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则

198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各方面研究成果仍然十分显著：出版的专著、论文集、工具书等就有30余种，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近500篇。学术活动也很活跃：9月7日至14日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暨历史地图学术讨论会”，讨论了黄土高原成因、历史变迁及整治等问题。10月中旬在河南安阳举行了“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与会代表广泛地讨论了我国古都中各方面问题，会后考察了殷墟、邺城等古都遗址，促进了古都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10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讨论了有关边疆政策、边疆管理、边疆开发等方面问题。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学术会议，使边疆史地研究不再成为一个学术禁区，促使边疆史地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下面就学科各个领域中研究概况作一些简要介绍述评。

一、学科建设方面

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册)(湖南大学出版社）共约90余万字。全书按历史时期分成八个断代，每个断代中采用三分法：概述各代的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这种分类是编辑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的新的体例尝试，显得条理清晰、资料翔实、很有特色，受到学界注意。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作者近年研究成果10余篇，主要是对黄土高原的研究，探索了其中的奥秘和演变规律。还有一些历史经济地理方面文章，也很重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概述》(《百科知识》第3期）用简明扼要的笔调，深入浅出地概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西方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历程，着重指出了我国近期历史地理发展的新动向。陈桥驿《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6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状况，主要偏重于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农田水利的研究。另外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和历史中日交通地理研究也较为热门，而对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比较薄弱。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共收有24篇论文，均为专题研究，各专题间紧密联系，内容既有从历史自然地理方面对山川湖泊进行的深入考证，又有从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关于西域辖境变异、城邑兴衰、民族流动等问题的论述，在许多问题上澄清了以往的模糊看法。在研究方法上，还特别运用了地名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是十分难得的。

另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靳生禾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正泰的《中国历史地理要籍介绍》，这二本书都是作者在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中编写的教材，对所介绍的著作从作者、内容、体裁、特点、学术价值到版本、研究成果等作了全面介绍、述评。两书所收著作篇目范围不尽相同，介绍的内容亦详略有别，可互补长短。

二、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并在继续办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基础上，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及时报导有关边疆史地研究动态，促进学术交流。同时还主编、资助出版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已出版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刘戈、黄威阳编的《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新疆人民出版社)。《导报》还先后刊载了研究中心负责人吕一燃、马大正对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种种设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点思考》等文章。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第3期)，就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中的经验来深刻阐述应如何正确划分历史上的中国，认为应以“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这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这个准则对研究我国历代疆域是有指导意义的。《报告》第二辑中还刊有：余绳武《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林超民《明代云南边疆问题述论》、吕一燃《关于帕米尔地区古今名称、范围和含义》等边疆史地论文。此外，尤中《南诏疆域的发展和郡县的设置》（《历史地理》第6辑)，对唐代南诏政权的疆域变化和郡县设置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随着海南岛的建省，有关海南岛历史地理的研究课题渐为人们注目。杨德春《海南岛古代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简要地叙述了海南岛发展历史，为海南岛地方史勾勒了完整历程。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第3期)一文，纠正了古籍和以往学者对海南岛历史上行政区划状况的记载和研究，特别是自汉至唐八、九百年中的政区沿革和政治情况中的许多错误，并阐明这时期的海南岛政治情况。

在行政区划方面，王大华、朱正威《论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及其终结》（《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以历史学与政治学结合，中国古代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的方法，大跨度地研究了行省制的历史渊源和存在价值，认为行省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已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正在逐渐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将是直辖市——中心城市——市管县的新行政体制。杨旸《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运用大量的《明代辽东档案》，系统地论述了明代辽东都司建置、经济发展、民族源流、边墙缘起、驿站建置管理等问题，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辽东都司的专著。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历来较为薄弱，但仍有不少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努力，其中对气候、植被方面关注较多。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第1期）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从而造成北方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采用了先进的孢粉分析方法，推断上海西部地区三千年来气候变迁状况，并与以往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认为与北美大湖区气候变化状况较为接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中刊有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和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二文及文焕然《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6辑）都对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状况作了详细研究，这对当前国家整治国土和制订综合治理开发国土资源规划提供了历史依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沙漠研究方面，景爱《略说我国北方的沙漠化问题》(《百科知识》第7期）和王守春《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都对我国历史上沙漠变迁的影响作了概要性论述。指出干旱、半干旱地区将是我国今后重点经济开发区，所以对沙漠变迁的研究和干旱区环境变迁的综合研究是时代对历史地理工作者提出的新任务，也是历史地理为现实服务的重要课题。

在水文水利地理方面，黄河水利委员会选辑的《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汇集了李仪祉水利论著102篇，虽然都是旧稿，但对当前各方面水利工作仍具指导意义。杨宏章《历史时期嘉湖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兴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全面地研究了嘉湖地区历史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变化，从中寻求各时期的利弊得失。程涛平《楚水利工程芍陂考辨》(《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芍陂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历史考证。陈宝冲《长江南京河段河床的演变与整治》(《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3期）对南京附近长江河床演变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整治看法。

