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甫

1995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共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二百篇。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文库》之一，1994年12月）、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史为乐主编《中国地名考证文集》（广东地图出版社，1994年12月）、翁俊雄著《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宁越敏等著《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2月）、胡阿祥等著《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徐少华著《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梅莉等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唐亦功著《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蓝勇著《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西南师大出版社，1994年11月）、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创办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杂志，第1期已于1994年7月出版，第2期也于1995年12月与读者见面。现将一年中的研究概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  理论研究

侯仁之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历史地理学四论》收录了他关于历史地理学在理论探讨上的四篇论述，即《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5期）、陈国生《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等文分别就民族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二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1 历史气候研究

由于当今世界对未来气候演变趋势的关心，历史时期的气候也成了大家重视的问题。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为研究古代气候变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全面、准确、完整地发掘、利用的难题，邹逸麟、张修桂《关于历史气候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和辨析问题》（《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第2期）就方志中气候资料的选择、历史地名考订、物候资料的利用这三个问题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历史文献气候资料工作的建议。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我国北部农牧过渡带的变迁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明永乐年间北部卫所的统一内徙过去一直以为是政治原因决定的，其实是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所致；到18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有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了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一文，提出了研究历史气候应遵循的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于希贤《对〈徐霞客游记〉中戊寅滇中超长雨期的初步研究》（《地理研究》第4期）发现公元1638年9月下旬至12月上旬87天中有57天是连续雨日，这是滇中高原现代气象记录从未有过的超长雨期。韩昭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第1期）一文，利用相关方志中典型冷暖事件记载的资料，以20年为单位对冷暖事件出现次数分别进行统计，并在统计的基础上对明清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状况归纳为三个冷期和两个暖期。

2 环境变迁研究

随着现代世界环境恶化的日趋严重，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以下简称《论丛》）探讨了地理环境“突变”与“渐变”的关系、突变在地表地层的印记，以及近四千年来地理环境五次大“突变”的具体情况。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论丛》第1辑）从森林破坏与永定河变迁、空气能见度、飞禽走兽、名泉瀑布、积雪等七个方面的古今差异论述了北京历史上自然环境一系列连锁反应式的“沧海桑田”变化。唐亦功著《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建置沿革、金到民国时期人口变迁和土地开发过程、以及滦河、潮河变迁，最后总结该地区以上各个地理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动态变化，推导出它们的发展变化规律，该书“将为解决、规划和预测这一区域环境问题提供决策上不可或缺的参考”(司徒尚纪“序言”)。张明华《太湖地区孢粉资料和考古发现所阐述的人与环境之关系》（《历史地理》第12辑）一文，认为这一地区在距今六、七千年以来基本为中、北亚热带气候和近海湖沼丛林状的地理环境，出土动物的遗骸反映了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着一批适应这种环境的地域性动、植物群，太湖地区先民利用这种自然环境，渔猎耕作，直接影响并形成了该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并在社会生产中孕育了一种以稻作农业为主线的区域特征。景爱《木兰围场破坏与沙漠化》（《论丛》第2辑）论述了木兰秋紹对围场内野生动物的捕杀、对森林植被的砍伐和垦荒对围场地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围场沙漠化问题。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第2期）文，认为广东历史上的水土流失起源于明末，明及清朝前期仅局限于花岗岩丘陵台地的小面积分布，1800年以后扩展成大面积的连片区域，民国时期至5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迅速扩大，几乎波及全省各地，文章并就导致水土流失的气候、岩性、人口、烧山等因素作了探讨。楠木主要分布在南方，蓝勇《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论丛》第4辑）一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北方楠木分布是十分有限的；唐宋时期楠木以今四川为多，北方未见楠木出产；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上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以至目前仅峨眉山和滇东南一带才有原始楠木林了。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12辑）对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历史上野生犀牛、亚洲象分布范围作了重要修正。

