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5月21日 作者：周振鹤（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新京报

现在提倡创新型社会固然很好，因循守旧是社会不能进步的主因，喜新厌旧也是人类的本性，惟其喜新才能创新，惟其创新才能发展。但在学术领域里要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却并不容易。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有一时突破与超越的可能，但在人文学科方面创新的难度相当大。我们想出的每一个新思路，都不免有前人的影子在其中，我们迸发出来的智慧的火花，有时只是前人思想的变形而已。

我曾经不无偏激地说过，大智慧已经被两三千年以前的人发明完了，我们现在发展的只是一些小智慧。关于人伦的道理，孔子已经说完，关于祸福相互依存，老子业已阐明，性善论有孟子说在前，性恶论也被荀子说了去，甚至逻辑学也由墨经开了头，而以消费促生产的极为时尚的理论，更有管子的侈靡论著了先鞭。夫复何言！生在现代的人看来是有点悲哀。所以后代的中国人只着力于为经作传，为传作疏，也就是把古人说过的话再往前延伸一点，然后在其间发表一点自己的小智慧。

不但哲学思想方面如此，就是史学也好不到那里去。《春秋》开始的编年体，《史记》首倡的纪传体，一直被当作历史著作的两种基本体裁，直到南宋才有纪事本末体增加进来，而第一本纪事本末体的历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竟然只是《资治通鉴》换了方式的抄录而已，后者是按年编排，前者改为按事情来排列。此后三种历史体裁又一直沿用到现代，才有所谓章节体的新体裁产生，但章节体实际上并非史学专用体裁，而为一切现代学科所通用。文学方面应该说创新是比较明显的，前有诗经楚辞，后有汉赋唐诗，再有宋词元曲，复有明清小说戏剧。但就某一种体裁而言，也还是一样，不容易创新，好诗早叫唐人做完了，宋词以后只剩词牌了，元曲没人会做，只有小说戏剧还大行其道，当然如汤显祖、曹雪芹那样的大腕也很难再有了。

在西方也有类似现象。怀德海也很极端地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只是柏拉图的注脚。其实不论中外，并不怪今人不比古人聪明，而只怪今人生得太晚，一些普遍的真理，古人已经说在我们前头了。以此之故，在人文学科领域里要谈创新，真的要存一点敬畏之心，要老老实实先积累，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哪些东西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哪些东西早就被老祖宗说过了。研究历史的要穷尽与你研究的那个问题有关的所有史料，然后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即使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史料，但是如何分析也还是一个问题。司马迁写《史记》就是不肯把秦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的名目写出来，以致两千多年来，研究文章无数，至今还弄不清这三十六郡是哪一些。而须知这三十六郡的设置正是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的标志，而废封建改郡县可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两桩最重要的事件的头一件。

现在人文学科的毛病不是创新太少，而是积累太少，总以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前人不知的念头，发现了前人不知的史料，做出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判断，殊不知前人也许已经都做过了，只是你没有注意到。所以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近年来不断出现，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科研资源。不少学术著作貎似横空出世，自我作古，其实许多研究不是拾人牙慧，就是变相的抄撮。所以在人文学科方面最合适的研究，其实还是填补空白比盲目创新要靠得住。例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许多小语种的外文资料至今没有国人去研读，如果有人下决心学好一种小语种的外语，而又肯下苦功去钻研无人读过的资料，那他的成绩肯定比冥思苦想的创新要出色。

以上所说差不多都是废话，因为一句“厚积薄发”的老话已经概括了所有的意思了。但这四个字并不见得都能被所有人记得，或者记得也不见得付诸实行。所以我愿意再重复一下：我们所能“发”的只是很“薄”的一点，在强调人文学科创新的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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