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甫

1990年历史地理学界取得显著成绩。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大型的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提交会议论文一百多篇。谭其骧在会上作了《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与会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包括来自日本、香港等地的学者，围绕谭其骧的报告就历史地理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本年度科研大获丰收，成果比以往任何一年要多得多，作为年刊的《历史地理》集刊本年度连出三辑(其中第九辑为庆贺谭其骧八十寿辰专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也刊出了专号，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一二两卷相继问世，谭其骧从日本复制、国内业已失传的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也与读者见面。石泉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邹逸麟著《千古黄河》、翁俊雄著《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8月）等一批专著问世。另外，由曹婉如等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一册战国至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本年与读者见面，《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业已出版。本年度出版了专著十余部，论文四百多篇。大致说来，本年度历史地理研究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理论的探讨

本年度学科理论探讨文章仅马正林《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地理》第9辑）一文。文章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韩光辉译苏联学者B C 热库林著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认识发展史》（《历史地理》第8辑），向我们介绍了苏联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内容方面的认识，值得借鉴。

二、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然而，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于世的黄河，在历史上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邹逸麟教授撰写的《千古黄河》一书（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260页，15万字），是建国以来又一部研究黄河史的著作。本书介绍了黄河流域作为中华大地生母的历史概况，总结性地探讨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植被之破坏及其原因，详细叙述了两千多年来黄河上、中、下三游决口、改道情况，勾勒出黄河变迁史清晰的轮廓，而且还研究了黄河淤、决、徙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简述了历代治黄经验，并就当今一些主要治黄建议作了简要评述。全书共分七章二十三节、地图三十一幅、表格十六份，是作者多年研究黄河史的心得，也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以来学术界有关黄河史研究的最新总结。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江道河床古今变化激烈，张修桂《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一文，是作者三峡工作背景系列研究之一，认为自中全新世以来，长江自三峡段到江汉洞庭湖地区，河道形态有过重大演变，其特点表现在荆江及其分流与两岸湖泊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统一体中同时经过复杂的演变，最后形成目前的状态。张修桂《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8辑），推翻了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注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它的形成经历了复式分叉型、南江北沱分叉型、北江南沱分叉分流型三个阶段，其演变进程以渐变为主要形式，不存在突变过程。刘德岑《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第2期），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梁山泊淤平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历史气候的变迁是近年历史自然地理的热门话题。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认为，唐代气候冷暖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其中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第一期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第二期从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十三世纪温暖期自然带的推移》（《复旦学报》第5期）分析了柑桔、苎麻的种植北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十三世纪气候转暖的事实，从而推断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自然带已向北越过现代一个纬度的结论。此外，探讨历史气候变迁的论文有盛福尧的《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思想战线》第5期）等。环境变迁则是近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另一热点。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复原了黄淮平原南部的早期地理面貌，认为春秋前后本地区植被遍野，局部地区还多湖泊、沼泽，战国后随着天然植被被破坏的同时，兴修了一批人工陂塘，改善了自然环境，提高了农业生产；唐宋以后，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减弱了抗涝防旱能力，水旱灾害加重。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2期），通过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考察，认为全新世中期陕蒙晋大三角地区并不象今天多灾、贫瘠，而是一派草茂林丰、河湖广布的景象，非常适宜人类居住与农牧业生产；通过对目前残存的植被考察，认为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特别是明清两朝；植被的破坏，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河湖水系的变迁又造成了后套地区的土壤盐碱化。这些都足以引以为戒。王乃昂《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8辑）认为：历史时期甘肃气候从温暖转向凉爽，气候旱化，持续变干，野生动物趋于减少甚至消失，古代森林覆盖率在30%左右，今天将它恢复到10%是完全可能的。平原与海陆变迁的研究。张忍顺《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洲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8辑）指出：近岸沙洲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洲由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阚为群《苏北中部沿海平原一万年来的古地理环境》（《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从沉积地层学角度，利用地层中保存的孢粉、微体化石、沉积物的结构和构造等材料，对苏北中部沿海平原的古地理环境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郑宝恒等《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指出连云港海陆变迁主要在云台山地区，是黄河夺淮入海所带来的大量泥沙所造成的。海岸线的变迁能给地名留下印迹，吴松弟《温州的地名与海岸的变迁》（《地名知识》第5期），分析了温州地名中的瓯、岙、屿、湖、海塘、海涂等与海陆变迁相关的地名通名，反映了当时海岸地带的自然景观和人类活动状况。徐建春《杭州史地新探》（《杭州师院学报》第5期），力驳西湖为海湾泻湖说，提出了西湖是河口湾湮废之后留下来的水体的新观点；文章也不同意杭州城区成陆始于东汉的观点，并认为早在六千年前业已成陆。沙漠化是人类极为关注的大问题。五、六月间，由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组织的沙漠考古课题组对内蒙古西部的戈壁沙漠进行了近四十天的考察，结果表明：额济纳河东岸河口的堵塞，同人类活动有一定关系，造成古居延泽失去淡水补给，趋于干涸，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沙漠化加剧；吉兰泰盐池附近沙害，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学者们对科尔沁沙地考察的结果也表明：草原沙化完全是人类盲目开垦的结果，因此考察者呼吁治理沙化必须从控制人类自身的活动作起，否则下世纪将出现“耕者无其田、牧者无草地”的可怕局面（《沙漠考古简报》第5期〈内刊〉），因此，景爱《科尔沁沙地的形成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7辑）进一步指出：“风沙可以推毁人类文明，科尔沁沙漠化所造成的影响，是我们不可忘记的历史教训。”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论证了研究绿洲的意义、方法和目的。

