城市的兴衰以及历史上内河航运等问题，认为发展交通是地区开发的先决条件，交通路线的开辟或变迁与城市的布局关系极大，大运河的开凿、改线、兴盛直至衰落，无一不对城市的兴衰有着巨大的影响。李广洁《秦汉时期的山西交通》（《晋阳学刊》第2期）分别讨论了秦代、西汉、东汉时的山西地区交通状况，认为秦汉时期山西交通事业呈现出大规模开发的形势，主要交通干线基本形成，并成为全国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希为《隋朝交通路线考述》（《江海学刊》第1期）对隋代国内九条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六条新辟大道、大运河、海路交通以及五条国外交通路线作了详细的研究。

5 历史人口地理与移民研究

此项研究，向称发达。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一书下编是历史人口地理部分，系统研究了西汉、东汉、唐、南宋、元、明、清的人口密度、人口分布、人口迁徙及其成因，指出：“中国的人口分布历来是很不均衡的，但却是基本合理的。”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转》（《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一文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族谱，首次揭示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大移民的规模和格局，指出：在明洪武二十六年长江流域(含今浙、苏、皖、赣、湘、鄂、川、沪)的2564万民籍人口中，有移民485万人，占总人口的19%左右，若加上军籍将士及家属，长江流域接受移民共达700万人左右，占该区域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认为明初的大移民奠定了长江流域人口分布的大格局。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论丛》第4辑）一文，洋洋数万言，根据大量的家谱、方志及采访材料，探讨了明、清两代外省移民入湖北、两湖民迁入他省、内部区际移民三个问题，认为迁入湖北的外省移民是多省混合的，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而江西则居各省之冠，占60%—74%，并且具有明显的同府州县乡聚居的地理特征；两湖内部人口迁徙的迁入地主要是湘鄂西山区和江汉——洞庭湖平原，而两湖向外移民主要在长江流域东、西两个方向上进行，上游省区又为其主要迁入地，其中要数四川盆地接纳得最多。曹树基《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对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人口增长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分析，认为由于移民迁入的区域较为空旷，所占资源比土著更丰富，移民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一般高于土著，而留居原籍的土著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也比人口输出之前要快得多，因此，明清时期的移民运动不可能缓解区域性的人口压力，却使这种压力向其他区域扩散，形成全国性的人口危机。

6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历史文化地理是近年来新兴的热点，许多空白得以填补。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第4期）研究了西汉两千石以上302位高中级官吏籍贯的分布、分布变迁及其成因，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论丛》第4辑）认为南北朝时僧人出生地分布已覆盖了南北朝王化所及的大多数地区，北方所出僧人比南方要多，而佛教石刻的分布几乎都在北朝，南朝境内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张桂林《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妈祖信仰起源于南宋福建莆田，先在附近的泉州、仙游等地传播，逐渐由近向远扩及广东、浙江、上海、江苏，明时传入台湾，郑和下西洋又扩大了妈祖信仰在国内的影响并向海外传播。王清廉《服饰与地理环境》（《河北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服饰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因而服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7 历史地图与文献研究

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图年代》（《复旦学报》第1期）从墓主的身份、经历、《墓主记》结合文献记载，全面论述了它的绘制背景，认为1—2号图的绘制时间当在公元前320年左右，而3—7号图则绘于公元前305年前后。任金城《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文献》第1期）论述了罗洪先《广舆图》在各个方面的学术价值，介绍了各大图书馆收藏的八种版本。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通过对《皇舆全览图》上量取的大量数据的计算、分析，发现该图采用的是著名的桑逊投影，推翻了传统的三角投影的观点。谭其骧《〈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前言》（《中国地方志》第2期）介绍了十六部正史地理志的汇释状况、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学术价值、实用价值以及宏伟的未来计划。华林甫《〈括地志〉辑本校读》（《文献》第1期）比较了贺次君《括地志辑校》与台湾王恢先生《括地志新辑》的优劣详简，指出这两个辑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还辑录了以往九种辑本所无的佚文三条。

8 历史地名研究

当地的地名普查工作方兴未艾，历史地名的考证研究有助于地名工作的顺利进行。陈桥驿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收录地名12000条，凡180余万字，其中历史地名基本上收罗完善，释义详尽，约占全书内容的37%。曹金华《王莽改易地名之基本规律与政治倾向》（《扬州师院学报》第2期）通过对《汉书·地理志》记载所注王莽改易的近八百个地名的具体分析，将其归纳、分类，认为王莽改易地名多有规律可寻，且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和政治倾向。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记载与研究》（《地名知识》第6期）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侨置地名这一地名发展史上特殊而又复杂的现象，并且指出：目前历史地名学“借重历史地理学，加强地名典籍及地名学史的研究，应是主要努力方向。”历史城址的考实，也是历史地名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陈怀荃《垓下和垓下之战》（《论丛》第2辑）认为垓下战场必非弹丸之地，而垓下则是双方争夺的核心所在，具体位置在今安徽固镇县东濠城集。关于诸葛亮茅庐之所在，乃一历史公案，陈可畏《诸葛亮隐居地考》（载《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1年3月）认为“诸葛亮的隐居地是在今湖北襄樊市西北的隆中山东，而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的隐居地之说较晚，盛传的时间更晚，它完全是后来伪造出来的。”劳伯敏《吴越jue李之战及其有关史迹》（《学术月刊》第2期）认为李古城在今浙江桐乡县濮院镇西。陈可畏《〈论赤壁大战与赤壁考〉补》（《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对赤壁之战的蒲圻说作了进一步充分的补证。

综观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门类齐全。历史地理学传统的内容继续得到深入的研究，如政区沿革、历史城市等方面，而新兴的领域也得到了加强和完善，许多空白得以填补，如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内容。(二)重点突出。以全局而言，历史经济地理，特别是产业经济、城市、交通、人口等内容，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越来越占着重要地位，其比重越来越大，本年度这方面的论著比其他任何一方面都要多。(三)理论探讨少，本年度这方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