3 水道变迁研究

历史上水道变迁的研究，也是传统沿革地理的主要内容之一。传统说法认为古夏水是长江中游北面的一条支流，在今湖北江陵以东分长江东流，迳江汉平原腹地，东北流入沔(汉水)。石泉、鲁西奇则不以为然，他们的《古夏水源流新证》（《湖北大学学报》第6期）根据订正后的《水经注》及其它汉魏六朝的记载，论证古夏水所受之“江”当是今蛮河(古沮水，亦称“江”)，分“江”之处在古江陵(今宜城县南境)东南的江津，东南流，经今宜城南境、钟祥西北境，在今钟祥西北丰山口稍南处流入沔(汉)水。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历史地理》第12辑）通过黄河河患史料的综合分析和河床堆积的研究，划分出西汉以来15个河患频繁阶段，其中存在西汉、宋金、明清三次水沙剧烈变异时期，并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还存在着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张柏忠《辽代的西辽河水道与木叶山、永、龙化、降圣州考》（《历史地理》第12辑）恢复了辽代西辽河水系原貌，在此基础上考定了上述地名的今地。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邓辉等《从〈徐霞客游记〉研究三百多年来茈碧湖的演变》（《地理研究》第1期。〖ZW〗)等。

三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1 历代政区研究

历代政区研究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本年度这方面的论述颇为可观。邹逸麟《安徽史地漫谈》（《中国方域》第5期）就安徽省区沿革、政治形势、经济开发、城市与交通、人文景观五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如明之南京(南直隶)跨江越淮，从自然地理区划方面来说是很不合理的，但从政治上攻守利害来说却是独具用意的；清初江南省(即南直隶)一分为二，不按自然界线南北分而作东西分，亦是考虑到一省之内不同经济区的肥瘠搭配，等等。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连载《复旦学报》第3—4期）一文，通过两千年来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透视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演变过程，指出在宋朝以前，历代中央政府都力图维持两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强化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元明清三代因疆域广袤，只能采用多级制的地方政府，但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仍紧紧地控制着地方。他的另一文《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第5期），认为作为汉代基层组织的“里”是用来体现户籍的，是政区，而“亭”是用来体现地籍的，“亭部”系监察区，上与刺史部、督邮部、廷掾部一脉相承。这种解释使笼罩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上的疑窦涣然冰释。靳润成《中国城市型政区的历史考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方域》第4期），将城市型政区的发展分为萌芽期(上古至19世纪50年代)、生长期(19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20年代)和最终形成期(1928年至1930年)三个阶段，认为城市型政区从萌芽到正式形成，主要受生产力水平、国家类型与形式、外部世界影响三种因素制约，并就城市型政区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三点启示，供今参考。靳润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历史考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方域》第6期）一文，从静态角度将少数民族政区分为基本相异型和同异相间型，又从动态角度将它们区划为由异转同型和由同转异型，并将民族政区的设置、演变概括为三条规律，即政区设置代代相因、政区形式因地制宜、政区演变因势利导。陈伟《包山楚简所见邑、里、州的初步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在探求简书资料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参照文献记载，认为楚国地域政治系统呈现出复杂纷纭的现象，如邑、里应是并存于地方政区中的两种组织形式，而非传统认为的直接叠压的两级组织，州则是集中于楚都周围的特殊建置。陈伟《包山竹简所见楚国的县、郡与封邑》（《长江文化论集》第1辑）从司法职权、名籍管理与职官设置三个方面对包山竹简所见楚县作了确认，并就封邑的名号、官职、规模、统辖等问题作了认真探索。胡阿祥《孙吴特殊政区制度考论》（《赣南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讨论了遥领、虚封、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都督、诸部都尉、属国都尉等各种制度的缘起及其演变，考述了这些特殊政区的具体建置情况。关于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本年度发表了石泉等《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地望新探》（《论丛》第4辑）、陈乾康《论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四川师大学报》第2期）两文，前者认为长江中游侨州郡县主要分布在汉水流域，随枣走廊和钟祥小平原次之，长江两岸又次之，而江汉平原地区根本就没有。后者认为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只是对汉魏旧制的沿用，淮南、江南、汉水流域及益州地区为其四大分布中心，土断是针对侨民户籍的寄寓性而通过划一行政区域让侨民就地入籍的一种方式，侨州郡县名号的最后废罢是西魏、北周、隋朝完成的。赖青寿《唐代州县等第稽考》（《论丛》第2辑）在全面校勘《元和志》、《唐会要》、两《唐志》、郡县公廨簿五种资料州县等第的基础上，增补了上百处州县等第的升降，并就晚唐升等州县的时间性、南北比例及诸道内部差异三个问题作了规律性的探索。金朝后期所置行尚书省为元以来迄今省制的发端，鲁西奇《金末行省考述》（《湖北大学学报》第1期）疏理了见于史籍的中都行省、大名行省、河北行省、山东行省等十九个行省建置始末，认为行省最初之设缘于河防和边警，随着行省地方化倾向的加深，行省必将演变成一级地方军政机构，只是因为金朝旋即灭亡，这个过程才被元朝所继承。张金铣《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职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蒙古占领中原地区过程中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管辖范围、组织机构、职掌等问题。

