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双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2期

    2005年中国历史地理学共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与论文集十余部。现就主要论文加以评述。对于专著与论文集不作详细介绍，仅就所见，列举书名，供学者参考。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与论文集有高蒙河著《长江下游考古地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王健著《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胡阿祥著《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李映辉著《唐代佛教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唐晓峰著《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邹逸麟著《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辛德勇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王元林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华书局)，赵珍著《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张德二著《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讲——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林兆页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美]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整理有顾炎武著、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一、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若干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以下简称《论丛》)以探讨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作用为目的，根据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进展进行了简要回顾。内容涉及：①历代疆域政区研究与历史地图的编制，②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③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④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⑤区域综合与重大历史事件研究，⑥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⑦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等七个方面。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庄华峰《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论丛》第3辑)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历程与特点，研究了江南圩田兴盛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杨红娟、侯甬坚《清代黄龙山地垦殖的政策效应》(《论丛》第1辑)以清代黄龙山地的垦殖为个案，通过对清代中央到地方影响山地垦殖有关政策的梳理，分析认为这些政策的效应在清代中后期使得黄龙山地人口增长、垦殖范围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导致了黄龙山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曹小曙、李平、颜廷真、韩光辉《近百年来西辽河流域土地开垦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地理研究》第6期)一文考察了1902—1990年间西辽河流域土地开垦的时空过程，指出由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西辽河流域的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植被被破坏，野生动物濒临绝迹，水土流失，土地加剧退化。

    气候研究。郑维宽《近六百年来广西气候变化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认为在明清时期小冰期的大背景下，近六百年间，广西经历了三个特别寒冷的时段，即16世纪上半叶、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后期。虽然其问也存在着几个相对温暖的时期，但广西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寒冷。

    自然灾害研究。朱普选《明至民国时期青海东部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治理》(《论丛》第4辑)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分析了明代至民国时期青海东部自然灾害发生的特征以及治理措施。陈业新《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论丛》第2辑)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为对象，根据方志、正史、实录、档案等资料，对明朝至民国时期(1368—1949年)五百余年间该地区蝗灾发生的次数、时空分布、原因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该地区蝗灾的发生与黄河夺淮造成的水文变迁、水旱灾害频发等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规模、方式等社会经济的负向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高升荣《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论丛》第3辑)依据历史文献资料，对清代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进行了量化分析，同时以人为活动为出发点，进一步探讨了灾害发生的原因。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嘉庆云南大饥荒(1815—1817)与坦博拉火山喷发》(《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1815—1817年云南地区发生的长达三年的大饥荒是云南近代有记载的波及范围最大、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夏秋季低温导致水稻、荞麦等农作物的大幅歉收引起的，其主要原因是1815年春天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的火山云减弱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

