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华林甫
本年度内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各个分支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就显著。但在所发表的大量论文和出版的各种专著当中，确实也存在着许多粗率、平淡、缺乏新的论著。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举述一小部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并适当加以评述。有些1996年问世的论著，由于发行迟缓等原因，本年度始得与读者见面，所以本文也酌予评述；同样，本年度内出版的某些论著，由于我们还未能及时见到，也无法予以评述。至于所做评议，一定会有许多不当之处，希望大家给予批评。
一 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
在学科理论和方法方面，虽然也发表了一批文章，但或者过于浅显，或者简单地强调与现实结合，因而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是唐晓峰等人在《读书》第5期上发表的以“地理学的人文关怀”为总题的一组文章，和唐晓峰在《九州》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一文。唐晓峰等人的主旨，是强调历史地理学必须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进一步广泛拓展研究范围，要及时地把所有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同时，也呼吁其它各历史文化学科的学者，积极关注每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与生俱有的空间属性，“希望其他社会历史文化学科的学者对地理学观察方法关注吸收，促进地理之学向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研究渗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反映历史文化的内在特性。这样的研究，也必将会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有所启迪，促进历史地理学向前发展。为实现这一设想，唐晓峰自筹资金，创办了建国以来第一份靠学者个人力量兴办的历史地理学刊物——《九州》。《九州》的特色是撰搞人中有一大半是历史地理专业以外的社会历史文化学者，他们各自从本专业的角度出发，论述有关空间问题。从1997年出版的创刊号来看，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给历史地理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两年前，黄盛璋提议把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即民族历史地理学来加建设。这个建议得到了李并成的赞同，他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中将其归纳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但有些提法和设想，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民族历史地理”，即可考虑按照历史地理学大多数分支领域的习惯叫法，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与之相应的是它的研究内容，似乎还应当以民族分布、迁徙等问题为重点，至于城邑聚落、地名、农牧业开发以及环境变迁等问题，则可考虑是不是仍旧归入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地名学、历史农业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范畴更为妥当。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第1期）一文，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二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发表的论著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套用“人类活动引起自然环境恶化”这样一个固定的模式，简单地拼凑很少一部分资料纂述而成，既缺乏学术深度，又不顾当时具体情况，对古人妄加责难。本年度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颇有见解的一篇文章，是陈可畏的《唐代河患濒繁之研究》（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因黄河中游的农田开垦面积扩大而引起水土流失加剧，从而导致黄河下游河患频繁发生，这是谭其骧、史念海等学者提出的著名学术观点，许多年来已为历史地理学界普遍认同，而这一观点的得出，正是基于对汉唐期间黄土高原农牧业生产演替过程的分析。陈可畏重新爬梳分析了大量唐代文献资料，提出了与通行观点不同的看法，指出“唐代黄土高原的农田面积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所以“所谓唐代河患的增多，是由于黄土高原农田大规模的开发，引起水土大量流失，造成黄河泥沙严重淤积”之说不能成立。他认为唐代河患频繁的原因有二：一是河防工程老化、功能低下，二是气候转变为湿润多雨，特别是下游多大暴雨。陈可畏的看法是否取代旧说，当然还需要讨论，或许根本不能成立；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唐代河患这一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勇于力矫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按照固有的结论去填充材料的严重程式化趋向，坚持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这样才能把研究引向深入。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光明日报》3月25日与4月20日以对话形式刊登了《历史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利用》一文，邀请史念海、邹逸麟、张弓、朱士光等发表了治理与利用长江、黄河的精辟见解。黄浦江是长江最后一条支流，满志敏《黄浦江水系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第6期）一文认为：北宋开始的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吴淞江曲流发育是黄浦江水系开始发育的动力，13世纪末的海平面下降又导致了太湖地区水文环境的改变，从而致使吴淞江淤浅，推动了黄浦江水系的发展，而明永乐年间范家浜的开浚则标志着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和全面成熟。黄河接纳渭河、洛河的三河汇流区河道变迁频繁，王元林《历史上黄渭洛汇流区河道变迁及沿岸的治理开发》（《地域研究与开发》第2期）探讨了汇流区河道变迁过程及这一地区人民与河患争田夺地的情况，从而提出了兴利除弊、综合开发的具体建议。海陆变迁研究，谭其骧早在1965年就论述了渤海湾西岸的一次大海侵。1994年，陈雍著文认为该地考古学文化遗存从未发生过中断，“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的海侵得不到考古学方面的证实”（《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渤海湾西岸东汉遗存的再认识》）。