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佛教地理研究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学科性质而言，这是一项跨历史、地理、宗教三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至今已有一百余年。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佛教地理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加以回顾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与展望。总的来说，关于中国历史佛教地理方面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发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二是深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010年；三是转型阶段：2011年至今。据此划分，本文对目前为止的相关成果进行简要的概括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的走向提出一些建议。

一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历史佛教地理研究的开展主要依托于佛教史，研究者多为佛教学者。20世纪70年代后，亦有不少历史学者加入研究队伍。此阶段的研究目的主要是试图从空间角度直观说明佛教的发展问题。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地学杂志》第11卷第12期，1920年），以及此后的《佛教与西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五》，中华书局，1936年）、《又佛教与西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六》）开始涉及佛教进入中国的地理路线。汤用彤提出了“佛法地理”的概念，其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专辟一节“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较早讨论中国内部佛教传播路线的是日本学者山崎宏《中国中世佛教の展开》（清水书店，1942年），该书将中国内部佛教划分为八大“教线”，且以僧人“本贯”为据，在统计的基础上复原汉末至唐的僧人分布。滋野井恬《唐代佛教史论》（平乐寺书店，1973年）以僧人出生地为统计标准，重新检讨了唐代佛教“教线”。滋野井氏《十一世纪以降の中国佛教教线の概况》（《大谷大学研究年报》第19号，1967年）还对11世纪后中国内部佛教传播路线进行了复原，并对河北和浙江地区进行了专门研究。

1943年，刘汝霖《中国佛教地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提出了“佛教地理”的名称。刘氏以都市、名山、地方为轴，将佛教相关的人物、寺院系之于下。1953年，严耕望《唐代佛教之地理分布》（原刊香港《民主评论》第4卷第24期，收入《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6册，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以僧传中僧人的驻锡地为统计标准，简要分析了唐代佛教诸宗的地理分布。何启民《佛教入华初期传布地理考》（《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5册）探析了佛教入华路径、汉末三国时期的传播及西晋时期的地理分布。至80年代，颜尚文《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3期，1985年）对三国、西晋时代的佛教寺院按地区进行了辑录，指出此时期寺院是以洛阳为中心，沿着交通干道及其上的重要都城发展。李洁华《唐宋禅宗之地理分布》（《新亚学报》第13卷，1980年）同样以驻锡地为指标，统计并讨论了唐宋时期南岳、青原两系的地域传播。80年代开始，严耕望将其对唐代佛教地理的研究上延至魏晋南北朝。据严氏遗稿，李启文整理出版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中研院史语所，2005年）。严耕望统计了僧人僧传的标目地与游锡地，以之作为绘图的依据，对山林与都市佛教的分布、教风的南北差异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此外，宿白1982年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术史系研究生授课的讲稿于2010年出版，其中探讨了中国石窟寺的分布，强调了各石窟分布的地区差异及各区石窟寺之间的互相影响（《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0年）。

在今天来看，这些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多数研究的主旨是为了说明佛教的传播、教化、社会服务功能，目的主要是解决佛教史的问题。对于佛教地理研究本身所应有的空间性讨论略显疏阔。其二，大部分研究在对僧人或寺院系地时，地理单元的选择不统一，在同一著作中同时出现以自然地理单元、行政单位系地，又或以今地系地。其三，对僧传中空间信息的提取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如严氏在提取僧人游锡地信息时称“以人次为单位，一地两游者作一点计”，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方法，削弱了僧传中空间信息的价值。总体而言，此阶段的工作尚属历史佛教地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尤有筚路蓝缕之功。

二

20世纪80年代末至2010年，具有地理学背景的学者开始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他们在佛教地理信息提取、佛教文化区划分等方面提出了深刻的见解，研究也更具地理学观念。

1988年，辛德勇《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拉开了历史地理学者从事佛教地理研究的序幕。自90年代以来，张伟然的一系列研究是佛教地理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他的《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下两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1992年第1辑）以佛教信仰、佛教活动、佛教学术为纲，统计了僧人出生地、佛教石刻分布、僧尼数量、高僧活动分布、寺院分布、入藏经典撰译地点6个佛教地理指标，并逐一进行了系统分析。根据对诸指标的统计，将全国划分为7个区域，并配以图表，立体地展示了此时期的佛教地理。朱士光《试论中国佛教与历史地理研究之关系》（《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称张氏的研究填补了中国佛教地理研究领域的空白。在针对湖南历史佛教地理的研究中，张伟然与李世红《东晋南朝时期湖南佛教的流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6期）关注到了该区域佛教地理格局的形成、变迁与移民、粮食生产及区域开发程度密切关联。在对湖南佛教诸要素进行统计时，张伟然又加入了宗派要素。（《湖南隋唐时期佛教的地理分布》，《佛学研究》第4期，1995年；《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在《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张伟然又讨论了佛法传输路线、僧人生长地、僧官设置、寺院分布及僧人活动的地域分布与变迁。