四、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在经济区划变迁方面有靳润成《青海古代农牧业的历史变迁》(《青海师大学报》第1期）和汪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等文，主要对青海、宁夏地区历史上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作了深入研究，并对其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作了认真分析，为今后开发利用这些地区提供了历史经验。李晓路、葛壮《隋唐以前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说商榷——重论南方经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华东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对隋唐以前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成说提出了疑义，认为古代南北方经济发展各有优劣，传统看法可能与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及史官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

在区域经济开发方面，赵连泰、董振兴《乌苏里江流域的开发》(《北方论丛》第1期）、赵德贵《宁古塔城及其地区的经济开发》(《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周集云《古代汉中区域的开拓和古巴国的建立》(《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潘策《羌汉人民对河湟地区的开发》(《西北师院学报·历史教学与研究增刊》总第10期）、何荣昌《古代长江三角洲江南经济区的形成》(《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等文对各地区古代经济开发作了有益探讨，也都为今天国土开发利用提供了历史依据。

在历史交通地理方面，近年研究一直比较活跃。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拍摄播放了《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唐蕃古道》、《蜀道》等电视系列片后，向全国人民普及了这方面的历史地理知识，也激发、提高了大家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兴趣。如：张仁镜《蜀道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汉中师院学报》第1期）、王友群《西汉中叶以前中国西南与印度交通考》(《南亚研究》第3期）、詹瑞祥《梅关古道沿革考》(《九江师专学报》第1期）、薄小莹《吐谷浑之路》(《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莫任南《汉代“丝路”北道西段究竟如何走》(《湖南师大学报》第3期）、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第2期）、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第1期）及成常福《辽驿道——宋辽通好的纽带》(《百科知识》第9期）等文，都对不同时期的主要古道作了深入研究。同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宝鸡古代道路志》，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陕西公路史》(近代部分)、《河北航运史》、《江苏航运史》等古代交通著作。还出版了彭德清主编、杨熺执笔撰写的《中国海事史》第一部《古代航海史》，这是一部以编年体为主兼有记事性的航海史，探索了古代航海事业的盛衰演变的规律，为当前对外开放，发展航海事业提供了历史经验。在水运方面，《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第1期刊有陈炎《东海“丝绸之路”初探》、张国雄《上古时期汉江中上游水运的初兴》、夏鹤鸣《试论明代贵州水运的开拓》等文。

在人口地理方面，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详述了我国历代人口地区分布和密度变化状况，并进行了综合分析，探寻人口分布规律。王育民《东汉人口考》(《上海师大学报》第3期）和《三国人口探索》(《历史地理》第6辑），远山、郭庭柏《公元2年至公元1981年河南人口重心及其运动轨迹》(《商丘师专学报》第1期），陈忠平《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察》(《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等文对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及区域人口地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使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五、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依然是历史地理“热门”项目，研究成果也最多。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汇集了研究各地古城址的论文20篇。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阎崇年主编的《中国历代都城宫苑》，除介绍了六大古都外，还介绍了十几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历史上地方政权的郡城。陈高华、史卫民著《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元代陪都上都的专著，全面论述了这个草原城市的有关问题。徐才安《浅谈中国古都》（《南充师院学报》第2期)概述了古都选址、变化规律；曲英杰《春秋时期鲁都城复原试探》（《孔子研究》第3期)细致地复原了春秋鲁国都城；马良民《试论战国都城的变化》（《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战国都城变化特点；这些论著都为古都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此外，对早期城市的研究论文也较多，如张南、周伊《略论我国古代城市的早期发展》（《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和《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论》（《安徽史学》第3期)；张鸿雁《论春秋城市经济的属性》（《华东师大学报》第1期)等。

水是影响城市存在、布局、内外交通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重要因素，所以，城市发展与水体的关系历来为研究者关注。《历史地理》第6辑刊载了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李润田《黄河对开封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郑连第《历史上的城市与水》（《中国城镇》第3期)和《水与古代北京城》（《百科知识》第3期)、吴庆洲《唐宋明清京都排水排洪系统的研究》（《城市规划》第6期)等文。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对地区性城市加以综合研究，如叶骁军《历史时期西北城市的发展规律与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武文军《西北城镇衰落的原因及历史教训》（《西北史地》第1期)等文，就对西北地区兴衰发展变化规律和特点作了深刻论述。至于对单体城市研究论文就更多了，较为突出的有周介铭《略论成都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因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王北辰《甘肃锁阳城的历史演变》（《西北史地》第2期)、赵世英《兰州旧城兴废始末探识》（《兰州学刊》第5期)、王文清《南京古城的兴起和发展》（《南京史志》第5期)、温强洲《试论武汉市发展的历史地理原因及其趋向》（《社科信息》第2期)、曾昭璇《从广州宋代三城城址看广州市的改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等。

