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成一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概述

著作。2008年，共出版历史地理著作21部。其中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专著有：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共5册，即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尹玲玲《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和谢丽《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五百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中国代表性地区的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还有段伟《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

历史城市地理方面的著作有：肖爱玲《隋唐长安城》(西安出版社)、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两部关于长安(西安)的研究专著，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和发展。毛曦《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谈到了巴蜀城市起源、发展与历史地理环境的关系。此外还有刘景纯《城镇景观与文化——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除了上述两方面之外，历史地理著作有樊铧《城市·市场·海运》(学苑出版社)，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六朝政区》(南京出版社)，孙冬虎《地名史源学概论》(中国社会出版社)，安介生《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蓝勇主编《中国人文田野(第二辑)》(巴蜀书社)、《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等。

还出版了两本译著：[美]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在国内曾分别于1982年和1989年出版过李旭旦翻译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此次出版的第四版不仅增加了截止到本世纪初的新材料和新内容，如在第二版第十一章“苏联的新地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苏联解体后独联体时期的地理学，关于美l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10期国地理学增加了新的章节“美国的新地理学——20世纪中期至今”；而且在篇章结构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最为重要的改动就是将原第十二章“世界其他各国的地理学”中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的地理学在大幅度扩充内容的基础上，单立章节，对这三个国家的地理学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英]阿兰·R·H·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商务印书馆)，该书的相关评论在去年的动态中已经进行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论文。2008年，历史地理发表论文近200篇，不能一一罗列，下面对一些论文进行评述：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的沙尘天气》(《地理研究》第1期)通过对《清史稿》、《清实录》、地方志及其它史籍中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统计出清代西北地区共有62次沙尘天气事件。就空间分布而言，清代西北地区的沙尘天气大致有4个多发地带：即以西安、渭南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地区，以镇原、庆阳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地区，以中卫、古浪、永登、山丹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地区，以米脂、子长为中心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统计分析基础的资料则是这篇论文的薄弱环节。作者的样本只有62例，样本量很小那么文献漏载对于其分析结论的影响将会非常大。总体来看，这篇论文的结论缺少说服力。

韩茂莉等《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地理研究》第5期)，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论丛》第2辑)不同于传统观点认为的汉武帝元鼎三年，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是因楼船将军杨仆之请。作者从秦朝至西汉初年国家地域控制变迁角度，论述汉武帝时期向东推移函谷关这一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指出实际上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地域政策与大关中布防方略大的调整。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人云亦云的传统观点应该不在少数，对此需要的是一种怀疑、创新和脚踏实地进行论证的学术精神。

与上文类似的还有罗凯《盛唐京畿都畿考论》(《历史地理》二十三辑)认为京都两畿即是京畿、都畿，而不是“京畿道”、“都畿道”，传统认为的“十五道”应是“两畿十三道”，这也是对一个传承了多年的“常识性”认识的突破。

鲁西奇《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历史地理》二十三辑)，按照西方的理论，将农村聚落的形态分为集聚型和散漫型两种，提出“两者的根本区别并不仅在于人口多少及其空间规模的大小，更在于各个民居之间及其与所依赖的田地、山林、湖泽之间是呈现出集聚、互相靠近的趋向，还是表现出离散的趋向”。这一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都非常独特和新颖，而且作者也结合考古、简牍以及文献等大量资料来论证这一问题，鉴于这一课题的难度，文中的结论仍有讨论的余地。

艾冲《唐前期都督府建制并不存在“军政时期”——与李青淼同志商榷》(《社会科学评论》第1期)是一篇商榷探讨性质的论文，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讨论、反驳的过程中发展的。当前历史地理学界围绕某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极少，即使是同一主题的论文，基本上也是以各自陈述为主，缺乏针对问题的交锋。缺乏讨论的兴趣或者机制，使得研究趋于沉闷，也难以聚集研究力量在关键问题上形成突破。