无论是技术手段、资料处理还是空间意识，张氏的工作较此前的研究有明显的推进。第一，关于僧人时代的归属上充分考虑僧人的活动年代，并以此为准，而非生卒年或僧传标目所示朝代。第二，由于史传中对于“本贯”记载的模糊性，以及与僧人初受佛教影响之地间可能存在名实不符的缺陷，张伟然在对湖北的研究中开始使用“生长地”作为统计指标，更有利于揭示各区域佛教信仰的地理分布实况。第三，把石刻、译经、宗派、僧官设置等纳入统计要素之中，并对诸要素所呈现的分区结果进行统筹考量。第四，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除了充分考虑到统计结果外，也考虑到所依据史料的特性。如在南北朝寺院分布的研究中，张伟然注意到所依据的核心资料《高僧传》因成书于南朝而存在南详北略的特点。第五，以往对于僧人一地两游均以一次计，张氏则以两次计，改变了前人以“人”为本位的方法，转而采取以“地”为本位。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以地点为自变量，僧人数量为因变量，大大提高了文献中空间信息的利用率，突显出了研究的空间性。第六，注重不同类型区域的研究。除了传统的行政区，又尝试以自然区为研究单位，注重自然地理环境与佛教的互动。此外，在《中国佛教地理研究史籍述评》（《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中，张伟然对佛教地理的研究提出了三点构想：一是要密切关注佛教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关于古代史后期的研究需要将佛教与民俗及社会经济结合；二是对佛教地理进行分层研究，并认为可以划分为作为基础的佛教信仰层面、作为核心的宗教实体层面及作为最高层次的佛教学术层面；三是倡导更新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注重对人类学、社会学及考古学相关成果的吸收。这三点构想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就历史文化地理而言，佛教地理主要呈现在两类不同面向的研究中。第一类是断代史的全国性研究。如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积极吸收了张伟然提出的研究方法，对多个要素进行统计并最终加以综合，论述了唐代佛教发展的时空差异。在最后一章中，他从自然地理、经济、人口、交通、政治以及历史条件几个方面，力图讨论影响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第二类是通史性的区域研究。如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历史时期西北地区的佛教地理，除划定佛教文化区外，他还指出了西北佛教文化中心的两次转移。

在此阶段内，还有不少历史、宗教学者开展了相关工作。范家伟《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佛学研究》第4期，1995年）指出岭南在六朝时期得益于海上与陆路交通成为当时佛教的一个中心。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勾稽了史籍中汉唐诸朝各地佛寺，对唐代进行寺院密集度分区。但其依据了大量的明清方志而未作详细考辨，在地理信息的处理上也存在一定问题（张伟然《评〈汉唐佛寺文化史〉——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观察》，《学术界》2000年第2期）。程民生《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讨论了宋代各路的僧尼数量及宗派分布，但很遗憾未能系统涉及两宋佛教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在地域上也仅分南北而论。张春燕《从S.529〈诸山圣迹志〉看五代佛寺的分布及其原因》（《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利用敦煌S.529《诸山圣迹志》简要讨论了五代时期佛寺的分布。郑炳林与李强《唐代佛教寺院地理分布的缉补——兼评〈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在评介李映辉的著作时强调了敦煌材料对唐代寺院辑补的重要性，并多次使用敦煌文献《往五台山行迹》《诸山圣迹志》中所见寺院信息进行唐寺辑补。张伟然与聂顺新《也谈唐代佛教寺院分布的辑补——兼析敦煌文书〈诸山圣迹志〉的史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指出在进行寺院辑补时要注意使用材料的时代性，同时指出《诸山圣迹志》并非是作者一一踏访的记录，其中所载寺院僧尼数据并不可靠。就都市佛教而言，刘淑芬《六朝建康的佛寺与城市空间》（《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6年）将六朝时期建康的佛寺进行了分区，指出佛寺的成长与建康的城市建设相关。宿白《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第1期）根据占地面积讨论了唐代长安的寺院等级。荣新江《隋唐长安的寺观与环境》（《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研究了长安寺院的建筑布局及寺院的自然环境。

经过历史文化地理学者的努力，佛教地理研究已经进入深化、细化阶段。无论是数据指标的选取、统计的技术手段还是空间意识，都较以往有跨越式发展。除了历史地理学者之外，历史学、宗教学出身的学者也不断加入到佛教地理研究之中。虽然不同学者之间就具体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论，但正是在争论中，历史佛教地理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

