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杜瑜

1983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发表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一千四百多篇，并有数十种著作和论文集出版。全年虽未召开本学科综合性学术讨论会，但与本学科有关的专题性学术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大大促进了一些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对学科性质、作用及其研究方法的论述文章不是太多。黄盛璋继上一年发表《历史地理与地理学》之后，1983年又发表了《历史地理与历史学》(《史学月刊》第1期)，这二文是姐妹篇。本文着重指出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且相互渗透，这是因为两者“研究时间相同，对象部分重合，以及资料、方法相互利用”。谭其骧教授《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希望》(《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和《初学历史地理学必读书目》(《文史知识》第4期)以他长年治学历史地理的经验向致力于历史地理工作的同志提出中肯的希望和要求。他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他以东北民族与疆域为例作了简要说明，希望东北史地工作者能作出努力。徐日辉《略谈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历史上中原汉族经济文化常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破坏；另方面中国自然地理态势易成割据之局，带来长期的分裂战乱，这两个地理因素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一 历史自然地理

在历史气象、气候方面出了两本书：洪世平、陈文言《中国气象史》(农业出版社出版)和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出版)，评述了中国历史上气象科学发展情况和研究历史气候变化的各种方法。

历史地貌变迁方面以前研究不多，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地理研究》2卷2期)，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吴维棠《七千年来姚江平原的演变》(《地理科学》3卷3期)研究了姚江平原演变规律，指出平原南部成陆较早，曾发生湖泊扩大增多和沼泽化的反复交替，长期处于湖泊广布的水乡泽国环境，秦汉以前城镇分布都在边缘的山麓地带，此后那些湖泊逐渐淤积而沼泽化和围垦，不断减少，湖面缩小；而平原北部成陆较晚，是由于潮涨沙淤形成，致使这平原至今仍在向外伸展。

森林植被的研究与水土保持有着直接关系，近年一直受到重视。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第2期)指出古代数千年中，我国森林资源不过减少一半，估计由太古时代的47，600万公顷，减少到清初的291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49%下降到26%。而从1700年到1949年的二百余年间，我国森林资源的损失大大超过古代的五千年。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自康熙以来，由于人口猛增，随着玉米和番薯的先后传入，浙江大量人口拥入山区，不断垦殖，破坏了山林植被，造成水土大量流失，这实质上是一个人口再生产与生态平衡之间关系问题，为我们今天国土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钮仲勋、浦汉昕《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第1期)通过木兰围场的兴衰历史说明自然资源必须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否则再好的自然资源也能毁于几代人之手。我国古代一些王朝大都设置禁苑供狩猎之用，其客观上对自然资源起着一定保护作用。

关于地震方面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大地震都在进行探索性研究。如左忠诚《试论一五五六年华县大地震》(《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选》文物出版社出版)，陈明猷《乾隆三年的宁夏大地震》(《西北史地》第2期)，张思源《十三世纪以来固原地区的八次中强地震》(《固原师专学报》第1期)等。陈玉琼《我国东半部近五百年旱涝变化与地震活动》(《科学通报》第11期)综观我国地震活动与气候干湿长期趋势变化，华北地区近百年大地震活动与雨季降水关系的分析，指出地震活动与气候干湿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此外，由谢毓寿、蔡美彪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和顾功叙主编《中国地震目录(公元前1831—公元1969年)》两书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 历史政治地理

在边疆史地研究中东北史地研究较为突出，关于瑷珲历史及江东六十四屯问题有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刘邦厚《关于“海兰泡大屠杀”的几个史实问题——评马洛泽莫夫的〈俄国的远东政策〉》(《黑龙江文物丛刊》第1期)、祁学俊《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俄屯》、《江东六十四屯屯名方位考》(《黑河学刊》第1、2期)等，使这一重大历史疆域问题愈益清楚。1983年是我国清代黑龙江将军在瑷珲建制三百周年，黑河地区社联八月份在黑河市召开了“瑷珲三百年史学术讨论会”。会上对瑷珲历史，边疆的政治、经济状况开展了热烈讨论，会后汇编出版了《瑷珲历史论文集》。此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占文的遗著《黑龙江省史探索》，汇集了《清代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等论文十四篇。