除了上述论文之外，唐晓峰等《“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地理研究》第2期)、张伟然等《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论丛》第3辑)也具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13有很高的价值。华林甫的《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第8期)、《近两年清史地理研究点评》(《清史研究》第2期)内容翔实，对于相关方面的研究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学术会议。2008年，历史地理方面主要的会议有：6月26日至30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召开了“环境·文化·城市——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学术研讨会，29位学者宣读了论文；8月28日至30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了“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澳、韩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3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11月14日至16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明清以来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研究”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近10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提交会议论文和论文摘要57篇；12月6日，由西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陕西师大西北环发中心、西安历史地理学会联合主办的“城市遗址保护与西安历史地理研究”学术研讨会，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12月17日至19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召开的“跨越空问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12月19至21日，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主办、《清史·地理志》项目承办，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清代地理研究”学术讨论会，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2008年度，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会议是10月25日至27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的，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的“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一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历史地理年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等海内外学者共120多人与会，对楚国历史地理诸问题、历代对长江中游的开发、区域发展与环境变迁、城市群落与地域结构、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它历史地理问题展开了讨论。除了具体的学术问题之外，作为全国历史地理研究者齐聚一堂的大会，学者们在会议中还对近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创新与前沿

2008年历史地理发表的论著数量众多，但创新和前沿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地理信息系统。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历史地理研究中

的价值，近年来历史地理学领域中关于GIS的论文也逐年增加。2008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是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代表论文有：周长山《广西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图再现一关于(广西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及其数字化工程》(《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史磊等《基于GIS的历史地理数据的管理与可视化——以(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为例》(《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周丙锋等《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应用平台研究》(《测绘科学》第4期)。最为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论丛》第2辑)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

1．建立小区域时空数据框架首先需要确定载体数据类型，载体数据的选择通常需要考虑空问分辨率、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稳定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基础的原始数据框架，以保证其他专题数据在空间上有合适的载体。

2．离散性的专题数据尽可能转换为连续空间场，以表达专题内容在空间上的差异和分布特征，并且这种差异和分布特征能在数值上明确表现出来。空间数据需要标准化，最常用的方法是网格法，以保证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同时数据标准化，也是保证多种专题数据相互融合的一个基础。空间特征标准化的本质是用网格来模拟真实的空间场，这个特性在数据的时间轴上模拟和简化也同样适用。

3．架构小区域人地关系的时空数据库主要问题不在概念模型，而在于对实际数据之间关系的详尽分析，以便把具有三维特征的时空数据安排到合适的二维关系表中，这决定于数据定义、库定义和库关系定义等诸方面的工作。

这篇论文的意义在于，虽然已经认识到了GIS的价值，但是以往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基本上都是理论上的叙述，而缺乏将历史文本数据转化为GIS数据的方法介绍。而这一步骤，恰恰又是GIS应用于历史地理研究的关键。因为对研究者而言，文献资料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GIS的分析手段通过教科书一般也都能掌握，而如何将历史地理的数据转化为GIS的数据，这是大部分研究者都非常困惑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多空间尺度、长时段的数据时更是如此。可能正是数据处理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造成了这些年来关于GIS理论方面的论文多，而具体研究的论文则非常少见的原因。因此，满志敏的论文对于那些试图使用GIS来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而言，无疑是非常好的简明教材。

本年度用GIS来进行具体历史地理研究的论文有韩茂莉等《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地理研究》第5期)、成一农《元代地方城市城墙修筑的历史地理研究》(《都市文化研究》第五辑，上海三联出版社)。

地理中的“人”。当前历史地理研究中，对“人地关系”的讨论，或是将人作为地理环境的被动接受者，而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或是将人作为纯粹理性的人，而忽略了人感性的作用。去年李嘎《雍正十一年王士俊巡东与山东政区改革》和《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等文开始注意到人的能动作用以及非理性因素，本年度张力仁《人类空间选择行为与环境关系个案研究——以清代陕南秦巴山地为例》(《论丛》第2辑)引入了经济学中“有限理性人”的理论，认为“人类行为从长期和整体角度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但在习惯、传统、嗜好、欲望等情感因素支配下，人类行为却体现为短期、局部、自利的倾向”。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作者对清代陕南秦巴山地的流民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以下四点认识：“1．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在大区域、长时段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但在小区域、短尺度范围内，由于人类文化模因的不同，人类空间行为选择往往并不遵循地理环境最优原则，而遵循文化风俗相近原则。2．行为效果的最大化原则。3．人类行为是有限选择……一是人类任何行为的选择都是受制于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制约；二是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具有选择性。4．不同行为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虽然作者对主题的具体论述过于条框化，没能将理论与具体的史实紧密的结合起来，因此对人的能动作用和感性揭示的不够充分，但其对“有限理性人”理论的引入以及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本年度具有类似视角的论文还有徐建平《湖滩争夺与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论丛》第3辑)。