2 历史农业地理与地区开发研究

我国古代“农桑”并举，蚕桑事业是我国数千年来主要产业，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载体。邹逸麟《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收入《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一文，探讨了我国早期蚕桑丝织业的起源及其地域分布、战国秦汉时代的丝织业中心地区、魏晋时期我国蚕丝业的发展、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局面的形成等问题，认为最终形成南宋以后蚕桑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原因有四：①初期异族入侵的人为破坏，②后期棉花种植业的形成和发展，③西北丝绸之路的阻断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之开辟，④南方蚕桑丝绸技术的提高。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处于粗放经营阶段，随后文章就荆湖南北农业生产发展的差异、丘陵山区的开发、两湖平原与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地理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令福《论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制的形成时间及其作物组合》（《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依据古农书记载及人地关系比率，认为明代以前华北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明末清初随着小麦的扩种和夏播大豆的推广，二年三熟制才在北方逐渐形成。该文还利用曲阜孔府档案考证了二年三熟制度下的作物组成是麦豆秋杂，纠正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误说。王社教《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水稻生产和分布》（《论丛》第4辑）探讨了该区域内水稻品种、水稻产区、水稻亩产与总产、双季稻的地位等问题。周宏伟《清代两广耕作制度与粮食亩产的地域差异》（《中国农史》第3期）一文，认为两广稻区有以单季稻为主和以双季稻为主之别，两者存在着明确的界线；而粮食亩产水平，广东以韩、珠二江三角洲较高，广西则以桂东、桂西二区为优。谢元鲁《长江流域交通与经济格局的历史变迁》（《论丛》第1辑）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划分为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认为古代长江上游的开发早于中下游，形成经济发展水平上游高于下游、下游高于中游的马鞍型差异，形成支流先于干流的模式。赵鸣岐《金代上京路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北方文物》第1期）一文，认为金代上京路地区的土地在金朝中后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农业技术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3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拥有数以百计的古都，古都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龚良《我国古代都城选地刍议》（《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探讨了我国古代都城选地的一般规律，即政治上控制全国局势、军事上之险固作用、充裕的物产、便利的交通，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关于西周京的地望，旧有八说，卢连成《西周金文所见京及相关都邑讨论》（《论丛》第3辑）认为，京位于周原，推定其具体位置在今陕西扶风县刘家村。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论丛》第1辑）认为，薪柴、煤炭等燃料的生产对古都北京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动力，但又给周围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古都研究的论文尚有王剑英、王红《论从元大都到明北京的演变和发展》（《燕京学报》第1期）等。一般城市研究，杜瑜《中国历史上中心城市的作用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论丛》第4辑）回顾了古代和近现代中心城市对周围城镇发展所经历的一个数量由少到多、等级规模由小到大、职能结构从单一到多元、空间分布由北向南又由南向北、由不尽合理到日益合理的缓长过程。城镇是区域的中心，而区域则是城镇的基础，城镇的发展与其区域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王振忠《明清时期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城镇的变迁》（《历史地理》第12辑）着重分析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城镇变迁的关系，指出在明清两代盐业是苏北区域的主导产业部门，代表着苏北区域产业优势之所在，淮盐的产销状况，与苏北经济之荣枯、区域生产布局的嬗变，以及城市、文化的隆盛式微，无不关联。王振忠《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盐业史研究》第3期）分析了明清扬州城市文化的形成、特色及其地位，认为它以集大成的形式成为闭关时代城市文化的峰顶。赵荣《关中中心聚落地域结构的形成与演变》（《人文地理》第1期）论述了关中地区县级以上中心聚落体系的形成与地域结构的演变过程。

