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则

1987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大丰收。学术活动如8月11—14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代表约40多人共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增强相互协作研究。特别是出版了一些著名学者的文集与许多专题学术论文集。如谭其骧教授的《长水集》，汇集了他治学半个世纪以来主要学术论文近70篇，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见解独特，无不发前人所未发。

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正林主编《中国历史地理简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育民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两书则填补了历史地理专业教材的空白，必将促进本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基本建设。《简论》一书的特点是门类齐全、简明扼要，分上编“历史自然地理”和下编“历史人文地理”。《概论》则较为详尽，内容丰富，现出版的上册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两编，作者注意反映学科最新水平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如在河流变迁问题上，不仅叙述了现存一些水道变迁情况，还把历史上曾有一定影响，以后历经变迁，现已改道或已湮废的水道也重加勾勒，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将编撰一套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首先着手编写的有：《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研究》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等专题论集。该中心还主办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

周振鹤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开创了断代研究历史政区地理先例，突破了前人的窠臼，描述了西汉各个时期郡国置废离合的全过程，使前人几百年内对《汉志》的研究成果相形见绌，将成为研究西汉史和西汉政区地理时必读参考书。谭其骧教授的《中国历代政区概述》(《文史知识》第8期），系统地概述了我国二千多年来政区演变过程及其演变的规律，并指出近今时期在市制方面又有新的突破。田尚《唐代政区中的府制》(《郑州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对唐代确立的府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详述了唐代十府设置时间、治所和辖区，还探索了唐代改州(郡)为府的原因、作用及特点，使我们对我国历史上所实行过的府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探讨郡县制的文章较多，其中徐喜辰的《论国野、乡里与郡县的出现》(《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一文指出，郡县制尚未形成前，各诸侯国之下是乡、里，乡、里比郡县产生要早；而乡里的产生，促进了郡县制的产生和发展。陈长琦《郡县制确立时代论略》(《河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郡、县与郡县制的概念并非等同”，而郡县制“是从秦代开始确立”。春秋时的县虽有很强的军事性，但“不是军事组织，而是地方政权”；而郡是直属国君的邑，它从低级地方组织，发展到战国时成为能集合数县军事力量的军区性的军事组织，所以战国时的郡“是军区而不是政区”，对县政并无管理的权力。直到秦灭六国后，郡才由军区向政区演变，最后才确立了郡县制。而冯庆余、卞直甫的《秦代郡县制及其历史地位》(《松辽学刊》第1期）一文则认为：“秦灭六国之前，各主要诸侯国普遍把县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进行管理”；并且“列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逐步取代了分封制”。而秦始皇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只是“把郡县制制度化，系列化而已”。

在区域地理方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潘新藻编的《湖北省建置沿革》一书，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湖北省历代建置沿革变化。冯绳武《论甘肃历史地理的特色》（《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从众多的甘肃历史地理资料中，概括出甘肃史地九大特色：(1)兰州有世界最厚的黄土层；(2)陇中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3)天水(旧秦州)是全国稀有的周简周图发现地；(4)甘肃是中国山水记载最早的中心地；(5)甘肃有各时代长城的典范遗址；(6)陇中、河西为中西陆地交通要道；(7)甘肃从古是农牧民族角逐进退的场所；(8)甘肃人口长期偏少而近期猛增，甲于全国；(9)甘肃政区建置中，有全国最早一级政区“郡”的创建，有全国最早一级政区“州”和州郡县最多时期，有全国最大的“道”和“省”级政区等。诸此特点可引起人们对甘肃历史地理深入研究兴趣。

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历史地理》第5辑上刊载了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合写的《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一文，颇为引人注目。该文利用花粉分析和考古材料证明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气候带的位置比现在偏北；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亚热带植物分布和生长状况看，推断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期曾到达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又以野象为例，分析气候变化对其分布界限的影响，发现从仰韶时代以来，野象栖息北界南移了17个纬度(从北纬40°至北纬23°)，其中5—6个纬度是气候变冷引起的，10—11个纬度是人类活动引起的。

