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甫

1994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丰硕，共出版论著二十部左右。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已故谭其骧先生所著《长水集续编》（1994年12月），谭先生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和《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分别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和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1年10月）。邹逸麟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已与读者见面（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徐兆奎的论文集《历史地理与地名研究》也已面世（海洋出版社，1993年12月）。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陈桥驿著《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葛剑雄著《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10月）、钮仲勋等编著《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及《图说》（测绘出版社，1994年6月）、杨正泰著《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尹钧科著《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6月）、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郑杰祥著《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鲁人勇等著《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杨纯渊著《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徐建春等著《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等。本年度共发表专业论文二百多篇。现将一年来的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一  历史地理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文章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以下简称《论丛》）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与现代文化地理学在时代界限上前后相继，在理论意义上，现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对象，都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范围；但历史文化地理毕竟研究的是现代以前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环境，因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必然存在差异性；现代文化地理虽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但更侧重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则由于古代文化事物及景观的变迁和湮没，大多已不易复原，而偏重于对大量保存于文献资料中的精神文化的地理研究。”文章论述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六大研究任务。李孝聪《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2辑）从概念、方法等方面就当前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各学科对城市起源和城市概念的界定，因着眼点和研究方法不同而解释不一，不必因寻求一致而限制学术的发展；其二，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其三，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

二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1 河流与海岸变迁

张修桂《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第6期）在概括古代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讨论近代150年来长江中游蜿蜒型河道与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分汊型河道的演变过程，并结合其演变特点和趋势，提出相应的整治意见，可供今后长江流域综合整治参考。周述椿《四千年前黄河北流改道与鲧禹治水考》（《论丛》第1辑）认为四千年前黄河应是南流的，上古文献记载的“洪水滔滔”、“洪水茫茫”系黄河由南流改为北流所致。鲧禹治水主要是堙塞黄河南流故道，由此触犯了北流淹没区部族的利益，因而上古时代爆发了一场与此相关的氏族战争，与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南北道之争极为相似。李元芳《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第6期）根据历史文献、地貌和第四纪地质调查以及卫星影象图等分析，认为西汉时期黄河尾闾流经今河北孟村、旧城等地，在羊二庄附近入海，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延展，面积约2200km2，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估算每年进入主河口的泥沙2 7×108吨左右。

2 环境变迁研究

环境变迁已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自十年前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创刊以来，这项研究逐渐成了历史自然地理领域的强项。獐是一种喜暖性野生动物，喜栖于沼泽和其它近水岸边，现分布于亚热带地区水边芦丛、山边丛林中，王青等《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东南文化》第5期）考察了海岱地区(今山东全省和苏皖北部)新石器时代24处獐遗骸的分布情况，认为獐在以后向南方退缩主要是气候变迁导致的自然环境变化所致。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第3期）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曾经存在过一块苦水下游绿洲，加以复原研究，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认为人为因素乃是沙漠化的主因。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第6期）一文认为，明清时期大量皇木被采办到北京，修建了许多宫殿陵寝，却对西南地区的楠木资源进行了一次卷地式的扫荡，使原来分布甚广而成林面积较大的楠木资源枯竭，如今只剩下皇木乡、楠木沟之类的地名而已。他的另一篇文章《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论丛》第3辑）认为：清初四川在经历了历史上最酷烈的一次战乱耗损后，其环境状况十分特殊，人烟稀少，虎患酷烈，城市、成都平原、盆地丘陵以及四缘山地均为茂草、灌丛、次生林、乔木覆盖，覆盖率在50%以上。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论丛》第1辑）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就古居延泽的残迹、弱水故道、嘎顺淖尔和苏古淖尔的出现、居延垦区的变迁与沙漠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论丛》第2辑）认为明清两湖(湖北、湖南)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农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替代，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进程的是水土流失。李令福《明清山东盐碱土的分布及其改良利用》（《论丛》第4辑）勾划了山东内陆盐碱土和滨海盐碱土的分布轮廓，论述了历代劳动人民改良内陆盐碱土的三种方法，即水利改良法、生物改良法和耕作改良法，各种方法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综合改良盐碱土的传统技术体系。