河流湖泊研究。邹逸麟《我国水资源变迁的历史回顾——以黄河流域为例》(《复旦学报》第3期)以我国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最频繁的黄河流域为例，探讨了我国水资源变化的过程和原因。石超艺《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段河道变迁研究》(《论丛》第3辑)通过对明清相关史料的收集、分析、整理，对明以来滹沱河的变迁路线进行了尽可能的具体恢复，进而总结了明清时期滹沱河变迁的特点与规律。张慧芝《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原因分析》(《论丛》第2辑)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探讨了汾河第二大支流潇河河道迁徙的主要原因，认为流域洪涝暴雨是河道迁徙的直接诱因，而下游湖泊消失、渠道密集等生态环境之变化则是根本原因。朱隽嘉《<今水经·浈水>考释》(《论丛》第1辑)对黄宗羲《今水经》所记载的浈水即北江的源头、支流、入海情况等进行了考释，纠正了《今水经》对浈水记载的错误。苏惠敏、贺明静、张学宝《赤水“桥上桥”与生态环境变迁》(《论丛》第2辑)通过有关方志资料考证以为渭南、华县之间赤水河“桥上桥”的下桥始建于清初(1667年)，上桥则建于清朝中叶(1832年)。“桥上桥”形成的原因是因为赤水河中上游的过度垦殖和植被破坏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了下游河床泥沙淤积，形成了地面悬河，原赤水桥为泥沙淹塞，失去功能，故不得不在桥上建桥。周宏伟《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论丛》第2辑)针对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的洞庭湖的历史变迁问题，认为今洞庭湖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尚处于河网沼泽平原阶段，没有形成大型湖泊。进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今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得到快速扩张。唐后期至清前期，今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面积处于全盛阶段。自清中期以来，随着长江来沙量的增加，湖泊进入明显的萎缩阶段。历史时期洞庭湖的形成与变迁主要取决于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和长江干流的来沙量。凌申《历史时期射阳湖演变模式研究》(《论丛》第3辑)通过野外实地考察，结合历史资料，对射阳湖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古射阳湖的演变经历了“浅水海湾——古泻湖——淡水湖泊——沼泽性湖泊——平原沼泽”的演变模式。张修桂《崇明岛形成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第3期)选择了几个代表性的、相对稳定的大型沙洲为纲，根据方志、古地图，尤其是海岸带调查新发现的古代滨岸沙带，对关键性沙洲进行准确定位，然后据此分析若干大型沙洲的位置和变迁，进而概略分析了崇明岛形成的历史过程。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政区地理研究。赵李娜《叔虞封地再考——兼与王增斌先生商榷》(《山西师大学报》第6期)主要针对王增斌先生的《唐叔虞封地考辨》(《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结合考古资料，重新解读原始史料，从而对周初这一重要分封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唐叔虞封地应在晋西南天马一曲村附近，而非今天的太原地区。赵炳清《秦代无长沙、黔中二郡略论——兼与陈伟、王焕林先生商榷》(《论丛》第4辑)一文就秦代存在洞庭、苍梧二郡，而无长沙、黔中二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洞庭郡与后世史家所持的长沙、黔中二郡的关系以及洞庭郡治所在，同陈伟、王焕林先生进行了商榷。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第5期)根据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中的洞庭与苍梧两郡名，结合传世文献，推测原定的长沙、黔中二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以洞庭、苍梧两郡取代之，并适当调整郡界，维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的秦郡基本格局。陈苏镇《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文史》第1辑)认为在汉初郡国并行体制下，汉郡中的侯国既归汉郡管辖，王国中的侯国便应归王国管辖。曹旭东《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吏民问题》(《论丛》第2辑)一文从上谷、雁门、五原三个边郡人手，具体地分析了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吏民之间的关系。江田祥《两晋寻阳郡领县与辖区考》(《论丛》第2辑)一文对两晋之际寻阳郡之设置及其辖区变迁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变化是政区变动、区域政治格局、地方政治势力、经济兴衰，以及军事行动、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勃《唐代崖州治所考》(《论丛》第4辑)认为唐代崖州治所在舍城县而非颜城县，其故址在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东南三十里龙塘镇的珠崖岭上。余蔚《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论丛》第3辑)对宋代的发运使、总领所、提举茶马与提点坑冶所管辖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的演变、职能，行政组织以及与本政区内的路、州、县的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马玉臣《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论丛》第4辑)认为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举措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地理研究。陈隆文《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历史地理考察》(《论丛》第4辑)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刀币系统中铸行最早的货币尖首刀的流通区域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流通范围一直与狄人的活动区域相一致。这一流通区域的形成、演变与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地理的分布格局有密切的联系。蓝勇《历史上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光明日报》11月29日)认为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历史上特别是宋代之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逐渐被开发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输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王勇《论西汉中后期冬小麦在关中的推广》(《论丛》第3辑)认为西汉中后期冬小麦之所以能在关中地区获得推广，不仅因为其具有高产、旱作的特色，还在于它适应了当时关中农业发展的需要，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完善对其推广过程中技术问题的解决。张维慎《明代宁夏畜牧业的经营类型与地域分布》(《论丛》第1辑)从经营方式上将明代宁夏的畜牧业分为官办监苑、军卫、藩王、民间四种。认为军卫畜牧业和民间畜牧业在宁夏南北皆有分布，而官办监苑畜牧业和藩王畜牧业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且呈犬牙交错的状态。王元林、刘强《明清时期潮州粮食供给地区及路线考》(《论丛》第1辑)以明清潮州府的粮食供给为研究对象，对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粮食供给区域、交通路线、原因和特点等进行了剖析。认为江西赣州，广东雷州、琼州、高州，福建厦门、台湾，东南亚暹罗、越南等国，先后成为潮州粮食的供给地。傅辉《河南土地数据初步研究——以1368—1953年数据为中心》(《论丛》第1辑)一文以500多年来河南土地数据为案例，在对土地代用资料(纳税单位)考证、分类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将土地代用资料转化为实际耕地数据的方法。同时尝试利用代用数据与实际耕地之间的转换关系，重建一套完整的数据操作方法，以便提高历史时期土地数据的可信度。徐玲《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分布初探》(《论丛》第2辑)一文根据苏州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史料，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对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的分布规律作了探索，并考察了典当行业分布与苏州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分区的关联。王建革《拨子商与近代东蒙的商业圈和物流》(《论丛》第3辑)一文以拨子商(即旅蒙商)为中心，分析了近代东蒙的商业圈和物流，力求展示与拨子商活动相联系的物流、牲畜流以及其它与之有关的历史地理现象，特别是商业城市的兴衰。陈为忠《近代山东经济格局变迁研究——以港口与腹地互动为视角》(《论丛》第3辑)认为19世纪60年代，烟台、青岛、威海和龙口等港口先后开埠通商，口岸贸易使腹地工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由此引发了山东省经济格局的调整，即经济轴心由沿运河纵向分布变为沿港口和铁路的横向布局。姚启超《1906—1931年日俄经济势力在东北地区的空间推移——以港口、铁路、货物运销范围的变化为视角》(《论丛》第1辑)试图以日俄对港口、铁路的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货物进出方向的变化为视角，来探讨日俄经济势力在东北地区的具体消长过程。认为1906—1931年间，日本通过港口和铁路的建设，使其经济势力逐渐从东北地区南部扩大到东北地区北部。同时，俄国(1921年以后为苏联)在东北地区北部的经济势力范围则逐步退缩。1931年后日本确立了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霸权。