在对历史上湖泊变迁研究中，以罗布泊的研究最为热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这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0—1981年罗布泊考察研究的成果总结，其中有不少历史地理论文，如对罗布泊是否游移湖、当地环境和气候变迁、古楼兰兴衰原因等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奚国金的《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5辑）、朱玲玲的《罗布泊的水系演变》（《殷都学刊》第1期）和《关于罗布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院学报》第4期），以及虞明英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楼兰古城消失之谜》（《大自然探索》第3期）等文，从各自不同角度对罗布泊某一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发人深思。此外，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一文指出六世纪以前华北平原湖沼洼地十分发育；六世纪以后湖沼逐渐淤废，但湖泊分布格局尚未起根本变化；在十世纪以后，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淤平了一些湖沼；而黄淮平原上湖泊的巨大变化是从十二世纪黄河南泛开始的，以后变化主要受黄河、运河变迁的影响。

在古运河研究中，郭黎安《里运河变迁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第5辑)一文，对以往人们论述不多的里运河变迁历史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和考证。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概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江汉运河的变迁，指出：“江汉运河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西晋和北宋时期尤为突出”，但“始终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航水道”，这里有政治和技术两方面原因所造成。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一书，这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课题，为历史地理研究如何紧密地为现实服务开拓了新方向。作者依据大量文献资料，经过野外实地踏勘，对历史上北京的漕运和城市供水排水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教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澄清了一些历史疑难问题，为今后北京地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了历史借鉴。

近年来，都江堰问题的研究讨论十分活跃。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和都江堰管理局合编了一本《都江堰史研究》（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将近些年来的重要论文摘编、汇编成册，此书的出版，必将促使都江堰史研究更深入地开展，使一些疑难问题尽早得以解决。田尚、邓自欣的《沱江、沫水、离堆考辨》（《历史地理》第5辑)，对都江堰研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地理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看法，将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在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方面，仍较偏重于交通地理和城市地理方面。此外，主要是关于地区开发及农牧业分布等方面研究，如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和《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对历史时期农牧业分布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考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还收有司徒尚纪《历史时期广东农业区的形成、分布和变迁》、景爱《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于希贤、于希谦《云南古代农业发展与农业演变的初步研究》、侯甬坚《南阳盆地农作物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赵丰《元代蚕业区域初探》等，加强了一些薄弱环节的研究。地区开发方面，主要有：钮仲勋《历史时期新疆地区农牧开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马正林《西北开发与水利》（《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臧知非《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开发及其意义》（《西北史地》第3期)、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动向》（《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何维鼎《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学术研究》第1期)、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文献》第1期)以及李柏龄、布尼阿林《辽代燕山开发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开发进行了有益探讨，为当前国土开发战略目标献计献策，提供历史经验，难能可贵。

交通地理一直是近年热门课题，不仅论文多，而且专著也成批出现。如章巽汇集了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共26篇论文，辑成《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包括航海史和中西交通史两方面，有些论文是初次问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由交通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和《中国水运史》丛书，已陆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甘肃公路交通史》第一册，包括古代和近代的道路交通，详述了史前时期至解放前甘肃境内的道路交通状况。《黑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概述了黑龙江水系从远古的“刳木为舟”到今天的顶推船队航运历史。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创办的《中国水运史研究》也出版了试刊号，收有：魏启宇《水运史学浅论》、黄盛璋《明代后期海外贸易与交通初探》、吴振华《杭州及其外港的古代海外贸易》、张沛文《江南运河工程史初探》等文。该刊的创办，必将推动水运史的发展，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交流。