对此，韩嘉谷《再谈渤海湾西岸的汉代海侵》（《考古》第2期）提出商榷，重新检讨了各处考古遗存，并提出了若干新的证据，说明文物年代割裂现象(即没有东汉遗存)是确实存在的，从而认为西汉末年开始、东汉早期达到高潮的海侵是事实，并为地质学、考古学一致证实。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第1期）概述性论述了上海的成陆过程，即冈身以西6—7千年前已成陆，而里护塘以东则是六百年来成陆的新浦东。环境变迁研究。王振堂等《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第6期）一文认为：三千多年以前，犀牛沿黄河两岸自西向东约有1800多公里广阔的分布北界；近三千年来，犀牛在中国的分布北界不断南移，以至于本世纪初在云南灭绝；犀牛在中国灭绝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压力，由历史例证得出犀牛种群只能承受小于4 0人/km2人口压力的结论。邓辉《燕北地区两种对立青铜文化的自然环境透视》（《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从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聚落遗址的规模形态、生产工具的组合等方面，探讨了燕北地区夏家店下层与夏家店上层两种青铜文化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特点及产生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差异的自然环境影响。这类论文尚有邓辉《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第1期）、宋乃平《西夏兴衰史中的地理环境》（《宁夏大学学报》第2期）等。此外，反映北京地区自然环境变迁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也已面世。
三 历代政区和政治地理研究
政区属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范畴，但却仍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理应大力加强并先行于其他各项研究。然而近年来或由于轻视、或由于不愿意花力气，历史政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本年度比较重要的成果是周振鹤的四篇论文：《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把春秋战国县制的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虽然作者自言尚不敢作为定论，但这篇文章对于县制产生经过的分析论述，显然大大超过前人，取得重大进展。《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学术月刊》第5期）根据江苏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依两重证据法指出《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下“下乡”为“干乡”之误、“祝其”为“况其”之误，钱大昕认为“海曲”为“海西”之误也得到了出土文物的证实。《〈汉书·王子侯表〉笺正》（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是作者继《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之后，对西汉诸侯王国领域变迁的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功力深厚。《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中国方域》第1、2期）认为：县的幅度相对稳定，统县政区幅员变化的总趋势是逐渐缩小，高层政区则全经历了由大小变的过程，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关键原因是政治因素，目的是要实现中央集权对地方分权的抑制。另外，周伟洲的《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也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收获，该文利用1983年以来在西安郊区秦章台遗址陆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封泥中11枚秦郡、42枚秦县封泥，印证了汉承秦之郡县制度，并补出《中国历史地图集》未绘的九个秦县：阳陵、华阳、酆、翟道、西城、兰干、洛都、建陵、西共。在政治地理研究方面，缺乏力作。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唐晓峰《五岳地理说》一文（《九州》创刊号），从王朝政治角度出发论述了五岳信仰在疆土控制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本文在具体论述上还不够缜密周详，但观察的角度和所提出的问题，却很有意义。
四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所以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侧重于农业方面。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是历史地理学界又一部区域农业地理断代研究的专著。该书深入地探讨了清代陕西的农业垦殖、农田水利、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分布、农业自然灾害、商业性农业以及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秉承史念海提倡“历史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术传统，总结了清代陕西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陕西农业现代化、对当前本地农业的发展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鲁西奇《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一文，以汉江流域开发史为例，对历史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土地、人口、环境、政治、交通等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王社教《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杂粮作物及其分布》（《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各种杂粮的集中分布各有不同，如豆类南北各地皆有，黍、稷、粟、高粱等以淮北平原种植最为广泛，而芋薯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马雪芹《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简述了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道决溢频繁、土壤盐碱沙化等由农业开发而引起的后果，以期引起当代开发者的注意。