2011年以来，学界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地理学技术进行研究，迎来了佛教地理研究的转型阶段。这种转型是多层面的，现将各方面代表性研究分四点进行评述。

一是文献考订的精细化。寺院辑录是进行佛教地理研究的基础工作。季爱民《隋唐两京寺观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辑）结合出土砖志与传世文献考证了隋唐时期净觉寺、崇先寺及恒济寺的具体位置，纠正了以往之误。蒋少华《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对文献中所见孙吴至南陈的江东寺院进行一一考辨。聂顺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在辑录唐代官寺时，对现存的文献与石刻史料进行了比勘与考证。此前不少学者依靠方志对宋以前寺院进行辑录。沈国光《舍宅故事与唐宋地方寺院寺史的建构——以苏州吴、长洲二县寺院为例》（《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通过考察宋代方志，指出方志中所载寺院的历史是不断层累而形成的。因此在利用方志材料进行宋以前寺院辑录时要保持高度警惕。

二是材料使用的多样化。2011年以来，学者们不断拓展史料，方志、石刻、档案及考古材料成为了研究的重要依凭。欧阳楠《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等级与寺院经济——以〈金陵梵刹志〉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复原了万历时期南京寺院的地理分布，同时又注意到各寺寺产的差异主要源于都城与乡村地理位置的差异。唐忠毛《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运作模式、特点与意义》（《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利用上海档案馆藏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复原了近代上海居士林施诊给药店的分布。魏斌《南朝佛教与乌伤地方——从四通梁陈碑刻谈起》（《文史》2015年第3辑）通过对石刻史料的解读，讨论了南朝时期金衢盆地中村邑佛教的发展。王亮与王银田《试论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地理分布》（《石窟寺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根据考古资料指出晋冀豫地区的北朝石窟寺分布在以佛教中心为依托，以连接各佛教中心的交通线为脉络的山林之中。

三是空间选择的多元化。在此阶段，基于不同区域，以及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王开队《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讨论了康区藏传佛教形成发展期与成熟定型期寺院、宗派及石刻、僧人的时空分布，并对康区佛教进行了文化分区。陈志远《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指出该地佛教的发展一方面受制于当时的地域政治格局，又与佛教领袖的立教方略、荆襄地区的交通网络密切相关。此外，山林佛教成为研究热点。〔美〕罗柏松(James Robson)Power of Place：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cared Peak(Nanyue南岳) in Mediev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讨论了唐代衡山禅宗的发展及衡山佛教与四川佛教的关系。王开队《历史宗教地理学视阈下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以寺院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5期）复原了九华山寺院的时空序列，提出了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圈层结构。魏斌《“山中”的六朝史》（三联书店，2019年）就庐山、天台山等名山早期佛教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严世伟《山林与僧侣——从无相和无住的头陀行看巴蜀的佛教地理》（《唐研究》第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探究了岷山山脉地理位置、环境、交通及军事对于蜀地佛教徒山林修行的吸引力。李智君《中西僧侣建构中土清凉圣地的方法研究——以初唐五台山文殊道场形成的空间分析为例》（《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在对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形成进行研究时指出，中西僧人利用五台山的地理环境构建了一个佛教圣地。关于都市佛教，季爱民《里坊规划与长安寺院建筑布局的关系》（《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指出唐长安城的里坊规划塑造了都城寺院的布局。就村落与市镇尺度而言，吴滔《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认为因市镇的发展，南翔寺屡遭破坏，其所在逐渐从宗教中心发展成为了集宗教、商业和行政职能于一体的空间。

四是问题意识的丰富化。此阶段内，佛教地理研究与历史学、宗教学研究关系日益紧密，出现了不少新的课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庙产兴学、佛教对地域开发的影响、女性的佛教信仰空间、佛教会社与香汛的空间体系等。欧阳楠与张伟然《清末至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讨论了近代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差异，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不同的办学形式在这一时空变动中的作用。吕永昇《北宋僧侣与资江流域的开发——宋熙宁年间湘中“开梅山”的历史考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1卷第1期，2013年）指出宋朝在开梅山的过程中选择与密印寺僧侣合作，从而介入到“土著的社会和宗教文化生活”之中。张伟然与于淑娟《佛教空间与明清江南妇女生活——以“三言二拍”为中心》（《九州》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认为佛教成为妇女拓宽社会生活空间的重要途径，不同尺度的社会生活空间共同构成了明清江南妇女生活的信仰空间体系。徐安宁《民国江南地区佛教会社研究》（《历史地理》第38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佛教会社分布的密集程度对江南进行划区研究，并对会社的组织者、参与者、地域辐射、活动周期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张伟然《明清江南观音香汛的地域系统》（《地理研究》2019年第6期）通过对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观音香汛的研究，指出不同地域尺度的香汛形成了互补结构，同时又形成了立体的层级结构。

