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毛双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2期

    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共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与论文集十余部。现就主要论文加以评述。对于专著与论文集不作详细评述，仅就所见，列举书名，供学者参考。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与论文集有马正林《正林行集》(光明日报出版社)，韩光辉《历史地理学丛稿》(商务印书馆)，徐卫民《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路遇、腾泽之《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山东人民出版社)，侯仁之、邓辉主编《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王剑英《明中都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肖瑞玲等《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中华书局)，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吴宏岐、王元林《司马迁与中国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史为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2002)》(人民出版社)。古籍整理有胡渭撰、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五岳游草》、《广志绎》(中华书局)，杨宏、谢纯撰，苟德麟、何振华点校《漕运通志》(方志出版社)。

一、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朱彦民《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南开学报》第5期)认为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本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风的转向，而人为破坏的作用也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艾冲《唐代“河曲”地域农牧经济活动影响环境的力度及原因探析》(《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两种经济行为对环境影响力度的差异相当明显，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封建政府的民族政策因素、农牧人口数量差异、农牧人口地域分布差异、自然环境质量差异、利用土地资源方式及程度差异等。魏华仙《<鸡肋编>的生态环境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以下简称《论丛》)对宋代笔记《鸡肋编》中有关宋代气候、动植物、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记载进行了整理分析，认为这些记载为研究宋代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杨蕤《西夏时期河套平原、阿拉善高原、河西走廊等地区生态与植被》(《敦煌学辑刊》第3辑)依据汉文史料和西夏文献对西夏时期河套平原等区域的生态与植被状况进行了探讨。王杰瑜《明朝军事政策与晋冀沿边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从聚落平面布局、土地利用的变化以及森林的减少等三个方面，就明朝政府对蒙古军事政策影响下的晋冀沿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进行了分析。韩春鲜、吕光辉《清代以来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人的生活及其环境变化》(《论丛》第2辑)分析了罗布人的生活习俗和地域环境及其变化，认为罗布地区河流湖泊的变化是罗布人生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韩昭庆《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复旦学报》第2期)认为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加上矿业的开采，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此一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

    自然灾害研究。勾利军、彭展《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蝗灾分布研究》(《中州学刊》第3期)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唐代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从时间分布看，这一地区的蝗灾后期比前期严重，蝗灾发生的月份主要集中在五六月；从地域分布看，蝗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两岸及平原地区，且灾害有向江淮一带扩散的局势。何孝荣《明代北京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西南师大学报》第6期)对明代北京地区自然灾害的种类、特点、造成的危害、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救灾措施进行了探讨。高升荣《清中期黄泛平原地区环境与农业灾害研究——以乾隆朝为例》(《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乾隆时期黄泛平原农业灾害的基本情况是涝灾多于旱灾，导致灾害形成的原因主要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郑微微《清代方观承在直隶义仓建设规划与实践》(《历史地理》第21辑)对乾隆前期直隶总督方观承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防灾备荒为目的义仓建设的规划与实践活动进行了考述。

    河流湖泊港口研究。陆玉麒《论赣江流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性》(《历史地理》第21辑)认为赣江流域与江西省境的重合度高达97.2％，通过江西空间结构演化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赣江流域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过程与规律。刘禅学《由模糊到清晰——历史时期对红水河流域地理认识的演进》(《论丛》第4辑)认为红水河在历史时期有多种称谓，其名称的最终确定，与该流域地区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殷淑芬、黄春长《论关中盆地古代城市选址与渭河水文和河道变迁的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从环境变迁及人地关系演变的角度人手，探索分析了历史时期渭河水文及河道变迁与关中盆地中心城市选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安介生《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基于嘉兴地区史志资料的探讨》(《论丛》第4辑)以水田及捍海塘建设为例，揭示了历史时期嘉兴地区的水域景观体系所经历的三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并指出导致这一地区景观变化的最主要动力来自历代人民推动农业与水利事业发展的艰苦努力。王元林《古代早期的中国南海与西海的地理概念》(《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识的限制，春秋越国所临海既可称“东海”，又可称作“南海”，而秦以后“南海”主要指今我国南海以及其南的东南亚、太平洋印尼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的海域。早期的“西海”所指地域多难考求，后来人们认识扩大，“西海”指代我国西部和西域各湖泊不一。王元林、陈玉霜《<水经>周水、存水考》(《论丛》第3辑)认为周水即今广西龙江自宜州以东流至融江一段，存水为今广西龙江。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就文献记载的北宋黄河京东故道具体走向进行了考证与探讨，并结合最新的遥感数据，对当时的河道走向作了图面上的复原。傅林祥《宋代吴淞江两岸大浦考》(《历史地理》第21辑)对今上海境内的宋代吴淞江南北两岸的大浦逐一进行了考证。王子岚、袁悦蓉、王克陵《明清时期汉江宜城段河道变迁与楚鄢都城址研究》(《论丛》第1辑)依据明清方志及更早的相关文献，参以实地考察，复原了这一带汉江古河道变迁情况，从而揭示了古城与相关河流地貌史的关系。石超艺《明清时期漳河平原段的河道变迁及其与“引漳济运”的关系》(《论丛》第3辑)对明清时期漳河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尽可能具体、详细的复原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漳河变迁的特点与规律。方书生《珠江三角州港埠与腹地的空间形态(1842—1938)——以近代经济发展的地域尺度为视角》(《历史地理》第21辑)以珠江三角洲为例，从近代经济变革地域尺度的视角，探讨了港口腹地结构的空间过程与区域经济变革的形态。姚永超《近代东北沿海港口群体的分化与组合研究(1861—1931)》(《历史地理》第21辑)对近代东北港口群体尤其是大连、营口、安东三港在经济和空间关系上的变化进行了探讨，以期认识港口组合体的发展特征和演化规律。

