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毛双民

本年度历史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粗略统计，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开拓和进展。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就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适当加以述评，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予以批评指正。对于本年度所出版的专著，因为牵涉学术范围较广，深度较大，非本篇所能包容，所以一般不纳入述评之中，仅列举其主要书名，学者自可参阅。因为专著出版有一定的周期性，所以对于2000年末出版的专著也适当列入。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华林甫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1999）》（学苑出版社），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韩茂莉著《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同上），施和金著《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尹钧科著《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阿祥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马大正著《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卷）、第四卷（明代卷）、第五卷（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薛平拴著《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郑宝恒编著《民国时期政区沿革（191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译作有［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12月）。

一、历史地理动态研究

对于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国内学者了解不够，过去的介绍文章也不多，特别是我们的邻国日本，有许多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姜道章《日本历史地理学研究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以下简称《论丛》）一文从十九个方面对日本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进行了评述：⑴日本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起源；⑵京都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的形成；⑶研究资料及方法；⑷与日本历史地理学发展有关的学会；⑸史前地理；⑹条里制；⑺景观变迁；⑻城市；⑼聚落；⑽交通；⑾人口；⑿农业与灌溉；⒀森林与渔业；⒁工商业；⒂政治；⒃历史地理学中之符号和语意学的新发展；⒄区域研究；⒅其他方面历史地理学的研究；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讨。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一）环境变迁研究。环境变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引起了历史地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田广金、唐晓峰《岱海地区距今7000—2000年间人地关系研究》（《论丛》第3辑）认为通过研究内蒙古岱海地区的环境考古资料，可发现距今7000—2000年间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人类在这个地区用努力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办法来适应变化的自然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人文变化是农业社会向畜牧社会的转变。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对我国历史上沙尘天气发生的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的发生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人类活动的加剧会破坏原有地表的植被，加速沙尘发生频率，加重发生程度。陈业新《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两汉时期生态环境的质量较先秦而言大为下降，引起了当时诸多人士的重视，他们为此提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并针对当时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提出了具体的生态保护措施，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林业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等方面。冼剑民《明清时期广东的自然环境保护》（《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论述了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认为农业的过度发展，城镇的崛起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严惩损害。邓辉、夏正楷、王琫瑜《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论丛》第2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考索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后裔赫连勃勃所建夏国的都城统万城的兴废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万城的兴废，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兴废问题，而是揭示了北方生态环境敏感地区人地关系变化的过程。党瑜《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论丛》第2辑）分析了历史时期由于对河西地区不合理的开垦、利用，以及对森林的滥伐，造成当地土壤沙漠化的严重后果。