4 历史人口地理与移民史研究

关于隋代以前移民迁入福建的史实，近年来流行着“四姓入闽”的说法，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第3期）从文献记载的辨正和行政区划的设置过程两个方面，论证了东汉后期至永嘉之乱以后迁入福建的移民基本都是来自浙江、江西的平民，并无高门大族，“四姓”也是南朝时形成的土著家族。吴松弟《宋代福建人口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宋代福建人口的发展过程、人多地狭表现及其地理原因、无地少地人口的出路等问题。金朝建立以后，女真、契丹、渤海等族人民大批迁入中原，吴松弟《金代东北民族的内迁》（《论丛》第4辑）对移民的迁移过程、地区分布、人口数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内徙移民对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亦功《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利用指数曲线回归方程对文献所记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和估算，认为其变化经历了金初的低值期、金中后期的高值期和金末的锐减期三个阶段。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明代官方户口统计数存在隐漏的原因，估计明末实际人口已突破二亿大关。曹树基《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第3期）根据《明实录》及各地方志记载，对洪武时期河北地区各府移民的原籍、职业、迁入方向和人口数量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河北地区的移民人口主要来自山后和山西等地，来自山后者多分布在河北北部，来自山西者多分布在河北南部。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论丛》第2辑）认为清初四川土著占明旧户口的10%—20%左右，但清中后期土著占总人口比例在33%左右，土著较多地残存于川南、川西地区；全省移民中以湖广移民居多，占35%左右，然非以往认为的50%以上。刘正刚《清代福建移民在四川分布考》（《论丛》第3辑）研究结果显示：福建移民迁出地区基本上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丘陵地带，迁入地则遍布四川全省126个县级政区中的102个，并认为福建移民入川当中客家人占半数以上，客家分布在四川的县份达34个。这是对罗香林客家源流观点的有力补充。

5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是继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之后的又一部区域文化地理著作。张伟然《试论湖南的历史文化区域》（《地理学报》第1期）借鉴综合自然区划的原则和方法，以语言和风俗为主导指标，将湖南的历史文化区域划分为湘资区和沅澧区，并进而各分为三个和两个亚区。前者以不同地貌单元、统县以至高层政区、土著民族集团而分异，后者则因不同的河段流域、统县政区及开发进程而形成。他的另一篇文章《湖南古代的民间信仰及其区域差异》（《论丛》第4辑）就南岳朝香、杀人祭鬼、民祀源流的地域分布及其区域差异作了细致的探讨。黎小龙《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西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两汉西南人才地理分布南、北悬殊，由北而南有序递减的特征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南开发的格局。华林甫《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史学月刊》第3期）统计了唐代全部宰相369人的籍贯，结果是北方308位宰相主要分布在华北大平原和汾渭河谷地带，南方54位宰相主要出在江南运河沿线和荆襄地区，其余7人籍贯无考，文章分析了形成北多南少格局的原因，认为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的分布影响了唐代1/3宰相籍贯的布局，而早年迁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的世族后裔，也占宰相总数的近1/3，另占1/3的庶族宰相分布也是北多南少，指出这种格局最终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第1期）依科举制度的差异、《宋史》人物籍贯的分路统计将宋代地域文化划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认为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该文对地域文化差异的原因也作了探讨。康健《明代云南儒学文化的地域差异》（《原学》第3辑）从进士的地域分布入手，将明代云南儒学的分布划分为四类区域，即核心区域、外围区域、边缘区域和空白区域，分析了造成儒学文化分布不均衡现象的五点原因。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议》（《论丛》第2辑）认为明史入传人物南方明显多于北方，东部明显多于西部，这是由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等原因决定的。此外，在地理学思想史方面，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论丛》第3辑）就该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6 历史交通地理与军事地理研究