西北史地方面，苏北海在《新疆大学学报》上连续撰文分析批判了沙俄对哈萨克大帐、中帐、小帐的侵略以及我国人民抗俄斗争的历史事实。杜荣坤《沙俄的侵略与柯尔克孜人民的抗俄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阐述了沙俄对我国西北地区侵略和我国柯尔克孜人民抗俄斗争史实。十一月份在西北大学由好几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中国西北史地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五十多篇，会上就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民族关系、中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边区地方政权中，渤海国问题讨论仍然很活跃，全年发表文章二十多篇。《齐齐哈尔师院学报》全年连载了陈显昌的《渤海国史概要》，概述了渤海国史。丹化沙《渤海历史地理研究情况述略》（《黑龙江文物丛刊》第1期）对有关渤海的五京、王都迁徙和其他几府等历史地理问题近年研究情况均作了概述。王承礼《渤海的疆域和地理》（《黑龙江文物丛刊》第4期）阐述了渤海疆域的形成、发展和它的自然条件、经济分区、交通状况等历史地理问题。八月份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由《学习与探索》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渤海史学术讨论会，会上讨论了渤海史研究中若干问题，并考察了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西南方面出版了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出版）和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书，对古代巴蜀史研究有进一步的推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汇集了有关古夜郎研究论文十余篇，其中徐中舒、唐嘉弘《夜郎史迹初探》、方国瑜《汉郡地理考释》、周维衍《夜郎史地零证》、熊宗仁《古夜郎与秦汉对西南的开发》等文都是研究古夜郎国历史地理问题的。

历代地方政区方面出了两本书：俞顶贤编《安徽行政区划概述》(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和龙兆佛、莫凤欣编《广西地理沿革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地方行政区划沿革作了整理概述，给我们研究地方史地工作提供了方便。徐喜辰《春秋时代的“室”和“县”》(《人文杂志》第三期)在探索古代受封者的一种私有性质的土地制度同时，也涉及到我国古代县的起源问题，认为早期的县大抵是奴隶主贵族的采邑；春秋初期一些大国为加强防守，往往把新兼并的小国改建为县，不用作卿大夫的封邑。县不同于卿大夫封邑，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赋税制度。到春秋后期，晋国卿大夫在他们领地内推行县制，于是县就成了地方行政组织。王超《我国封建时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论述》(《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从政治制度方面探讨了我国封建时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发展。

三  历史经济地理

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多偏重于某一时期区域经济地理研究，如：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学术月刊》第2期)，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杭州大学学报》第2期)，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张谢《清代前期河北的农业生产》(《河北学刊》第1期)，杨光震《论康熙时期的台湾的经济发展》(《中国农史》第2期)等。

古代农作物与手工业的地理分布变迁方面，周源和《甘薯的历史地理——甘薯的土生、传入、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西晋《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藷即今甘薯(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所以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至于万历年间番薯的传入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主要是人口繁衍推动了甘薯良种番薯的传入与传播，加之徐光启解决了甘薯保种育秧等问题，为甘薯推广至北方准备了条件，康乾时人口从一亿到三亿，番薯便很快传播到北方。魏东《略论中国养蚕起源于长江三角洲》(《中国农史》第1期)推翻以往的黄河流域为养蚕起源地传统观点，认为应在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体上是从长江三角洲到江淮平原，再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南向北逐步传播开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李为《历史时期中国造纸业的分布与变化》(《地理研究》2卷4期)论述了自汉代发明造纸术以来，我国造纸业分布及其变迁，从最早汉代发源于黄河流域(长安、洛阳、河西、齐鲁)，魏晋南北朝时转移至江浙(会稽、建康、扬州)，隋唐以后向全国普及，近代又转向沿海。

