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真 做人诚

                 ――邹逸麟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冯贤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

本文原应“复旦大学名教授传”之约而撰，本网首发，版权所有，转载须注明出处。

邹逸麟，男，祖籍浙江宁波，1935年8月31日生于上海。195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57年初随谭其骧先生回沪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1962年转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助教。1978年任讲师。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8年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2、1997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3、1998年被选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被聘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1996年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同年被复旦大学聘为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首席教授。1998年继聘为首席教授。现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历史地理》主编、上海社联委员、上海史志学会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

早年经历与生活

邹逸麟先生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从宁波到上海做学徒起家的；从他经商起，就希望培育自己的子女进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应该说，先生的家境是不错的，而先生本人的学业还算顺利，先是进入了金科中学（1949年以后改称江宁中学）读书。但先生偏好文科，读书经常是废寝忘食；而数理化的成绩却一直不理想，每每念及有数理化考试，心中总觉是一种负担。1952年夏天中学毕业，当年秋天就考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学方面的知识。

当时，山东大学还在青岛，从解放前到建国初期，这所大学在全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原因在于她拥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所以，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气候，山东大学都十分有利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历史系，萃集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研究各有独到之处，如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史、古代东方史，陈同燮先生的希腊罗马史，韩连祺先生的秦汉史，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张维华先生的明清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土地制度史，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年谱学、目录学，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和研究，杨向奎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赵俪生先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等等，皆堪称一绝。他们都给本科生开基础课，而这些课正是先生所喜欢的，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到大学三年级时，先生所分的研究方向是近代史，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洋务运动的题目。

这样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先生后来的多次回顾中，总是赞叹有加。而且幸运的是，1956年以后，当其他同学被时代命运所羁绊，在大学毕业之际，不得不放弃继续从事本行业研究和学习时，先生却在当年秋天，被分配到了当时中国的学术重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先生的工作是在秦汉史组，开始认真研读《史记》等著作，准备长期从事秦汉史的研究。

但北方的生活环境，对这个上海人来说，还有点不太习惯。时间不长，为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被借调到北京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先生要回上海，为邹先生的南下创造了新的机缘。先生后来回忆说，他终身从事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纯粹是因为这次偶然的机会。

与历史地理学的结缘

早在1954年秋天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吴晗谈起读《资治通鉴》不能没有一本好的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阅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认为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的一套朱墨套印《历代舆地图》，只要重新改绘一下，修正其中的错讹，很符合这个要求。当年11月即成立了由吴晗、范文澜等著名史学家组成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并一致同意谭其骧先生主持其事，准备编成一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1955年2月份，通过高教部的调请，谭先生从上海来到了北京。工作不久，谭先生很快感到没有预计的那么顺利，到56年底也仅完成秦汉图稿和一部分清图底稿。这年冬天，复旦校方再三敦促谭先生回校工作，但《图集》工作不能中辍，无奈之下，谭先生向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先生提出，由该所选派两名年青人跟他返沪，协助编图。

这时，邹先生与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同样在所内工作的王文楚先生，得知中科院上海分院有成立历史研究所的规划、复旦历史系的周予同先生将出任所长，就乘此机会一起向所里打了调回上海的报告。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1957年1月7日，先生在历史所一间平房里第一次拜见了谭先生。谭先生很忙，对他们匆匆讲了编历史地图的几部主要工具书后，就约定月底让他们到复旦报到。过后，先生马上到资料室去翻阅《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初步接触了沿革地理的重要著作。1月23日，先生与王文楚来到了上海北苏州路河滨的一幢大楼里报到，当时的杨图编绘工作组就在这里。与先生一起从事编稿工作的，当时只有五个人。除先生之外，有谭先生、章巽先生、吴应寿先生和王文楚先生。

1958年大跃进开始，《图集》工作也需要加快，于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充实了许多年青同志，参加编图工作。所有绘图人员都被催得十分紧，连续数年都是一天三班地搞，暑假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春节只放假三天，不要说有个人的读书时间了。