（二）气候研究。顾延生、蔡述明《武汉部分先秦遗址考古土壤中的植硅石组合及其环境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期）运用植硅石分析新方法对武汉周边先秦遗址考古土壤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中植硅石含量丰富，且具有一定的组合分带性。再结合考古年代与文化期研究，揭示出武汉地区新石器中晚期气候环境变化的信息，即先后经历了温湿期、温凉期、干冷期、暖湿期。气候环境的演变对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河流湖港海岸研究。黄河研究历来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的重点，黄河由于含沙量大，下游河道曾数次变迁，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于世，历史地理工作者根据文献资料，大体复原了西汉以前、东汉、北宋时期的黄河下游故道。吴忱等人《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古河道证据及河道整治研究》（《历史地理》第17辑）运用实地考察及遥感影像手段，从古河道的角度论证了用历史文献记载复原河道的正确性，论述了各条古河道的走向、流经路线地点和形态特征，并进一步论述了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原因，及河道整治意见。主张为了减轻黄河下游的洪水灾害，下游应以排沙为主，现在的黄河已到了改道的极限，依照现在的河道排沙不行，必须改道排沙，并根据地势与河道变迁规律，提出了具体的改道路线。杨伟兵《渝宜段川江水系的历史分布与变迁》（《论丛》第1辑）一文考辨了重庆至湖北宜昌段川江中的江洲和支流的历史演变情况，并相应地分析了部分支流在航运灾害方面发生变化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张莉《楼兰古绿洲的河道变迁及其原因探讨》（《论丛》第1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进行分析，对石器时代至汉晋时期楼兰古绿洲地区河水空间分布变化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探讨了引起河水空间分布变化的原因。王庆、刘苍宇《历史时期长江口北支河道演变及其对苏北海岸的影响》（《历史地理》第17辑）一文通过志书和历史地理文献记载，并辅以实地考察，分析了从新石器时代迄今长江口北支河道演变的历史过程，并探讨了这一过程对苏北南部海岸地貌发育的影响；认为研究长江口北支的历史过程，把握其演变的趋势，对于北支的开发，乃至整个长江口的整治规划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湖南省会长沙湘江中的橘子洲，因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一词而名闻遐迩，周宏伟《论古橘洲及橘子洲的形成过程》（《历史地理》第17辑）认为“橘洲”古代多带有泛称性质，并非今橘子洲的专称。“橘洲”（橘子洲）由泛称或别名上升为正式名称与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一词广泛流传有关。戴鞍钢、张修桂《环境演化与港口变迁——以上海港为中心》（《历史地理》第17辑）论述了上海港的形成、变化与发展过程。近代以来，经过水利、农史、考古等方面学者的论证，形成了颇有影响的郑国渠首筑有土石大坝拦河蓄水的观点，一些水利史志学者也提出了郑国渠无坝自流引水的说法。李令福《论秦郑国渠的引水方式》（《论丛》第2辑）认为这两种观点的提出对解决郑国渠引水方式这一学术问题有一定的贡献，但也都有无法通解之处。此文从实际遗存、文献记载、当时泾河水文特点及引浑淤灌性质加以分析，认为郑国渠初修时采取的是筑导流土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后来转变为凿渠引水。

