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文

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无论在学科有关理论的探讨，抑或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颇具特色的成果。今仅就笔者所见，概略介绍如下。

一  学科有关理论的探讨

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近年来似乎又成了学者们议论的“热点”。冯天瑜以《中华文化“隔绝机制”的地理基础》为题(《学术月刊》第1期），运用比较手法，论述了东亚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差异。认为古称“右高原、左大海”的中国是“大陆——海岸型”国度。因此，中国人显示了一种“大陆——海岸民族”的“特有风格”。而生活在呈现“陆——海交错”地理格局中的欧洲人则为“海洋民族”。与欧洲人大相径庭的是，海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并没有占据战略性地位”。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拓边精神虽然雄健、恢弘，“但也主要指向亚洲大陆腹地”。甚至连城市地址的选择，“也显示了大陆民族的特征”。他认为“山地型”、“丘陵型”、“平原型”城市“中国古已有之，春秋战国已经齐备，唯独海岸型城市，唐宋以后才出现。而且直至近代方产生全国性滨海都会，如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同时，重陆轻海、先河后海的倾向“很早就熔铸进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文化心态，在文学、艺术、哲学中，都有所表现。”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为中华文化系统提供了相当完备的“隔绝机制”；这种“隔绝机制”又在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等人文条件的支持下大大被强化。在这种“隔绝机制”下，中华文化“较完整地保留固有的民族传统，获得前后递邅、陈陈相因的延续性”；并“逐渐染上夜郎自大，以我为中心的痼疾”。

其实，“四面屏障”的中华地理环境，不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的方方面面都产生重要影响。这点，张艳国在《东方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一文中有虽简略但颇为全面的论述。无论对那一方面的论述，张文都贯穿这样一个观点：地理环境“不是独立地、起决定作用地在历史形态中表现出来，而始终与社会的生产力运动、阶级矛盾的演变等因素密切联系，交相产生历史的作用。”

与此同时，数十年前被某些学者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梁启超，也被人“重新认识”。王记录在《梁启超论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中向世人大声疾呼：应该给梁启超的“思想遗产”以“公允的评价”。他认为梁启超关于地理环境论述的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不同地理环境影响到各地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第二，“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有其多样性的特点。地理环境的优劣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第三，“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最后决定的力量。”这三个方面都说明了，梁启超关于地理环境的观点“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因素，在史学理论上是一种进步，梁启超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的地理环境论“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学术理论上的革命精神与进取精神。”

 二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历史时期河流的变迁，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课题之一。特别是河流下游的变化更是学者们着力研究的重点。与黄河、长江关系密切的所谓“九河”、“三江”之说，长期争论不休。但囿于自然地理知识的贫乏，特别是缺乏实地考察的感性知识，不少著名学者只是停留在繁琐考据的文字游戏之上。正如杨向奎先生在《读程瑶田的〈禹贡三江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纸上谈兵”，虽有各家之说，但多为“误会的结晶”。只是近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自然地理知识、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人心后，对历史时期河流变迁的研究才更趋向科学性。张淑萍、张修桂合力撰写的《〈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第1期)在谭其骧、邹逸麟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九河”分流问题作出了新的论证，张文认为：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在接纳洛河之后，从今河南荥阳的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的古宿胥口，即分为东北、北两支大分流，而且各在其上游段形成九河分流系统，即“兖州九河”与“冀州九河”。作者以为，《尔雅》所释“九河”实属兖州九河，即《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所载黄河下游东北支分流水系。其流域在今高唐、黄骅、利津之间。而在《尚书·禹贡》中所载的黄河下游北支分流所播冀州九河，其流域在今深县、黄骅、天津、容城之间。他们认为，古白洋淀消亡的关键因素是《禹贡》河泥沙的长期堆积，其消亡过程即为《禹贡》河的发育过程。