三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进展

人文地理是一门研究人地关系的学问，谭其骧在《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的主题报告中，回顾了我国两千年来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和近年来的进展，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极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历史人文地理包含内容相当丰富，拟分类介绍。

1 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传统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侧重于疆域与政区，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一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201页，14万字）则不然，本书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布与民族战争的原因、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地理基础、中国成为长期统一又长期专制但又经常产生分裂与战争的地理原因、中国统一王朝古都变迁与地理关系等等。书中分析了坦荡如砥的平原这有利于统一的地理条件，也对大运河的开凿于国家统一的作用作了恰如其分的估价，同时还指出了封建经济的地方性、狭隘的乡土观念这些不利于统一的因素，并且对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割据的山西高原、四川盆地

、关中、江南、福建、两广等地区作了剖析。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8辑）认为，商代疆域象一张由村邑和城邑组成的网，即网状疆域。钱林书《春秋时期晋国向东方的扩展及所得城邑考》（《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主要研究了晋献公、文公、景公时期晋国疆域向东方和东南方的扩展。牟元珪《汉十三刺史部起源考》（《历史地理》第7辑）、《关于西汉十三刺史部治所问题》（《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认为：汉代十三刺史部是在御史监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地方监察制度，经历了由不常置到常置、由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过程。陈可畏《论赤壁大战与赤壁考》（《湖北教育学院学报》第3—4期）认为著名的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上、下连载《历史地理》第8、9辑），研究了侨州郡县设立的四点原因、两种方式、设官施政、土断政策，以及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总结出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集中布局的五大区、十一小区，形成大分散、小集中、诸点成线、诸线呈面的分布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全文五万余言，乃是迄今为止研究侨州郡县制度最为详尽的力作。胡阿祥《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州郡县考略》（《安徽史学》第2期），考察了三十八个侨置于今安徽省境内的侨州郡县，基本上理清了东晋南朝时期安徽沿革中最为混乱的一段舆地沿革。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河北学刊》第1期），研究了东西南北离乱纷纷的历史与地域的关系，认为“河北乱则天下乱，河北治则天下治”，幽冀诸州是影响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的重要地区。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一书（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8月，23万字），第一次设法将久佚的《贞观十三年大簿》加以复原，将大簿所载的三百五十八州、一千五百五十一县一一加以考订，考证精祥博洽，为制作标准的初唐地图提供了条件。李并成《唐代凉州(武威郡)诸县城址的调查与考证》、《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第1、3期），对唐代凉州及其所属姑臧、神鸟、昌松、天宝、嘉麟、武威六县治所作了细致的研究，也对唐代瓜州、晋昌县、常乐县、阶亭驿等城址作了考证，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两例误绘。邹逸麟《宋金分界考》（《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认为：宋、金和议划定界线，前后共有四次，在部分时间则维持在秦岭——淮河一线为界。郑世刚《略论宋代“路州县”三级行政体制》（《上海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为路、州、县三级，路是宋代地方行政的最高级，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三司并立”是路级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组织形式，不同意“三司长吏都是监察官和使臣的性质”的观点。赵永复《明代地方行政制度考述》（《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考察了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结论是：内地是布政使司和府、州、县，内地边缘是都司、卫、所，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土府、州、县及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等土司，东北、西北、青藏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羁縻都司、卫、所，这些机构又往往相互交错，布政使司之上有总督、巡抚，府、州、县之上又有道。