三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1 历代政区研究

尹钧科自始至终参加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他所著《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一书弥补了图集无法反映、历史上北京政区变迁全部过程及其细节的缺憾。该书归纳出北京历代建置沿革的五大特点：①古蓟城始终是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主要行政中心，并且自辽代以后地位不断上升，名称相应改变，以至发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②自辽以后两县倚郭，延至今日四区并治；③历代建置分布不均；④北京设区最早，区的变化复杂；⑤历史上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州郡路府一级行政建置，其行政区域多向南向东拓展，很少越过长城而管辖山后地区；并分析了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陈长琦《战国时代郡的嬗变》（《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郡起源于公邑(国郡之邑)，最早出现郡制的是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战国时期列国的郡域是军区，而非传统所说的政区；战国末年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郡才由军区逐渐嬗变为政区。上年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论丛》1993年第2辑）提出赵国已有九原郡之设的观点，陈仓《战国赵九原郡补说》（《论丛》第2辑）对此作了补充论述。周振鹤《汉郡再考》（《学术集林》卷1）对王国维的《汉郡考》作了缜密的疏证。许正文《论隋代州郡政区的整顿改革》（《陕西师大学报》第2期）论述了隋代罢州置郡以减少地方行政层次、存要去闲并小为大以压缩各级政区数字和减员十万官吏等改革措施，认为这种整顿改革理顺了政区合理划分，节约了行政经费开支，对以后各朝行政区域划分影响深远。此外，尚有卢连成《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论丛》第4辑）、肖华忠《隋唐以前江西政区的建置与沿革概述》（《江西师大学报》第3期）等。

2 历史农业地理研究

郭声波《论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与规律》（《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总结了三点结论：①农业开发的阶段性导致近代农业新构造；②人口增长的失控导致良性农业生产部门结构的破坏；③农地的过度垦殖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吴宏岐《元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地域特征》（《西南师大学报》第4期）详细论述了元代四川地区农业经济的衰落、云贵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认为元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重心区域已由四川转移到云南。龚胜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第2期）首先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作了探讨，统计分析了湘鄂赣地区150多县的水旱耕地结构；其次对明清时期该地区耕地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了阐述，指出其耕地结构在空间上呈明显的梯度分布，认为自然条件制约是这种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周宏伟《清代两广粮食供求的时空差异》（《论丛》第4期）认为有清一代广东属缺粮区，广西是个余粮区，虽然从别的角度来观察广西米谷有余是个假象，但通过西江航道，广西余粮源源不断地输往广东；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广东缺粮额居高不下，广西米谷不足以接济广东，遂有洋米大量进口之举。陈国生《清代贵州农业结构的新格局》（《西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清代贵州的农业构成上经济作物地位赫然上升，杂粮作物生产后来居上，而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及其所导致的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发展，则构成了清代贵州农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李辅斌《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清代中后期直隶山西传统农业区垦殖述论》、马波《清代闽台地区的农产品流通》（分别刊载《论丛》第1、2、4辑）等。

3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韩光辉《历史上北京地区人口周期性锐减的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政权更替前后的人口离散迁移是历史上北京地区人口周期性锐减的根本原因，战争荼毒是其主要原因，自然灾害是其重要原因，而粮食短缺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吴松弟《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浙江学刊》第1期）具体考察了南宋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状况，认为所有江南府州都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其中建康以东、钱塘江以北，以建康、平江、临江、镇江四府为中心的平原地区是移民的密集分布区，移民是该区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对地区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研究》（《文献》第1期）就移民的地理特征、移民的吸收扩散过程、移民的动力、类型、路线、移民与人口、移民与区域开发和环境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李令福《明代山东省人口发展的时空特征》（《论丛》第3辑）认为明初山东人口有五百万，万历年间突破一千万大关，明初人口最为稀少的东昌府由于接纳省内外移民而使该地区成为明代后期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明初人口最密集的鲁东南地区到明末已落于最后，山东人口分布重心由鲁中南山地东北麓及胶莱平原逐渐西移于沿运平原地带。汪润元等《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第4期）考察了清中叶以来长江流域过量的人口压力、人口运动的主要流向和形式，指出了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以及沿江湖区在人口压力下的开山垦田和围湖促淤等措施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