这种重视人的能动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思想的引入(不一定局限于“有限理性人”)，将会对历史地理中某些传统的研究内容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城市选址的研究，过去主要分析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地理环境(如交通、政治、经济等)对城市选址的影响，但正如科斯托夫所说“毕竟在许多河流的交汇处、路道的连接点以及具有防御优势的高地上并没有孕育出任何城市。如阿斯顿和邦德所说：‘城市由人，并且为人而建。它们所处的地域位置是由人来决定的，而不是不可抗拒的位置操纵的结果。’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记住，‘无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地方得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原因如何，一旦它建立了起来，便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斯皮罗·科斯托夫著，单皓译《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从这一研究视角来看，我们过去历史地理研究的某些方法过于教条化和程式化了。

清代“省”的讨论。“十八省”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对清代最高层级地方行政区划的认识，但是今年的几篇论文对于这一“常识性”的认识提出了疑义。如侯杨方《“安庆省”考——兼论清代的省制》(《历史地理》二十三辑)认为，清代的“省”并非是正式的行政区划，清代的分省问题是后人以自己的观念建构而成的概念，而并非历史事实。此外，“《大清一统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志》等清朝官修的志书、政书以及后人修的史书，它们反映的只是以编纂者视角理解的制度、事件，而编纂者由于自身的局限，或出于简单化、标准化的考虑，提供的信息并非是历史事实的原貌，而只是编纂者根据自己的观念解读、建构的历史”。作者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史料、理解制度和历史都具有一定的启发。

段伟《泛称与特指：明清时期的江南与江南省》(《历史地理／-十三辑)，虽然主题并不是清代的省制，但其从职官的角度人手，分析了清代“省”的不同的标准以及演进过程，并提出“康熙时人对行省的认识并不像乾隆以后那样，将布政使司与行省紧密联系在一起”，“地方史书与中央官修史书按照不同标准对其建省时间进行了追述，得出了不同的建省时间”，并认为以往“学者提出种种建省标准，但都没有充分考虑清代省制变化的种种情形。”

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省”是清代的俗称，同时以清代江南省为主线，分析了清代江南、湖广和陕西分省的过程，提出了清代“省制”在康熙之前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由此也造成了省制概念以及对分省时间认识上的混乱。

上述三篇论文跳出了以往清代“省”研究的局限，以动态、变化的视角来研究清代的“省”，

虽然还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已经拓宽了我们对这一“老问题”的认识，是政区制度研究的新视角。这种视角同样可以应用到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中，比如宋代的“路”、唐代的“道”。在政区研究中，需要的注意的是概念的讨论和确立，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行政区划”的概念。如果参加讨论的学者，对于同一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那么关于问题的讨论就只是各自观点的论述，形成不了真正的学术“讨论”，最终也不会得出一致的意见。比如王晓龙《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论丛》第3辑)，认为“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且不论作者的具体论述如何，这篇论文的问题在于，对于这种理论问题的讨论，首先就应该界定什么是“行政区划”，否则不在同一概念体系下的讨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会产生有价值的成果。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苟德仪《清代川东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兼论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性质》(《论丛》第3辑)。

三、存在的问题

据本人统计，2008年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200篇左右，著作21部，出席2008年历史地理年会的研究者120余人，以上数字肯定并不完全，但已经足以显现当前历史地理学的“繁荣”。但是在为撰写今年动态准备材料的时候，我依然遇到了与去年同样的问题，即什么是历史地理?

我国最早对历史地理学进行界定的应是侯仁之先生，他在《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文中指出“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如上所述，乃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的本身，也就是无异把当前地理学的研究，推回到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探讨同一地区或同一地理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当前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和特点”。这一对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界定非常简明，也易于理解，毫无疑问其强调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地理”，而且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支持，但在实际研究中无论是历史地理学的论著索引，还是专业学术刊物《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收录论文的范围都非常广泛，基本上凡是涉及历史时期的地点、地名、地理，甚至相关文献的研究都涵盖在内。如今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历史地理》中的：杨晓春《元代沈阳路的机构设置及其变迁》(《论丛》第1辑)、客洪刚《唐折冲府补考》(《论丛》第4辑)、余蔚《论辽代府州遥领制度》(《历史地理》)，似乎是行政制度史的研究；李强、纪宗安《l7—19世纪喜马拉雅地区的羊绒贸易和战争》(《论丛》第4辑)，似乎是区域史的内容；《“金陵根本重地”明末政治语境中的风水观》(《论丛》第3辑)，似乎又是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内容。