到1962年，先生正式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担任助教，积极配合谭先生从事《图集》的编绘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图集》的编纂工作一度停顿，谭先生也受到了冲击。由于《图集》编绘工作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定的，所以1969年6月就恢复了编图工作，由于“左”的干扰，质量明显受到了影响。那时，邹先生白天在学校里除了编图，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和各种劳动，即使在非正常的工作时间，偶而走出办公室休息一下，都生怕被革委会的人看到，被作为批斗的对象。看一些历史文献，有时也得小心，一旦引起革委会的人不满，也会被树作“典型”。在很多情况下，看历史书成了一件偷偷摸摸的事。先生后来回忆说，那时为了编图，需要查考许多书，有些书却不是在家里或在学校里看的，而是在公共汽车上，从当时的淮海路家到学校的颠簸路途中，就读完了《史记》、《汉书》等文献。

编稿工作进展显然并不迅速，但先生对沿革地理很快熟悉起来。从1955年谭先生在北京开始编图，1974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本；1981年开始分册修订，到1989年八册全部出齐。这样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如果从1957年1月开始参加编图，到1972年内部本编稿完成后转入其他项目，先生参与其事前后也有十五载；1981年后，又参加了清样稿、繁体字本的校对工作。除了《图集》工作外，先生从1955年工始作为谭先生的助手，随他从事集体科研项目。自1959年开始，参加了谭先生主持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的编写，以后每十年修订一次，邹先生都是主要编审之一；1972年开始，参加“二十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标点；1975年开始参加中国科学院主持、谭先生任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编写，1982年出版；1982年又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的编写，辗转又达十五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出版。

就在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先生升任讲师，80年即被晋升为副教授，82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84年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到86年，先生正式出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

在五十年代后期直到整个七十年代这段特殊的时期里，邹先生与其他同龄的大学生相比，要幸运得多。一方面，先生可谓学以致用，没有改行；另一方面，先生从此一直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指导和佑护下，从事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工作。

一般讲，历史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基本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对研究历史地理来说是很必需的；其次，研究的资料基本上以历史文献为主，适当地结合考古和田野调查。因此，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除了必须具备基本的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沿革地理等功底外，还要熟悉普通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对一个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来说，一开始就进入到编绘杨图的工作，无疑会遇到许多生疏的东西，困难也是不言而喻的。先生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研究，是认真而踏实的，他最初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开展的研究和获得的成就，正是依靠读书勤奋和认真考辨开始的。

比如，历史上东部平原河流的变迁，一直是编制历史地图中比较棘手的问题。谭先生曾对《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河流作过细致的考证，汉以后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可依。这样，从秦到南北朝的河流变迁大致可以画出来了。但唐以后的河流变迁，前人没有系统、完整的成果可以利用，需要从头开始。谭先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邹先生。先生从《元和郡县志》开始，将历代总志、正史“地理志”、“河渠志”、河渠水利专著的材料一一罗列、排比，逐渐清理出一个头绪，并绘制了草图。与此同时，先生将收集到的材料，先后撰成《隋唐汴河考》、《唐宋汴河的淤塞原因及其过程》、《宋代惠民河考》、《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金明昌五年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等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先生对整个黄河下游在历史时期的变迁，产生了整体性的认识。于是又写了一篇《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影响很大。当1975年中科院地理所请谭先生主编一本“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专著时，就由邹先生承担其中黄河一节的撰写。先生以很大的耐心，大量阅读有关黄河的历史文献、前人的研究成果，还做了实地调查，进而细致分析了不同时期黄河流域的自然和社会背景，黄河泥沙、洪水发展、变化的规律，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特点和规律，黄河不断地决口改道对下游平原的影响等等情况，最终写成就了5万字的初稿。当《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出版后，反映很好，引用频率很高，几乎以后凡讲到黄河历史变迁的论文或著作都引此为据。此后，先生应香港中华书局之约，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写了《千古黄河》一书。与此有关，黄淮海平原地区在宋代以后因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经济衰落，灾害频发，民众生活贫困。今天这一地区仍然并不发达，与历史上的情况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为此，中国政府将黄淮海平原的治理和改造列为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先生通过多年的历史地理研究，认为黄淮海平原今天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几千年来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于是，他与同事们一起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这是一项有着重要学术意义的工作，也十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现状的认识。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在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另外，先生在学术上比较大的成就，是对历史上运河变迁过程的研究。运河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众所共知的，长期被认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起着积极作用。但先生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第一，历代中央政府不惜工本开凿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中央政府机构提供物资；运河沿线，漕运与农业灌溉用水始终存在着很大矛盾，最后都以牺牲沿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以保证漕运的畅通，甚至使沿线农民因无水灌溉而逃亡。第二，我国历史上人工运河因自然条件不好，一年内有半年需要停航疏浚和维护，而另外半年主要用来漕运，利用运河的实际时间很短。因此，对历史上运河的经济作用不能评价过高。先生就以此观点写成《从地理环境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一文，发表在1982年第3期的《中国史研究》上，获得很高评价。类似这样的研究，先生还有很多。比如，先生在研究中发现，明代初期在北部边境、蒙古高原南缘设置过很多卫所，但在永乐元年一年内全部迁入长城以内，其中的原因学术界长期未能真正解决。先生查阅了《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大量资料，认为真正原因是15世纪初开始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而内地运粮前往供给又耗费过大，得不偿失，最终这些卫所被统一迁至长城以内。先生就此撰写的《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一文，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复旦学报》上，次年即获得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如果从1956年算起，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了，而且成就不菲。但先生一直抱着十分谦虚坦诚的态度，总是认为做得还很不够，但对别人则褒扬有加。他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目的是为了给历史地理学科添砖加瓦，因此要求所做的每件工作能为学科建设起推动作用。