潘镛的《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出版）一书，是作者参加1984年唐宋运河考察活动后，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对运河和漕运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考证后写成的。书中论述了隋唐运河的渊源、开发利用及其历史作用，并以实际考察资料驳正了以往运河研究中的许多讹误之处。王开《“秦直道”新探》(《西北史地》第2期）一文，也以实地考察解开了“秦直道”之谜。认为“直道”发挥了“丝绸之路”的支线的作用。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学术研究》第1期)一文，对唐五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作了全方位考察。发现“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主要因为与中原联系主要依赖北路交通，而西路有一条国际路线可以对外交往。李之勤《元代陕西省的驿道和驿站》（《西北史地》第1期)一文，论述了元代陕西行省驿道分布和发展情况后，指出除东通中原和北通河套的路线仍沿汉唐之旧外，西南联系四川、云南的主要驿道，不取以往褒斜、子午、傥骆和故道，而选用连云栈道，向西北联系河西、青海的主要驿道，不取南北两道，而选用宋金以来新兴的长安、平凉、兰州一线；这些都为以后明、清以至现今西兰、川陕公路所沿用。

交通地理中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前几年“丝绸之路”热潮之后，许多人对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之外的各条“丝路”又发生了新的兴趣。如对北方的“草原之路”、“羌中道”，西南方面的“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及东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等，都有专门论述。陈良伟《试论北亚诸文化圈与晚古草原丝道》（《西北史地》第4期)一文，探讨了公元前二千年中叶前后形成的从河套以北开始，穿过内蒙草原、蒙古草原、阿尔泰森林草原、七河流域草原、哈萨克草原到达中亚以至里海的“草原丝道”。并指出了早期还有一条“羌中道”。而徐兆奎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青海南疆间的古代间道》一文则指出，这条“羌中道”由羌中通往长安，跨越阿尔金山，为羌人所常利用。这条山间道路早在吐谷浑人迁来之前，已为月氏人所用，称之为“月氏道”；后来“直到吐谷浑人迁来后，始可改称为‘吐谷浑道’”。这条丝路辅助线曾担当河西丝道同样职能，为促进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起过一定作用。至于“唐蕃古道”自电视台播放电视系列片后，已为人们所熟知，陈小平的《“唐蕃古道”的走向和路线》（《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是他参加了全线实地考察后，对其走向和路线作了详细论述。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徐冶等人编写的《南方陆上丝绸路》，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专著，南方陆上丝路是我国西南对外孔道，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即已开通，这条丝路不仅开通早，而且是我国西南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上交通线。任乃强称之为“蜀布之路”，并在《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第1、2期)中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此路开辟时间估计“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最保守说，也当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蜀布乃是古代四川特产苧麻布，经四川、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而运达阿富汗，该路全长一万多里，直“至隋唐时基本上已断绝”。此外关于“海上丝路”的探索也还方兴未艾，《海交史研究》第1期刊有：卢苇《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形成》和莫任南《海上丝路研究札记》等文。

城市地理方面研究依然十分热烈，所出成果亦最多。在城市起源与发展方面，有雷从云《中国古代城市起源问题的再探索》、曹桂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考》等文（均载《华夏文明》第1集)。文章认为，“早在四千三百多年前，已经有了初具规模、拥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城市”，其“年代大大超过了夏王朝的开国年代”，“是夏王朝以前的古城”。李如森《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渊源》（《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一文，对古城形制的产生和演变作了深入探索，认为“它既未受古代那种所谓‘方块田’与‘井田’制的影响，也没有被‘天圆地方’概念所感染，更没有为《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模式所约束”，而“是人们对数、形的认识及其掌握的简单测绘工具经过测量而得出的必然结果”。张鸿雁《论中国初期的城市和“城市”概念》（《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主要与张光直商榷古代城市概念。夏宗玕、朱文华《我国城镇发展、分布的回顾与展望》（《城市问题》第1期)，简要概述我国“城市发展在地域上的分布，由中原——南部——东南沿海移动发展”，即“商周时城镇起源于中原渭河、黄河中游一带；西汉以前发展至淮河、海河的冲积平原；唐代即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一带发展；至宋代，重心转至黄河及长江中、下游之间；至明代，东南沿海及大运河沿岸城市大量兴起，发展很快。”

至于一般城市的研究，主要仍偏重于古都和海港城市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继续出版了《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主要汇辑了1985年第三次古都讨论会19篇论文。此外还有：丘菊贤、杨东晨《我国史前都邑的形成及其特点》（《河南大学学报》第1期)、马世之《关于两周都城遗址的探索》（《中州学刊》第5期)等，对我国早期都城的形成、发展及特点都作了认真探索。在单个城市的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有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撰的《济南简史》(齐鲁书社出版)，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连云港港史》(古、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朱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关履权的《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都是近年研究海港城市的最新成果，颇有新意。