诚然，从宽泛意义上而言，上述论文当然也涉及到了“地理”或者与地理相关的内容，但是如果按照这种宽泛的定义，绝大部分史学方面的论文都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地理的论文，因为任何事件都发生于地理空间之上。不过这样一来“历史地理学”几乎等于历史学，只是两者之间的侧重点存在差异，那么这样一来“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其原因在于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的定

义。具体表现就是当前将凡是涉及到地理的研究都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而忽视了侯仁

之概念中“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中的其他方面。涉及到地理的研究其实可大致分为三类：“历史地理”、“地理的历史”以及“以地理论历史”。其中“历史地理”，毋庸多言，就是侯先生的定义。“地理的历史”就是研究某一地理要素的发展过程，比如地名史，对某一行政区划演变的单纯考订以及“沿革地理”等等。“以地理论历史”，指的是以地理现象为史料来论证历史问题，作者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地理只是论证的材料。除了这三类之外，还有那些纯粹的制度史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制度，显然这应当属于制度史的范畴。

当然，要理清上述几类，或者要明确说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理解什么是地理。在这里现在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作为地理学分支的“历史地理学”，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核心，但是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的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距离十分遥远。

笔者在本年度翻译出版了《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一书，翻译过程中一直都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因为该书对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的介绍，恰好衬托出我国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遥远的距离。在该书第十九章中提到的地理学的具体方法，如航空照片、彩红外、卫星图像等观测技术，统计学方法等分析手段，在我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很少被真正的使用；在第二十章中提到的“系统”、“社会物理学和重力模型”、“扩散”等等对于我国很多历史地理研究者而言可能是闻所未闻的术语。当然近年来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中，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手段开始被广泛应用，甚至在一些会议和论文集中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出历史自然地理与现代地理学的结合；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依然止步不前，在研究内容、方法上似乎更接近于历史学，而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很少予以关注，更不要说是使用。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区域研究是历史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是什么是“区域”，如何进行地理学上的“区域”研究?极少有历史地理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但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所言，这是地理学的四个传统之一。由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地理学中的“区域”，以及如何进行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因此我们历史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很多本质上属于区域史的研究，只不过涉及到了一些自然地理和分布而已。更为可悲的是，“区域”在地理学中已经是一百年前的“热点”了。

如果就问题本身而言，研究视角、学科属性都是次要的，但是作为学科的发展，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和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将威胁到学科的生存，对于历史地理学而言，这一问题已经显露出来了。

虽然现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很多，每年发表的论著数量也很多，但是学术上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归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虽然身处地理学领域，但是我们不懂地理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因此在地理学中我们找不到对话的对象，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不过这两年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逐渐与自然地理结合起来，运用自然地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在地理学中的影响力在提升。

对于历史学来说，历史地理学除了研究视角独特一些而外，史料和研究方法大都来源于历史学，因此也不太可能提出什么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只能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而亦步亦趋。如历史城市地理，论著很多，但就观点而言，从整体上都跟从于由历史学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和“坊市制变革”等命题，并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还有我们传统的“沿革地理”，在地理学中不被认同，而对于历史学而言，这又是最为基本的“知识”，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所在。而且在历史学中(现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历史地理学就是历史学下属学科)，历史地理由于研究对象的纷杂，如文化、行政制度、城市、经济、军事、交通等等，其研究领域与其他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发生了重叠，同时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时也被视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当然他们中的很多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地理学有着消散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中的危险。

总体来看，在历史地理学繁荣的背后，危机四伏。

四、总结和展望

2008年，历史地理学取得的具体研究成果众多，但绝大多数是在原有框架内的填充，方法上和理论上的创新不多。就学科发展的一贯历史而言，原有方法、原有理论取得大量成果，学科稳定发展不再有显著进步的时候，其实正在酝酿着新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方法，然后在某一特定时期突然进发出来，打破原有的框架，从而又进入一个学术显著进步的时期。这种发展过程不断重复，这就是学科发展的普遍过程。对于历史地理而言，现在正在躁动、闷热、枯燥中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