高王凌《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九州》创刊号）是一篇视角比较特殊的文章，重点论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地域发生序列，特别是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的经济类作物和手工业在本地区经济构成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以此代表的区域经济构成形式与其它广大的传统农业地区的差异，是近代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最主要的新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并指出这一格局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持续关系。黄盛璋《明代后期海上丝路丝绸贸易主要国际市场与主要国际商船贩运数量考》（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着重用计量和统计分析来阐述明代后期丝绸贸易主要国际市场与商船投运数量。从世界地理总体格局出发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问题，应当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许多领域的努力方向，本文在这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如果说探讨历史上各朝代、各地区人口分布状况是历史人口地理的静态研究，那么近年来这一领域侧重于动态研究，即人口迁徙的研究。本年度最重要的成果是葛剑雄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合著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该书全面论述了历史时期的移民活动及其各个方面的影响，不仅解决了历史人口地理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同时也为整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葛剑雄《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是作者主编此书过程中对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综合归纳和高度总结。移民必然对迁入区的文化产生影响，葛剑雄《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其文化意义》（刊《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该时期汉人西迁人数虽不及南迁，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并不在南迁移民之下，而对北朝以至隋唐文明的影响显然更大于南迁移民。黄尚军《湖广移民对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川东学刊》第1期）一文指出，湖广移民带入四川地区的湖北话(主要是麻城话)、湖南话、江西话等，在四川官话的形成过程中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叶骁军《试论我国古都移民的原因与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古都移民概况，分析了移民的三个主要原因，认为古都移民促进了新都的繁华和发展，同时也造成旧都的衰败甚至毁灭。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第1期）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论文，因为以往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多考虑人的社会属性，很少注意到人也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曹文则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也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觅食、求生的本能；为此，他考察分析了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鼠疫两次大流行及其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认为嘉靖时期汉族移民开始对山西长城口外的蒙古草原实施移民开垦，扰乱了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源地长爪沙鼠的生态环境，人、鼠接触增多，染疫的可能性随之增加，万历九年自大同开始的鼠疫大流行很可能与汉族移民的这一活动有关。据他估算，明末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1000万，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六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一向很活跃，但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并不多。199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之年，司徒尚纪《香港历史地理的变迁》（《热带地理》第2期）在复原香港古代文明和地方建置基础上，阐明香港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并对鸦片战争后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空间扩张过程、市镇发展、经济崛起、特殊政治舞台和特殊文化风格等历史地理变迁进行了分析，指出香港能成为世界性经济大都会，主要是香港区位、华人资本、人力、技术流入、机遇以及中国人民刻苦经营和辛勤劳动的结果，而非英国殖民主义的胜利。李孝聪《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演化》（《九州》创刊号）一文以镇江、常州、无锡等城市为例，从城市中的水系、桥路、市街等视角，探讨了唐宋以来江南运河对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形态与结构及其演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影响。兴庆府是西夏都城，由于文献匮乏，对于该城的许多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刘菊湘《兴庆府的规模与“人形”布局》（《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论证了银川老城是兴庆府故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其规模也不在银川老城与高台寺之间，“人形”完全是府城内的布局，与贺兰山离宫等无关。此外，尚有曲英杰《周代都城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吴佳新《宋代淮南地区城镇的发展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等。