（四）动植物研究。王颋《辽、金、元猎鹰“海东青”考》（《文史》第1辑）一文全面考察了“海东青”的历史和产地。认为“海东青”一名始见於契丹，饲养该猛禽为的是猎获天鹅，而猎获天鹅是耶律氏及以后完颜氏、勃儿只吉氏皇帝的娱乐活动之一。所称“海东青”就是如仅分布在北极地区的隼形目鹰科隼属的“白隼”。因为人为的捕捉饲养，直接导致了这部份猛禽的数量急剧下降和亚种的不断灭绝。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论丛》第4辑）认为明末清初西部地区的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广西及云南等省不但虎患频率高，而且老虎的数量相当庞大。虎患的出现，与当时的人口增多，人类过分开垦山地，大面积的山林资源遭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有关。康熙中叶以后，西部地区的虎患日益减少，这说明人类的滥垦荒山使虎失去了生存环境而极度减少，也与人们为了消除虎患过度捕杀有极大关系。郭风平《我国殡葬的木材消耗及其对策管见》（《论丛》第2辑）一文论证了我国棺葬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嬗变、历史地理沿革等，进而推断出从夏朝开国到解放初期，我国用于殡葬的木材大约为1893亿m³，约等于94896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一）政区地理研究。政区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第3期）一文对行政区划的定义、行政区划诸要素（如层级、幅员、边界、形状、地理区位）、行政区划的相关概念（如广义政区与狭义政区、正式政区与准政区、虚幻政区、复式政区）等一些基本概念提出定义，作出了诠释，并厘定了一些专门的学术用语。邹逸麟《从我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看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转化》（《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一文认为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中央集权制出现后的产物。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全面实行郡县制标志着行政区划的完全确立和全面推行。作者将我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制度的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完成时期——秦汉时期、州郡县三级制的建立和解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二级制的恢复和三级制的再度出现——隋唐五代两宋时期、三级制定型的行省时代与中央集权的加强——元明清时期。顾颉刚遗作《〈禹贡〉上的二大问题》（《文史》第1辑）论述了“九州”说兴起的时代背景与“五服”说的范围、本源及演变。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考索了商王朝的政治地理架构及国家的政治疆域，认为商王朝已具有“体国经野”的政治疆域经营意识，其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或“四方”与“四至”三个层次。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征战频仍，相互之间的疆域变迁十分剧烈，李晓杰《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中国史研究》第3期）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并结合日本学者有关战国史料编年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公元前290年为线，分前后两个阶段，对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疆域变迁，按方位做了逐年的详细考证。岳庆平、苏卫国《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文史》第1辑）一文赞同汉代“亭”与“乡”、“里”属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认为亭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军事残留。亭长类似于军职，除负责接待来往官吏、组织修路架桥、检查过往百姓的符传之外，同时也有负责禁盗贼的差事。并推想最初亭的机构是较为独立的，有专人管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亭与乡里因长期稳固搭配，渐渐与乡里的联系密切起来，治民的功能渐渐加强，于是便直属县的领导了。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第6期）否定了学术界一般认为北朝时期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的观点。认为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并依托“村”组织活动，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被架空。赖青寿《唐后期方镇（道）建置研究》（《历史地理》第17辑）将唐代后期方镇制度完整地置于时间和空间二维框架之中，缜密地剖析了各个方镇的变迁脉络，研究了这一时期的方镇制度、方镇建置沿革变化，以及辖区变迁的整个过程，并分析了不同类型方镇的建置情况。李昌宪《宋代诸路的辖区与治所沿革研究》（《历史地理》第17辑）详细地考述了各路的建置、辖区、变化、分合、沿革，以及他们的治所变化。转运使在各路的治所因职权和管辖范围不同而多有迁徙，李昌宪《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第2辑）详考了各路转运使的治所和变更的情况。余蔚、任海平《北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历史地理》第17辑）从地方行政制度探讨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分析了北宋一代对待川峡四路的政策，因为该区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易于分裂的历史传承，使宋廷对它加意防范，并通过多方面表现出来，如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政区划分等，而川峡民众则对北宋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有一种离心倾向。李裕民《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论丛》第2辑）将这种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唐五代是府的初创阶段，宋代是府的演变阶段，元明是府的确立阶段。其中宋代是关键。魏志江、潘玥《南沙主权归属中国考》（《历史地理》第17辑）对宋元以来典籍中有关南沙的记载加以辨析，认为宋元典籍中并无关于南沙的明确记载，明代史籍和地图明确记载了南海诸岛，把其划入我国范围之内，并对其进行了经营开发，从事垦作及捕鱼等生产活动。这些都表明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首度发现权，根据国际法的有关原则，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