动植物研究。文榕生《历史时期中国麝与獐的区分》(《论丛》第3辑)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对历史时期麝与獐的分布进行了研究，认为此二物种既有各自的单纯分布区，也存在同域分布的现象。陈伟明、郑颖《历史时期韩江流域鳄鱼灭绝原因新探》(《暨南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气候的变化、海岸线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多重作用，加速了鳄鱼灭亡的进程。这些作用在宋以后更为明显，鳄鱼或死或向南方的海域迁徙，最终绝迹于韩江流域。朱圣钟《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主要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变迁》(《西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历史时期在人为活动的干预下，凉山地区野生动物资源总的变化趋势是分布地域逐渐缩小，数量逐渐减少，人类的开发利用是造成这种变迁的主要原因。刘正刚、孟超《经济行为与环境变化：清前期台湾野生鹿消失探析》(《论丛》第1辑)认为鹿曾经是台湾数量最大的野生动物群之一，明末以来，随着台湾贸易交流的活跃，鹿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土著居民大量捕鹿，清代前期大陆移民人台的农业垦殖又破坏了鹿原有的生态环境，最终导致野生鹿在台湾渐趋消失。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政区地理研究。李民《<汉书·贾捐之传>所见商代疆域考》(《历史研究》第5期)选择《汉书·贾捐之传》中所记载的商代疆域为切入点，并结合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对商代疆域进行了考察，认为商王朝鼎盛时期的统治区域，北到今河北、山西的北部，西到今陕西东部，南到湖北北部，东南方向则到淮河中下游地区。李并成《“昆仑”地望考》(《敦煌学辑刊》第3期)依据文献资料，经综合考察，勾勒出“昆仑”的大体位置，认为其地望应为今祁连山西段及其周围一带。吴良宝《战国时期魏国西河与上郡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梳理有关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述了魏国西河与上郡的范围、属邑，以及西河与秦汉时期的内史在行政区划上的演变关系。另有吴良宝《<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地名校补》(《论丛》第3辑)除了纠正《地图集》的几处失误之外，主要根据出土资料，补充了120余个战国时期的县名。赵炳清《楚、秦黔中郡略论——兼论屈原之卒年》(《论丛》第3辑)认为约在宣王时，楚置黔中郡，郡治沅陵。在秦昭王三十年，秦取巫郡、黔中郡置秦黔中郡，郡治溆浦。始皇二十五年，秦黔中郡被一分为三，不复存在。赵炳清《略论“洞庭”与楚洞庭郡》(《历史地理》第21辑)认为秦置洞庭郡应是循楚洞庭郡名而来。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论丛》第4辑)将里耶秦简中有关阳陵、迁陵的文书记载与传世文献、考古发现相结合，考证了这两个秦县的沿革与地望，并分析了阳陵县的起源和迁陵县的乡里结构等问题。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下，《文史》第1、2辑)对清代以来学者关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刘宋裴驷在《史记集解》中所列郡名是确实可信的，并对秦始皇划定三十六郡以前的设郡状况进行了复原，认为此前秦朝应设有四十二郡，三十六郡是在四十二郡基础上做出的调整。三十六郡设定后，为适应疆域的拓展与行政管理的便利，又增设析置了一些新郡，最终调整为四十八郡。孔祥军《汉初“三辅”称谓沿革考》(《历史地理》第21辑)对周秦汉“三辅”的沿革与称谓变化进行了考察，认为“三辅”为官名与地名合一的称谓。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认为《二年律令·秩律》所载地名的时间断限当在惠帝六年至吕后二年之间，所反映的很可能就是吕后二年的政区地理形势。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反映西汉初年阴山南麓的西安阳、九原等县都在汉朝的控制之下，而这一边界是沿用战国赵武灵王所修筑的长城防线，同时反映出秦九原郡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九原郡与其西面的云中郡一样，在秦汉两朝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黄义军《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论丛》第2辑)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郑威《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论丛》第2辑)通过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认为戚县地望在今临沂市，建陵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安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山亭区。