有“小黄河”之称的滹沱河变迁史引起了朱玲玲的兴趣。她以《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为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论述了滹沱河的变迁。她认为，明清时期滹沱河下游“大致分成北、中、南三路。其中南路又可分为二线：一线入宁晋泊，一线入滏阳河。中路由藁城经束鹿县东流入武强县南入滏阳河。北路由藁城、深泽、安平、饶阳入古洋河。”接着，她运用方志材料，对每一路的流向变化作了细致的探索，并介绍了每一路流向变化所出现的后果。

沙漠化问题是地学工作者急待解决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全球性大问题。对于土地资源贫乏的我国，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更有重要意义。因为在我国甘、新、内蒙等地区，沙漠面积广大，并以迅猛之势日益扩大和蔓延。不少准沙漠地区和本非沙漠地区，由于生态平衡遭受人为的破坏，沙化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北”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沙化问题正直接影响“四化”建设。为此，侯仁之、史念海先生率先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这一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做了大量工作。其后，对我国沙漠化问题，愈来愈多的学者投入了研究。本年度景爱等十余人，通力合作，以考古学的手段，在科尔沁沙地的哲里木盟和赤峰市的十几个旗县进行考察，取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认为：科尔沁沙地在二千多年前曾经有水草肥美的森林、草原牧场，沙漠分布范围面积很小，在整个草原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厚达十厘米的腐殖土层。但在公元十世纪初，即辽代建立前后，契丹贵族有计划地将中原汉民迁至科尔沁草原，由于开荒种地，建筑村落城镇，破坏了草原植被，破坏了黑土层，致使地下粉沙飞起，埋没了周围的草场，形成了沙丘。这种沙化现象，“是从辽代中后期开始的。从清代末年以后，随着关内更多的流民的迁移，进一步加速了科尔沁草原的沙化过程。”由于“草原沙化完全是人类盲目开荒、滥垦乱牧的结果”。由此，治理沙化“必须从控制人类自身的活动作起。否则，下世纪有些地方将出现耕者无其田、牧者无草地的可怕局面。”景爱等人的观点，与《中国自然地理》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中的观点有所不同。后者推断科尔沁草原系金代后期开始沙化的，比景爱等人断定的时间后延了一百年(详见《中国科学报》9月22日及《中国文物报》9月22报道)。

三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根据国务院“对行政区划这个大问题要从战略上去考虑”的指示精神，国家民政部提出了开展“行政区划战略研究”的设想，并希望地学工作者就我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市镇设置、边界勘定、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等重大课题进行研究，为我国行政区划改革提出科学依据。为适应国家的需要，不少史地工作者积极投身到政区沿革研究之中，使古老的沿革地理又一次勃兴。谭其骧教授率先投身此项工作，发表意见。他认为“行政区划要从战略上、全局上去考虑问题”。关于省的问题，国民党时期曾提出过缩小省区，想搞小省制。但省这么大，不能中间搞一个层次，国民党搞了行政督察专员，假如一个省搞五十多个县，省直接管县，也许行得通。过去的行政区划，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变动。他说，元朝逐渐把区划搞乱了，现在很多行政区划是元、明以来形成的。如江苏、安徽，在长江以南以北都有，而长江南北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完全不一样，这是沿用明朝的形式，朱元璋搞的，不合理；再如陕西，中间夹了一个秦岭，秦岭是中国南北分水岭的天然界线，秦岭以北为北方，秦岭以南为南方。元朝以后，为了控制南方，陕西管辖秦岭南北，宋朝时，陕西这一块属于四川，所以，陕西现在包括南北两方也不合理。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问题，“行政区划必须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把经济因素、政治因素较好地统一起来。”谭先生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搞了经济区，因为行政区划太不合乎人文、经济条件了。但现在的经济区成四不象，都想包进来，问题很多（见《专家教授谈行政区划问题》，载《社会保障报》11月17日)。