城市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是中西方城市的比较研究。侯仁之《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城市问题》第3期)一文提供了示范，文章从历史、文化、时代特征方面，对北京和华盛顿各自的特点、体现的主题思想和演变过程作了比较。此外，还有吴华亭、王洪慈的《中古时期西欧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比较》（《绥化师专学报》第1期)和艾定增《古代城市模式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城市规划》第3期)，都对中西方城市在古代及中古时期发展中各自的特点作了比较研究。这类比较研究虽还在初创阶段，但毕竟开拓了新的思路，必将有更多的深入研究会脱颖而出。

与城市地理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对市镇研究日趋深入，诸如：台湾学者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樊树志的《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第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第2期)、《明代浙江市镇分布与结构》（《历史地理》第5辑)，陈学文的《略论明中叶市镇经济的发展》（《松辽学刊》第2期)、《明清时期杭州府仁和县三个市镇的历史考察》（《历史地理》第5辑)等文，都是探讨明清市镇分布及特点等。周鸣的《鲁西南城镇体系的历史溯源》（《城市规划》第3期)，对鲁西南地区城镇历史发展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这地区现存县城中90%以上有2000多年的历史，今天城镇群体布局形式早在隋代就已基本形成，这里城镇开发较早，但发展缓慢，主要是缺乏全区中心城市。

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近年也有所发展。史念海的《陕北的地理特点和军事价值》与《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均载《文史集林》第2辑)，指出偏处一隅的陕北，虽不显眼，但在军事上很重要，“不仅屏蔽着关中，也屏蔽着太行山东西和大河南北”，为宋明两代所重视。而关中虽是平原，但四面皆有关隘，地形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晓生《兵家必争之地》一书，全书介绍了100个遍及全国各地的兵家必争之地，其中包括历史名城、山地险阻、关隘要津、交通枢纽、著名战场、行军孔道等，是一本难得的普及历史军事地理读物。文化地理方面有卢云《西汉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历史地理》第5辑)和史龙身的《洛阳文化地理特征论纲》（《洛阳师专学报》第2期)，两文各有特色：前者详述西汉一代文化地理诸方面，后者则细究一个地区文化发展诸特征。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不断加强，希望能有更多新作问世。

历史地图方面研究有：张修桂《马王堆〈地形图〉绘制特点、岭南水系和若干县址研究》（《历史地理》第5辑)，任金城《国外珍藏的一些中国明代地图》（《文献》第3期)，钱健《关于中国古代定量制图学的新史料》（《重庆师院学报》第3期)等文。

1987年是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诞辰400周年，所以出版了许多研究徐霞客的专著，如唐锡仁、杨文衡的《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田尚、冯佐哲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北京旅游出版社出版）、《徐霞客研究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等，论文则有曾昭璇《徐霞客对我国喀斯特地形研究的贡献》(《自然杂志》第1期）、高泳源《〈徐霞客游记〉的美学地理学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等，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徐霞客对我国地理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著名的郦学家陈桥驿又推出新作：《郦道元与〈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是全面介绍《水经注》特点的专著，后者是作者近年撰写的有关郦学发展过程及郦学史上某些重大问题介绍评述文章汇集。同时他还撰有《郦学概论》(《文史哲》第5期）等文，把我国《水经注》研究又推向新的高峰。

最后顺便提及一下的是，顾颉刚先生生前为我们留下了大批历史地理方面笔记文稿，现正陆续整理出版。《文史集林》第2辑上刊有他二十年代为“古代地理研究讲义”所写的《甲种案语》和《乙种案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苏州史志笔记》。这些都是研究历史地理的珍品，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繁盛情景，令人欣慰。但其中也有不足之处，即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及一些不为人们涉足的空白领域，尚需我们大家努力去攻坚，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更加深入开展。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性成果出现，就更加鼓舞人心了。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