    杨光华《两晋南北朝涪陵郡置废、州属、领县杂考》(《论丛》第3辑)对古今沿革地理著述中，有关两晋南北朝时期涪陵郡的置废、州属、领县等情况的错误记述进行了考辨。李青淼《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论丛》第4辑)认为唐朝前期都督府在从军政向民政的转变过程中，其等级也从统州降至与州同级，成为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郭声波《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论丛》第4辑)对李文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在唐前期，都督并未下降为与州同级的官职，都督府也不是州一级行政机构。郭声波《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论丛》第2辑)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分析交通格局入手，基本复原了唐代南宁州都督府下属十四羁縻州的具体地望。另郭声波《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府州及相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对唐代河西九曲地区的盖、位、嶂、祐、肆、玉、台、桥、序、静边等十个羁縻州，从建置沿革、部族分布、交通格局、各州地望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李方《试论唐西州高昌县的等级》(《西域研究》第3期)利用出土文书，并结合有关史籍记载，从乡里数及户口数、官吏人员的配置、官吏的散品与职事官的对应关系等方面对高昌县的等级进行了考察，认为龙朔至永淳年间(661—683年)，高昌县应是上县，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左右可能降为下县。刘再聪《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西域研究》第3期)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没有发现“村”的建制。程义《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论丛》第4辑)在武伯纶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土的墓志资料，补出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并认为唐代的乡与里属不同的系统，之间并无统辖关系。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两宋疆域可依不同地域的特殊行政制度、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项条件分为数个“综合政治区”，但其分划方式与区际关系在两宋则大有区别，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地理格局。余蔚《宋代的县级政区和县以下政区》(《历史地理》第21辑)对宋代的县级政区如县、直隶县、不可守御县、尉司、军、监、城、寨、堡及县以下政区的镇、监、场、寨、堡等的行政制度、官员职责诸问题进行了探讨。张金铣《窝阔台“画境”十道考》(《论丛》第3辑)对元代窝阔时期“画境”十道的内涵、名称及其建置过程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其地位与影响。薛磊《元代沈阳路建置刍议》(《历史地理》第21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沈阳路的建置沿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冯贤亮《明清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的讨论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1辑)以明清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为中心，探讨了因政区边界划分不善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区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适应性的种种矛盾。许鹏《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论丛》第2辑)通过探讨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原因，研究了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张珊珊《行政区划调整与省级核心区——以清代湖北为例》(《历史地理》第21辑)认为湖北作为直到清代才形成的高层政区，其内部行政区划的调整恰足以作为一个促进新核心区发展的例证。吴松弟《市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云南大学学报》第5期)回顾了民国时期市的出现和扩展过程，分析了其间产生的151个市的空间分布状况，指出市最早产生在沿海通商口岸，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国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陈国保《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论丛》第2辑)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云南的殖边督办问题进行了论述。