周振鹤也相继发表了《关于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几点思想》（上海《社会科学》第8期)。周文认为，政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由国家立法所创置和变更，因此“有其可变性的一面”；但“又有承继性这一重要特征。”政区一经划定，往往能长期稳定下去，“甚至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了，旧的政区被保留下来。”这种长期延续性又在人们心理中形成强烈的地域观念，使之成为一种“改革不易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承继性的特征使今天政区从历史上“遗传了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因此，目前我国行政区划必须重点改革的就有：政区层次的简化、省区的划小和省界的合理调整、地域型和城市型政区的合理并存等几方面。除了对行政区划改革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外，不少人还对各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研究，以资改革的借鉴。季士家在《东南文化》第2期撰写了《江苏建省考实》一文，对“至今尚无人撰写专文面世，而史籍记载又属含糊不清，或纷纭不一”的关于江苏建省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得出如此结论：“江苏建省的经过，应该包括顺治建立江南省、康熙藩使定名及二藩政区的划定和乾隆实现分省这三个阶段。江苏建省的确切时间，应该是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已亥(1760年10月6日)。”他认为江苏建省意义重大。第一，清代所建的江苏省，为今日的江苏省定型。首先是省名定型，其二是省域定型。第二，清代江苏省域的划定，体现了正确的政区划分原则。“它所体现的精神，亦是今日所奉行的以肥补瘦，贫富相济的原则。”另一高明之处是水域、江河的处置，省域的划定“能保持完整一段的长江、淮河、运河水域，对于防止为抗旱、排涝而发生纷争的事件和统一组织水利工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三，清代江苏独立建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不久，季士家又发表了《安徽建省考》一文（《安徽史学》第3期)，认定安徽建省“大抵经过了四步而实现。”1清顺治二年“江南省的确立为安徽建省奠定基础。”2康熙二年间“左、右布政使划片分理为江南分省铸成雏型。”3康熙年间“上、下江辖区的调整和驻扎地名改两布政使称谓为皖、苏两省划定了格局。”4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已亥(1760年10月6日)“安徽布政使司迁安庆是安徽独立建省的完成。”

冯永谦、冯季昌的《东北地区行政建置起源考辨》(《东北地方史研究》第3期），首先对关于“东北建置起源于夏商周的九州之制”的观点提出商榷。冯文认为，“古代传说中的‘州’，并不是一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建置形式，而是和人们因洪水泛滥而选择的居住地有关。”作为一种行政建置的产生，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夏商周时期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相应的历史阶段，其统治地域、管理手段及社会组织等等诸多条件还不可能具备，若产生州一级的地方官制也不可能”，甚至春秋战国时期条件也不具备。因此，夏商周时期的所谓“州”制，“只能是一种空泛的，并且是夸大失真了的地域概念，根本不是什么行政区划。”大量的历史文献都证实了所谓“九州”只能是“一种遐想”。其所含地理区域，大大超过了夏商周时期的疆域范围。战国时尚无州制，更何况三代了。“迄今为止，大量考古发掘材料，在东北地区还没有真正地找到夏文化的遗存”，也就是说当时的东北地区“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自然不会有什么行政建置。作者认为“作为行政建置的实际形式，在我国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应是郡县制。”并认为“虽然无明文记载，但我国的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晚期，正式出现于战国时代是较为合理的。”而战国七雄的“燕在东北首先创置郡县，当是不容怀疑的。”

自从海南省始建前后，大家对海南岛的历史沿革相应注意较多。谭其骧先生早在1988年就撰写《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一文，对海南宝岛的早期政区沿革和民族关系等状况，作了考证与论述。文中认为，自从西汉初元三年珠崖罢郡以后至萧梁建置崖州以前大约六百年的历史时期，“大陆王朝未在岛上设治，全岛不在王朝版图之内”，此岛一直属于“化外之地”，而“大陆王朝重新在岛上设置郡县，实始于梁”，尽管梁置崖州还只是羁縻性质的政区。杨武泉随即在《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第6期)一文中，对谭先生上述观点洋洋洒洒提出了许多质难。本着实事求是的史家品德，谭其骧先生接而《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历史研究》第6期），以雄辩的史实和科学的论证，对杨武泉的“商榷”意见进行了反驳。最后语重心长地谈到了在研究讨论王朝疆域问题时，应持的原则问题。先生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待这方面的论述往往感情用事较多，实事求是不够。喜欢讲一些王朝极盛时的版图所属，不愿意讲这些大版图能够维持多久，喜欢讲各边区何时加入王朝疆域，不愿意提到这些地区曾经有过一个或几个时期王朝管不到的化外之地，或转移为另一政权的疆域。总之，凡是今天中国的国土，都要尽可能说成是很古以来就为中原王朝所有，并为历代所有，有了就不再分出去。这种论述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原王朝与边区政权的疆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会伸，有时会缩；有时会合，有时会分。历史工作者只应该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搞清楚各时期各地区的具体变化，而不能感情用事，按自己的心意去处理史料，凭臆解释。”