古代驿传、交通道路方面的研究，王文楚《中国古代驿传制度概述》(《历史教学问题》第3期)和沈祖炜《我国驿传制度史略》(《百科知识》第4期)都概述了我国古代驿传制度。王文楚《唐代两京驿路考》(《历史研究》第6期)将散见于史籍、地志及唐人诗文中的两京间驿馆予以辑集，详细考证了各个驿馆的地点，论述了驿路经行路线及其变迁，考述了崤山南路变迁情况。艾冲《西晋以前的褒斜道》(《人文杂志》第4期)认为褒斜道畅通与阻塞、维修与破坏虽与自然力影响有关，但主要是受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时，此道一般畅通；而分裂动乱时，此道就变得通塞无常，三国两晋以后就是如此。

中西交通方面，王北辰《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地理研究》2卷3期)探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和田以东至若羌间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1)《水经注》中认为在塔里木盆地南沿有过一条与北方塔里木河对应的“南河”，作者查证了古今地理著作，都否定了南河的存在，证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水系自古至今未发生过大变化；(2)作者考证自汉代以后两千年来，和田以东的绿洲、城镇逐渐增多，说明新疆各族人民在与沙漠斗争中，不断取得了胜利；(3)作者查证了南道变迁后，认为过去有人说南道“唐宋以后沦入流沙”之说是主观想象的，实际上此道一直可行。

对于历史人口地理研究近年发展较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富瑞、陈代光编著的《河南人口地理》一书，是本区域人口地理专著，全书十一章，地图六十余幅，各种统计表五十余张。论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社会经济条件对人口发展变化的影响，历史上各个时期河南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以及城乡人口的地理分布等等。区域性人口变迁论文也不少，刘含若《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第6期)指出西汉辽东辽西两郡才62万人，东汉时仅16万人，至金代约有340万人，元代后不断下降，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东北只有40万人。并分析了人口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林仁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历史研究》第2期)对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流动的背景、途径、状况及影响作了深入探讨，说明台湾人的祖先大多是从闽粤迁移去的，与闽粤祖家血脉相承、骨肉相亲，所以台湾回归祖国势在必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四 历史城市地理

这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尤为显著。全年出版各种书有十多种，论文达三百五十篇以上，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这里只能作些简要介绍。

古都方面，由陈桥驿主编、侯仁之、金涛、马正林、史为乐、李润田、王煦柽、陈桥驿分头执笔撰写的《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概述了我国整个历史时期所有王朝首都中最著名的六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的古今简况。十月份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会暨第一次中国古都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并对我国古都一些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侯仁之教授《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规划》第1期)对于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都城建设的杰出典型今后如何改造，结合以往实例和现在建设的要求，提出自己的看法。唐晓峰《历史地理学在城市问题研究中的作用——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例》(《城市问题丛刊》第3辑)以北京为例剖析历史上城址选择的地理原因，历史上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历史上城市平面设计的特点等方面，指出城市地理与区域地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杨德泉《试谈宋代的长安》(《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唐末以后长安虽遭彻底破坏，已非国都，但在宋代仍在各方面渐次恢复，不失为西北重镇，在全国仍居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傅崇兰《论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以往人们认为杭州在南宋时是鼎盛时期，至明清时“中落”了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明清时杭州虽非政治中心，但其经济发展大大超过了前代。

对于城市起源问题，赵玉馨《试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问题丛刊》第2辑)，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第1期)都对过去一般认为城市是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才出现的观点提出了疑义，从理论、文献、考古资料等方面论证了城市应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城市开始兴起后发展一直很缓慢，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较为发达的工商城市。詹子庆《论我国古代工商城市的兴起》(《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也认为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便出现了城郭，工商城市“是从早期的城市演变而来”，“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工商城市才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首先出现”。