    经济地理研究。刘文波《宋代福建海商崛起之地理因素》(《论丛》第1辑)从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海路交通技术的发展、区域港口地位的上升三个方面探讨了交通地理因素在宋代福建海商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许檀《明清时期的开封商业》(《中国史研究》第1期)对明清两代开封的商业结构、功能及空间分布的变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利用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清代中叶开封的商业规模进行了估算。王社教《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环境变化与农业结构调整》(《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环境变化，对农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水旱灾害所引发的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刘龙雨、吕卓民《清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垦殖活动》(《论丛》第3辑)依据垦殖力度的差异将清代对鄂尔多斯的垦殖活动分为两个时期加以考察，论述了清政府从禁垦到弛禁，再到放垦的过程。毛立坤《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论丛》第1辑)论述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了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论丛》第3辑)利用系统的海关数据及文字报告，论述了晚清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上海的外贸转运网络及其特点，以此为视角反映出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与管理》(《文史》第3辑)论述了入清以来至民国三百多年的时间段内，山西、陕西沿汾河、泾河、渭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原则，即以渠长为核心的基层管理体系，以水程、水序为本的资源控制原则与以“夫”为单位的经济摊派形式。吴俊范《近代中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论丛》第1辑)认为进入近代以后，中原地区借助于传统水路和现代铁路，逐步发展起了以沿海和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近代外向型经济。它不仅改变了中原经济发展的面貌，而且在中西部地区近代经济的外向化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吴宏岐《区域社会生活史的若干理论问题》(《论丛》第4辑)就区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学科地位和研究内容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历史乡村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人口、聚落、文化、资源利用及环境问题的空问变化的学科，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一门区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苗润莲《论战国纵横家的地域分布及成因》(《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战国纵横家籍贯的考察，认为纵横家分布的重心在三晋两周，并从历史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两方面对纵横家分布地域性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王德华《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东晋百余年的文学发展，从空间即地域角度来看，与初、中、后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中心主要分布在建康、会稽、寻阳。夏增民《南朝经学家分布与文化变迁》(《论丛》第4辑)认为南朝时期，形成了建康吴会地区、寻阳豫章地区和江陵长沙地区三个经学中心。这三个经学中心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浪潮、南朝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宋燕鹏、高楠《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论丛》第4辑)认为北齐文士主要来自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北齐文士地理来源的不平衡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造成的。黄忠怀《庙宇与华北平原明清村落社区的发展》(《历史地理》第21辑)通过对华北明清村落中村庙数量、村庙系统与村落规模、村落历史以及村落社区演变关系的系统分析，探讨了村落庙宇发展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杨伟兵《制度变迁与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族生态变迁新探》(《历史地理》第21辑)从经济、社会史相互作用关系角度，对清初云贵民族地区改土归流活动进行了论述，探讨了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李智君《清代河陇民间信仰的地域格局与边塞特征》(《复旦学报》第4期)选取河陇民间信仰中非常流行的边塞人物崇祀与水龙王信仰两个要素，梳理两者在河陇各地的差异，进而探讨河陇民间信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刘景纯《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论丛》第3辑)选取黄土高原地区清代的三个省会城市，就其书院的时空分布、选址及其变化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大海、吴宏岐《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论丛》第1辑)主要依据相关地方史志，以清末民初陕北地区天主教传播的时空特征为主线，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了其传播的历史过程。张晓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论丛》第4辑)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的个案研究，探讨了陕西境内基督教宣教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功能文化区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王加华、曹永《交通环境、社会风气与山东地方戏的流布及地区差异》(《论丛》第2辑)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山东地方戏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东、西部不同的交通地理环境与社会风气造成了两地在戏剧的内容表现与艺术风格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军事地理研究。王晖《晋侯稣钟铭匍城之战地理考》(《论丛》第3辑)认为晋侯稣钟铭所记*[勹+熏]城之战交战地点并非齐鲁的郓城一带，而在今河南中南部的“南国”钧台一带。靳生禾、谢鸿喜《汉匈白登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论丛》第2辑)通过三次深入实地考察，认为西汉初年汉朝与匈奴之战的主战场白登山，当为今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阳高县三县市交界处的平凉山。赵小勇《东吴长江防线兵要地理初探》(《论丛》第2辑)认为东吴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三国政治形势、长江地理条件、东吴国力水平的综合产物。并对防线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防御体系、兵力配置、防守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人口地理研究。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论丛》第3辑)通过系统考察明代云南卫所设置与汉族移民新区兴起之间的关系，对汉族移民新区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兴起、拓展及其空间分布状况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明代汉族移民在云南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研究。