七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在这一方面，研究成果不多。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是作者的论文集，以交通地理研究为主。作者以历史交通地理为其治学的主攻方向，又长期担任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交通路线和行记图组组长的工作，所以文集中所收论文，都是倾注大量心血的力作，代表了国内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文章首次刊布，分别为：《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考》、《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和《飞狐道的历史变迁》。这些论文资料详备，排比细密，功力殊深，所以对交通路线的复原非常明晰具体。但在考订方面，则显得有些过于谨慎，似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分析判断。如《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一文，记述有经中谓桥、蒲城至同州、河中府一路。此路明显过于迂绕，不大可能是长安、太原间正常行走的通道，文中则未做出相应的剖析。
八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在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太多。辛德勇的《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4期）和《韩信平齐之役地理新考》（《九州》创刊号）两篇文章，重新研究楚汉战争地理问题。关于刘邦进出汉中问题，作者根据《史记索隐》所记隋人王劭见到过的旧本《说文》，指出《史记》记述的“蚀中”，本名应当是“中”，后来因形近讹变为“蚀中”，又因音近讹变为“褒中”。从而把刘邦入汉中经过的所谓“蚀中道”与张良送刘邦入汉中时分手并烧毁栈道的所谓“褒中道”，统一为子午道的前身“中道”。此外，作者还指出，韩信指挥的还定三秦战役之所以会一举成功，关键是通过声东击西，转移章邯注意力，放松了对陈仓道的戒备，即“明出陇西、暗渡陈仓”。关于韩信平齐这役，作者着重指出，韩信入临淄后，并未直接转入对齐决战，而是先派遣曹参、灌婴诸将平定逃散到临淄南、北、西三面的齐军，然后才与龙且等决战。虽然这些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能够在众所熟知的老问题上提出新的看法，反映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宋杰《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首都师大学报》第3期），论述了战国时函谷关的重要性。作者指出范睢拜相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后的秦国，改变了兵力部署，把战略主攻方向由豫西通道改至晋南豫北通道，从而获得成功。文章的重点，是论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继承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来的兵要地理研究传统。
九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热门。本年度最重要的成果是出版了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该书系由一个个专题汇结而成，虽然涵盖了历史文化地理的各个主要方面，但毕竟在每一方面都只是一个时期或一个区域，在时期和空间上都没有贯通全部。这虽有不够系统的缺憾，但从学术角度考虑，起码就历史地理的专业人员来讲，更需要这种有多少研究就写多大文章的做法，若勉强凑成体系，则势必损害其学术价值。该书分为语言文化区、宗教文化区、风俗文化区、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编，最后系以结语，归纳出中国文化地域传播的变迁大势是先由北到南、后自东徂西。本书的撰述形式，本来就基于各专题执笔者在该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所以全书颇具学术深度，可以说成历史文化地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现择要介绍几篇具有深度的研究论文。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中国文化研究》第4期）研究了两汉二百多年间风俗的同一化过程，认为到西汉后期原有的八方殊俗异彩纷呈的风俗马赛克图景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的单一化形态，密集的多元文化区已经消失，因而在东汉后期已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划分新的风俗文化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将明清时期江南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进士占全国的比重变化分为五个阶段，最低的占全国16 3%，最高的占33 56%，认为这种盛衰变化反映了江南士子的政治前途与国家命运及江南的经济盛衰；文章研究了进士地域分布与家族所出不平衡性，发现进士集中在各府附郭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中，从而认为所谓的江南文才甲天下，只能指某些地区，而非整个江南。张晓虹《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的初步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第2期）对清代陕西缔结婚姻中的缔约程序、迎娶仪式或礼后习俗三项指挥进行研究，依照其地域分布的差异，将陕西划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婚俗区及六个亚区，并且探讨了自然、经济、移民、政区因素对于形成三大婚俗区的不同程度的作用与影响。明清时期，苏州府的经济、文化地位在江南首屈一指，张敏《明清时期苏州会梨园子弟的播迁》（《复旦学报》第6期）认为苏州府梨园子弟播迁的方向主要是全国性、地方性都会如扬州、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天津等城市，并且引起了这些城市社会风气的某些变化。此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黄静《浅论先秦时期岭南文化的特点》（《首都师大学报》第1期）、李少园《论宋元明时期妈祖信仰的传播》（《福建论坛》第5期）、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
十 学术史研究与地名考辨
在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研究方面，陈桥驿《汪辟疆与〈水经注〉》（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一文依据新的可靠证据，放弃过去的看法，赞同台北本《水经注疏》为熊会贞谢世前的最后定稿。至此，这一有关杨、熊合著《水经注疏》迷离扑朔的悬案基本得到了统一的认识。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大出版社），是谭其骧文革以前前半生的传记。谭其骧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段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在历史地理学界受到很大关注。史为乐《严肃谨慎、意在求实》（《东岳论丛》第2期）一文，回忆了谭其骧生前从事学术研究严谨、求实的朴实学风。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一文（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论述了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经过，使人们对于这一段学术史，有了更为准确和全面的了解。这些论著的出版，为下一步全面总结晚近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地理学史属自然科学史范畴，然其研究对象大多与历史地理学学术史重合，历史地理工作者往往兼事地理学研究，故在此也有总结的必要。