科学研究与传道授业

应该说，与历史学的诸多研究方向相比，历史地理学具有较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而先生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也最大，特别是在黄河变迁史，运河史，环境、灾害与社会变迁等领域。

先生经常强调，作为一名科研人员，除了从事个人有兴趣的研究外，还应该参加一些大型的基础项目。一个学科的发展，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大型基础研究的带动。如果回顾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结果，就能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领域里重大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的编绘，集中了全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要力量，通力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或者未被注意的问题，使历史上中国地理的基本面貌得到了复原，为今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先生就是通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逐渐熟悉历史地理学的。最初，先生为了了解编图的基础文献依据，从《大清一统志》整理出初步的清代政区表；随后，又参加了两晋、十六国、唐、宋政区表的编制，对这些时期的正史“地理志”的优缺点有了具体的了解。此后，为研究所需，集中对中国历史上东部平原河流水系、湖泊与环境的变迁进行系统的清理与考察，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并成为继岑仲勉先生、谭其骧先生之后研究黄河史的权威学者。除了编绘唐宋以后东部平原水系变迁外，先生在《图集》工作中，还承担了大量古地名方位的考证，取得了不少成绩。

经过多年的科研，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地理研究，应该小题大做，运用墨迹战术。在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时，先生也是这么教的。他总是强调，年青学者一开始从事研究时，不能马上挑通论性的大题目，而应从平时读书过程中发现的小问题着手。因为做大题目由于基础不够，往往会流于空泛；而从小问题做起，可以往深处着手，同时可由此题像墨迹一样地化开去，逐步扩大，一步一个脚印，日渐构成一个方面，并且产生系统的认识和看法，最后形成系统的成果，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因此切忌在年青时不肯下死功夫，热衷于凑时髦问题的热闹，东戳一枪，西打一炮，搞得面很广，但都不深，几十年过去了，了解的东西倒不少，但没有一个问题是专的，对自己、对学科发展都没有益处。另外还需多读书，勤思考，力求有所创新或发明。当然，每一研究都不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后人超过前人，而不能绕过前人。如果连这点做不到，或者前人做的研究后人看不看都一个样，这样的研究工作就没有意义了。先生的这些看法，对研究者而言，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目前，先生还承担了许多大型科研项目，有《中国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分典》等。个人的研究课题，有中科院地理所主持的《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2001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主持“历史时期环境与社会变迁”大型课题，准备出版一套丛书；最近又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委托，主持《清史?地理志》的编修工作。先生已届古稀之年，但他希望能再工作十年，将以上的工作做完。

从80年代开始，先生一直为历史系本科生和历史地理研究生开设“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等课程，也招收培养了不少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许多学生都已毕业，有的留在复旦大学，有的在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不少人在全国、甚至海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98年的秋天，先生曾给自己的为人与治学写了这样一段话：“做学问要讲‘真’，待人要讲‘诚’，人生能做到这两点，庶几可以无憾焉。”这短短数言，与其说是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不如说是先生数十年来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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