2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中国古代以农为主，因而种植业地理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郭声波《历史时期四川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分水稻从平原向山区的扩展、黍粟与畲田、冬麦的异军突起与古典农业的革新、高粱和玉米的传播、芋薯类作物的消长、豆类的繁衍六大部分，分别对四川省古代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及其变迁作了详细的研究。郭声波《历史时期四川手工业原料作物的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认为四川历史上的农田种植的手工业原料作物，一直以纤维类为重点，大致盆西以大麻为重点，盆东以苎麻为重点，盆中以后起之棉花为重点。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在查阅七千余种地方志书及其他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玉米、番著的集中产区主要分布在南方，玉米集中产区北端以秦岭山脉为界，番薯集中产区主要分布在杭州湾以南东南各省；南方西部玉米集中产区与东南番薯集中产区出现对峙，玉米、番薯的垂直分布亦呈明显的差异，并就形成这种状况的社会、自然诸原因进行了探讨。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上、下连载《中国农史》第2、3期），全文四万言，对唐代人们第一、第二主要粮食作物粟、麦的生产布局作了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考察。工矿业方面，黄盛璋《唐代矿冶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7辑）考察了有唐一代金属矿产(金、银、铜、铁、铅、锡)和非金属矿产(矾、石油、煤)的分布与发展，认为矿产分布的地点有兴有废，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多，金银矿的分布基本上在东南与西南，尤以岭南为重心，这可能与岭南以金银为货币有关；而由于铸钱、生产工具的需要，铜、铁矿发展快、产量高，因而也很普遍，并且将唐代矿冶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加以论述。交通与人口地理是历年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认为我国交通道路起源于原始社会，由络绎不绝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推测当时形成了的交通道路，对夏、商、西周的交通道路，以及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横东西的交通道路作了深入研究。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秦汉时期除了陆路交通的突出发展而外，水路交通、特别是内河航运也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当时主要河流的主要河段都已通航，为便利漕运还开通了许多人工河道，这不仅成为维护专制帝国生存并保证其行政效能的重要条件，而且为后世河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文楚《唐代长安太原驿道校补》（《历史地理》第8辑），就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中《长安太原驿道》作了校、补，凡证、校、补、纠十七处。李孝聪《公元十——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论述了由唐末到北宋政治中心迁移对华北平原北部交通道路的影响，进而探索了交通变迁对沿线城镇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澶州、瀛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不同等级序列的州——县——镇级城镇依近乎等距离的排列，较唐代分布更为合理，显然是受到交通驿程和每日行程的制约；相州、邢州逐渐发展为地方中心城市，而不再作为驿道的卫州至怀州段沿线城市等级下降。王颋《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就元代云南行省内的七条陆路站道、一条水路站道作了考证。杨正泰《明代国内交通路线初探》（《历史地理》第7辑），主要探讨了明代的内河水路干线和陆路交通状况，分析了水陆交通路线的布局、变迁及其原因。周振鹤《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古代航海活动》（《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认为：秦汉三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陆上交通的不便促使了海运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滨海地区的开发，这个开发过程逐渐深入内陆，至唐与由内地向沿海推进的过程衔接。