对于怎样看待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的民族问题，周伟洲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中提出了三点意见：1“历史上的中国”不是指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是指今天的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国家的情况，是“历史上的祖国”的意思。2历史上的中国应指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其处于统一的时期，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当时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当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处于分裂时期，则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和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当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3确定某一地区或民族是否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只能以行政管辖作为标准，即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历史上中国的地方和民族。

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本年度颇为活跃，高松凡的《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第2期）是一篇较为新颖的文章。首先，他论述了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北京市场的发展变迁，并运用地理学计量学派的创始人、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地论，分析了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分布的中心地结构的形成演变与影响市场区位的主要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也分别刊登了宋平安的《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与段超的《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两篇以论述城市经济为主的文章。宋平安的文章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勾勒。作者认为，汉口，这座倚水背江的转口贸易型城市，自明后期开始即走向了商业贸易的“黄金时代”。但是，在农业经济制约下的汉口商业，单靠转口贸易无法使城市经济走真正自立之路，因此，自清中后期开始，汉口商业中虚假的繁盛因素日见增长。段超认为，宜昌是长江口岸的重要城市，其真正发展是在清代。通过考察宜昌城市在清代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他还附带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位置的关系。

李绍连则对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提出了见解。他说：中国古代都城从单纯的政治、军事堡垒，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市，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夏商时期，国都“单纯是君王的政治军事堡垒”，手工业和集市贸易均在城外，“它们不具有商业经济的职能，故不能视为市。”在周代，一些都城内有手工业作坊的设置和集市场所，但往往置于外郭城，未能作为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商业经济职能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或过渡阶段”。秦汉时期，在都城内正式规划设置于手工业作坊和物品交换的“市”，是“都城与‘市’正式结合”，此时的都城已开始具有城市的性质，“始可称为‘都市’。”唐宋时期，都城的商业发展起来，“市”、“坊”制使都市具有一般城市的格局。特别是北宋中叶，打破“市”、“坊”严格分隔的机制，商店货摊和手工业坊随处可设，商业贸易非常活跃，“此时的都城完全变成了一个商业城市，是古代都市的发达时期”，至此“都城方变成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以商业为主体的多功能的城市”（详见《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第3期）。

继1988年发表《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之后，林立平又在本年《暨南学报》第2期发表了《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一文。他认为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发展上有“同步关系”。唐宋之际南方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江淮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说明这时的区域经济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决定了城市分布结构也必然来一次变革”。中国都城在这个时期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所以，城市分布重心南移，是唐宋之际城市分布结构发生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城市自身的分布变迁，它同时还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从此以后，我国的经济流通基本呈现着南北交往态势，江淮城市网络也就成为市场机制最突出的商品集散地。”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自从三十多年前，战国时期楚国铸造的《鄂君启金节》在安徽寿县出土后，学者们对金节路线多有研究。有人提出《舟节》路线有三条：1汉水流域线；2庐江流域线；3湖湘区域线。张中一撰文《〈鄂君启金节〉路线新探》（《求索》第3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舟节》和《车节》”路线均为“南上湖湘线”。当时鄂君舟队与车队的经商活动区域“均在江南湖湘之境”。舟队分两路行动，一路为“南上入湖西航线”，一路为“南上入湘西北航线”。车队伴随舟队“南上入湖西航线”行动，互相依赖，共同经营，最后在澧水之滨“鄵”地会合，“庚郢”经销货物后再回鄂。