（二）历史经济地理研究。邹逸麟《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中国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我国历史时期经济地域差异的形成及其特点，指出古代经济区是由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决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划。大约自春秋至汉武帝时代我国经济区的雏形开始形成。我国古代经济区具有自然、民族、政治三大特色。划分经济区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和经济中心四条原则。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三个不同性质的区划，其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细作》（《历史研究》第4期）根据出土文书、文物与传世文献研究，显示秦汉时期铁犁、牛耕尚未普及，占主导地位的起土、翻土农具还是锸、锄之属。户均、人均垦田面积虽然很大，单位面积产量仍较低，先进的耕作技术远未全面推广。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地区畜牧业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逐渐衰退。上述这些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与畜牧两种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互为表里。赵斌《试论西夏盐业资源及其地理分布》（《论丛》第4辑）依据有关史料，对西夏王朝的支柱型经济行业之一的盐业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其食盐的种类与具体产地作了分析。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全面论述了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并从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以及北京路的区域开发特征入手，分析探讨了金代政治、军事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阐明了区内主要农业垦殖区从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第二松花江至辽东一线的开发过程。她的《金代南京路人口与农业》（《历史地理》第17辑）以金宣宗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为界，分析了金代南京路前后两个阶段人口与农业的不同特征。冯贤亮《明代江南地区的疆界错壤问题及其影响——以嘉兴府嘉、秀、善三县的争田事件为中心》（《历史地理》第17辑）从嘉兴县一分为三，分县时是“按籍分民，随民分土”，因而存在着疆界错壤现象入手，分析了明代后期江南地区的争田事件。王双怀《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论丛》第3辑）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明代华南地区渔业生产状况，认为明代华南的淡水养渔业、海洋捕鱼业都有较大的发展，人们对鱼类及其他水产品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由于渔业生产在华南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所以明朝政府在华南地区设置了一些“河泊所”进行管理，并比较注意征收渔业税。王社教《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变化》（《论丛》第3辑）主要依据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对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牧区还是农区，牧马业的地位都呈下降趋势，而牛、羊、猪及各种家畜的饲养则逐渐走向繁荣，其中牛、羊的放牧在北方较为普遍，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以南方为盛。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探讨了江汉平原垸田的一些基本经济特征。对垸田形成的原因、垸田的形成与结构、垸田的种类及垸田内的耕作制度、垸田的经济地位等作了论述。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以明清两代的粮食生产记录为依据，对其平均亩产和总产作了大体匡算，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生活水平。王振忠《清代徽州与广东的商业与商路——歙县茶商抄本〈万里云程〉研究》（《历史地理》第17辑）通过对徽州民间商业文书《万里云程》内容的研究，结合私人收藏的其他徽州文书，对清代徽州与广东之间的商路、徽州商人在广东的商业活动，及其对徽州的社会影响等，作了详细的阐述。

（三）人口地理研究。薛平拴《盛唐时期陕西人口研究》（《论丛》第2辑）认为以往学者对唐代陕西人口数量的估算存在不少疏漏。该文对唐代天宝元年（742年）今陕西境内各州（郡）的在籍人口数逐一作了估算，认为此年今陕西境内列入政府户数的人口为7636万户，424万口。在此基础上，又估算了当时陕西境内各类未入籍人口的数量，如隐漏人口，不直接归府县管理而归中央政府各有关部门管理的特殊户口等，推断天宝元年生活在今陕西境内的实际人口数应为5488万人，再按照年平均增长率8‰计算，天宝十四年（755年）今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约为580万人左右。吴松弟《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第4期）广泛利用宋元文献和明代方志资料，对至今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南宋户口数据进行考证，建立了南宋初期绍兴三十二年、南宋中期嘉定十六年和南宋末年的户口系列，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吴松弟《元朝官方户籍和户口数据的统计范围》（《历史地理》第17辑）一文从考证各类人口的户籍入手，认为元代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并没有许可某一地区的某一户计或人群可以超脱于户口统计之外，不过，民、军、匠、僧道等主要户计都有自己的登记系统，因此元代的全国户口总数均包括所有的户口。高寿仙《明代人口数额的再认识》（《明史研究》第7辑）一文对有关明代人口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明初并不存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明太祖实录》所载明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数是当年呈报上来的各处黄册的汇总数字，而《诸司职掌》所载户口数字，则是经驳查改正后奏缴册的汇总数字。关于明初全国户口统计数的包容范围，此文批驳了“女口不预”的观点，并认为军户、匠户、灶户等役户是与民户一起被登载于黄册的，只有军事系统带管的民籍人口和部分卫所民户，因各种原因未归入黄册登记系统。这样推断，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人口数应为7055万余人或略高，以全国人口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代全国人口应为19亿人。高艳林《明代天津人口初探》（《明史研究》第7辑）一文对明代天津人口的来源、发展及早期聚落的形成，天津人口的职业特点，天津人口的文化教育等进行了论述。曹树基《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据为中心》（《历史地理》第17辑）一文依据地方志等新的资料和方法，将云南划分为六大区域，对清代中期嘉庆二十五年云南人口重新进行了厘定，说明《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云南人口仅及实际人口的58％—59％。葛庆华《太平天国战后“下江南”移民的类型与动因——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历史地理》第17辑）依据方志、族谱、文集、诗歌、报刊杂志及花鼓戏词等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收集口述史料，对太平天国后遭受战火最严重的江南地区因为人烟稀少，出现了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状态，从而引发的“下江南”移民浪潮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全面揭示了“下江南”移民浪潮的历史图景。