五是研究技术的更新化。地理信息系统(GIS)无疑为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联合开发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美国三位学者吴疆、童道琴、芮维克(Karl Ryavec)在“Spatial Analysis and GIS Modeling of 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s in China: Conceptualization and Initial Experiments”(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exington Books, 2013)中提出了“区域宗教系统”(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s)的概念，强调需要重视GIS技术与CHGIS平台在宗教地理研究领域内的使用，并以当代佛教寺院分布作了示范性研究。在佛教地理领域内，学者对于GIS的应用目前主要体现在两种类型的研究之中。一是法脉的空间流动。葛洲子通过对灯录中禅宗僧人空间信息的提取，借助CHGIS平台讨论了唐末至宋初的曹洞宗与雪峰禅系僧团的分布与发展历程（《政局·法席·法脉——唐末至宋初曹洞宗的兴衰》，《早期中国史研究》第8卷第2期，2016年；《道付何人：唐宋间雪峰僧团的分化与“玄沙正宗”的确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辑）。二是寺院分布。此阶段中关于寺院分布的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利用了GIS技术定位。此外，借助GIS技术可以量化计算寺院的聚集度，加之以地形、水文等数据，更可以深入探讨分布的成因。弓雨晨等《基于Arc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的中国石窟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南方文物》2021年第4期）通过ArcGIS技术计算全国石窟类文物的邻进指数，分析其聚集性，又通过地形地貌、水文及气候等自然条件与交通等人文社会条件分析了造成这种时空演化的原因。唐静等《历史上横断山区藏传佛教寺院空间分布格局演变》（《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年第5期）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寺院的空间依赖性，通过对地形数据的提取，利用ArcGIS技术讨论了地形高差、坡度及河流、道路对寺院分布的影响。

历史佛教地理研究是把佛教作为理解人地关系的一个重要界面。在本阶段中，学者们更加注重不同尺度空间下佛教与社会组织、人群结构、自然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研究时段也开始从中古阶段不断下移，宋以降的佛教发展开始逐步受到重视。随着学科间的交融，佛教地理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开始转型，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

历史佛教地理研究日益成为一项科学、系统、综合的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传统的研究带来了挑战与机遇。虽然各学科对于大数据的敏感性有所不同，但这无疑将影响未来佛教地理研究的走向。学界也应当对此有充分的重视，进而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结合以上所述，未来的佛教地理研究还有不少推进的空间。

一是研究时段尚待延伸。虽然宋元以降的佛教地理研究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无论研究的综合性还是成熟度依然不及中古隋唐。宋代以降的佛教地理往往以小区域作为研究的空间对象，而缺乏全国性、综合性的研究，也鲜有学者对宋代以降各地寺院进行辑录与考辨。面对宋元以降骤增的史料，可以通过建立僧人、寺院数据库，完成对相关信息的管理与处理。

二是研究内容有待拓展。大多数研究在解释佛教地理格局形成的原因时，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似乎成了一份“标准答案”，忽略了不同区域的特殊性。应当将佛教的发展放置于区域综合性发展之中加以考察，具体而微地讨论区域内其他因素，如不同类型的信仰、人群结构、经济生产及自然环境，与佛教的关系。就自然环境而言，大多数研究将地理下垫面视为均一的介质，忽略了盆地、山脉等复杂地形对于佛教地理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换言之，佛教在不同区域独特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又是如何参与塑造区域特性等，依然是值得继续推敲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寺院、僧侣及各区域人口、经济、地形等数据，就可借助技术完成对佛教地理的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

三是研究技术更待综合。历史、宗教学者地理学意识、技术的欠缺，地理学者提取、解析史料能力的不足，严重限制了此项研究的深入开展。毫无疑问，统计学的应用、数据库的建设及GIS技术的推广是推进本研究的重要，甚至必备技术手段。但这些技术的成功使用，需要建立在通过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学手段完成的基础研究之上。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建立寺院数据库，那就首先需要对文献中所见的寺院沿革、地理位置进行考订。夯实基础研究、自觉使用技术，是历史佛教地理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是学术理念亟待提升。历史佛教地理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这就要求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打破学术壁垒，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储备。一方面，要关注地理学的最新进展，包括新技术、新理念以及新问题。另一方面，要注意与历史学的深度结合，将佛教制度、寺院经济等问题都纳入到历史佛教地理研究的范畴之中。两者缺一不可。

（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第14—21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