    人口地理研究。任世芳、赵淑贞、任伯平《南北朝人口史若干问题探讨》(《论丛》第3辑)对北魏境内各地正光以前的在籍户口，北魏熙平、神龟年间的人口，陈朝灭亡时的户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陶文牛《三国户口考》(《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对三国时期三方政权实际控制的户口数量进行了考察，特别是西晋初年的户口变化，考证了魏吴所控制的屯口田户数量。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第1期)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汉书》所载元狩四年徙民会稽的史事确实可信。认为移民会稽的深层动机，除徙民实边，以抵御越人侵袭的因素外，则有通过移民会稽来巩固东南边防的战略意图。黄忠怀《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清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论丛》第2辑)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了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严艳、吴宏岐《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来源与安置》(《论丛》第2辑)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源流及成因进行了论述，并对边区政府移民的安置区域与移民效果进行了分析。

    军事地理研究。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文史》第3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析北方长城上重要关塞“高阙”的位置人手，进一步论证了战国至西汉初年，赵国、秦朝和西汉王朝，特别是秦朝，其西北边防线的演变过程。李新峰《西汉西河郡西北边境考》(《文史》第4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李陵之役的作战计划，进一步证明，汉武帝以后的西河郡边境地当绝漠道路的南端，位于紧邻朔方边境以南的黄河以西。北接朔方，南联北地，东遮上郡，构成了西汉中后期沿黄河绵延南北的边境线。刘盛佳《从陆机<辩亡论>看赤壁之战的战址》(《论丛》第1辑)认为陆机在《辩亡论》中指出赤壁之战曹军的进军路线“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与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记载吻合，所以赤壁之战的战场是黄州，即樊口对江的黄州赤壁。