陈伟明在《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第3期）中指出，“至宋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之外，又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交通道的增辟；二是交通路线的整治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如果说，在唐代岭南交通路线主要表现为“政治型”、“军事型”两种功能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岭南交通的重要功能开始向经济型转变。”正因为这种既有量又有质的改变，使宋代岭南交通路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无影响。”

古代中西交通主要经西域丝道之时，人们多取道塔里木盆地南北二道。而走塔里木盆地二道，必经帕米尔高原。虽然自公元2世纪始，至公元15世纪止，帕米尔丝道存在了1700余年，但“往者讨论甚少”。陈良伟的《帕米尔丝道初探》（《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帕米尔丝道大致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丝道。其中，帕米尔西区丝道共有三条，帕米尔东区丝道共有六条。帕米尔地区在历史上曾建有九个小国，九国居民曾为丝道畅通作出过巨大贡献。

以往人们认为，只有到了秦惠王将要伐蜀，开通了石牛道，“秦蜀之间才开始交通”。杨伟立在《褒斜道是蜀人走向关中、中原的通道》（《成都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中否定了这种观点。指出，早在夏时，褒人便从褒出发，翻过秦岭，进入关中，再去中原。“褒人所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汉代人所说的褒斜道。所以，褒斜道的开通，远在三代之世。”其后“武丁征蜀，就是走的这条路。”甚至“从秦文公至汉武帝六百年间，褒斜道一直是一条关中、巴蜀通商大道。”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本年度对区域经济的历史状况及地区农田水利的开发史研究较多。《江海学刊》第2期刊登了许辉的《六世纪前长江上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一文，指出，“在历史长河中，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长江上游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在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开发主要表现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发展交通，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开疆拓土，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郡县”等三个方面。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备在长江上游地区建立的蜀汉政权，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如下特点：1推行“务农殖谷”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农业生产。2着意发展当地资源，促使蜀国经济繁荣。3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而成汉时期，经济也有相当发展。正是由于上游的经济开发和发展，使到六世纪前“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无论从政治、经济上都开始形成为一个整体。”

田尚《清代西域的农田水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对清王朝开发西域(新疆)农田水利的状况作了具体考察。指出“清代西域农田水利能够得到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因，是清朝政府边疆政策的需要，即实行屯田的必然结果。”因为“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清代西域屯田中，除6%的旱地外，94%完全依靠灌溉水，才能获得收成。所以，西域屯田的成败，关键在于水利建设。”因此，“至嘉庆年间，西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渠道、坎儿井等水利工程，遍布天山南北各地。”到道光时期农田水利继续发展，但由于阿古柏的入侵，伊犁九城被沙俄占领，农田水利事业遇到巨大破坏。后来由于左宗棠在收复失地及建省以后，“始终以复兴农田水利为新疆‘最为切要之务’。”光绪时期新疆农田水利又得到复兴。“不仅使旧的水利设施得到整治，而且增加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新疆逐渐形成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河灌区。”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本课题由于近年来始学者们重新注意着力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成果相对较少。而赵丰的《中国古代染色文化区域体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颇有新意。他“以中国古代(以东周秦汉魏晋时期为限)的染色文化为现象，力图从染料应用、染色工艺等角度来讨论中国古代染色文化的区域体系。”他参考有关文化区域和生态区域划分，根据染色文化的特性，把中国古代染色文化区域体系划分为三大独立区和三大交界区共六大区域。那就是华北、岭南、西域三大独立区和陕甘边区交界区、长江中下游交界区、巴蜀滇交界区三大交界区。接着他从染料的分布、染色工艺的分布具体剖识了各个文化区的特点。