海港城市研究是城市地理研究中另一个“热点”，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南京港史》、《扬州古港史》、《烟台港史》、《北海港史》等港史；郑弘毅、顾朝林《我国沿海城市布局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经济地理》第4期）、丁长清《中国近代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南开学报》第2期）、陈学文《历史上温州城市经济的发展》(《温州师院学报》第1期）、李步青、王锡平《登州港变迁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海外史研究》第2期）等文，都对古代海港发展演变作了不同侧面研究，为当前沿海城市开放和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

六、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是近年新崛起的一个分支学科，颇引人注目。卢云《三国西晋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历史地理》第6辑)一文，是作者继两汉文化地理研究之后又一篇力作。文章探讨了三国、西晋时文化发达区域仍在北方，发展趋势是不断有所扩大，随着玄学兴起又有新的学术文化地区的差异。吴培玉《我国历代人才地理分布与流向》（《人才研究》第2期)，姚宝瑄、王立红《山西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分类特征》，王尚义、徐宏平《宋元明清时期山西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及仲谋《略谈安徽籍人才团现象》（《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等文，都是从人才地理分布角度证明历来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密切相关，随着经济中心移动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动。《复旦学报》第6期还刊有卢云《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和周振鹤《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考察》都对文化地理进行了新的探索。郝良真、韩世平《赵文化研究与邯郸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问题》第5期)却别开生面地把历史文化地理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文虽简略，其意为文化地理研究了新路子。

陈桥驿《中国古代的方言地理——〈方言〉与〈水经注〉在方言地理学上的成就》(《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一文，则从方言角度探索我国古代方言地理分布状况，为历史方言地理这个薄弱的分支学科奠下了基石，必将有益于我国历史方言地理学的研究。顺便提一下的是，新出的一些区域文化史专著，如：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等，其中很大部分都涉及到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内容，对开展区域文化地理研究是一大促进。

七、历史地图方面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已全部正式出版完毕，堪称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全图集共有图304幅，约收有七万个地名，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工具书。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历史地图集，充分显示了北京自远古至解放前整个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是自金代以后作为首都的发展表现得更为详尽。由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共同编制的《新编郑和航海图集》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这图集充分反映了当前的《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水平，在地名考释中使用了传统的历史考证和对音方法，并利用了大量中外航海图和航海指南等资料进行航海推算，纠正了前人考证中的失误和疏漏，还解决了一些长期存疑的地名。以上三种地图集水平都是空前的，并都采用了古今地名对照的最新绘图方法，从内容到形式包括绘制技术等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自古以来，有图必有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把编图文字资料按地区汇编成六卷《释文汇编》，现已正式出版了西南卷(中华书局）和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释文汇编》不仅就《图集》中所反映的内容将原始资料和结论等和盘托出，而且就《图集》中无法表达的一些内容也如实地作了详细说明，可以弥补《图集》的不足之处，更加充分体现《图集》的科学性、准确性。图与说是相辅相成的，某种意义上说来，“释文”作用也许会更大些。

关于历史地图方面研究论文也不少，如张修桂《西汉初期长沙国南界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论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3辑）、马崇鑫《试论桂林宋代摩崖石刻〈静江府城地图〉在地图史上的意义》(《历史地理》第6辑）等，对古代地图与今图进行了比较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些古代地图的历史价值。

八、其他方面成绩也十分斐然

在古民族探源方面，何光岳作了系统研究，他的《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和《蛮人的来源和迁徙》(《中南民族学报》第5期）、《河神的崇拜及河伯族的来源和迁徙》(同上第1期）、《道国考》(《吉首大学学报》第1期）等文，为解决先秦一些部族的起源与迁徙等问题提出独特见解。在历史地名研究中论文很多，较为突出的有陈家麟《“番禺”一名的由来及其读音之演变》(《汕头大学学报》第1期）和王国启《台闽渊源述略》(《中州学刊》第5期），对“番禺”、“台闽”地名来龙去脉作了详细考释。景爱《契丹冷陉考》(《辽海文物学刊》第2期）对史籍出现的诸多冷陉地名作了全面考核，逐一确定了方位，对确定契丹早期居住地和活动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不少文章将地名研究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如蒋国桪《地名对研究熊岳平原形成的作用》(《地名丛刊》第1期），《地名知识》中的路梁《明初移民对河北聚落地名的影响》(第1期)、蒋露平《析古今街巷名称看温州城市水环境变化》(第3期)、魏从礼《古代坊名的消失与当代城市地名命名特点》(第4期)等。此外，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天良编《后汉书地名索引》，这类工具书对检索二十四史中地名是很有帮助的。

总之，1988年中国历史地理各方面研究状况，十分喜人，成果累累，并且很有特色。概括言之有二点：一是有些以往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都有很大长进，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二是许多课题研究开始注意到与现实相结合，使这方面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是十分可贵的。这些正是当前改革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地理研究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历史地理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历史地理研究应该充分发挥其应用价值，才能得到社会承认，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建设更加健全，其发展前景必然更加灿烂。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