    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论丛》第4辑)对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内涵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内容包括人群研究、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等。何鑫《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论丛》第4辑)就历史美术地理学的意义与地位、学科概念与性质、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时间断限、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建立的学术基础与先期成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智君《分野的虚实之辨》(《论丛》第1辑)对分野与行政区划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分野思想的发展虽然依托于行政区划体系，但西汉以后与行政区划之间逐渐疏离，进而成为远古信仰秩序思想的象征。李刚《中古乐府诗中的城市意象》(《论丛》第4辑)通过对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中城市意象的分析，认为此一时期乐府诗中，城市意象的构成包括城市景观意象内容和城市文化意象两部分。林拓《唐代以前福建宗教信仰的地域分布格局》(《论丛》第1辑)在勾稽相关零星史料的基础上，试图尽可能地揭示唐代以前福建佛教与道教分布、播迁与传衍的地域形态。张伟然、周鹏《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论丛》第2辑)依据唐代史料，证明当时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界线位于秦岭、淮河。而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面仍在秦岭，而东段却在长沙。叶哗《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论丛》第2辑)对晚明时期宣、昆、齐、楚、浙五党，魏忠贤阉党、东林、复社等党派人物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第1期)通过对明人文集中旅游文章的全面清理，论证了晚明旅游风气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地理学从历史学附庸的地位转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背景。

    城镇地理研究。华林甫《20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论丛》第1辑)概述了20世纪中国古都研究的成就，认为可分为三个方面，即理论探索、七大古都研究和其他古都研究。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论丛》第1辑)主要针对王尚义先生《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光明日报》2003年9月16日)一文所谓“尧都太原”，“太原即平阳”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今临汾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韩春鲜、陈顺礼《乌鲁木齐早期人类活动与城市形态演变》(《论丛》第2辑)依据考古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分析了乌鲁木齐早期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唐代轮台城的兴废，并探讨了清代以来乌鲁木齐城市形成演变的规律和原因。周长山《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历史考察》(《论丛》第2辑)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地域分布、城郭结构、社会机能诸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进行了考察。沈刚《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论丛》第3辑)认为王莽即位后，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并有迁都的动机。其原因在于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角度，长安已经没有了汉初的重要作用，而洛阳在秦汉时期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最终光武帝刘秀完成了迁都。顾琳《六朝时期建康的仓库》(《论丛》第4辑)对六朝时期建康地区的仓库类型、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探讨。李瑞《唐长安商业空间形态分析》(《论丛》第2辑)通过对唐长安城市外商业点空间分布、存在时间和经营业种的分析，探讨了唐代中后期长安城商业空间形态的结构特征。任云英、朱士光《从隋唐长安城看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演变的功能趋向性特征》(《论丛》第2辑)对隋唐长安城城市形态的功能趋向性的非均衡对称形态特征作了分析与探讨。陈双印《五代时期的扬州城考》(《论丛》第3辑)以敦煌文献S．529(V)号《诸山圣迹志》(又名《失名行记》)为依据，利用考古资料和其它文献记载，论证了五代时期扬州城存在的事实，同时对扬州城的规模和城门数进行了探讨。朱永杰、韩光辉《五代至元西安城垣范围及建制特点》(《论丛》第3辑)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了此一时期西安城城墙、城门和城角的具体特征，从而全面地揭示了五代至元西安城垣的面貌、范围及其建制特点。邓玉娜《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特征》(《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清代河南省集镇的整体发展过程及其特征表现为：在康熙末年恢复了兴旺生气，先后经历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期和嘉庆、咸同年间二个低谷期。总体上，全省集镇经济在清代处于波浪式前进，呈持续发展状态。