3 历史人口地理方面，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发凡》（《历史地理》第9辑）就中国移民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韩光辉《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和《清代北京地区人口的区域构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则是北京古代人口地理研究的双棒。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初唐贞观十三年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以及十道经济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司徒尚纪《海南岛历代民族迁移和人口分布初探》（《历史地理》第7辑）认为：海南岛历代移民来自大陆的闽、粤、桂三省，汉族移民是开发海南的主力，而闽人又是主力中的骨干。与移民的同时，黎族向山区转移，形成了汉在外、黎在内、苗居山顶的水平和垂直的民族人口分布层次，各自成为当地土地开发的主力。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9辑），利用近二十种氏族史志资料，分别对湘北、湘南、湘中、湘西四区历史上的移民作了现代统计学的分析，认为迁入湖南的移民氏族中60—64%来自江西，12—15%来自广东，5—7%来自苏、闽，江西人在外省地湖南的移民中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区域经济方面，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历史地理》第7辑）研究了福建、浙南、粤东沿海丘陵的开发过程，将本地区分为北区、中区、西南区、南区四个亚区，并对各区的情况作了具体而又细致的探讨，是地方开发研究文章中写得较好的一篇。汤开建《元代时海南岛的开发与经营》（《暨南学报》第4期）认为，元朝统治海南九十年，在海南开发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张步天《洞庭湖区历史农业地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从耕作制度的变化、滨湖屯垦的史地考察、主要农作物及水产的分布等角度研究了洞庭湖地区的历史农业地理状况。研究河北经济史的有一批文章，如陈昌远《论赵国经济的发展》（《河北学刊》第6期）、刘德雄《十六国北朝时期河北经济区的发展》（《北京师院学报》第6期）、谢志诚《金代河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河北学刊》第3期）、程民生《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第5期）等；河西经济也是热门话题，本年度有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李并成《元代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西北师大学报》第3期）等。其它区域经济研究论文尚多，如陈衍德等《宋代福建各地农业经济的区域特征》（《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张炳生《宋代浙江的人口和农业初论》（《宁波师院学报》第2期）等。

4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尤其是古都的研究，更是蒸蒸日上。侯仁之《记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雍正北京城图》（《历史地理》第9辑）一文，介绍了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幅手绘清代前期北京城图，确定这是一幅雍正时期的北京市区图，指出这幅图在研究北京城市水道变迁史上至关重要。史为乐《简论洛阳古代都城遗址的变迁》（《历史地理》第9辑）认为，洛阳都城遗址的变迁显示了逐渐西移的趋势，并就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作了周详的探讨。杜瑜《汉唐河西城市初探》（《历史地理》第7辑），就河西走廊城市兴起的地理基础、城址选择、城市兴衰及其原因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河西地区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三起三落过程。陈代光《试论广州城市的形成》（《暨南学报》第3期）推翻了广州建始始自春秋的说法，对番禺、广州得名过程作了详细论证，认为作为城市的广州是秦代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陕西师大学报》1991 1—1992 2），提出了古都和中国古都学的定义，具体论证了广义的古都一百八十七处、狭义的古都六十四处，并论述了研究中国古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它文章尚有马正林《论西安城址选择的地理基础》（《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焦书乾《论我国中南、西南民族地区城市的历史演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王维坤《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等。与城市相应的是市镇研究，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是作者长期研究江南市镇的结晶，他的《明清长江三角洲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第12期）认为，本地区粮食业市镇与米市的兴旺发达，为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苏湖熟，天下足”让位于“湖广熟，天下足”，不仅不意味着本地区农业的衰退，更昭示了本地区农业已跃上了一个新阶段。宋家泰等《江南地区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在阐明镇江以东的苏锡常地区、上海市、浙北嘉湖地区和余杭县范围内的江南地区小城镇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着重从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的主要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其它市镇研究文章尚有张华《明代太湖流域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等。

5 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周振鹤、卢云的研究成果相当出色。周振鹤《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历史地理》第9辑），从移民活动和行政区划两个因素来揭示和分析现代汉语方言地理形成的历史背景，指出：历史上所有的移民活动，其迁徙方向主要是由北而南，其次是由东到西，这一重要特点产生了汉语方言的最初源头。文章仔细分析了三次移民浪潮对南方方言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认为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对方言的分区划片有着巨大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移民活动是形成方言地理格局的基本因素，而历史行政区划则是方言分区划片的合理因素。卢云《先秦时期的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探讨了先秦时期俗乐区域的形成过程与分布状况，雅乐文化的发展中心与影响地域，以及音乐文化的风格特征与各地自然环境、社会风气、婚姻形态、宗教活动、城市发展以密切关系，认为先秦各地音乐文化已呈现出相互迥异、万象纷呈的风格特征，展示出丰富多彩的音乐分域。卢云的《先秦两汉时期婚姻礼制的地域扩张与阶层传播》（《历史地理》第8辑）、《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历史地理》第9辑）、《中国知识阶层的地域性格与政治冲突》（《复旦学报》第3期）一系列论文，异军突起，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填补了许多空白。卫家雄《明清闽台风俗通义》（《中国史研究》第3期）、徐建春《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浙江学刊》第1期）、单树模等《论苏北古代文化地理》（《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等文章，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