（四）军事地理研究。楚汉相争时期的所谓“垓下之战”是刘邦集团围歼项羽集团的总决战，自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把西汉沛郡洨侯国境内的“垓下”指实为“刘邦破项羽”处之后，过去占主流的传统说法一直认为此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的古垓下聚。虽然有些学者也指出了这一观点与《史记》所记述的战役形势大相抵牾，指出“垓下”应是“陈下”，但所论仍有许多未通解之处。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考证《史记》对于战役地理进程的记载，指出从战前形势论，所谓“垓下”不在灵璧，从战役进程论，所谓“垓下”应为“陈下”，即所谓“垓下”应为“陈下”之讹误，因而楚汉最后决战的战场在河南淮阳的古陈邑城下，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并辨驳了有些学者提出的“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为两次战役的论点。马强《汉中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17辑）考索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考察，对汉中的军事地理特点及战略地位，历史各个时期对汉中的军事经略，历代战争对汉中栈道、河流、关隘的利用，作了初步研究。认为汉中在中国区域军事地理研究中无疑应是一典型区域。程龙《井陉县址的变迁及其军事意义》（《历史地理》第17辑）通过自汉高祖时期井陉设县至民国的迁移历史，论述了军事防御因素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的重要导向作用。

（五）文化地理研究。段塔丽《北魏至隋唐时期女性参政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论丛》第1辑）认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参政女性的籍贯和出生地都属北方地区，且集中在代北、河北和关陇地区，主要因为这些地区受胡化影响较深，受封建礼俗束缚较少的缘故。林拓《从化外之地到两个文化带的相继发育——宋代以前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论丛》第１辑）详尽考察了宋以前福建文化格局具体演变的过程，指出中晚唐因为中原战乱，移民的大量涌入，为福建的文化兴起准备了必要的人口素质，北方藩镇割据，中央政权重视对福建的加速开发，大批优秀文官被委派入闽，他们兴学倡教，兴建水利工程，重视农业，以及唐末五代海外贸易的大力发展，是推动早期福建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并逐渐形成了福建沿海与内陆分异的两个文化带，从而否定了福建文化源于闽江流域的观点。林拓《两宋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多元发展态势》（《论丛》第3辑）探讨了两宋时期福建文化的发展态势，认为福建文化在两宋时期达到高潮，但尚未形成统摄整个区域的文化中心。诸多因素的作用，使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林拓《体系化与分散化：明清福建民间信仰沿海与内陆的分异形态》（《历史地理》第17辑）一文探讨了明清时期福建沿海与内陆民间信仰的差异，认为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民间信仰的神明众多，且形成颇为完整的地域体系，而内陆地区的民间信仰则呈现出相当分散而零碎的地域分布状态，神明数量也不如沿海。朱海滨《浙江地方神信仰的区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7辑）也是一篇研究民间地方信仰差异的文章，作者根据地理位置、地貌、水系、交通状况等现象，将浙江分为杭嘉湖宁绍五府的水乡平原区、温台处三府的闽浙山区、金衢严三府的盆地丘陵区，选择那些崇祀范围超过两府以上，在当地民间精神生活中影响较大的地方神作为代表性神灵进行了论述，从宏观上揭示了浙江各大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神信仰。有的信仰可追溯到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前。林拓《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以福建历史上刻书业的地域变迁为典型个案，逐一剖析刻书业中心从闽北建阳到闽西汀州四堡，再到省会福州的几个过程，以及这几个过程与区域文化格局演变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认为书坊兴衰是文化发展的晴雨表。