具体研究各个城市的产生、发展、演变的文章是很多的，其中较有特色的如王宗元、李并成《武威绿洲城镇的形成与变迁》(《西北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武威绿洲城镇的出现，是从西汉王朝在河西设置县开始的，是在屯田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具有与我国东部地区不同的特征。这里郡县城廓面积不大，居民不多，工商业不发达，是西北绿洲城镇的普遍特征。鲜肖威等《自然环境、人文因素演变与城市聚落发展的关系——以兰州河谷盆地为例》(《地理科学》3卷4期)分析自然环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对城市聚落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同时人为因素的影响是兰州这城市聚落位于黄河南岸造成的影响，以及南山冲刷造成淤积特别严重促使河道变迁。顾颉刚《中国古代城市》(《历史教学问题》第3、5期)介绍了古代筑城方法和古代城市的形势，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不无益处。

对历史上港口城市研究也很突出，杨葆亭《我国中古海港城市历史发展阶段及其规律探讨》(《城市规划》第4期)对历史时期海港城市的形成、发展和盛衰过程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从中揭示了海港城市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内在联系、特点和某些规律，指出我国古代港口往往具有与政治职能结合的特点，某些港城(如广州、宁波)之所以能持续发展，与它们多为地方政治中心有关，那些不是政治中心的港城(如十三世纪以后的上海镇)不仅地位次要，而且发展缓慢。年内对于古代著名港口如泉州、扬州都曾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会上讨论了这些古代港口的地理变迁，对外关系及古城发展的历史规律等问题。有的还汇编了论文集。至于像天津、上海、宁波、广州等著名港口的形成、变迁等历史地理问题都有不少研究。

五 历史民族地理

这方面成果较为显著，就所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集来说就有：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编《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陈连开《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等。这些都具有一定学术水平，有的填补了我国历史民族地理中某些空白，有的是对一些问题详加考订和辨析，有的甚至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对于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源地、迁徙等历史地理问题研究都很广泛，这里仅举匈奴族来看，舒顺林《“匈奴故地”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匈奴既非从漠北迁来，也不是由西而来，从战国到两汉其故地发祥于河套阴山地区，有史可考，有物可证他们是中国北方境内土生土长的古代游牧民族。白凤歧《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论证了匈奴进入河西走廊的路线及河西走廊在匈奴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指出河西走廊的自然条件及特殊的战略地位对匈奴历史具有很大的影响。

六 历史地图与历史地名

值得庆贺的是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许多单位同志协作下，历经二十多年的研究、考订、编绘、修改，终于由地图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全书共八册，现已出版一、二、四分册(从原始社会到东汉，以及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部分)，近二年即可陆续出齐。这项宏伟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提供了最基本的工具书，它的公开出版势必可以推动历史地理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卷3期)探索了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方法和使用工具，指出中国古代地图的数学要素即比例尺(缩尺)、方向和距离三项都早已具备，就是没有地图投影。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把地表视为一个平面，不考虑地表的曲度，在小区域可以相当精确，大范围地图的特点与方格投影法相近。至于地图的地理要素也很丰富，作者择要例举各种古代地图的图式加以说明。

历史地名方面，刘伉《略论地名的起源与演变》(《地名知识》第2、3期)指出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比文字出现要早得多。地名发展也是由少而多，由简单而复杂，古地名绝大多数都是单字，以后才演变得较复杂，地名的演变往往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安应民《“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考》(《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对古今说法纷纭的三危之地，详加考证，认为赐支与河关之西南羌地同为一地，也正是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三危之地。这一地区包括了西倾山、积石山和巴颜喀喇山。至于对具体某一地区或某一地名之考释、研究的文章为数很多，较为深入的有：钱林书《我国古代地区名的命名》(《地名知识》第6期)、陈桥驿《论浙江省的方言地名》(《浙江学刊》第2期)、吕以春《舟山群岛古今地名研究》(《杭州大学学报》第2期)、杨利普《新疆地名的一般规律》(《新疆地理》6卷1期)、王维屏《新疆维语地名的初步研究》(《南京师院学报》第二期)等。

七 方志学研究

除了各地的地方志通讯刊物上载有大量文章外，本年还出了不少书：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黄苇《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光禄、李明等编《县志编修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另外对地方文献进行专门整理研究的有：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均为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等。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