6 历史边疆与民族地理

本年度历史边疆与民族地理研究取得了一批出色的成果，出版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百越民族研究》、《党项史研究》、《西北民族关系史》、《汉唐和亲研究》、《夜郎史稿》等一大批专著。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楚灭国考》是两部研究上古民族地理的著作。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认为，拓跋鲜卑祖先南迁至“方千余里”的大泽，在今嫩江下游地区，古代曾经有个大湖，后来逐渐消失并演变为一条宽广的河道。沈卫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考》（《历史地理》第7辑），考证了十三万户的具体名称及其在青藏高原上的地理分布。张雄对广西左江地区境内的唐代羁縻州作了全面的研究（《唐代广西左江羁縻州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与羁縻府州不同的是侨置府州，樊文礼《唐代灵庆银夏等州界内的侨置府州》（《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唐代将内迁的游牧民族部落大都隶属当地军城节度使管辖，侨置府州的都督刺史多在军城内任职。此外，尚有吕一燃《中俄霍尔果斯河界务研究》（《近代史研究》第5期）、冯继钦《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北方文物》第2期）等。

7 历史地图研究

长沙马王堆地图的出土，引起了人们研究古地图源头的兴趣。朱玲玲《论先秦时期的地图》（《华夏文明》第2集）一文，讨论了我国地图的起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周礼》中的地图和有关《山海图》的问题，认为西周初年有确凿的材料证明已经使用地图了，并且总结了先秦地图种类多、用途广、制图技术已有相当水平三个特点。天水放马滩地图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章珊认为此图年代并非秦始皇八年，而是公元前300年前制作的（《放马滩出土地图的年代问题》，《历史地理》第8辑）。刘建国《〈禹迹图〉考辩》（《东南文化》第4期）将伪齐阜昌七年刻石的《禹迹图》与绍兴十二年刻石的《禹迹图》(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镇江市博物馆)作了比较，发现两图特征基本一致，失误也相似，他不同意曹婉如的元丰三年至五年成图说，认为上限不会早于元丰三年，下限不会晚于元四年的上下十年之内。《历代地理指掌图》的影印和《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一册，战国至元)的出版，则更是历史地图界的盛事。

8 地理学思想史

我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地理学思想，涌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两卷共746页，52万字）一书，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收入的历代学者最多、介绍和评述最详细、最全面的一部著作，已出版的两卷收入了截止明末的地理学家五十二人。该书著者们通过对这些人物事迹的评述，科学地概括和评价了他们的地理学成就，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地理学知识丰富的内涵。孙关龙《试析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特点》（《地域研究与开发》第2期），总结了传统地理学的七大特点和两个显著缺点。赵荣《论两汉时期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中国史研究》第2期），总结了汉代地理学的四个特点。周宏伟《南宋两种长江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探讨了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对长江及其沿岸地形、气候、水文、生物研究的价值，认为这两书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徐建春《王士性及其广志绎》（《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对明末足以与徐霞客相提并论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思想作了探讨，认为他在人地关系、经济地理、人口地理、人才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人文地理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此外，尚有周振鹤《中国古代撰写水经的传统》（《历史地理》第8辑）、徐象平《略论司马迁经济地理思想形成的因素》（《经济地理》第1期）等。

纵观1990年的历史地理研究，在取得比以往任何一年成果多得多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是学科理论探讨较少，其次是“冷”、“热”不均。以全局而言，历史地理研究重人文、轻自然；以人文地理而论，又重政治、经济、交通、城市等方面，而轻社会、军事、文化等领域，这无论从专著还是论文的数量上都可以看到。与城市历史地理的繁荣相比，农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就交通地理而言，多注重交通路线的考订，而对于交通道路的运输作用、交往作用则往往研究不足。再次是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多注重农、工、商业的定性泛论，而对于它们的具体地理布局及其变迁的研究则少得可怜，存在着大量空白有待于填补。另外，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目前多依某省区域几省区为界来研究，而科学意义上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则很少见。这些不足之处，有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倾向，一时尚无法扭转，有的是方法和手段问题，可能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只要学界同仁齐心协力，今后一定会有所改观。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