4 古都研究

中国古都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史念海《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提出：将古都研究提高到文化的层面进行综合的研究，是这门新兴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将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探讨其中彼此融通的关系，将进一步提高古都文化研究的应用价值。吕卓民《秦咸阳城若干问题研究》（《论丛》第4辑）就秦咸阳城的廓城、范围、城建科技成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马正林《汉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汉长安城充分利用龙首原以北的有利地形，修筑了高大雄伟的城墙，规划出宫殿，居民和市场区，街道宽广，商业发达，开创了中国都城的新规制，同时开凿了昆明池和供水渠网，第一次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供水问题，对今天的城市供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光辉《金元明清北京粮食供需与消费研究》（《中国农史》第3期）结果表明：北京国都地位的确立，使城市人口呈周期性急剧增长，粮食供给主要仰赖外粮输入和发展区域农业两大措施。吴宏岐《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论丛》第2辑。〖ZW）〗认为：隋唐时期有名称可考的行宫约有70所，它们大多集中分布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古都研究的论文还有贾俊霞《隋唐长安城的水利布局》（《唐都学刊》第4期）、周宝珠《关于〈清明上河图〉与汴京城图的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第4期）等。杜瑜《北方港发展缓慢的历史地理因素》（《海交史研究》第2期）则研究了形成长江口以北沿海港口开发很早、发展缓慢、衰退较快这些特点的地理位置、建港环境、海路交通变化、经济变迁、政治形势等历史地理原因。什么叫“大古都”?究竟什么样的古都才能算“大古都”?这是近年来古都研究的热点。自从上年马正林发表《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一文（《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提出确定大古都的五个条件后，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马正林的结论是：“安阳不具备古都的资格，也就无所谓大了；……因此，中国只有六大古都……”。为此，邹逸麟发表了《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该文认为即使按照马正林提出的五个条件，安阳也无愧于列入中国大古都之列。徐建春《也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论丛》第3辑）认为：“古都既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综合体，又是一个具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因此确定古都(当然包括大古都)的标准也应是综合性的”。葛剑雄《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论丛》第1辑）一文，独辟蹊径，论证了对古都作量化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量化分析的九项主要指标，借以作为古都间可以作对比的主要因素，并以南京、杭州为例作了仔细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安阳的综合指数高于杭州，列于‘七大古都’是当之无愧的”。这种量化分析方法，拓宽了古都研究视野，也使中国古都学会关于“七大古都”的决议更具有的坚实的学术基础。笔者坚信：真理愈辩愈明，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继续深入，古都学的大厦必将会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石之上。

5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论丛》第4辑）深入研究了隋唐时代运河和长江相辅相成的水上交通，探讨了运河沿岸和长江流域18座城市的富庶和繁荣状况。杨希义等《唐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间的馆驿》（《敦煌研究》第4期）考察了该段驿路上40多个馆驿，复原了当时的交通路线。吴宏岐《略论金代的漕运》（《论丛》第3辑）认为：“女真贵族统治下的金朝，虽然只据有半壁河山，但对北方的漕运开发却做出了不小的功绩”。杨正泰著《明代驿站考》系作者长年研究明代驿站和驿路的成果，考定了二千多个驿站在今天的地理位置，绘有以万历十五年为标准年代的总图、分省驿路和长城沿线驿路等明代驿路地图二十幅。此外，尚有刘希为《六朝江南交通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特点》（《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林汀水《对福建古代交通道路变迁的几点看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ZW〗)等。

6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文化地理是近年的热门，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邹逸麟主编、王振忠副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本年度出版的有王振忠著《绍兴师爷》、安介生编著《山西票商》、王磊编著《徽州朝奉》三部。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秦汉的统一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其版图同样是以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为限的。风水是我国一种独特文化现象，长期被视为迷信而遭到学术界的冷落。范今朝《论风水的地理学价值及其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中的地位》（《地理研究》第1期）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风水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地理学思想，指出：“此文的目的，在于通过考察风水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关系，明确风水本身的地理学位置，并确定其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中的地位，来引起地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进而加强从地理学的角度对风水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叶忠海等《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华东师大学报》第1期）从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文人学者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过程作一考察，着重综合分析南宋以后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原因，试图找到区域环境与区域人才总体成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建立人才地理学作一贡献。陈国生等《清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论丛》第2辑）统计结果显示：清代四川785名进士分布在全省116个县中，其中成都府地区、眉州、重庆府忠州顺庆府是三个密集分布区域，绥定府、嘉定府两个次密集分布区，南部及川西大部分地区是稀疏分布区，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和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在社会文化地理研究领域，王振忠关于绍兴师爷与徽商研究的论著是引人注目的，其《十九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衙”》（《复旦学报》第4期）一文，利用数十份尺牍整理出一份绍兴师爷的结拜名单，对“无绍不成衙”这一独特的人文现象作了区域性的微观分析；《明清时期“绍兴刀笔”与绍兴乡土习俗的传播》（《原学》第1辑）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绍兴乡土习俗的传播作了分析，认为“无绍不成衙”导致了绍兴乡音、饮食风俗等风靡海内；而后者的衍播又反过来加强了“绍兴刀笔”在明清行政体制中的地位。徽商研究方面，他的《两淮“商籍”何以无徽商》（《盐业史研究》第1期）从历史政区沿革的角度，对“商籍”和“占籍”问题作了新的解释，这是对日本学者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重要观点的修正；在《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是化的三个问题》（《原学》第2辑）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发；《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第5期）一文，他利用自己在淮安实地考察期间收集到的一批未刊乡土史料，对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和盛衰变迁作了深入研究，并且指出了徽商在文化传播上的意义。