（六）城镇历史地理研究。张萍《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论丛》第4辑）一文探讨了唐代官、私立庙的制度渊源和这些庙堂在长安城中的分布状况。余蔚、祝碧衡《唐代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转换》（《论丛》第4辑）通过研究唐代长安城内各种土地形式的变化过程，揭示了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和趋势，研究表明，官府用地、寺观和私人住宅园地这三种土地利用形式在互相转换过程中，大量的私宅变为寺观，而这些转变过来的寺观绝大部分分布在长安外郭城的北部，从而促使长安城重心的转移，导致整个城区的格局发生变化。姜伯勤《唐敦煌城市的礼仪空间》（《文史》第2辑）运用敦煌文书资料，论述了《大唐开元礼》中州、县礼仪的规定，确曾在敦煌城乡连续体中得到开展，特别是祭社稷、释奠祭孔、祭马社、祈风伯等礼仪，在沙州得到严格的执行。于希贤《中国古城的仿生学文化透视》（《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中国古城仿生学文化起源于城市与天地人三者形成有机活体的观念。每一座古城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形成独特的文化风貌。如春秋吴郡（今苏州市）龟城，福建泉州鲤鱼城，河南汴京（今开封）卧牛城，龙盘虎踞秣陵（今南京）城等。［美］牟复礼著，方骏、王秀丽节译《1350—1400年的南京》（《论丛》第3辑）一文对1350—1400年间的南京进行了全面考察，着重论述了朱元璋选择南京作为都城的原因、明初对南京城的大规模营建、以及南京城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史红帅、吴宏岐《明代西安城市皇室宗族府宅相关问题研究》（《论丛》第1辑）利用相关史志记载和地图文献资料，探讨了明代西安城内郡王府、镇国将军府及辅国将军府等皇室宗族府宅在城内的分布、规模、平面布局特征等问题，指出宗室府邸的集中分布是西安作为明代西北政治重镇的重要特征之一。陈琳《明代泗州城考》（《历史地理》第17辑）依据方志资料和考古勘探，对明代泗州城的规模、城内布局等进行了考索，证明了方志记载的正确性，为泗州城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喜波、颜廷真、韩光辉《论清代长城沿线外侧城镇的兴起》（《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从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长城沿线经济、人口、农业和商业发展的过程，以及长城沿线一带城镇起源的背景条件、城镇兴起的因素和其他相关原因。