    城镇地理研究。唐晓峰《试论晋国的都城区位》(《历史地理》第21辑)依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再结合地理环境的实地考察，对晋国的三个重点核心城市区位即翼绛区位、曲沃区位、新田区位各自所具有的重要城市地理进行了考论，认为这三个重要核心城市区位随晋国的发展阶段依次变化，反映了晋国空间格局的演变。梁云《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论丛》第4辑)认为战国时期东方列国的都城普遍发展成“两城制”，体现了“朝市并重”的格局；秦国都城则保持了“非城郭制”的特点。吴宏岐《汉番禺城故址新考》(《论从》第3辑)通过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析、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李并成《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遗址新考》(《论丛》第1辑)考察了甘肃省高台县的骆驼城址及其周围众多遗迹，认为该城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因地震水患搬迁重筑的酒泉郡表氏(表是)县城，前凉至北周该城为凉州建康郡治及其所辖表氏(表是)县城，唐代为建康郡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河西陷于吐蕃后被废弃，该城延绵了585年。王乃昂《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论丛》第3辑)通过对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交界处，即毛乌素沙地西南缘的实地考察，并依据考古文献资料，初步确定今鄂托克前旗与盐池县境内的六个唐代古城址与六胡州的对应关系。并从古城址的时空分布格局、选址条件、人类活动方式等方面，阐述了六胡州古城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孙冬虎《元清两代北京万柳堂园林的变迁》(《论丛》第2辑)辨析了元代万柳堂的所在地点以及清代多种有关文献记载的错误，讨论了两个万柳堂的环境特点、兴衰过程、历史影响及其人文意义。王杰瑜《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论丛》第1辑)对明代山西北部长城沿线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态与发展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魏幼红《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论丛》第2辑)以明代江西地方志所载府、县城之“坊”为中心，对明代方志所记“坊”的涵义、地方城市中坊的形成与规模以及坊与城市里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辨析。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一是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二是北疆商业市场机制的形成对北部城市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改变了历史时期“南重北轻”的新疆城市分布格局。张小蕾、高永久《论新疆城市型区划的确立》(《西域研究》第2期)论述了新疆城市型区划的产生、发展并最终确立的过程，分析了新疆城市型区划确立的历史意义。吴俊范《从英、美租界道路网的形成看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早期拓展》(《历史地理》第21辑)利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资料，并参阅上海老地图，以跨越苏州河两岸的英、美两租界早期的城市空间为研究对象，并以极具典型性的美租界两大主干道百老汇路和熙华德路的形成过程为个案，考察了上海早期城市空间生长的特点和驱动因素。邹怡《民国市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上)——以浙江海宁硖石镇为例》(《历史地理》第21辑)从宏观交通区位、镇内水陆格局、主要产业分布和日常商业布局四个方面，复原了民国时期浙江海宁硖石镇的空间结构和经济生活。

    交通地理研究。林汀水《福建古代陆路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变化》(《历史地理》第21辑)从省际交通和境内交通两方面，分若干时期，对福建古代陆路交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论述。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论丛》第1辑)针对当前秦汉直道研究方面的种种不同说法，重新分析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调查结果，指出直道南端起始于甘泉，是以甘泉至咸阳间的已有道路为基础，因此这条道路的南端起点，实质上应是咸阳。根据唐代以前的文献记载，目前只能肯定直道乃是连通云阳(甘泉)和九原两地，但在这两地之间具体怎样连接，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足以复原。史念海主要依据唐代文献所做的复原，亦即西线方案，在目前来看，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可信的说法。另辛德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分别从自然航道的变迁与人工运渠的开凿、水上运输及其相关设施两方面对西汉时期今陕西的航运地理进行了考述。李之勤《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迥车道说质疑》(《历史地理》第21辑)对严耕望先生提出的连结陕西关中到汉中的、唐宋时期袭用褒斜道之名、元明清时又被称作连云栈道的新驿道创始于北魏的迥车道之说提出质疑，认为依据现有的史料，尚难得出定论，只能说唐朝初年已经存在。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历史地理》第21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朝鲜《朝天录》和《燕行录》等文献记载，对明清时期朝鲜使团的入贡路线及其变动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探讨了明清时期两国关系的复杂变化。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第3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清代滇铜京运的分运、递运、长运三种路线进行了考述。

历史地理文献研究。韩嘉谷《<水经注>和天津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以清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沽河水系以及鲍邱河水系等四个河系为目，概述了《水经注》所记述的天津地理。郝鹏展《<汉书·地理志>河流过郡数考辨四则》(《论丛》第1辑)对颍水、清漳水、漯水和治水四条河流所经过的郡数进行了考证。陈广恩《<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论丛》第1辑)对《长安志图》所载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和管理，以及该书反映出的元末泾渠水利建设的历史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方健《<开庆临汀志>研究——残本(永乐大典)中的方志研究之一》(《历史地理》第21辑)对残存《永乐大典》中所引用的宋代开庆元年(1259年)纂修的《临汀志》的若干问题及其史料价值进行了探讨。王开队《从地理文献看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论丛》第4辑)将明代的地理文献划分为传统地志类、广义游记类、西传地理文献和舆地类，并分析了它们之间差异，以及所表现的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向燕南《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中州学刊》第1期)认为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北方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赵永复《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亚、西亚地名考释》(《历史地理》第21辑)对明代嘉靖《陕西通志》卷10中的《西域土地人物略》的部分中亚、西亚地名，从方位、名称、历史、地理、物产、政治等因素综合考察，并参考欧洲、阿拉伯、波斯有关文献，进行了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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