陈克伦在《吴越风俗考》（《复旦学报》第1期）中认为，吴越地区在春秋时崛起，该地区有图腾崇拜、断发、文身与裸体的习俗，而且“习于水，使于舟”并有善制青铜兵器和好勇尚武之风，同时烧造和使用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人们喜食异物，有独特的葬法——土墩墓和石室墓。通过上面的考察，作者认为建立吴、越两国的主体民族“很可能属于同一支越族，即‘于越’。”表明吴越文化渊源“与正统的中原文化有区别，它们应是由两种不同基础的文化分别演化而来的。”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春秋时期城濮之战的地点，按传统说法应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的临濮集。而陈可畏在《城濮之战地理考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中，运用《左传》等史籍记载，考证出因为战争在古有莘氏城与濮水之间，故名城濮之战。晋文公视师的“有莘之虚”，传统说法在今曹县西北，这是不对的。若如此，则晋文公不是从曹都陶丘向西北退避三舍(90里)，而是向南前进二舍了。“城濮应在今东明县东部，‘有莘之虚’当在东明县东南。”此外，本文还对缗、五鹿、敛盂、衡雍、践土的地点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

余同元在《明代九边述论》(《安徽师大学报》第2期）中对迄今“尚无专门论述”的明代“九边”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明代“九边”是“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大军镇为中心的九大防区，分领于九个主要镇守总兵官。”九边形成过程是明王朝在北部边地都司、行都司基础上“军事化统治进一步加强的过程，也是明代北部边防由积极防御到消极抵抗、由强到弱的演变过程。”同时，由于边费的空前增长而加深了财政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

四  对古代地图的研究

自从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了绘在木版上的地图后，由于该图时间为战国末年，比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绘在帛上的地图早数十年甚至百年，加上内容丰富，制图水平出色，倍受史地学者的注意。《文物》第2期刊登了何双全的《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一文，对地图的整理过程和图幅内容作了综述，并对全图的编缀情况作了介绍。同时，还对地图的编绘技术作了研究。按图的用途所规定的内容，把放马滩秦图“分别称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最后对放马滩秦图的“地理与地望”(地名，山、溪谷与水系)以及犬丘、西垂、邽县的地理位置进行了逐一考证。值得指出的是，何文认为，依照裴秀的“制图六体”绘图原则看，“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除没有明确的分离(比例尺)外，其他诸项俱备。”除此，“地图中还有许多技术性处理”是“制图六体”总原则“所没有概括的。”曹婉如继而对《有关天水放马滩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发表了见解（详见《文物》第12期），首先，作者“通过李学勤先生的帮助”，对各图注记(古文字)进行“释文”。随后，对各图的关系、地图所绘的地区、图幅的制作技术等几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她认为地图“是按一定方位绘制的”，并“考虑到距离原则”，若以裴秀“制图六体”来衡量，“可以说，这些有注记的地图是依‘准望’(方向)和‘道里’(人行道路的里程)绘制的，而关于‘分率’(比例尺)、‘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迂取直)这四项原则，则不精审。”

杜瑜的《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宋《平江图》的研究，指出历史文献中关于宋平江府城规模及其子城范围的传统数据“大部分有误”。实际上大城城周约三十二里，子城城周仅四里。全城布局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贯穿城中，全城左右基本对称。汪前进则认为，《平江图》绘于绍定二年七月(1229年7月22日至8月22日)；城区平均比例尺为1∶2000，而子城的比例尺为1∶170。其地物画法具有现代“图式”的性质。认为该图“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平江府(今苏州市)城市的地理面貌，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地图的最高水平（详见《〈平江图〉的地图学研究》，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

陈香白、郑锡煌合力撰写了《〈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考略》一文(《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根据大量史料考证出《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是元、明之际以宋代绘制的“潮州城图”为底本的摹绘图。其底本绘制于宋端平年间(1234——1235)，绘制人可能是《潮州图经》(1236年)的作者黄梦锡等人。原图已佚。文中还考证了该图中部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分布以及建置情况。

本年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比较注意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影响的理论研究。

二、能自觉按照“开展行政区划战略研究”的国家急需，大力开展历史沿革地理的研究。

三、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开始注重运用(借鉴)西方的地理学理论。

四、对古代地图的研究较往年为多，广及方志地图。

五、但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仍开展不够，特别是对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区域性探讨更是鲜有人问津。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