（七）历史地理文献研究。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中国史研究》第4期）一文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的特点，认为从时间上、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州郡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东汉魏晋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异物”，而晋宋以后，地志关注的对象则是山水风光。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社会思潮的演变。这些详载异物、描述山水的地志，与国计民生没有多少关系，缺乏诸如政区沿革、疆域四至、人口数量等重要内容，而且较为简略，是一些文人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随手而记。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重建，地理思想日益偏于实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一些唐代学者对不关心国计民生、没有实用价值、诞而不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写的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因此，六朝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数量虽多，看似繁荣，但却不意味着地理学本身有了大的发展。六朝时期的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一时期国家控制力的减弱有关。仓修良、陈仰光《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文史》第2辑）通过对敦煌文书中图经和其他文献的考索，认为所谓图经实际上是指这种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皆以图为主。图经所载内容包括“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即包括州县历史发展、建置沿革、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传说、本州农业生产、水利物产、出产的粮食、水果、蔬菜、药材、树木等，以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习俗风尚。图经实际上是地方志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三个阶段。隋唐五代图经发达是中央集权制加强的表现，各地州县必须按时向中央呈送图经，中央借此达到控制地方的目的。党宝海《〈元河南志〉质疑》（《历史地理》第17辑）一文对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河南志》进行了考证，认为《永乐大典》的编纂体例决定了不会照抄宋敏求《河南志》或所谓《元河南志》。从现有《河南志》内容来看，明显包含着宋、元、明三个朝代的文字，这部分内容的编纂方法是从宋、元、明三朝的方志中直接抄录出与洛阳古迹有关的内容，然后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这三朝方志包括北宋宋敏求《河南志》、元代《大元一统志》和明初《洛阳志》。因此无论徐松给《永乐大典》卷九五七八《河南府·古迹》抄本定名为《河南志永乐大典本》，还是缪荃孙为刻本定名为《元河南志》，都不准确，比较恰当的称呼应是《永乐大典·河南府·古迹》残本。黄珅《〈徐霞客游记〉的史学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从史实之真、史才之美、史识之高三方面评价了其书的史学价值，认为《徐记》是明末南方社会最直接、最真实、最生动的记载，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信史。张连生《八卷本〈扬州图经〉作者质疑》（《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对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嘉庆时刻八卷本《扬州图经》署名为焦循、江藩提出质疑，通过对此二人的传记、年谱和其它重要书目的考索，均未见著录，再考察八卷本《扬州图经》内容的错讹，如取材不当等，认为不可能是焦循、江藩所著，而焦循等人著作中提到的《扬州图经》从内容和版本上研究，并非八卷本《扬州图经》。因此，八卷本《扬州图经》的作者身份还有待考证。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清代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清初对西北的经略与开发是其历史前提，求真求实的考据学风对其起了一定的影响，清中叶后“经世致用”的思潮重新兴起是其重要原因，道咸的边患危机是刺激其发展的直接原因，蒙元史学的兴起则起了共进互补的作用。

（八）历史交通地理研究。薛瑞泽《北魏的内河航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这都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南的前线。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论丛》第4辑）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文献及地理志书，对敦煌文书中有关灵州道的记载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与梳理，并就灵州道的开通、灵州道的大致走向作了一些补充性的研究。关于宋代急脚递的传递方式，向有乘马传递说与脚走传递说之分岐。曹家齐《宋代急脚递考》（《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经过考证，认为宋代各个传递等级，并不是以交通工具的行速而定，而是根据文书的性质和各类传递规定所定，因此宋代急脚递实际上是乘马传递与脚走传递两种方式兼用。

（九）历史地名学研究。华林甫《中国传统地名学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第4辑）一文认为地名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巨大影响也深刻地体现在朝鲜——韩国地名上，举凡半岛历史上政区地名通名、地名渊源解释、地名避讳、地名别号等等，无不受中国文化的辐射，甚至中国与朝鲜、韩国间58对同名地名的方位也完全一致，从而在朝鲜、韩国地名的各个侧面均烙下深深的印痕。宋杰《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文史》第2辑）考证了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魏吴之间发生的石亭之战中的“东关”，过去史学家一直认为“东关”是孙吴于东兴（今安徽含山县西南）设立的边境要塞，地点在巢湖东南、濡须水的北口。此文通过对诸多疑点的探讨和史料的爬梳，认为此“东关”乃是孙吴的武昌（今湖北鄂城），并进一步探讨了武昌之所以称为东关的来历。郭声波《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历史地理》第17辑）对四川人对许多江河这一笼统命名的原因和历史进行了探讨。另有侯甬坚《十六国北朝“岭北”地名溯源》（《论丛》第1辑），张维慎《也谈“汉寿亭侯”——兼谈“汉寿”的地理位置》（《论丛》第2辑），杨光华《北周隋朝乐乡县治今释》（《论丛》第3辑），徐昭峰、孙章峰《毫都地望考》（《论丛》第4辑），陈隆文、王琳《古赖国地望辨》（同上），周辉《上海“钩玉弄”地名由来考——语言学和历史学角度的考察》（同上）等研究地名的文章。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