7 地理学史与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汪前进《历史上中朝两国地图学交流》（《中国科技史料》第1期）认为：中国的地图知识在公元1世纪以前已传入朝鲜，中国地图在唐代以前就传入了朝鲜，而中国传统的地图学理论与测量方法最迟在唐代也已传入朝鲜，朝鲜的古代地图学一直是在中国传统地图学思想指导下发展的。赵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地理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四个突出特点，即：大地认识论的活跃，区域地理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传统地图编制理论的创立，地记的繁荣；并且探讨了影响当时地理学发展的三方面原因。吴松弟《新旧唐书地理志今山东部分纠谬》（《古籍整理学刊》第6期）纠出错误21处，他的《旧唐书地理志纠谬》（连载《论丛》第2、3辑）纠出关内道错误14处。关于图经的解释，大都认为经就是地图的文字说明，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对此提出商榷，她根据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南宋《严州图经》卷首所附九幅地图与三卷经文的记述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经文不是地图的文字说明，而是记述地图所绘的地区之情况。钱玉成《宋刻〈平江图〉的比例》（《文物》第4期）以今一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两种比例尺的城建用地形图为基准，选取《平江图》上八个古今位置未变的点进行量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图比例分类三个层次，城外仅示意性质，无统一比例，城内北半部东西方向比例为1∶3000，其余内容的比例为1∶2500，子城比例最大，为1∶6000。李孝聪《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国学研究》第2辑）就地图所表现的内容，结合文献史实及现存北京古旧城市地图，逐一考定其成图的时代、错讹、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指出这四幅英藏绘本北京城市地图时代相继，展示了清乾隆初年至咸丰年间一百多年来北京城市景观的变化，为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城市史、都市人类学、城市规划与管理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不仅可补史志之不足，也可为当代北京城市建设与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冯立升等《对元都实考察河源几个问题的新认识》（《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对元初都实考察河源活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元人关于黄河上源地区地理情况的记述都来自都实的考察报告。徐建春《王士性研究三题》（《浙江学刊》第4期）归纳了王士性完善的三大龙学说、地名学上的贡献、区域思想与区域规划三个方面的成就。司徒尚纪《中国地理学史上被湮没了的屈大均其人其书》（《热带地理》第1期）一文，研究了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及其《广东新语》的地理学成就，认为该书是一部地理百科全书式的岭南历史地理杰作，涉及自然、经济、文化、聚落、民族地理等部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应占重要一席地。华林甫《〈滇黔赴京驿站册〉初探》（《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对抄本《滇黔赴京驿站册》所反映的年代、作者及其学术价值作了初步研究，认为该书所反映的年代必在清嘉庆十六年之后，应在嘉庆二十二年以前的六、七年间，从四个方面推测作者应是云贵人氏，其价值在有助于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对沿线历史城市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也有所帮助。郗志群《杨守敬舆地学观点论述》（《首都师大学报》第2期）首重论述了杨守敬针对《水经》作者、郭璞《水经注》与郦道元《水经注》“互受通称”说、郦道元《水经注》版本、郦注在历史地图编绘中的价值等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观点；他的《杨守敬舆地著述考辨》（《文献》第2期）就杨守敬的历史地图编绘、山川地理论著之撰述、正史地理志之补正、地方地与古地志之纂辑、个人文集《晦明轩稿》五个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此外，还有鞠继武《清代地理学家魏源及其〈海国图志〉》（《地理研究》第1期）、刘镇伟等《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补编〉》（《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等。

8 历史地名研究

周振鹤《古代少数民族语地名分布的区域特征》（《中国地名》第4期）就古越语地名常用词“於”、“句”、“姑”、“夫”、“无”、“余”、西南夷地名“都”、西北少数民族语地名“延”字作了深入的研究。郑慧生《古以高房建筑为地名说》（《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商代卜辞中地名高、亳、膏、京、享、郭、陴、宋等字形的来历，认为它们都源于高房建筑，指出：“当下层劳动者都还住在低湿的窖穴式地棚中的时候，上层人物的高房建筑却多了起来，成为城邑建筑的突出特点，成为地名的标志”，指出“这是城市发展史的开端”。孙冬虎《广博切实、异曲同工》（《中国方域》第3期）就西晋杜预、东晋郭璞的地名成就作了对比研究。张惠岐《论地名考证的意义、内容及方法》（《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就地名考证的概念、地名考证的必要性、目的要求、基本内容、考证方法展开了全面的论述。王建设《泉州地名文化初探》（《华侨大学学报》第2期）探讨了泉州地名与方音特点、地名用字习惯、地名与地域心理、地名与海外交通、地名与宗教信仰、地名与历史传说、地名与移民历史七个问题。王鹏《贵州古今县名的命名规律》（《衡阳师专学报》第2期）研究了贵州境内古今206个县名，将其归纳为因自然要素命名的县、因历史地名而得中的县和因政治社会因素命名的县三类，总结出贵州县名变迁的三条规律：①凡以当地地理特征或以当地历史地名命名的县名，生命力都较长；②县名极不稳定，变更较大；③淘汰的旧县名数量较多。本年度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在保持传统项目研究的基础上，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古都研究等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共同繁荣而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相对薄弱了一些。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