史念海《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论丛》第1辑）论述了唐长安之西经由大震关、会宁关、陇山关通往西域三条道路的来历及其沿线凤翔、敦煌等十个城市。古代的川滇交通，北路(五尺道)主要联系滇池区域，南路(灵关道)主要联系洱海区域，辛德通《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论丛》第1辑）认为隋史万岁南征系走南路入滇池地区。邓辉《唐宋时期的广西交通地理》（《原学》第3辑）认为，唐宋是广西交通大发展的阶段，自然山脉的界限已开始被打破，形成了以水路为主体、以陆路为辅助的交通网络。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12辑）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6192次战例为背景，详细论述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六段时期内战例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①中国古代战争在地理分布上总体呈北多南少的格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例北方渐少南方日多，宋时南北大致持平，元明时南方战例已大大超过北方；②战争由北多南少逐步变成南多北少，根本原因是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③战争密集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不同时期具体位置有所变化；④古代有几条主要的进军路线：以今北京为起点，往南经保定、邯郸入河南境，然后分东南、西南二线，东南线经开封、徐州，由淮阴、扬州过长江入浙、闽，西南线由洛阳、西安、宝鸡南下入四川，再由成都、西昌入滇，西南线又在宝鸡分出西北线，经天水、兰州、张掖、酒泉入今新疆境。

7 地名考释与地名学史研究

地名工具书方面，本年度史为乐主编《中国地名语源词典》、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分别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胡阿祥等著《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是第一本系统考证和介绍“中国”古今名号、历代国号及域外对中国称谓的著作。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历史地理》第12辑）列出了所有见于汉简的十多个县名、侯国名和数百个里名，认为汉代县的下属里数甚多，里名和燧名具有一致性，里名以嘉名为多，相当数量的里以所在地理位置取名。华林甫《郭子章及其〈郡县释名〉述论》（《论丛》第3辑）在调查清楚该书版本(仅有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及现存状况(大陆仅北图、上图、华东师大三处收藏)基础上，归纳了郭子章研究地名的三个特点，将郭子章在地名学上的成就总结为十个方面，认为他在某些方面的论述已上升到地名学理论的高度。李锦芳《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对春秋至西汉的百越地名进行释读，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百越支系的族属、百越的分布与迁徙、百越语言类型等问题。吴松弟《中国载籍中的日本海地名》（《太平洋学报》第1期）详细考证了自东汉至近代我国文献对今日本海的不同叫法及海域命名方法。

8 历史地理文献与地理学家研究

李孝聪通过在欧洲各国图书馆的调查，探讨了明中叶以来中文地图从中国西传的几条路径，他的《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国学研究》第3辑）一文介绍了19世纪末以来国外学者对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地图研究，提出了中国学者判识古地图绘制年代的几种独特方法，披露了经作者调查的海外各国图书馆中文地图的收藏情况，以及这些中文古地图的学术价值。该文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海外中文古地图收藏与研究的综述。由刘镇伟主编、汪前进撰文的《中国古地图精选》（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选录了大连市图书馆所藏八十四幅古地图精品，大部分是首次发表，所附“图版说明”有助于对这些地图作更为深入的研究。邹逸麟《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复旦学报》第3期）评价了《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宋史·河渠志》等七部正史河渠志的优劣得失。常征《〈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家世故里辨》（《河北学刊》第4期）认为郦道元故居当在今河北新城县界。杨应芹《戴震与〈水经注〉》（《江淮论坛》第3期）评述了戴震在《水经注》研究方面的贡献，认为戴震校定殿本没有抄袭赵一清本。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史料评说》（《历史地理》第12辑）就记载与研究六朝疆域政区的主要史料及前人成果一一进行评论，指出晋、宋、南齐、隋等正史《地理志》本文之误及流传、校订中造成的讹误夺衍并不鲜见，清人及近人的补志补表及注释考证成果虽可资利用，然其中得失参半。文章呼吁“对六朝疆域政区重新进行踏踏实实的‘朴学’考究”。胡三省长于地理，《通鉴》胡注地理部分系其精华，然也有误注者，华林甫《〈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史学史研究》第4期）依致误原因将胡注之失分为十一类，纠出胡注地理之误六十四处。此外，这方面的论文尚有许结《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中国典籍与文化》第1期）、杨森等《王士性对自然地理学的贡献》（《台州师专学报》第4期）等。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门类齐全，形式多样，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各个方面，传统项目得到加强，空白领域得到填补，但理论探讨、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