李零《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九州》创刊号）是本年度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文章分别阐述了中国上古“天地相应的概念”、“四方和极至的概念”、“九宫和空间概念”、“山海的概念”、“九州概念”、“中轴线的概念”以及模式化倾向等在古代地理思维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对古代地理观念研究的突破，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翔实深入的论述。辛德勇《中国人文地理的传统》（刊《读书》第5期）则指出，那种认为地理学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历史学附庸的通行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传统目录学中的史部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地理学在四部分类中归在史部只能说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人文属性。这是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性质的新看法，是否得当，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地名学史是地理学史中人文地理学史的一个分支，也是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地学界，地名学史研究一向很薄弱。不过，第一本地名学史著作是地学界学者奉献的——孙冬虎、李汝雯合著的《中国地名学史》已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该书以19万字篇幅分上、下两篇简述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地名学和继往开来的现代地名学的发展过程，从先秦时期的地名一直介绍到本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史勾画了一个轮廓，但书中涉及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知识有些错误，引证史料不讲究史源，也间有因袭前人误说之处。华林甫《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是他的断代地名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文中对七类地名命名原则的探索(如认为“因水为名”原则到唐代才得到最终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则为唐时首先提出等)，对《括地志》、《元和郡县志》中地名渊源解释的统计与分类，对《元和郡县志》地名渊源解释的溯源，对天宝元年更改天下110处县名具体落实了109处，并从微处观察到一些不见历史记载的现象等，在学术界尚属首次。具体地名考辨与研究方面，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晋阳学刊》第2期）是一篇很出色的论文。该文在全面收集并分析了文献中“山西”名号记载的基础上，探讨从秦汉至元这一称谓内涵的演变，特别强调辽金时期以燕山山脉为参照物的一种全新“山西”概念的出现，指出这种概念才是导致“山西”成为今天正式政区名称的真正渊源。文章在具体论述中，批驳了一直为学者们认同的顾炎武认为“河东、山西，一地也”的观点，指出“河东”与“山西”作为两种不同的地域概念，是难以划等号的，金、元政区中“河东”与“山西”是并立的，直到明初将原元中书省中的河东山西道改置为山西等处行中书省，这才成为清代及今山西省建置的由来。孙冬虎等《我国山名的记载及其结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也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该文研究了古代山名结构的变迁，认为从先秦到唐代山名经历了简化过程，虚词“之”字迅速脱落，语言、尤其是口语对山名的简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一 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本年度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不少，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篇幅宏大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明、清两册均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代表了古地图研究的最高水平。李孝聪为《消失的边界，中国古地图启示录》一书（香港里昂证券有限公司，1997年）作序、跋中，提出了通过古地图来认识中国文明的观点，中国地图的种类、式样、风格与内容都表达了中华文化独有的特性，地图展示的差异是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并举例批驳了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地图精度不高的看法。金景芳、吕绍纲合著《〈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是一部精深、严谨的古籍研究专著。该书既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禹贡》著作年代问题，近数十年来大家比较倾向于战国说，本书对此指出异议，从文字古朴、关于海的概念、伏生口授、孔子编定《尚书》四个方面论证，创立春秋初年成书说，书中写道：“最可能的情况是虞夏之时记录下了禹别九州、任土作贡的史料，传至后世，到了平王东迁之后，经过一位学者的加工润色而写定成篇”。又如关于碣石的方位，作者认为以往错误在于把《禹贡》的碣石与后世帝王登临的碣石混同起来，谭其骧考证《禹贡》碣石即今河北昌黎的碣石山是对的，但说是秦皇汉武登临的碣石就不对了；今辽宁绥中、河北秦皇岛等地，都可能是帝王登临的碣石，而绝非《禹贡》之碣石。施和金《〈宋史地理志〉补校考》（《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纠正《宋志》之误46条，多有发明，如考定太平州下“南平军”系“平南军”之倒误、静江府领县脱“阳朔县”，等等。张宝钗《明绘本〈边镇地图〉考》（《东南文化》第4期）考证了世人不知又不见著录的南京博物院藏明绘本该图及作者的基本情况，认为该图上承朱思本手法，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地图史、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徐少华《〈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两汉若干地理辨误》（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结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实地调查资料，为该图集中的申国申县、谢国棘阳、郦邑郦县、〖FJF〗*=〖FJ〗国丹水、商邑商县等一些先秦汉晋地理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辨析、纠误，立论确凿，为今后修订再版提供了补正意见。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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