    交通地理研究。徐日辉《秦襄公东进关中路线考》(《论丛》第4辑)一文通过实地考察，并依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秦襄公东进关中所走的路线是由甘肃张川县的秦邑，经秦家塬至陕西陇县淠邑的“秦汧道”。丁光泮《川陕古道两“韩溪”考辨》(《论丛》第4辑)认为入蜀古道“米仓道”上的“韩溪”得名于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更接近史实。李并成《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论丛》第2辑)依据有关史料，并经过反复实地考察，认为玉门关约自西汉元封四年设置以来，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历时1140余年。关址最早设在今甘肃省嘉峪关市石关峡，太初三、四年问，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际，西迁至敦煌郡西北。东汉永平十七年后又东徙至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重新回到石关峡，此为最晚的、最后废弃的玉门关址。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论丛》第4辑)依据正史与诗歌中有关使节行迹的资料，逐一考证了“平城——建康”、“洛阳——建康”、“邺——建康”与“长安——建康”四条路线。认为这几条使节路线，其实也是当时重要的军事、商贸等官私往来的交通要道。樊文礼《唐代“登州海行人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论丛》第2辑)对唐代前后期从“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进行了考述。并对其变迁与新罗商人在赤山浦修建法华院的关系作了论述。

    历史地理文献与地图研究。周书灿《<穆天子传>“居黄台之丘”考——兼论周穆王东巡的地理问题》(《论丛》第2辑)认为从启的活动地域及《穆传》东巡路线综合考察，似可判定“启黄台之丘”有可能就在文献记载的钧台，即今河南禹州一带。李新峰《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貌似杂乱，实则有章可寻，根据顺序特点，应来自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册籍。卢华语《<旧唐书·地理志>西南地区正误》(《论丛》第3辑)对《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西南地区所涉诸州的州县领属、所领县属、设置时间及其变更等失误，进行了订正和补遗。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价值与缺陷》(《论丛》第1辑)对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元代地理总志的价值与缺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论丛》第4辑)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中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杨雨蕾《利玛窦世界地图传人韩国及其影响》(《论丛》第1辑)探讨了利玛窦世界地图传人朝鲜半岛的史实，考察了目前地图在韩国的收藏情况，并对其带给朝鲜半岛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吴莉苇《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论丛》第3辑)认为晚明前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中有关《山海经》的零星内容反映出这些欧洲传教士与时代变局相关的心态变化，从而使得传教士看待《山海经》时从认可和吸收变为轻蔑与排斥。于风军《释“瀵”——基于对方志舆图符号的解读》(《论丛》第1辑)通过对作为自然景观兼人文景观的“瀵”的空间形态特征、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对乾隆《邰阳县志》中《邰阳地图》上的“瀵”符号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了解读。认为“瀵”作为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异，成为具有灌溉功能的新的人文景观。蓝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论丛》第3辑)以山川早水《巴蜀》、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支那开港场志》、上海日本商人协会《中部支那经济调查》、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等主要踏察调查著述为中心，系统地研究了近代日本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历程及影响。另有荣新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文史》第4辑)、杨晓春《<云麓漫钞>中一则隋唐长安研究珍贵史料的校点》(《论丛》第3辑)。

历史地名学研究。葛承雍(Khumdan为唐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论丛》第3辑)以西安新发现北周史君墓中有明确纪年的粟特文与汉文双语对应题刻，证明Khumdan确为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是继敦煌粟特文古信札和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后的又一确切证据。王小红《<舆地广记>的地名学价值》(《论丛》第4辑)认为《舆地广记》具有丰富的地名学内容，其地名学价值主要体现于在继承汉唐以来地名学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开创了“古今参考”的编撰体例来研究地名沿革变迁。

原载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